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志｜无子女老年人为何也不愿参与“以房养老”政策

在中国当下的福利制度条件下，无子女家庭形态放大了老年人对以房养老政策的风险认知。图为2021年12月6日，江苏省连云港市海州区古楼社区，居家养老的83岁张芝荣老人在家里享受上门推拿按摩服务。视觉中国 图

自2000年进入老龄化社会以来，老龄化已成为中国社会的常态。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为 18.7%，比2010年上升了5.44%。

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在老龄化治理、社会福利制度和养老保障政策方面做了诸多探索和创新。2014年以来，北京、上海、广州、武汉、南京等城市试点了“以房养老”政策，并且推行倒按揭模式。倒按揭模式，是指老年人以自有住房作为抵押，换取养老服务或者经济支持，也称为反向抵押。

根据西方福利研究的社会投资理论，推行倒按揭可以通过市场金融方式，发挥福利的生产性和投资效应，为老年人福利“造血”而非“输血”。同时，通过资产建设，可以调动老年人和社区的积极性，探索老龄化治理的多元共治和可持续发展路径。

但以房养老政策的推行遇到很大障碍，几乎所有试点城市和试验方案都不顺利，老年人参与意愿很低。

当下有关以房养老的研究较少从老年人的角度分析老年人的参与意愿和影响因素，基于数据和案例的实证研究更为缺乏。

因此，本研究将从政策目标群体，即老年人的角度出发，分析以房养老政策为何在中国难以推行。具体而言，是考察无子女老年人如何理解以房养老政策，以及他们出于什么考虑，接受或者不接受这项政策。

一、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本研究选取无子女老年人作为研究对象。无子女老年人，是指从未生育过子女，或者在老年阶段没有存活子女，且无收养子女的老年人。选取无子女老年人作为研究对象，基于以下两个原因。

首先，随着中国老龄化和少子化进程加快，该群体的数量和比重迅速上升。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当年无存活子女的老年人有 1675万人。随着家庭形态日趋多样化，预计到 2050年，这类人群占老年人口的比例将超过 10%，达到8300万人。然而，中国老年人整体收入较低，社会支持体系尚不完善，主要依赖子代养老。与其他老年人群体相比，无子女老年人缺乏来自子女的养老支持，面对的养老风险更大。

其次，无子女老年人意味着没有子女继承房产。已有的研究推断，以房养老难以推行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老年人要考虑子女在房产继承方面的期待。无子女老年人不存在这方面的顾虑，他们拥有处置住房资产的自主权。

我们在 2019年对上海一批无子女老年人进行了深度访谈。关于访谈对象，我们有三个抽样标准。

第一，从未生育，或者曾经生育却失去子女，且没有收养子女的 60岁及以上老年人。这意味着有子女却不同住的“空巢老人”不属于研究抽样范围。

第二，拥有至少一套房产，并且收入处于本地老年人群体的平均水平。贫困老年人会获得社会救助，而高收入老年人有能力在市场中购买养老服务，参加以房养老政策的意愿较低。因此，既不富裕也不贫穷的老年人，“活化资产”的需求可能更迫切，更有意愿参与以房养老的政策。

第三，我们在两种不同类型的社区进行抽样。一种是养老服务及政策推广较好的社区。这能够更好地了解这些老年人如何理解包括“以房养老”在内的老龄政策和服务，以及这些制度对其老年生活的支持作用。另一种是邻里关系较为稳定和谐的社区。这能够更好地考察老年人如何理解熟悉的环境对其老年生活的意义。在此基础上，结合已有研究提示的群体差异，我们在样本选择时尽可能考虑年龄、性别、婚育、身体状况、家庭状况的多样性。

