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2016｜中国海外置业者新焦虑：如何留住“中产生活”

【编者按】

2016年的两部国产剧《欢乐颂》、《小别离》的热播，也让城市“新中产”成为了热门话题。2017年初，中央统战部宣传办发布消息称，当前我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总体规模约为7200万人。尽管这一阶层很容易被定位为“中产”，但接受央视采访时，超过半数的受访者却认为自己收入水平、资产总量和消费水平还达不到中产阶层。

2017年1月，发表在半月谈网的一篇文章描绘了他们的生活图景：“多毕业于知名高校，从事体面的职业，在大城市安下小家，热爱知识和学习，追求有品质的消费和体验；这又是一个脆弱的族群，下一代的教育、住房、家庭成员的健康都是他们焦虑的来源。”

回顾2016，我们将目光投向他们，讲述他们“挣扎在悬浮状态”的焦虑与彷徨，记录他们为梦想和更好明天的不懈奋斗与期盼。

一切从一块平地开始

2016年，35岁的上海人张虹乾办成了人生中的又一件大事：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附近的小镇造了一座房子，带着自己的澳大利亚太太克丽丝和一双可爱的混血儿女搬离了上海。

尽管娶了个外国太太，但这并不是张虹乾移居海外的决定性因素。他2000年起出国留学，常年往返于中国和澳大利亚之间。婚后，克丽丝在上海的大学学了中文，现在5岁的儿子也在上海的爷爷奶奶影响下，学了一口流利的上海话。

但2016年，张虹乾真正在澳大利亚安了家。

事实上，如今像张虹乾一样选择在海外置业的中国人越来越多。据媒体报道，海外房产交易平台“居外网”数据显示，在北京、上海等成熟市场，中国买家对澳大利亚房产的询盘价有所下降。这说明开始考虑在澳大利亚置产的京沪人士已从少数富豪，扩大到考虑子女留学、想改变生活方式、想为资产保值的中产阶层。

但海外置业远不止掏钱下单这么简单。在一砖一瓦的汗水中，张虹乾体会了移居海外的艰辛和满足，而如何教育儿女在国外成材、如何在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中赚钱养家，又给他带来了新的焦虑和动力。

“How hard can it be？（还能有多难呢？）”这成了他过去一年的座右铭。

一年时间打造两层独栋别墅

无论走到哪里，安居乐业都是中国人心中的一大目标

说起搬家的原因，张虹乾的第一反应是居住环境。张虹乾的太太克丽丝是澳大利亚的执业医师，所以对家人的健康极其关注。

2015年，张虹乾一家去澳大利亚短住时，发现了东部城市布里斯班附近的海边小镇。这里开车40分钟就能到黄金海岸，年平均气温25℃，当地人常年穿短裤短袖，衣橱里没有一条长裤。看到妻子和孩子们脸上露出笑容，曾在大学读土木工程的张虹乾动了“自己动手、长居下来”的念头。

于是，头脑灵活、善于社交的张虹乾告别了自己熟悉的都市生活，来到地域偏僻、生活节奏缓慢、老年人聚居的澳大利亚小镇，租了一套临时居住的房子，为新家做准备。

屋顶的瓦片已经盖好，铺上了太阳能板

2015年底，他以70万澳元（约合人民币361万元）买下了小镇上一块1100平方米的土地。他学着和当地建筑公司谈合同、定工期，从地基开始造起，又考虑到中国人的生活和审美习惯，从中国运来大部分家具。

原本成天在外忙生意的他，在2016年突然变身为“奶爸”，因为带两个孩子和造房子本身已像是一份全职工作。克丽丝在医院上班，他就在家照顾1岁的女儿，趁女儿睡午觉时看看股票。白天去超市买菜遇见小镇上的全职主妇时，从小生活在“男主外、女主内”家庭的他还有点不习惯。

孩子也期待着新家竣工

每天接送大儿子去幼儿园时，他都会路过正在施工的新房子。看到房子一天天盖起来给了他最大的满足感。不过，澳大利亚工人拖拉的工作作风常让他不满。有时工地上没有人，他索性撸起袖子自己干。几个月下来，他和妻子皮肤的色差又拉大了许多。

不过，当被问及苦不苦时，天性乐观的张虹乾还是相当干脆地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说：“不苦！把所有事都当作奇遇，日子就会过得很有意思。”

忙了一年，到2017年1月，一座总成本约120万澳元（约合人民币623万元）、占地面积200多平方米的两层独栋别墅已接近完工。

澳大利亚补习班渐多，出国照样为教育而战

和许多望子成龙的中国家长一样，张虹乾出国置业的另一个理由是子女的教育。他的儿子到了上幼儿园的年纪。在比较了中国和澳大利亚的教育环境后，张虹乾和克丽丝最终选择了后者。

据中国教育在线2016年10月发布的《2016中国出国留学发展趋势报告》，中国低龄化留学趋势加剧，出国读中学增长率超过了本科。在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中国中小学阶段留学生占比都位居该阶段国际学生第一位。

