西索世鉴｜疫情与大国博弈下，全球价值链充满韧性但阴霾未散

【编者按】

2021年刚刚过去，世界依然在新冠疫情肆虐下艰难前行，大国博弈、地缘政治冲突、新老热点问题错杂交织。世界与中国如何从2021年走来，又如何向着2022年前行？上海外国语大学（SISU，“西索”）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与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合作，邀集各领域专家，呈上“西索世鉴”系列文章，盘点2021年世界大势，展望2022年世相新局。

新冠肺炎大流行叠加中美贸易摩擦，改变了世界各国对全球价值链的认识。价值链“回流”、价值链“去中国化”、价值链区域化，近两年这些声音充斥在西方各种媒体和机构讨论中，在这其中，有些是理性的研究和判断，有些则是对中国复杂情绪的过度反应和非理性表达。如今，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已近两年，全球价值链依然充满韧性，中国的中心地位仍然坚挺；但展望未来，由于新任美国政府在高科技等领域与中国的脱钩战略并无松动迹象，后新冠肺炎时代全球价值链的发展仍将存在隐忧和变数，中国必须做好应对之策。

一、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的全球价值链具有强大韧性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前，全球价值链曾经历过两个阶段：一是1990年代至2008年的超级全球化阶段。受益于全球市场一体化、运输成本大幅下降以及国际分工日益碎片化，全球价值链快速发展，从1995年到2008年，以贸易为基础的全球价值链参与率（全球间接贸易占全球贸易总额的比重）从35.2%上升到46.1%。总体看，世界出口占世界GDP比重从1980年代末的15%大幅攀升至2008年的25.5%。二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全球化放缓阶段。根据2019年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报告，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由于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经济全球化出现退潮，世界经济以中国、美国和德国为中心，“区域化”趋势逐渐加强。全球价值链参与率从2008年的46.1%略微降至2020年的44.4%。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对世界经济产生巨大影响。受疫情全球蔓延的影响，2020年世界实际GDP下降3.6%，全球商品贸易额下降5.3%，外商直接投资（FDI）流量下降42%。全球贸易下滑的原因有很多，比如由于封锁，工厂无法运营，因此无法生产和出口；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导致港口封锁和集装箱船停运，从而使得运力整体下降；由于封锁而改变消费者行为，对某些消费品需求大幅下降，等等。由于与全球价值链直接相关的贸易占全球贸易的比重高达2/3，致使许多人对全球价值链的风险和未来充满担忧。

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的早期阶段，人们对全球价值链未来趋势的担心和判断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许多人声称，大流行将标志着全球价值链的终结，未来将出现大规模的生产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回流”。二是还有不少西方人士对全球价值链高度集中在中国的现实产生复杂情绪并出现一些过度反应，认为跨国公司必须采取“中国+1”战略以避免业务过度集中于中国所带来的风险。

但从2021年全球贸易走势和结构看，上述担心都未变成现实。

首先，世界贸易规模快速反弹，全球价值链虽然遭遇疫情和物流运输不畅的冲击，但仍旧显示强大韧性。在2020年下降5.3%之后，2021年全球贸易出现大幅反弹，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2021 年上半年全球商品贸易额比 2019 年增长了15%。而根据世贸组织（WTO）估计，2021年全球世界商品贸易将增长10.8%，高于大流行之前。这一事实表明，当今以全球价值链为特点的全球一体化具有十足的弹性和稳定性，因为与孤立的经济体相比，全球网络分工在资源共享、专业知识共享和供应来源多样化方面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

虽然新冠疫情大流行早期阶段，许多国家暴露出对口罩或呼吸机等关键医疗用品过度依赖中国等少数国家供应的风险，这促使人们广泛呼吁供应链回流或多样化。但随着中国快速控制疫情以及主要发达国家陷入疫情困境，人们越来越清楚的一点是，全球价值链的安全并非在于价值链回流有多快，新的生产商出现有多迅速，而是在于能否使与合作伙伴的贸易更加自由和更加便捷。在世界各国产业已经深度融合的今天，即使是最大的经济体也不具备自给自足，生产所有关键零部件、精密材料和技术诀窍的能力。

再者，中国作为全球价值链网络枢纽的地位没有改变，而且愈加重要。根据我国海关统计，2021年前11个月，我国出口19.5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1.8%，比2019年同期增长25.8%；进口15.81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2.2%，比2019年同期增长21.8%。从贸易区域结构看，与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均大幅增加，其中与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东盟的贸易总额5.11万亿元，增长20.6%；与欧盟贸易总额为4.84万亿元，增长20%；与美国贸易总额为4.41万亿元，增长21.1%；与日本贸易总额为2.2万亿元，增长10.7%。

