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八线小城”的补习班江湖｜寻找返乡路

2017年春节期间，澎湃新闻“思想市场”栏目将陆续推出由知识分子、新工人、学生、乡建者等不同主体所构成的城市新移民（或暂居者）的返乡笔记，以期从不同视角激发新的思考。

路过村里的小学，教学楼翻新、校园设施齐备，眼见是投了不少钱，新修整过不久的模样。比起二十年前我们上学的时候，校园看上去已经颇为现代化了，在校门口显眼的地方，更是赫然摆着“省示范小学”几个大字。本该是欣欣向荣的景象，却听说这所小学如今已经没落得不成样子，从一年级到六年级，所有的学生加进来勉强过百，正式的教师却有十多个。这所建校于上世纪50年代的小学，教育了几代人，也曾经有过辉煌史，80年代中至90年代中期，这所小学的鼎盛时期，学生人数达到上千人，在全区的小学排名中能稳居前三，如今没落至此，实在让人感慨。

1976年，姨妈高中毕业，开始在这所小学任民办教师，眼看着这所小学从最早的几间破旧小屋变成教学楼林立。70年代中期，高中毕业生在我们这个地方已经是相当高的学历了。姨妈在此任教了27年，却在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的过程中，毫无预料地遭到黑箱操作，尽管考核全部通过，却被人顶替了转正指标，被学校直接辞退回家。本以为能顺利转正，下半辈子继续勤勤恳恳地教书，不料突逢变故，45岁的姨妈就此失业。不甘心离开讲台，姨妈开始在家办课外补习班，维持生计。好在姨父尚有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尽管所在的单位也是走向末路的老国企，总算是没有下岗，尚能勉强维持家庭生计，并供养表哥上大学。那时候，课外补习班还为数甚少，并不像今天这样从收费到规格都日益高大上。本以为通过申诉还有机会转正，补习班不过是临时的打算，没想到这一“临”就是近20年。

乡村小学的没落

姨妈说，70年代中期，教师奇缺，她虽然是高中毕业，教学经验却匮乏。从她工作开始，一直到90年代末，每年暑期都是教师集中培训的时间。由区教育局组织，请大学和科研单位的教授来讲授，内容包括教学方法和儿童心理等，每一期的培训结束后，有考试和课堂教学比赛，组织者和参与者都非常用心。这些培训对当时的乡村教师来说非常有帮助，结合实践中的经验教训，教师得以不断探索以什么样的形式讲授，能让学生更容易接受。对姨妈来说，那些年的培训是她此后几十年有扎实教学基本功的重要基础。彼时，民办教师尽管并不十分“专业”，却是在实践中不断摸索经验，加上有针对性的培训，他们自身也投入了巨大的热情和精力去钻研、琢磨，教学能力反而优于后来者。

此后，随着教师队伍逐渐专业化——所谓专业化，准确地说是“学院化”，即越来越多的教师来自师范类院校的毕业生——这类培训逐渐停止。然而在乡村小学，很多后来的教师依然并非专业出身，教师培训的终止，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后来的师资力量。

从1992年开始，国家出台了民办教师转公办的政策，本意是由国家来承担乡村教育职能，而不再如此前一样由村集体来办教育；与此同时，对原来的民办教师则择优转正，其余者或辞或退，提高教学质量。在这一政策下，中央每年都有一些民转公指标下达，指标层层下放，到了地方，尤其在区县一级，最终的决定权在于地方教育部门。一旦转为公办教师，显然是拿到了铁饭碗，民转公政策下达后，我们这里曾产生过一段混乱期，走后门、拉关系、倾轧排挤诸多乱象共生，本该根据教师自身学识和教学能力决定转正与否，却因地方上一些不正之风，一些不适合或能力不足者钻空子进了公办教师队伍。这也是此后多年，民办教师问题频繁成为维稳重点的起点。

尽管不是唯一原因，师资下滑却是乡村小学逐渐没落的重要因素。即便地方政府仍愿意在这所小学投资改善硬件设施，生源依然严重流失。目前在读的100来个孩子，绝大多数来自周边村里家境窘迫的家庭，这些家庭已不再对教育抱太高的期望，认命地相信自己的孩子没有读书的天赋，不值得或没有足够的经济能力让孩子到更好的小学读书，送孩子上学无非完成九年义务教育，然后让他们早早出去闯荡。