我们通过比较熟悉的街道工作人员介绍，采用受访者滚雪球的方式，在上海长宁区、闵行区开展调研工作，最终访谈了27 位无子女老年人，他们的基本信息如表 1 所示。

表1. 无子女老年人受访者基本信息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调研情况汇总制作

受访者全部是上海本地户籍老人，大部分人退休前为国企普通职工。大部分人是初中文化程度，少部分人有大专或本科学历。他们的收入来源主要为养老金，月均处于 3000至5000 元之间。根据《2019年上海市老年人口和老龄事业监测统计信息》数据，2019 年上海市平均养老金为每人每月4521元。因此，受访者收入与上海市养老金平均水平基本上持平，少部分人经济较困难。大部分受访者拥有一套房产，极少数人有两套房产。这些房产通常是父母遗产、房改公房，或者是动迁房，极少数人的房产是自购商品房。

一半以上受访者处于60至69岁年龄段，身体状况良好，有能力和需求考虑养老安排。受访者涵盖了老年人无子女的主要婚育类别，其中大部分人为已婚未育和未婚未育。

二、分析框架：风险认知与信任

本研究借用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关于风险认知和信任的论述建立分析框架，考察老年人参与以房养老政策的意愿和阻碍因素。

首先，关于风险认知。人们在生活中的安全感来自熟悉的环境。熟悉而稳定的环境使人们能够建立明确的交往规则和稳定的预期，从而觉得生活是安全、可以把握的。相反，一种难以理解和把握的抽象系统，容易引发顾虑，使人们觉得有风险。

其次，关于信任。人们终究需要对抽象系统建立某种程度的信任。广义来说，人们总是面对很多抽象系统，包括政府管理部门系统、金融系统、交通运输系统、医疗卫生系统等，这些系统深入触及人们的生活。尽管绝对意义上的熟悉而安稳的环境是不存在的，个人也不容易完全理解这些系统，但还是要给予信任。

第三，个人生活与抽象系统之间有一个交往界面，叫作“交汇口”。它的重要作用之一是对外提供基本的解释、指引和当面承诺，从而帮助普通人建立对系统的理解和信任。医院里门诊医生通过必要的交流技巧获得患者对医疗系统的信任，就是交汇口的典型例子。政策系统与个人之间也有交汇口，专家或其代理人也需要得到普通人的信任。

吉登斯的论述将从两个方面为我们推进以房养老的政策研究提供思路。

首先，尽管现有研究提供了初步实证数据以及富有启发性的结论，但是仍然难以区分阻碍老年人参与的主要因素。假设没有继承顾虑的无子女老人也不接受以房养老政策，那将提示我们，风险与信任的问题可能是更深层次的阻碍因素，而且遗产继承问题上的顾虑也可以被理解为一种风险认知。

其次，吉登斯关于信任的论述将提供政策改善的路径。能不能通过对交汇口的改进，增加老年人对于抽象系统的信任？换言之，老年人的风险和不安全感不仅是对机构能力缺乏信任，可能还对机构的道德诚信缺乏信任。这些问题在以统计模型和问卷调查数据为基础的研究中较难得到回答，需要做更深入的考察。

本研究将具体回答三个问题：第一，无子女老年人是否愿意参与以房养老政策？第二，如果愿意，他们如何理解房产与理想老年生活之间的关系？第三，如果不愿意，他们如何理解这项政策所包含的风险，以及这项政策对家庭关系的影响？

三、研究发现

（一）安全感：在熟悉的环境中养老

居家养老是这些无子女老年人最理想的养老方式。

无论是有配偶还是独身（包括未婚、丧偶或离异），受访者都希望年老后能够尽可能久地在家里居住。用他们的话就是，“居家养老是最好的”（案例21，已婚失独，女，60岁），“能自理还是自己在家养老”（案例20，未婚未育，男，67岁）。能够“自己买菜烧饭”，被老人们视作有自理能力、身体好的重要指标。

受访老人们所说的“居家”，既指居住在现有自己的房子里，也指居住在现有的社区环境中。之所以产生这种愿望，有两个原因。

一是自由，老年人能够自主掌控生活。“住在自己家，方便进出，我自由！”（案例 10，已婚未育，女，61 岁）。居家养老的次级方案，是拓展“家”的界限，与兄弟姐妹等亲人同住。但是，我们调研发现，无论是搬去与兄弟姐妹同住，还是与兄弟姐妹同住在自己家里，受访者们都感觉不自由。

