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语所研习营：Philology对陈寅恪傅斯年的影响

第二十六届历史研习营以“世界史视野中的汇流：思想、文化、人群、工艺与制度”为主题，于2017年1月20-23日在“中研院”史语所文物馆举办。学员共六十一人（除去一位未能与会外），其中三分之二来自中国台湾；所属院校则除两岸大学外，有日本、德国、加拿大、澳洲之院校。

在20日上午之迎新会上，研习营召集人、史语所之张谷铭副研究员引言提到，研习营不只是让学员暂离自己的学校，到史语所学习，也是史语所得以接近年轻学生，聆听他们想法的机会。接着史语所代所长臧振华院士在致欢迎辞时，除强调上述研习营的定位外，更提醒学员不只要聆听课堂内容，还要思索、发现新问题，以深化学习内容。本次研习营与过往一样，由各讲师为学员准备课堂资料（多为自己著作），来台前先行研读。所不同的是，与往年上下午由讲师讲授，晚上分组讨论、互相报告论辩的做法不同，今年晚上的讨论时间，改由同学向当天授课讲师发问。

在上述欢迎辞结束后，主办方特意邀请包括笔者在内的非台湾出身学员，与臧所长聚餐。据笔者参加第二十四届研习营的经验，并上届研习营之学员报告，此乃史语所作为东道主，欢迎外来学员之礼，旨在透过轻松的用餐时间，交流台湾并外地之情况。臧所长是人类学者，在用餐期间着重介绍台湾的人类学研究历史并现况。臧所长指台湾的人类学研究始于日治时代，有辅助殖民统治的需要，至战后国民政府来台，遂导入大陆之人类学研究。如李济先生在台湾大学成立考古研究所，凌纯声先生在“中研院”创办民族学研究所等，为战后台湾的人类学研究奠基。特别是李济先生鉴于1949年后不能再到大陆调查实地，而人类学之研究实不能局限于资料，故开展本土考古研究，培养出如张光直先生等出身于台湾的初代考古学者。臧所长继指对人类学研究而言，台湾“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台岛有各种地理环境，而与不少重要的人类学课题的研究，如南岛语系（Austronesian languages）的研究，就需要遡源至台湾。臧所长又提到台湾的考古学亦是与大陆相同，以一种所谓“基建考古”——因基础设施建设发展而发现古迹，进而引起考古调查的一种流程，故有着与基建工程斗快的节奏，但考古人才培养不易，全台二十系所的师生，每就考古发掘，疲于奔命。

其后开始正式之授课。下文兹据笔者之学经历与关心，择要介绍本次研习营之情况。

回顾新史学

20日午后先由杜正胜院士以“重访‘新史学’”为题，讲述“新史学”的理念，并介绍创办《新史学》与研习营的过程。杜院士表示各国皆有新史学，今课所讲乃其自身之学研经验。新史学，据其投影片的说法就是“以求真为本务、反映时代精神、客观与意义兼具的学风”、“拒绝为历史而历史的研究，代之以了解现在和改善本来，从政治、外交，转到社会经济、思想的发展”。杜院士表示新史学来自其自身面对史学研究中“骨骼与血肉”不相称之困境：他反思其早年《编户齐民》（联经，1990）等著作，着眼于历史中的政治、制度等历史事实的“骨骼”，但对时人的实际生活（即所谓的“血肉”），实少有留意。杜院士自述其实际研究例子为史语所所藏、描写清代中期平埔族生活的《番社采风图》的出版。他说史语所准备出版该书时，需为之作一说明，但以不能指派同仁研究，故其自行为之，乃得接触平埔族社会面貌，从而了解历史的“血肉”。

而对于前一点世变与新史学的关系，杜院士指出这是受其师沈刚伯教授的影响。沈教授不相信“史学即史料学”可以得到历史的真相：世变与学术关系极大，史家无法脱离变动不羁的时代；而且史料总有不全。这些想法，促使其最终发起创办《新史学》。

Philology与东亚学术

与杜院士的课堂相呼应（或某种意义上可称作“反动”）的，是召集人张谷铭先生以“Philology: 西方、日本与史语所”为题的演讲，内容来自他的论作《Philology与史语所：陈寅恪、傅斯年与中国的“东方学”》（《“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87.2，2016）。张先生之研究以西方文艺复兴至启蒙时期的历史，故得以详述philology（有译作“语文学”者）在西方之源流，后半则及于这种学问（或治学方法），传入东亚的日本和中国，特别是对史语所研究风格的影响。张先生指philology类近于中国传统学术中的小学和文献学，是对文字、词汇、文法以至文献作批判研究，本是源于圣经研究的一种手法，之后应用在希腊、罗马、拉丁诸语言之典籍。近代以来，philology在德国一枝独秀，很大程度归功于以收集整理童话（并非一般人认为的“创作”）闻名的格林兄弟（Jacob［1785–1863］ and Wilhelm Grimm ［1786–1859］）。格林兄弟透过整理德意志的民间传说以确立德意志国语，而使philology的研究手段突飞猛进。以philology治东方学，始于梵文研究。本源于英人治印需要，而后德国以本有优势后来居上，甚至将梵文研究成果联系到欧洲诸语，促成语言学上印欧语系（Indo-European languages）之成立。

