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楼劲：历史研究要抓住有限的真正重要的问题

近年来，中古史研究领域非常活跃，学界中涌现出了如“政治文化”、“历史书写”和“内亚史”等多个学术热点问题。2016年12月1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会长楼劲先生作客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畅谈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方法和热点问题。他指出，制度史、思想史和政治史的深入研究都是相通的，在不断革新研究视角、关注多边关系的同时，历史研究者应该关注“真问题”，必须从国家的历史中寻找历史研究的途径和理论。以下是澎湃新闻实习生对楼劲先生的专访。

澎湃新闻：您的研究方向一直集中在魏晋南北朝的制度史、政治史和思想史，能谈一谈您的求学、治学经历吗？您是如何走上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之路的呢？

楼劲：我研究魏晋南北朝史是从汉唐史入手的，当年在复旦念研究生的时候，毕业论文题目叫《汉唐政治中枢的比较》，在论文答辩中有老师就提出来：我的论文中汉代部分解释得比较清楚，唐代的也行，但在直接把汉代和唐代的情况做比较时，中间魏晋南北朝的情况还是需要拉个线索。这就是说，想要弄清汉唐史，还需要对魏晋南北朝史有深入的了解。这条建议对我影响很大，说起来，我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算是从这开始的吧。

在做汉唐比较研究时，我得到了一个印象：汉代是先秦以来各方面因素的一个总结，但是到了唐代，情况已经跟汉代有了很大的不同。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制度、文化，很多都是唐代以来形成的，跟汉代已有相当大的区别，这种变化的原因，只能到魏晋南北朝史里去找。在这个发展过程当中，有一些比较关键的因素，比如说民族的因素：整个南北朝时期，我们中国人在种族构成上应该是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大家都知道人是历史的主体，种族构成发生变化，历史必会有重大变化。这个问题傅斯年先生早就提过，他把先秦到汉代称为“第一中国”，把唐代及之后称为“第二中国”，也是从种族出发，认为整个中国的历史在这段时期经历了巨大的转变。陈寅恪先生的“种族文化论”，也经常是从种族的视角来研究的，尽管他从文化角度来解释种族，但实际上种族本身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从这一点出发，魏晋南北朝史的很多问题就开始进入我的考虑范围了。

澎湃新闻：您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在制度史，然后以此为中心，您也写过思想史和政治史的文章，那么您觉得怎样做好这三个领域的综合研究呢？

楼劲：其实每一个领域深入到一定程度的话，其主要方面可能都是相通的。对我来说，制度史研究是一个突破口，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开始探讨中古官制，就感觉到我们以前的制度研究太僵化、太死板。要进行制度史研究，首先就必须考虑，这些制度是怎么样发挥作用的？是怎么样形成的？这样你就不能不深入到制度形成的政治过程当中去。在考虑它为什么会形成，为什么会发挥作用这个问题的时候，当然也就要考虑，它是在一种什么样的思想指导下形成的？如统治者到底是实行王道还是霸道？是按照儒家的思想，还是有法家的思想背景？如此等等。所以，我觉得这类问题的研究，深入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制度、思想和政治，是天然连到一起的。

中古史上的政治和制度还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色，就是秦汉以来往往是用某家学说为指导，用很具体的一些经典作为指导来设计制度。在南北朝时期，有些少数民族政权，曾直接按照儒家经典来设计制度。所以要真正深入下去讨论，就不能不涉及到大量思想成分和思潮。讨论这种政策、制度的思想内涵和背景，跟传统思想史界，跟一般政治思想史的方法、路子不太一样。这是从政治实态切入进去，从材料到命题，到研究目的，主要都来自实态，回到实态再观照整个思想界。即以特定思想来解释具体的历史过程，当然也是在具体地揭示古代思想的历史过程。

对思想史研究，我有一个基本考虑，就是一定要围绕当时人们实际在讨论的问题，而不是围绕我们今天的问题来展开。当时人们究竟在讨论什么问题？如果连这个都不了解的话，那是无法研究思想史，无法揭示历史上的思想进程的，也就谈不上为今天的问题提供思想资源和借鉴了。我再说得具体一点，比如在魏晋南北朝时，可以看到当时人们写很多“论”，所“论”的基本上都是当时人们关心的重要问题。这种风气直到宋朝犹然，如苏老泉的《辨奸论》、苏东坡的《留侯论》，都特有背景和所指。那么在魏晋南北朝，为什么会有“崇有论”、“崇无论”、“四本论”等命题呢？嵇康为什么要写《养生论》呢？为什么要写《声无哀乐论》呢？因为这些都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十分关注的思想问题。