二是住在熟悉的社区里，老年人能够获得日常生活的协助，维持社会交往，满足情感需求。在两类社区中，大部分受访者都不希望搬离自己目前居住的社区。这群无子女老年人普遍认为，在日常生活协助上，“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

在熟悉的社区里居住，老人们还可能获得正式制度提供的更多服务和支持。在与案例 13 的访谈中，我们了解到这位老人是社区居委会开展老龄服务的重点支持对象。根据适老化改造政策，居委会帮助他家完成浴室厕所改造，老人第一次在自己家里洗到热水澡。

而且，与有子女的老年人相比，无子女老年人感到特别孤独。生活在熟悉的社区，能够经常与邻居们聊聊天，对他们而言可以获得情感上的慰藉。

（二）风险认知：对抽象政策系统的不信任

有一部分受访者了解以房养老政策。对那些不了解政策，或者对政策存在误解的受访者，我们在访谈中做出说明，澄清“以房养老”并非要搬进养老院。尽管如此，所有受访老人均不选择参与“以房养老”政策。

当被问及“无法自理、又无人在家照料怎么办”时，大部分受访无子女老年人都提到，那只能卖掉房产住进养老院，这是无奈的最后选择；也有少部分低龄老人表示不考虑将来。这表明，受访者拒绝的是参与以房养老政策，而非售卖房产获得保障的方式。

不确定性，是贯穿受访者陈述的最突出理由。

不确定性，首先与无法清楚计算个人利害得失有关。“以房养老”政策包含了复杂的时间和收益计算，缺乏专业知识的老人们表示“自己算不过它”。

“这个政策我曾了解过，它不是你想拿多少就拿多少。打个比方，你这套房值400万，你一个月可能也就拿4万，再拿就要等到下个月。你死了以后，他就停掉。说不定你命长活三四十年，钱还不够，谁也说不清楚。它跟你做生意，肯定它赢，不会是你私人赢，赢在哪里你也搞不清楚，它脑子肯定比你好用得多，你就是经济学家也不行。”（案例 20，未婚未育，男，67 岁）

从这段话可看到，老人们所说的“它”是指一个抽象意义的政策系统，在“以房养老”政策中具体表现为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这个系统掌握了一套关于房产估值、收益给付、时间跨度的专业知识，而老人们没有能力计算出自己的利害得失。

不确定性，还与老年人无法从孤立事件中建立普遍的安全感有关。老人们用生动的日常话语表达了他们对这项政策高度的风险认知。

一位受访者说：“金融公司关门了走人了卷款跑了，你怎么办？房契千万不能给他。这是命根子！电视上不是有骗子吗？骗你去投资，骗子太多了，现在的政策都说不定的，银行也不是很信得过。”（案例 1，已婚失独，女，69 岁）

这项政策在全国试点的时间较短，参与人数很少。老年人一次性将房产抵押给金融机构，养老费用的给付却持续相当长的时间。这意味着，这个系统缺乏足够数量的成功案例经验，给予当事人一种非当面的承诺：房产抵押之后，费用一定会按协议兑现。相反，近年来老人投资房产被骗的报道屡见不鲜。这些案例增加了老年人对金融机构的不信任感，进而转化为不相信这个系统能够兑现承诺。

（三）交汇口：缺乏可信任的代理人

如果要消解上述不安全感，就需要有双方认可的代理人，在交汇口为不具备专业知识的当事人提供当面承诺，建立和维系当事人对抽象系统的信任。代理人不仅要有准确地提供政策信息并解释相关内容的能力，也要具备良好的道德品行和个人诚信。

在调研中，我们发现“以房养老”政策系统中缺乏老年人可信赖的代理人为其提供当面承诺。

一位老年人说：“这个其实是很麻烦的事情。手续太多太麻烦了。你叫人家代理，那你要找个可靠的。不可靠，你还不放心。”（案例 1，已婚失独，女，69 岁）

“以房养老”这项政策的代理人是商业保险公司、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这些机构被老人们看作市场里的经济行为体，以经济利益最大化为目的。而且，大部分受访老年人没有购买商业保险，缺乏与商业保险机构从业人员打交道的经验。还有少数人早年买养老保险、投资养老商业项目被骗。因此，老人们在短暂和临时的交往中，很难与这类代理人建立信任关系。

