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音记：和你最后的乡党聊聊天

这个春节，我是在广州过的。

岳父潮汕人，原籍广东揭阳。岳母原籍湖北郧西。他们都是1970年代初落户在广州。

岳父的潮汕话在广州派不上用场，平时主要说潮汕味道浓郁的普通话。岳母到广州四十多年，多数情况下，坚持说一口没参杂多少杂质的郧西话。他们的女儿，也就是我的太太，生长在广州，粤语自是毫无滞碍，但到上海后，也只能主打普通话，偶尔与她妈妈交流，又随时可以切换到郧西口音。

儿子生在上海，毫不怀疑自己“上海人”的身份，虽然沪语还并不熟练，口音已经像模像样。他外公的潮汕话、母亲的粤语、父亲原本就不精通的东北话，对他几无影响，倒是个别字词明显听得出外婆乡音的改造。这样的一个家，免不了南腔北调，习惯了，却又别有一种亲切。

或许因为有这个背景，澎湃春节收官兼开年的《乡音记》七地视频系列，让我认认真真追了一遍。

不得不承认，以乡音为切入点，通过短视频，记录七位人在上海、老家天南海北的春节返乡者的声道转换画面，是一个相当聪明也讨巧的创意。

对于绝大部分远离乡土的人，乡音会是他最后的乡党。乡音是顽固而忠诚的，是故乡留给你的指纹和胎记。即便是年纪轻轻就背井离乡，只要重逢那个熟悉的语境，它总能脱口而出。你自家乡带来的生活习惯、肤色、体形甚至容貌都可能会变得面目皆非，而乡音可与你相守至终老。时光流逝，你与故乡在亲缘、心理上的联系，终将随着生命凋零逐一断裂，甚至再无牵挂。那时遥想故乡，或许惟有唤出乡音，坐在你对面，与你尽一杯水酒，聊两句他人听不懂的天。

乡音是腼腆而矜持的。在异地他乡，它总是缄默抽离。你让一个人在乡土之外立即说几句家乡话，经常会经历一小段近乎难堪的吃力。甚至两个同乡在异地，也很难自然而然地用乡音对话。它深深地被包裹着，常常让人忽视它的存在。一个你在上海熟识的人，比如《乡音记》中的某位我的朋友，当他在视频中忽然冒出一大段川话，骤然间营造出了某种奇怪的陌生感。而在代际上，乡音却又如此脆弱易折。对于难得再回到故乡的人，只要一代人——仅仅只要一代人，你曾经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乡音，就可能彻底湮没，像一滴水，融入海洋，再无踪迹可寻。而你甚至没有理由对此发出一声喟叹。

我见过的绝大多数离乡者，都至少迅速掌握了普通话作为交际语言。而其中的“聪明人”，还会熟练使用另一种方言。比如我的一位大学同学，是老家在辽宁的蒙古族女子，到深圳短短几年后，粤语已经异常流利。这还只是对国内的迁徙者而言，那些走向海外的游子，更不必说了。

我也见过不少人，以一种异乎寻常的执拗，坚守自己的乡音。比如我的岳母。又如我曾经的一位同事，他1982年大学毕业到西藏工作，直到去年退休，无论是工作场景还是私人场合，都绝不肯在口音上后退半步，一口纯正的四川话说了几十年。他并非不会说普通话，也曾经明示，说四川话是有意为之——因为四川话才“好听”。

就像《冰与火之歌》中的拜拉席恩家族，“种性强韧”，发色难易，绝不妥协。写下“乡音无改鬓毛衰”的贺知章，大半生在北方生活，却不改吴越口音。而那位“近乡情更怯”的宋之问，之所以“不敢问来人”，难道是因为口音已易，愧悔交集？

我有时想，也许对很多人来说，乡音不止是乡音。坚持乡音，是对自己来处的铭记，是对自己个人存在的反复确认，甚至是对某种压力的反抗。乡音的有或无，有时真能看出权力、地位、资源、交易、人格……的冲突格杀。打开中国方言地图，那些色块斑斓，乃至大量“方言飞地”，背后都是惊心动魄的历史，是人群的流动、分裂、融合、异化，是一个个具体的人的生活史。

百年来的大变局，特别是近三十几年经济社会高速发展，将无数国人带离乡土，穿越了城乡、东西、南北甚至海内外的界限，各地乡音从未像今日一般，以巨大的规模和速度漂移、冲撞和继续生长。宏观而言，难以价值评估，苦守乡音未必是不识时务，融入改换未必是见异思迁，挽救方言未必是抱残守缺，纯化方言未必是进步高明。但微观而论，每个人的乡音故事，都有着同样指向的张力，不见得非要悲情伤怀，却必定感性动人。

这使乡音成为大时代个人史记录的极好入口。那些隐秘婉转又或宏大高亢的故事，都可以在只言片语中触发。《乡音记》七个人，七种视角，涉及亲情、爱情、友情……既谈传统继承，也有青春奋进，不伤怀不媚俗，在“故乡沦陷”、“博士返乡”等宏大悲情叙事风行的当下，更显出一种感性的温和。平心而论，真实生活的乡音故事，要比这一季《乡音记》所表现的更为多样，不同身份境遇、不同来处乃至不同个性的人，在返乡时的表现，必然差别甚大。一个功成名就的高级公务员从首都回到内地省城，一个打工妹从沿海回到乡村，会有极大的不同。如果《乡音记》能在明年坚持下去，并实现某种形式的平台化，或许会有更多的惊喜。

不妨把这一季的《乡音记》，看作一粒种子。一粒种子，种下便会萌发，我们在此年年守望，终能见到金黄的麦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