由于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增速超过世界总的进出口贸易增速的预测值，2021年中国在全球贸易总额中的占比必将继续上升。而在中国的出口当中，由于全球价值链出口占比已接近一半（2019年为44.6%），这就说明，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网络中的中心地位没有改变。此外，包括亚投行在内的许多国际机构的研究还显示，在中国的全球价值链出口中，高技术制造业的贡献显著增加，表明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在不断升级。

因此，尽管近两年有一些讨论提到，许多跨国公司都在考虑将部分生产转移到东南亚国家，但实施起来并不容易，即使他们将部分生产转移到其他国家，但原材料和设备对中国的依赖仍然会持续存在。所以无论是在中国的美国商会还是欧盟商会，他们的调研报告都显示，90%左右的在华企业都不会将生产迁出中国。

二、中美贸易摩擦与全球价值链的隐忧

从经济发展的长期视角看，新冠肺炎疫情只是短暂的一次性冲击，疫情结束后世界经济就会慢慢恢复到常态。然而，由于当前新冠肺炎疫情是在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发生的，有关疫情的起源以及如何应对疫情，都变成了西方“甩锅”中国的政治话题，使得疫情影响超越了经济本身，因此即使全球价值链暂时由于各国疲于应对疫情而难以真正实施脱钩战略，并不代表其未来依然毫无变化。相反，在看似稳定的背后，2021年仍然暴露出一些脱离市场逻辑的隐忧，未来它们会如何影响全球价值链的走向值得我们高度关注。

首先，美国对华战略脱钩对全球价值链的稳定具有实质性的长期影响。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发起的对华贸易摩擦已被证明基本失败，2020年中美双边货物贸易总值4.06万亿元，增长8.8%。2021年1-10月，两国货物进出口总额继续上升，达到6099亿美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大幅增长33.4%。其中对美出口额4653亿美元，同比增长31.7%，自美进口额1446亿美元，同比增长39.0%，均创历史最高水平。不过，亮眼的两国贸易额背后是紧张的大国博弈。

特朗普发起的中美贸易摩擦，除了关税战之外，通过科技战实现与中国的价值链脱钩是更加需要重视的领域。2019年5月，美中经济和安全审查委员会发布题为《中国企业如何促进从美国转移技术》的报告，此后美国政府开始对半导体行业供应链实施一系列广泛的出口管制，截至2020年末特朗普政府分9批共计将162个他们认为可能危及美国国家安全的中国企业和个人列入实体清单，其中大多数为高科技和军工企业，并且其集中炮火攻击华为的做法更是毫无底线。

美国现总统拜登上台后，受制于国会两党对华遏制的共识，虽然在部分领域放松了对中国的遏制，但在高科技产业领域，拜登政府完全继承了特朗普时期的政策措施。比如拜登政府上台不久就对华为的5G禁令再度升级，他们向华为供应商发出通知，要求其放弃向华为供应与5G相关的半导体、天线和电池等组件。2021年4月8日，美国商务部将7家中国超级计算机公司列入实体清单；6月3日拜登签署行政命令，将包括华为公司、中芯国际、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在内的59家中国企业列入投资“黑名单”，禁止美国人与名单所列公司进行投资交易。

除了通过技术“卡脖子”方式遏制中国高科技产业发展，拜登政府还将重构全球价值链、重振美国在半导体领域的制造能力作为重要手段。为此，美国国会和政府从两个方面入手加大努力：一是2021年6月8日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了参众两院共同发起的《2021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试图通过向相关产业、大学和研究机构进行资助来推动美国科技创新，法案涉及到了芯片、5G、航空航天、网络安全和人工智能以及美国制造等多项议题，其中包括要在五年内向半导体制造业补贴逾500亿美元，以应对中国竞争。

二是通过“美国芯片法案”和向具有芯片制造能力的盟友施压等手段，威逼利诱国际芯片制造巨头在美投资设厂。拉拢芯片生产巨头赴美投资设厂的同时，拜登政府还在2021年9月23日由其主办的芯片峰会大会上，要求全球芯片生产巨头台积电、三星等在45天之内提交包括商业订单、库存量等在内属于企业内部机密的芯片供应链信息，如果企业不按要求做，美国政府将引用《国防生产法》迫使其交出数据。尽管台积电和三星最初试图抗争，但最后都被迫如期在11月10日前提交了数据。事实上，美国政府看似是想了解芯片短缺的问题，实质则是为了帮助本国芯片企业赢得未来的价值链竞争，最终建成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供应链。

第二，美国的对华脱钩战略会形成巨大的负面溢出效应，使得其他西方国家政府和企业对未来产生不确定性的预期，进而在全球价值链领域采取保守的收缩战略。拜登上台以来，除了继续对中国高科技企业大肆抹黑，还以安全为由蛊惑盟友采取与中国企业脱钩政策，站队美国重新构筑基于相同价值观的全球供应链体系。