另一类代理人是老年人的成年子女。根据广州试点“以房养老”的成功案例经验，老年人最信任的决策参考人是子女。在老年人决定接受反向抵押贷款之前，他们的子女帮助其了解信息，并且计算清楚风险和收益。但是，受访的老年人没有子女，缺乏可信任的人向他们解释反向抵押贷款模式，也没有子女帮助其办理以房养老的手续，更没有子女帮助其计算复杂的利害得失问题。

此外，我们在调查中进一步发现，老人们的兄弟姐妹也难以充当“代理人”的角色，因为政策设计的法理契约与家庭的情理契约相抵触。

部分受访无子女老年人表示，他们处置自己的房产时需要征求兄弟姐妹们的意见，个人不能自主决定。这通常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老人的房产属于父母遗产继承，被兄弟姐妹们认为这是“家”产，而非老人的“私”产。另一种情况是老人在患病和日常生活中，获得兄弟姐妹的照料。双方建立默契，作为回报，老人的房产留给对方。

四、结论和讨论

基于以上发现，本文提出以下三点结论，并做进一步讨论。

第一，在中国当下的福利制度条件下，无子女家庭形态放大了老年人对以房养老政策的风险认知。

本研究包含一种检验意图，即不需要考虑子女继承财产问题的老年人，是否较容易接受以房养老政策。与已有研究的推断相反，我们的研究表明，无子女老年人对政策的接受度同样很低。即便加入性别、年龄、身体状况等因素，他们对以房养老政策的参与意愿也没有呈现明显差异。

我们的解释是，无子女家庭形态构成了特殊的养老风险情境，它使未来的不确定性增加。这些老人反而把住房和产权作为唯一的、最重要的安全保障。而且，正因为没有子女，他们会更加重视熟悉的居所和社区环境，希望从熟悉而稳定的邻里社区关系中获得日常生活上的帮助和情感慰藉。熟悉的住所和社区是他们安全感的重要来源。因此，他们对以房养老政策的顾虑，首先来自担心脱离熟悉的环境、丧失安全感。无子女的状况又进一步放大了他们对被卷入未知情境的风险认知。

这意味着当我们设计并推行以房养老政策的具体项目与方案时，应当高度重视老年人的心理和风险认知特点，并且针对不同群体的差异性，做更加精细的分类研究。

第二，建立信任是构建老龄社会治理体系过程中必须考虑的问题。

任何一种养老政策或养老方案，对老年人而言或多或少都是一种抽象系统，都面临信任的问题。我们的研究表明，老年人是重视风险应对的。在这个方面，他们既有积极应对的主动性，也有能力欠缺。

本研究提供的一项重要启示是要注重交汇口的建设，即在抽象系统与熟悉环境之间的界面建设。

以“以房养老”政策在无子女老人群体中推行为例，无子女老人因为缺乏子女作为代理人，更需要有良好的交汇口，帮助他们认识到抽象系统可以给他们带来新资源和新空间，并在此基础上积极规避风险。

金融系统的工作人员可能不是代理人的合适人选。实际上，许多无子女老年人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更愿意积极参与社区的一些志愿活动，以此来建立交汇口和稳定的沟通渠道。有鉴于此，在积极应对老龄化的各项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一线基层人员的工作是交汇口或界面建设的重要环节。

第三，虽然以房养老政策并未被无子女老年人群体普遍接受，但是我们的研究表明，这个群体在养老问题上对制度性保障有着迫切的期待。

下一步政策努力的方向，应该着眼于这些老年人的顾虑，使他们认识到以房养老政策能够更好地保障居家社区养老，增强而非削弱其安全感，特别是通过合理释放住房资产的价值，才有可能使其获得更稳定而优质的养老服务。

[作者钟晓慧是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副教授，陈丽梅是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讲师。本文原题“老龄社会的风险认知与信任建立——基于上海无子女老年人参与以房养老政策意愿研究”，原载《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有大篇幅删节，参考文献与其他细节请参考原文。经授权刊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