国内的教育竞争压力通常是家长们选择国际化教育的重要原因。2016年11月起，关于“学而思现象”的报道引爆了舆论。

“学而思”是一家为3到18岁学生提供课外辅导的培训机构，在全国25个城市建有分校。为了一个入学名额，有的家长可以彻夜在教学点排队，甚至会提前设定闹钟参与手机APP秒杀。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熊易寒曾在澎湃新闻撰文称，“学而思”等课外补课热潮的背后是中产的集体焦虑。而留学的低龄化实际上与“幼儿园大战”有关，一些有条件的家长“无心恋战”，选择让孩子去海外留学。

张虹乾夫妇便是其中的一例，赶在孩子入学前选择避开国内的激烈竞争，为他们挣得了一张外国小学的“入场券”。

但他们对子女教育的焦虑远没有终结。张虹乾发现，他不仅要教孩子和其他律师医生家的孩子融洽相处，应对东西方的种种文化冲突，还要为孩子面对同样激烈的学业竞争做好准备。

张虹乾表示，由于澳大利亚这几年经济不景气，公立学校获得的政府拨款越来越少，难以留住好老师。“我觉得小学阶段还没必要去上私立小学，但如果他以后考不上最好的公立中学，就不得不去上私立中学。据我所知，好的私立中学学费一年要3万澳元（约合人民币16万），这也给我增加了压力。”孩子们尚未进小学，他就做起了长远的规划。

张虹乾特意在上海买了台钢琴运到澳大利亚的新房子，准备让儿子练琴。等女儿再大一点，他打算让她学大提琴。他坦诚地说，给孩子学琴是为了在澳大利亚考级，等考学校时就能多一点优势。他还注意到，英语、数学、物理、化学等方面的补习班也在澳大利亚越来越多。

“以前觉得中国和外国教育很不一样，可能是因为我刚进社会，还不太了解。自己当了父母才发现，两个国家之间好像没什么差异。”他说。

在激烈的全球竞争环境下，补课似乎早已是一个全球性的现象。2016年8月，美国商业资讯网（BusinessWire）发布报告称，全球私人家教市场（包括亚太地区、欧洲、北美地区及其他）将在2016-2020年间增长6.76%，通过考试进入好学校是家教产业增长的主要原因。

英国《每日电讯报》2017年1月刊登一名英国母亲的文章称，给孩子补课现在成了英国中产阶级的新焦虑。尽管心理学家认为补课可能会给孩子带来抑郁、焦虑，降低他们的自尊心，但许多家长都觉得如果不给孩子补课，就会有一种负罪感。

在贸易收缩、房市管控下如何留住“中产生活”

“去年买地造房子花了太多钱，2017年我的一个焦虑是，怎么把钱赚回来。”展望新的一年，张虹乾最关心的还是如何保障一家人在澳大利亚的“中产生活”。

而眼下的全球宏观经济状况让人难以捉摸。在2015年决定到澳大利亚安家前，张虹乾已经遭遇过宏观经济带来的挑战。当时他在中国为某国际知名超市承担商业地产开发工作，但由于全球零售业不景气，该超市大量关店，他个人也将主要精力转向了家庭。

但即使是在澳大利亚当“奶爸”时，为子女教育和父母养老精打细算的张虹乾还在不断寻觅商机。2016年，他在养孩子间隙“见缝插针地”和朋友合资在上海开了一家工厂，投身制造业。

“现在是制造业处于低谷的时候，加上中国成本上升，外国企业纷纷撤资，在我看来正是逆流而上抄底的契机。”他说，预计自己未来还将继续为了生意在中澳两国间奔波。

张虹乾无疑是全球贸易的受益者和参与者，他第一次出国留学时，正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前一年。但如今，“保护主义”这个关键词却正在席卷全球。

2016年11月，强调要保护美国制造业的唐纳德·特朗普当选为美国总统。他在竞选前后多次指控中国进行不公平贸易，甚至威胁要征收高关税作为惩罚，这引起了中美两国及其他国家专家对“贸易战”的担忧。

“我觉得，外国的保护主义对我投资中国国内制造业的影响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张虹乾说，“打铁必须自身硬，有过硬的产品，加上得当的销售技巧，就能有脱围而出的机会。”

而在房地产投资方面，张虹乾也在观望澳大利亚房价的剧烈变化。由于包括中国人在内的外国投资者持续抬高澳大利亚房价，2015年以来，澳大利亚政府出台一系列政策，加强对外国房地产投资者的监管，澳大利亚各银行也在2016年收紧了对外国投资者的贷款政策。

《澳大利亚金融评论》2017年1月报道称，目前中国投资者对澳大利亚房产的兴趣已逐渐减少，譬如澳大利亚房产网站“澳洲家园网”上的搜索数量在近期下降了30%，中国买家做投资决定的时间也有所拉长。

“我周围很多中国人都在急着转让自己手里的楼，哪怕亏很多都要转让。”张虹乾说。

住在小镇上的他认为自己身处澳大利亚大城市的房地产泡沫之外，尤其因为他是自己居住，“没什么贵了或者亏了的概念”。但他仍然表示，考虑海外置业的人们不应该盲目跟风，而应该仔细调查，谨慎行动。

“对于中产阶层来说，谁的钱来得都不容易。”他说。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张虹乾、克丽丝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