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汝昌：书学书法，温故知新

书法是我中华文化之精气神的一种独特的表相——“相”与“象”并不相同，二者若比较而言，则“象”还有迹可寻，“相”却是“羚羊挂角”的无可捉摸之“灵境”一层意义了。用语言文字来讲这种道理，本是十二分困难的，何况讲得再好也还是“纸上谈兵”的“本领”，接受领会者能在这儿获得实益与否？好比你看了一本讲如何“拉胡琴”“弹琵琶”的“入门”书，就能“演奏”得好？这会是可信之理吗？

然而，讲讲毕竟比不讲要有些用处——至少是“应该”如此。中华书法，只就隶楷一体而言，自汉至晋，从南北朝到隋唐之际，已然发展到了精醇美好的顶巅，无论手迹或是石刻，都令人爱不释手，也百习不肖，很难企及那种高度。但时至今世（近代当代），所显示的“书法”面貌精神已大不相侔了。其间差距实在远甚，远甚。是进步（所谓“时代创新”）？是退化？论者看法针锋相对。从我个人的感受来说，窃以为“进展”是在高峰基础上“更上层楼”，而绝不可以变为连基础也还不大明白，甚至有意抛弃基础，追求一些“光怪陆离”的笔墨游戏，以为这就是“时代”的“新”，云云。

汉字是中华民族独特的智慧创造，其美无比，天上人间独一无二。汉字书写也成了专门的高超艺术，已传承了几千年之久，这门艺术不容荒废衰落。书学书法，温故知新——“故”且不明，“新”从何来？不会“从天上掉下”或“异域移来”。真的“新”是伟大母体的亲生儿女，而不是离奇古怪的毫无文化内涵的“假热闹儿”。

窃以为，几千年大师们创造积累的书法原理法则，必不可弃，必当讲求——然后再谈创新，庶几有真“新”可言。我深深祝祷中华人都热爱汉字，珍惜书法艺术，不要破坏她的美，也不要“戏弄”糟蹋她。

我对“书学”下功夫比对“红学”多得多。开始于日寇侵华后，母校燕京大学被他们封闭解散，为了不受敌伪教育的“招编”，我隐于暗室躲避伪组织“新民会”的搜寻。当时精神痛苦已甚，无以为“生”，就以书法为一种寄托之道——这在不明当日具体情况的评论者听来，定会讥嘲责备……若如此，我亦承当不辩，知愧而已。《书法艺术答问》之草草写成，则又是唐山大地震波及京城，在“避震棚”里的“遣闷”方式——可见我这书学，实际也是“忧患之作”“发愤著书”的意念。

今将《书法艺术答问》作为上编，新写的作为中编。还选入了前些年写的长、短论文，有的通俗，有的学术性略强些，均包含一些以前未及的新意——如讲唐太宗的“躏跞”说，就十分重要。

这些聚在一起，代表了我自少年时研习书法的经验见解——成为一种“路数”或“系统”。其主旨是讲书法要先懂中华文化，晓悟汉字、毛笔两大特异文化创造所组构成的中国书法的规律和审美要求。而这是书法书学的基本课与“功底”，只能在这一重要“基”“底”上逐渐寻创今后的进展——即求“新”。

中国民间流传的最通俗的一副对联是“谢草郑兰燕桂树，唐诗晋字汉文章”，此文囊括了中华文化的六特亮点，其中一个就是“晋字”。这是历代公认的“关键词”，代表着中国书法的高峰造诣。所以“晋字”是书法学的真正命脉。追寻和认识这个命脉，才是这本拙著所想望的目标。切望读者了解这一要点。对此有所启辅佐助，是为一点微忱祈祷——若能如此，其他细节就都可以迎刃而解，无须絮絮繁言了。

平生最钦服中华文化上的“三圣”：书圣右军、诗圣老杜、情圣（稗圣）雪芹。另一“文圣”则是彦和（刘勰）。对此四家，都用过一番心力，想留一点痕迹，以慰一己之情怀，以助学子之研索。我遇上的各种灾难和苦味，“结晶”成为这样的文化论述，功过得失，必然兼而有之。自家的感慨，原不足为人道，聊于此间逗漏端倪，或亦无大妨乎？是以略述所知，供爱好中华书法者参考。

诗曰：

此日清和砚有芬，明窗想像绛轩芸。

中华书道今何在，诗圣长吟王右军。

本文为《永字八法：书法艺术讲义》的自序部分，澎湃新闻经授权刊载，标题为编者所拟。

《永字八法：书法艺术讲义》（增订版），周汝昌/著 周伦玲/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理想国，2021年1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