我最近在研究魏晋以来的“革命”论。汉代以来，一直到魏晋南北朝，关于汤武革命这个话题，很多人都在提出自己的看法，涉及到朝代更替的合法性，王朝统治的合理性，一直到少数民族建立王朝的根据，都有人在讨论。他们凭什么建立王朝？他们都说自己是“革命”，其间又有种种差别。那么这后面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思想观念？有关命题和讨论跟当时的统治过程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如果我们只按今天关心的问题，从那些所谓思想家的著作中择出相关的东西，然后分析分析，说这个思想是这样，那个思想是那样，这跟当时的历史过程，跟当时实际存在的思想过程恐怕是有很大距离的。所以我说，重要的是找准问题，一定要调动自己的全部学养，牢牢抓住那个最具实质性的问题来开展研究。像我刚刚所说，制度史的研究，包括制度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作用？它是怎么形成的？尽管这是很平淡的问题，但它恰恰就是制度的根本，围绕这类问题，制度存在和发展的一系列方面都会浮出水面，并且全都内在相连，需要加以会通，就可以切实推进认识。如果围绕一大堆看起来很热门的问题，但实际上那些问题跟事情的本质没有什么关系，那么研究的意义就要打折扣了。制度的本质就是它是怎么形成，是怎么发挥作用的，当它出现问题以后，又是怎么修正的，这个修正的过程，也就是制度发展或者淘汰的过程。

学术界经常会弄出很多方法，很多套路，很多游戏规则，一个成熟的学者，一个已经合格的史家，他应该是熟练掌握了所有这些业内的规则，可以跟大家一起玩这些游戏，但在此同时，不能忘掉真问题，这个是最为关键的。

澎湃新闻：关于汤武革命的问题，孟子提出“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这种思想，在当时并没有被广泛地接受，汉初又有著名的“食肉不吃马肝不为不知味”的争论。好像到了宋代之后，朱熹他们基本就把这种思想当成应然的模式来接受。从先秦到宋代，这方面的提法是否有一个变化的过程？

楼劲：是的。实际上孟子讨论这个问题也有长期以来的思想背景，从尧舜到汤武，代表了两个时期的两大易代模式：尧舜是禅让，到汤武，易代方式是革命，是放杀。这两个模式，古人叫“禅让易代”和“干戈易代”。但是汤武革命这种易代方式对于统治者来说是一个敏感问题，因为它牵涉到人民能否起来推翻暴政，关系到统治秩序、君臣纲常的维护。如果动不动打着“汤武革命”的旗帜犯上作乱，就会没有办法巩固统治，只能天下大乱。在这种情况下，战国以来尧舜之说和汤武之说，都在不断排除杂音，这个排除杂音的过程，或者说逐渐统一口径的过程，一直要到汉代才基本上完成。所以，孟子他们既讨论汤武，也相应讨论尧舜，如果要研究他们讨论汤武革命的部分，就一定要同时去考虑他们是怎么讨论尧舜禅让的，因为这两个问题本来是连在一起的。

在孟子以后，可以在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中，看到他对尧舜禅让和汤武革命的完整阐述，董仲舒的持论跟孟子相当接近，但从汉初到西汉后期，革命论在逐渐退化，孟子的这个说法从来都没有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占据过主导地位，这是需要特别加以注意的。因为，后世统治者做的最多的，就是对革命过程施加种种前提，以图限制革命的方式。班固的父亲班彪，写过一篇《王命论》，这又是一篇著名的论，旨在限制革命易代的条件，说明不是谁都可以改朝换代的，只有“赋有天命”的人才可以来领导革命。否则的话，任何一个小丑都跳出来革命一下，国家就没法治理了。

还有一些更具体的原因，比如说汉代为什么要排除革命问题上的种种杂音？因为汉代刘邦起来的时候，就是打着革命的旗帜来跟六国贵族相争的。六国的贵族都是家世、渊源深厚，祖先大都可以上推到尧舜时期，但刘邦是一个平民子弟，他身边的将军宰相也大都是平民出身，所以要打着革命旗号与之抗衡。但建立了政权以后，他就要殚精竭虑地限制革命的前提、革命的方式，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就不能再按孟子的口径来讨论革命了。即便后世的人还在讨论这个问题，也不是汉初辕固生们争论的内容和样子了。