于是盛行于德国的philology，主要透过日、中两国学者留德的契机，传入两国。张先生以日语学者上田万年（1867-1937）为例做了进一步介绍。上田毕业于帝国大学和文科后留学德国，亲炙当地philology，回日本后即以之推动各种日语改革运动，包括统一日语的书写系统。这可谓近代日本学术中受德国philology影响之大者。

至于中国方面，张先生举出陈寅恪和傅斯年两人都留学柏林大学，并将philology的训练带回中国：陈学习梵文、巴利文、藏文、满文、蒙文及当时新近发现的中亚古文字，傅亦学习梵文和藏文，并熟悉希腊文和罗马文的classical philology。张先生进一步提到，Philology之异于传统所谓小学者，乃在研究外国语（即如德国学者研究梵文），二则为观照全面，研究时运用到各种与史料和时代相关的不同语言材料（comparative philology）。这个观点在陈寅恪身上得以发挥。陈氏批评唐以后治《金刚经》者皆不晓梵文，“误解不知其数”，而治元白诗、弹词七字唱之体，实多得益于梵文。

而傅斯年本即认为“本来语言即是思想，一个民族的语言即是这一个民族精神上的富有，所以语言学是一个大题目”（《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故有机会在中研院成立研究所时，便成立了历史语言研究所－－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不过，陈氏多涉诸语学，其成就见于其中国中古史研究；而傅只在留德后期方习philology，其贡献在于研究工作之指导思想，而非实际研究成果。

笔者对philology这个题目殊感兴趣，听毕演讲后，有两点联想：既然中日均曾受德国philology影响，则作为其余绪的史语所与东大东洋史研究室，后续发展有何异同？而特就傅斯年而言，在《史语所工作旨趣》中点名批评“不能用新材料”（主要是治文字学时不信甲骨，与罗振玉、王国维针锋相对）的章太炎一派，在张先生的论述中似有失音处。关于这一方面，可参平田昌司《“仁義礼智”を捨てよう――“中央研究院”歴史語言研究所の出現》（小南一郎編：《学問のかたち－もう一つの中国思想史》，汲古書院，2014）。

近代东亚的医学史

第二天的课程，上午由戴丽娟、陈正国两位老师（均为史语所副研究员）分别讲述“东西汇流：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及其博物院”、“专制：东方、西方、再东方”，下午则由“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雷祥麟副研究员讲“重探卫生现代性──医学史与现代东亚的形成”，及史语所助研究员巫毓荃讲“近代日本的呼吸静坐法与神经衰弱”。篇幅所限，兹集中介绍雷、巫两先生的演讲。

雷先生以一幅图画为楔子，展开其对历史中医疗和政治之间的省思。该图是1840年英人描绘清人一边观测日蚀，一边顶礼膜拜，旁述则为“虽然中国人已知（日蚀）是由自然因素所致之现象，唯囿于旧俗太深，无法止此（仪式）”。雷先生用这样的一种张力来呈现表面上科技与政治的对立，然后带出近代中国吐痰、肺结核的卫生议题，如何与政治运动相关。

雷先生引用日治台湾总督府及孙中山的言论，指出卫生一向作为中国落后之证据。但在1934年国民政府发起的新生活运动中提到要维持整齐清洁之部分，则与一般认为该运动旨在恢复固有道德之异。雷先生认为，这与前一年开展的肺结核防治运动相关，而转入吐痰、肺结核的主题。不同于欧美、日本将肺结核理解为一种社会性疾病（social disease），在1930年代的中国，肺结核常被理解为源于中国文化的“家庭疾病”（family disease）。因为在中国人家中，病人和常人一同起居，随地吐痰的习惯相当普遍，而且进食时都不用公筷。因此，着手于家庭内的卫生情况，将家庭病理化，成为改善肺结核、扭转中国人不文明形象的战场。

雷先生更指出，新生活运动刻意选取礼义廉耻，是为了超越“家庭主义”道德；而提倡中国所缺乏的“民族国家主义的道德”。换言之，这其实不是一般所想的延续固有道德，而是延续了梁启超所倡导的“道德革命”：“知有公德，而新道德出焉、而新民出焉矣”。这样，不随地吐痰、使用公筷等改善卫生的做法，确是超越家庭主义的公德的代表性行为。实践个人卫生习惯是为了帮助个人自我隔离、抵御来自家人的威胁，又避免传染疾病给“非特定个人”。这样会疏远原本亲密的家人，另一方面又对他人产生负责任的新道德。

但雷先生提到，在破除家庭对个人的控制之余，新生活运动非为还其个性，而将之纳入国家体制，成为有益于党国的一员而已。这一论述，联系到新生活运动本来就要求“生活军事化”相呼应，饶足深思。

（本文原题《史语所第二十六届历史研习营参加报告》，现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