事实上，美国这种策略已在西方国家产生实质性的破坏作用。比如2021年6月25日美欧宣布成立美国-欧盟贸易和技术委员会（TTC），旨在就全球贸易、经济和技术问题进行协调。9月29日该委员会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举行首次会议，双方联合宣布，将以“共同的民主价值观”为基础，深化跨大西洋贸易和经济关系，协调解决全球关键技术、经济和贸易问题。特别是，双方声明指出：“我们将站在一起，继续保护我们的企业、消费者和工人不受不公平贸易行为的影响，特别是非市场经济体造成的不公平贸易行为，这些行为正在破坏世界贸易体系。”虽然声明并未提到中国，但其针对中国的目的不言自明。

2021年10月30日，美国和欧盟还直接达成了一项将中国排除在外的联合行动计划，并可能为更多此类协议定下基调。美国取消了特朗普对欧盟征收的钢铁和铝关税，而欧盟则同意加入美国倡议的、被称作“可持续钢铁和铝生产的全球安排”联合行动。协议以在“志同道合的国家之间”开展贸易为由，明确将中国排除在他们的合作伙伴之外。欧盟贸易专员多姆布罗夫斯基斯（Valdis Dombrovski）将此形容为“限制非参与者的市场准入”。

此外，在美国鼓动下，西方盟友接连采取了与中国高科技产业脱钩的行动，包括英国、瑞典、西班牙等国先后弃用华为的5G，全面拆除国内的华为基站；英国禁止中国中广核集团参与欣克利角核电项目，等等。与此同时，一些西方国家政府还继续采取行动，推动本国在华企业回流或迁至其他国家。欧洲的一些公司也已开始考虑改变其全球价值链，降低对中国的依赖，更多地转向“离家更近”的供应商，比如选择在东欧或巴尔干国家、土耳其或北非（即工资仍明显低于西欧）的生产。

短期看，虽然美国的上述对华脱钩战略暂时不会给中国高科技产业的全球价值链产生实质性冲击，但潜在危险是出现“温水煮青蛙效应”和“羊群效应”，因此我们必须早做准备，以防患于未然。

三、中国“双循环”战略、RCEP与全球价值链的未来

面对美国打压和动荡的国际环境，2020年中国政府适时提出了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战略。从该战略所要达到的目标看，就是要通过动态的增长模式调整，改变全球金融危机前建立在投资与出口基础上“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国际大循环”增长方式，形成以我为主、内外互动的新发展模式，从而在把外部不确定性风险降至最低的同时，还能通过国内经济循环的顺畅运转推动国际大循环的稳定发展。围绕双循环战略有针对性地制定和落实好各项措施，能够保证中国参与其中的全球价值链稳定发展。

巨大的国内市场既是保证国内循环畅通的基础，也是在与美国高科技产业全球价值链竞争中实现突围的根本保证。2020年中国的全社会消费零售规模已经达到美国的90%，预计今年将超过美国。巨大的、持续扩大的国内市场，可以转化为巨大的吸引跨国公司扎根中国的结构性权力。

从半导体产业看，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半导体消费市场，消费全球占比高达60%，2019年中国从美国进口了81亿美元的集成电路，约占美国公司全球销售额的36.6%，高通、美光、博通和德州仪器在华营收占其总收入的比重甚至高达40%以上。因此，离开中国，这些企业将难以为继。与美国的这种相互依赖关系为我国高科技产业依靠技术创新实现国内大循环，在时间层面提供了一定的缓冲空间。如何加强自主研发的同时，继续采取有效措施推进开放进程，营造更优营商环境，从而吸引美国等发达国家高科技企业继续留在中国，是未来实现全球价值链稳定的关键。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生效为中国更好推进国内国际两个循环相互促进形成了重要支撑。中国从新冠疫情大流行中迅速复苏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融入了亚太地区的价值链。与其他地区相比，亚太地区对中国的全球供应链具有更加重要的战略意义。虽然新冠肺炎疫情叠加中美贸易摩擦加剧了价值链主权化的进程，对我国稳定全球价值链形成巨大挑战，但RCEP协定可以有效对冲上述美国脱钩战略的负面影响。

不过，新的RCEP框架只是给中国摆脱美国霸权行为提供了一种理论可能性，能否抓住这一机遇还取决于中国是否能够采取有效措施，吸引更多国际直接投资，更大幅度提升与区域伙伴的贸易特别是进口规模。特别是，考虑到中国经济当前正在发生的两大变化——即增长方式从投资与出口拉动为主向国内需求主导的转变，以及产业结构从以低附加值生产为主向以高附加值生产为主的升级——所可能给东亚区域分工带来的重大调整，中国积极推进东亚区域合作，保证东亚各国经济正向联动和区域价值链稳定发展和升级，就显得格外重要。这也是继续稳固我国在东亚地区作为全球价值链“枢纽”中心地位，进而最终实现东亚各国互惠共生、互利共赢的包容性增长的根本保证。

（刘洪钟，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