澎湃新闻：现在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当中，历史书写和史料批判研究也是一个比较热门的方向，您对于史料批判研究有什么样的看法呢？您觉得这种方法有什么突破和问题呢？

楼劲：这应该是一个由来已久的方法，实际上刘知几《史通》的内篇通篇都在讲这个问题。我刚刚说，学术界在讨论专业问题的时候，总是会有很多讨论方式。这些方式有很多都值得提倡，是有利于推进研究的。但归根到底这只是一种方法而已。实际上历史书写尤其是正史的书写，我更愿意把它叫做“史书的编纂”，它一开始就要受到政治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我写《道武帝所立庙制与拓跋氏早期世系》那篇文章，部分用意就是要揭示道武帝时期国史书写跟他祖先的世系到底有什么关系，这是当时国史编纂需要解决的重大政治问题。以前魏晋南北朝史研究过程中，围绕崔浩之狱等很多问题都展开过讨论，实际上也都涉及了这类问题。

正史本身在古代的意义或者说地位，是要远远超过我们今天一般历史书这种层面的，史馆在古代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部门，一般来说都是由宰相兼领、监修，皇帝也非常关心这个事情，它的重要性，我们今天的历史书写是没有办法相比的。历史书写的牵涉面可以很广，前朝史或国史又尤其跟当时重大的政治、社会问题密切相关，这都是应该进行研究的。但同时也要看到，这个问题是一直存在的，并不是说我们今天的学者发明了这个问题。像陈垣老讲史源学，他很早就这样来研究了。近代的“古史辨派”其实也是在做史料批判，是在辨别史料之所以形成的原因，了解文献本身形成的过程，这样就可以更好地解读文献的记载，更好地利用文献。这是从史学产生以来就存在的问题，至于最近热门的历史书写问题，好处是明确了更多的角度和方法，提醒我们要更多地注意这方面的问题。但说到底，这些东西仍属于基本功，仍是要强调史料需要进行分析，文献需要弄清楚它是怎么形成、发展的。从我所知道的我们的老师，以及我们老师的老师，从这几代学者的情况来看，比较广泛和精深的史料批判，或者说史书是怎么形成的讨论，他们一直都自觉在做。比如说陈垣老还有像余嘉锡先生的不少文本研究，我们今天可以称之为历史书写研究的经典之作了。

当然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学问。实际上，史学或者任何一个学科的发展，总是有一群人在前沿探索，也有更多的人在做基础工作。在一代一代的更新换代中，新一代学者总是要从头学起的，能够站在前人肩膀上的情形并不普遍，在从头学起的过程中，当然就会有好多重复的发现。包括发表文章也是这样，我当年写文章觉得是自己的创造，后来年纪大一点，看多了，发现前人其实已经写过。当然现代学者有条件发现和提出更多的东西，但是认真说来，进步其实是有限的。从代际更迭的总体来看，可以说后一代人总可以在前人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但大量的重复发现实际上不可避免，就具体个案或学者来说，其研究较之前人倒退也并不鲜见。

历史书写和史料批判，我的解释就是，它属于重新发现问题过程中的一种现象。这种问题虽然并不新鲜，却仍可以拓展论域和方法。我还是强调，我们一定要抓准问题。实际上，在任何一个领域中，真正重要的问题是有限的。真正的问题是什么呢？对历史书写来说，重要的依然是对历史和文献编纂学的认识，是要在文献的历史形成过程中加深对文献记载，包括其内容和形式的认识。只要始终抓住这个问题，就可以确切地推进研究。

对于历史过程的研究也是这样，我再举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唐宋变革论”。“唐宋变革论”到底应该怎么表述并不重要，关键是中外史学界，都公认唐宋之际中国的社会，很多方面的现象都发生变化了。至于到底应该怎么表述，是表述成一种革命、一种改良还是一种转型，那是另一个问题。归根到底，史界最终面对的，依然是我们这个民族、这个国家，在各个时期生生不息的发展过程。史界当然要讲究方法、规则或套路，学术需要规范化，就会形成模式，形成公认的话题和关键词。但是，我们一方面意识到研究创新和规范的重要，另外一方面，我们不要忘掉问题本身。我一直是这个想法：作为一个历史学者，尤其是一个研究中国史的学者，他始终应该关心的，是我们这个民族、这个国家，是怎么样一步一步发展过来的，这才是根本问题。

