瀛寰新谭｜那些年的春节，美食也抵不过晚清驻外使节们的乡愁

最早在外过年的应该是志刚、孙家榖使团，在其周游全球的两年时间里，经历了同治八、九年（1869、1870）春节，一次是在法国首都巴黎，一次是在普鲁士首都柏林。尽管属于游历而非驻扎使团，并没有固定的馆舍，但是志、孙两人依旧在下榻的住所率众设立香案，对着圣牌行三拜九叩之礼。礼毕，整个使团高高兴兴吃了一个团年饭。

到郭嵩焘使团前往英、法等国，中国有了正式的驻外公使以后，每年正月初一的仪节也更正式隆重。光绪二年除夕（1877），抵达伦敦不久的中国使团，就搞起了团拜会，俱着官服，互相“申贺年禧”。次日，正副使郭嵩焘、刘锡鸿率领大家在使馆中“向北恭拜圣牌”，连使馆的洋随员马格理，也穿着西式礼服，行西方的“见君礼”。礼成，郭嵩焘因“元日须一出游”，带大家参观了蜡像馆。

此后，每年正月初一，恭拜圣牌之礼就在中国驻各国使馆进行，公使、参赞、翻译、随员等，皆须着花衣补褂，行三拜九叩礼。有时候，正在当地的中国游学生也会参与，比如郭嵩焘就是在光绪四年元旦见到了在格林尼治学习的严复。

“吃货国”使团新春宴会吃什么

作为中国使团，每当佳节而身在海外，倍思亲是肯定的，何以解忧，惟有吃一顿，或者两顿。同治九年除夕，在法国的崇厚使团虽然背负着为天津教案而道歉的悲惨使命，但迎春晚宴还是照常举行，菜品有：

冬笋、鲜蘑、海参、鱼翅、花生、杏仁、梨、橘、苹果等，酒则绍兴酒与三鞭酒。

晚宴吃完，大家仍聚一堂，“彼此坐谈守夜以待新春，乐甚”。

光绪十六年（1890）正月初一晚上六点，洪钧在驻德使馆举行新春晚宴，据说“酒既美而菜亦佳”，而且搭配上尽显中西合璧：

菜共七色，为蛎蟥一小盌，每盌三枚，其他则红烧鱼翅、烧鹅、烧猪、炒鸡丝、溜鲫鱼、红烧鸭、猪肉饺子。一切仍照洋法，无饼、饭，有黑、白面包、牛奶油，外有干果、鲜果及蜜饯果各一盘，酒则中国绍兴，德国香酒。

由于菜色过于丰富，所以吃完后，每人还泡上一杯普洱茶。

光绪二十三年除夕（1898），也是六点左右，驻英公使罗丰禄在使馆宴请馆中同仁，“菜酒颇好”，当晚有：

白菜闷鱼翅、洋醋炖海参、炸溜鸡丁、白煮鸡肉、菠菜熬粉肠、压桌红肉一碗，无饭、面、点心，末乃各人米粥一瓯，因厨工精火工，是故其味浓而甘。

次日，拜圣牌之礼后，又有点心，“每人元宵五枚”，虽然吃得早了点，但是口味“颇佳”。

出使在外，交涉事务繁多，未必可在馆舍中迎来新年，即使在旅途之中，也不能在吃这方面亏待自己。光绪三十二年（1906）正月初一，驻英公使张德彝在船上过年，晚餐特别添加了“肉菜果品数色”。当然国人也绝不吝啬吃独食，下午茶时他拿出事先购买的糕点，招待船上“各道新禧”的男男女女，还专门给了船上工作的华工年糕一块。

过年最考究的公使：曾纪泽

曾纪泽是晚清名臣曾国藩的儿子，曾长期担任驻英法公使，或许是出身于官宦家庭，每次过年，仪节上他都显得比较考究。

光绪四年末（1879），曾纪泽刚刚来到欧洲，接替郭嵩焘的职务。除夕那天，他下午要仔细“写定客单坐次”，晚上则是收拾邮寄新到的衣帽，为了明天早晨的恭拜圣牌仪式整理官服官帽，而且费时“极久”。

第二天一早，曾公使提前半个时辰起来，也是为了“整理衣饰”，在使馆大厅朝阙行礼之后，完成了忠臣的仪式，与僚属聊天互贺。继而，携家眷又在中厅设香案行礼，祭奠先人，又完成了孝子贤孙的仪式。

在此之后的每一年除夕、新正，曾纪泽都会恭拜万岁圣牌、祭祀祖先、与同僚贺岁，与儿女嬉戏玩乐，忠、孝、友、慈俱全，在此影响下，使馆内也较为和谐，其乐融融。曾纪泽往往还会在除夕那天理发，做到以最佳形象迎接新年。

说到剃头，在国外有时还不是很方便，如张荫桓光绪十四年除夕（1889）在古巴度过，他打算找个剃头匠，理发好过新年，结果当地仅有两个剃匠，半天才赶到，不仅年过半百，还是近视眼，让一向小心谨慎的张公使“不无戒心”。

随着中国使节的驻扎和中西交流的增进，不少外国人也得知了中国的新年，有时候会在那一天向国人表示祝贺。比如光绪十三年除夕（1888），张德彝应邀参加一个舞会，主办者即举杯带领全场庆贺，并祝“张君之福”。

当然出使人员漂洋过海，变化的不仅仅是实在的地理空间，更是带来了心理上的异域感。虽然新年还是新年，地方变了，风景也不一样了，再多的新鲜感也填不满中国人的思乡之情。

志刚、孙家榖使团游历至美国时，有一位美国南方人来访，此人曾到过中国，并熟知中国风俗。

他就问道：当初在中国时，看到每逢过年，有饮酒欢呼者，有管弦歌唱者，有放烟火列花灯者，实为类似天上人间的升平景象，你们现在远离祖国，又逢佳节，会不会感到寂寞冷清？

使团翻译张德彝一开始还强作欢颜，号称奉命游历，大开眼界，认识很多朋友，即便是在异国他乡也能畅谈云云，不过最终还是撑不住了，表示“每逢佳节，顿触乡思，言念及此，能不怅然”。

（作者系四川师范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