以此衡量，我们以往对于自身历史的描述，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我最近一直在说：第一，我们对自己的历史太冷漠，好像这是跟我们没有关系的事情一样。我们研究中国史跟研究日本史没什么区别，这个现象是世界史上很少见的。各国学者在研究自己的国家或自身族群历史的时候，总是不太一样的，在研究自己过去朝代和皇帝的时候，总还是有一点感情在里面，甚至有一点神圣性。而当代中国人没有，一说过去都是批判，就像解剖尸体似的冷静中立，有的更多的否定。第二，我们现在勾勒的历史，认为中国大概是按照与其他国家差不多的规律发展过来的，再加上一些说法调剂一下，说我们中国的发展是有特点，有中国特色的。这两种说法都不太能让人满意，我们今天描述的整个历史过程中，有好多环节互相之间的关系是断裂的，或者是含糊的，不少地方是脱离历史实际的。第三，我们总是在随外人起舞，还没有真正从中国或中华民族出发来研究自己的历史。他们说唐宋变革论，我们就探讨唐宋时期的变化；他们说贵族制，我们就大力研究六朝的门阀等级；他们说古代中国是一个长期停滞僵化的社会，我们就讨论其到底是不是一个长期停滞僵化的社会；诸如此类。近年这种现象尤为明显，似乎是外国人关心什么，我们就一涌而上，其实只是为之扩展外延。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都是独特的，也就都必须首先立足于自身来加以研究，从自己的民族、自己的国家的历史和问题当中，去寻找和形成研究方法和理论。我觉得这是史学界一定要解决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现代史学就难言成熟。

无论是对人类发展过程，还是对于一个人、一群人的发展，对于一个家庭、一个国家的命运来说，真正重要的问题其实不多，大量问题都是围绕基本问题展开的，史学就是要着重去考虑历史上的这种问题。现在我们很多人在研究以前不受关注的一些领域，比如说医疗史、生态史、妇女史等等，这些都是有价值的，都揭示了历史过程的重要侧面，但也必须意识到，这些毕竟不是古人最为关心的问题，而是在当代观念中凸显出来的内容，边缘可以与中心相关，却毕竟不是中心。事实上，我们需要的是，在这些边缘的基础上，对中心有一个更好更深入的综合，要自觉去寻找自己的家国之根、民族之根、历史之根，这才是史界最重要的任务。

澎湃新闻：您在新书《北魏开国史探》的自序里面谈到，研究北魏也要从传统王朝的那一方面来进行。如今有很多学者提倡用“内亚史”视角来研究，请问您对此有什么看法呢？

楼劲：内亚史、东亚史、区域史以及很多新的视角，对于我们丰富自己的研究是很重要的，因为它们确实打开了很多窗户，可以从新的角度来观察中国史。如果用内亚史的角度来观察，先就要面对南北朝时期的北族。北族对中国历史有非常大的影响，他们建立的王朝，从北魏、辽、金、元到清朝都含有内亚色彩，内亚视角就是要去观察、揭示这些东西。中国历史中存在很多内亚因素，但这一点不能直接说明中国本身的归属或定位。比如北魏，它主要是一个内亚帝国还是中国的传统王朝？恐怕不能因为它有内亚因素就说它主要是一个内亚帝国。我的观点是，中国传统的王朝体制，是完全可以包容内亚等多种因素的。如八旗制度是清朝的制度，有内亚成分，你能说它不是中国的制度吗？南北面官制度也有内亚成分，是辽朝的制度，你能说它不是中国的制度吗？我们肯定内亚因素对于中国的影响，但是不能说内亚的因素就不是中国因素，这是不行的。中国相当一部分版图都在内亚，内亚各族对中国历史有重大影响，中国对内亚同样存在着极为重要的影响，不少原出内亚的族群都融入了中华民族，这些地区和族群的历史，实际都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

所以，提出“内亚视角”本身不是问题，不具有什么挑战性，无论是内亚视角也好，东亚视角也好，或者是区域史视角也好，所有这些视角的基本共同点，就是一个地区的历史，必须在跟其他地区的相互关联当中，才能够得到准确描述，否则就会有缺漏、有问题。这个立场和方法是我们赞同的。

区域历史有别于国家历史，区域是在跟相关地区和国家的互动中，才显出这个区域的存在。我们以前的确有中国中心论，就如欧美学者常见的西方中心论。举一个例子，国内有学者在讨论东亚世界时，说无论东亚世界怎么变化，有一个始终不变的中心，那就是中国。这听起来很有道理，因为中国在东亚真的很重要，这个日本和韩国的学者都公认，像汉字、佛教、教育、科技、儒学，这些东西构成了东亚共同的一些色彩，尤其是汉字，古代很多东亚国家的文献都以此写成，因为他们都是用汉语作为通用语言和基本文字。但是根据这个就能说中国是一个始终不变的中心吗？不行。比如有些日本学者勾画的东亚世界历史是这样的：汉代开始形成一个以汉朝为中心的东亚世界；但是到了唐代，东亚秩序已经是大崩溃后的重建结果；唐代结束后东亚世界又崩溃了；再经宋元明清东亚秩序的屡屡重建和文明重心的游移变迁，一直到以日本为中心的大东亚共荣圈。人家至少是在说明，东亚世界是有一系列复杂演化过程的。韩国人、越南人勾画的东亚世界，也有与之相类而不同的样态。因此，粗糙地说，东亚的中心始终是中国，跟人家精致得多的勾勒相比，明显就是拿武断来代替研究。

总之，我们的确应该在中国和内亚互动的关系当中来研究、描述中国和内亚。同理，我们也必须要在中国跟东亚密切互动、互不可缺的关系中，来研究、描述中国、朝鲜半岛、日本列岛或者是中南半岛。对于中国史、东亚史或内亚史来说，近年以来全球史、区域史或多边关系史等角度的提出，本身都是切实有益的，其间存在国家、民族立场或感情之争，也在意料之中，是可以讨论的。在此同时，学术界的确应该自觉摒弃那种不切实际的大国中心主义或自我中心论。

澎湃新闻：您强调以中原王朝为本位来研究北魏，又是基于什么呢？

楼劲：长期以来，我们多是把北族政权主要当成异族政权来研究的，但实际上这些王朝都有两面性，一方面它是一个异族政权；另外一方面，它也是一个传统王朝，即是按照中国传统王朝的方式来建立和实施统治的。我们长期按照异族政权的角度来研究，大概有两个出发点：第一，它的文明程度比较落后，所以入主“先进”的中原后，一定会有一个社会生产力发展，向中原文化学习的过程，这个就叫“汉化”过程。第二，它的社会形态有一个“封建化”过程，毕竟这些异族原来可能都处于奴隶社会甚至是原始末期。这样一来，实际上我们就是在研究异族政权的“汉化”过程和“封建化”过程。

但是北魏也好、辽朝、金朝也好、元朝、清朝也好，它们除了汉化和封建化过程，还有很多重要的历史过程，是“汉化”和“封建化”没法概括的，这些过程对当时的民族关系，对当时制度、思想、文化和统治体系的发展同样非常重要。更何况，这些政权本身有极为错综的历史，拿北魏来说，其历史的不断展开有多种过程的加入和交织，北魏对北齐、北周和隋唐历史的影响，对南朝和北方各族的影响，光用封建化和汉化过程显然是难以解释的。事实上，中国历史上的异族政权，不少也都在按照传统中原王朝的方式来建立统治体系，并且展开统治。所以我认为，当我们按照前一个方式已经研究了很久，而且取得了丰硕成果以后，也应该回过头来看看，是不是将之当作传统王朝来研究，同样也具有重要的意义，有助于发现以往关注不够的许多问题？我不仅是从补缺的角度来提出这个问题的，还要更进一步上连下挂考察，实际上周秦汉唐，都经历了统治种族的变更。夏商周是这样，商人推翻夏人统治，周人推翻商人的统治；到汉唐也是这样，汉人推翻秦人有种族背景；隋唐“还依汉魏”也有推翻异族政权的成分，当然隋唐统治集团多有胡人血统。那么为什么没把这些朝代当成一个异族政权来研究？这说明当代史学也有某种局限，也还是受到了我们以前正统史观的影响。

把这些问题放到一起来看，就会发现我们以往研究存在着一些缺陷，还有不少问题有待解决，那么研究就有了推进的余地。我的《北魏开国史探》就是这么写出来的，此书试图通过北魏建国前后问题的研究，来提出和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我们以前的相关研究仍有片面之处，大量以往关注不够的问题应该再作深入考察，增进对之的认识。进而言之，中国传统王朝的体制，也有必要纳入我们的视野来重新研究和理解。

澎湃新闻：在《北魏开国史探》里您提出一个叫“儒家化北支传统”的命题，您认为这是书中最为重要的结论之一，您能给我们详细解释一下这个命题吗？

楼劲：儒家化的命题陈寅恪先生已经提出来了，后面瞿同祖先生在他论述法律儒家化时也有非常系统的阐述，但是我们还可以对其学说做进一步研究。从汉代开始，儒学被确立为官方意识形态，但是儒学向制度、社会体制、政治体制渗透有一个长期的过程，我认为，这个过程应该是到唐代才完成的。我们可以看到，唐代的整个政治体制、社会体制以及各种制度，确实都是在儒家思想的指导下建立起来的；但是在汉代，情况还不是这样。

这个渗透过程有两支，魏晋南朝是一支，北朝是一支。北朝的问题在于它有民族因素，北朝要很好地统治中原地区，必须要更彻底地按照儒家学说进行变更。所以北朝经常是大规模地进行制度建设，因为北族政权是平地起家的，是从头来建立一个政权，而不是现成接受一个政权。我刚刚已经提到，南朝魏晋就是禅让易代；而北族就是要强调革命的，它是推翻你的统治，自己建立王朝。在儒家化的传统当中，恰恰是北支为隋唐开辟了道路，北支更大地影响了历史。

北支传统有几个特点：第一，它有大规模的变革活动。第二，它比魏晋南朝这一支更大程度地信奉“本本主义”，恰恰是更落后的、或者是更野蛮的北族，它更教条主义，北朝真的按《周礼》来改革，几次“周官改制”都是在北朝发生，南朝不会发生，因为南朝原来的制度就是很系统的，重新推倒重来是不可能的。第三，北支扩充了儒学中的民族内涵，它要通过儒学建立一个不同种族可以合作的平台。原来的儒学是在“尊王攘夷”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孔子也比较强调“夷夏之辨”，但对于北朝的统治来说，就要淡化这方面的内容，要强调文化的重要性，强调他们都是在尧舜文武之道下实行统治，而不要那么强调种族之别，这是北制传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正因为胡汉合作才会有伟大的隋唐，所以儒家化北支传统对中国影响是极为深远的。我把这个看成个人研究生涯中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就是认为我揭示出来了这一点。而且“儒家化北支传统”也是我命名的，以前人们只说儒家化就完了，而我认为，儒家化有南支北支两个传统，北支传统才真是代表隋唐的传统，它重新建立了王道，重新解释了王道。

澎湃新闻：蒙文通先生在《经学抉原》中提到，经学历史中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有“南学”和“北学”两支，两者是互相影响的。您觉得这个儒家化的北支传统跟南支传统，有什么样的联系和区别呢？

楼劲：蒙文通先生的这个“南学”和“北学”，应该是从学术风格层面来说的。南方的儒学或者南方的学术对于北方的影响，是一波又一波完成的。陈寅恪先生已经揭示了一波，就是太武帝时期平定河西，河西士大夫进入北魏，这是南学对于北朝一次大的影响。之后东晋、刘宋之际，刘宋、萧齐之际等几次改朝换代都有大批士大夫北逃，大批的人口北移，其实北移本身已经表明，北朝的异族性已经淡化了，人们不再把它看成一个异族政权了，而是把它看成一个地区政权。到了隋唐时期，实际上已经不能再从北方文化中辨别哪个是南方的，哪个是北方的，它已经都吸收到那里面，成为一个系统了。

儒家化北支传统，本身是受到南方儒学、南方学术影响的，但是形成的东西最终是北方的，因为它要解决的是北方民族的问题，因为北方的民族问题呈现了一系列特点，这些特点也是南方所没有的。北朝大规模进行制度改造，比较多地按照教条主义的方式来建立制度，最终是为了解决这个民族问题，解决胡汉合作的问题。北支传统要在王道的旗帜下淡化种族，强调政教，即政治和教化。

南方一直抱着一种不切实际的文化优越感，最后南方为什么竞争不过北方？我的《北魏开国史探》中有一篇文章叫《北魏开国之际的文明程度》，就是说南朝国史当中对北朝历史言之凿凿，却连北方具体的文明程度都弄不清楚，有机会就贬低他们两句，认为要是王肃不到北方的话，北朝连什么叫制度都不知道。这样子南朝能不输吗？北方统一南方，绝对不只是一个偶然，到后期从制度、物质到精神，北方是全面胜出南方的。所以儒家北支传统，真是可以深入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