随着优质教育资源日渐向城区集中，乡村小学似已成为没有希望的象征。在我所在的这个不知是八线还是十八线的小城，教育依然是实现阶层流动的少数渠道之一，但凡有些“能耐”的家长，都各显神通地把孩子送到城内的重点小学读书，即便不得不付出更高的代价。而对于寒门子弟，进城读书是他们的家庭背负不起的重担。即便在八线开外的小城，教育的分化也已经从小学开始就缓慢展开。

补习江湖的兴起与秩序

对有幸进入到城区重点中小学的孩子，过五关斩六将地进校门仅仅只是开始。要确保进入好的高中，考入名校，课外补习仍然是必备的标配之一。

姨妈的补习班应该算是较早的一批，主要为小学三到六年级的孩子补习数学。既有作业辅导，也对其中一些孩子做奥林匹克数学竞赛的辅导。然而，补习市场竞争激烈，作为“体制外”的补习老师，姨妈的补习班生源全靠这些年补习取得的成绩。来补习的孩子有获得奥林匹克奖项的，有成绩显著提高的，家长们口耳相传，这才有了稳定的生源。

这些年补习班的发展可谓日新月异，真正在补习班江湖中称霸一方的，是那些重点中小学的任课教师。前几年，补习班曾盛极一时，江湖传言，有教师在课堂讲授时敷衍而过，藏私藏得十分了得，学生家长不得不让孩子课后去教师家里补习，否则课堂上根本跟不上。此事引得纷争不断，学生的血泪控诉也见诸网络，直惹得天怒人怨。此后，教育部门明文禁止在职教师以任何名目开办或与人合办补习班，据闻此风气略收。然而，补习现象并没有因一纸禁令而消退，在职教师们纷纷学会了“戴着镣铐跳舞”，明面上不显山不露水，私下里各凭本事掩人耳目。自然，并非所有的在职教师都越轨，然而补习之风的蔓延程度已经相当惊人。我小时的印象中，会去补习功课的同学是“异类”，而今天，不去补习功课的反倒成了异类。

在升学率的绩效考核、以及教育部对在职教师开办补习班的禁令双重压力下，补习江湖的生源配置和收益分配出现奇异的秩序：因为不能大张旗鼓地办补习班，“体制内”的中小学教师——尤其是重点中小学的教师——只低调地给班里成绩最好的少数学生补习，规模小，效率高，走的是“技术密集型”补课套路；同时，全班的平均成绩也不能太难看，自然也不能让那些基础较弱的孩子拖后腿，于是在教师不断地请家长、对学生的批评训导中，学生家长迫于压力，也不得不四处为孩子寻找补习班，这群孩子成为“体制外”补习教师的生源，这些“体制外”的补习老师主要从事“劳动力密集型”的补课工作。给这类孩子补习的难度更大，需要补习教师付出更多的时间和耐心，往往有时候成效还不佳。姨妈的补习班以这类孩子居多，本来晚间是3小时的补习时间，经常为了辅导其中一两个孩子，时间得延长到四五个小时，甚至更长。

缺少了体制身份和体制资源的优势，“体制外”补习教师不得不以低收费来吸引学生。在这个八线小城，“体制内”的补习教师一般的收费标准大约是30-40元/小时，补课方式通常分为工作日补习和周末补习两类。工作日补习主要是给学生辅导家庭作业，时间是每天放学后1小时，平均收费是400-500元/月。周末补习则各有差异，有专门的奥林匹克竞赛辅导，也有课业补习，根据时间长短和补习内容收费有所不同。“体制外”的补习老师收费则明显低一些，以姨妈为例，她在工作日的补习时间是每天3小时左右，但大多数情况下都会在3小时以上，4小时或以上的居多，每月的收费也是400元左右，平均算下来，收费的标准大约只有3-4元/小时。

姨妈的补习班教室机缘巧合地租在城区最好的一所中学旁边，所以不时有家长前去询问，她是不是这所中学的老师，有家长知晓后即刻转身就走。补习江湖上的强弱地位，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对体制内资源的掌握程度，教学功夫的高低倒在其次。江湖与庙堂原没有截然无涉，居庙堂之高者得以引领江湖。一声叹息的，唯学生家长而已。

乡村小学的没落，农村的孩子向城区集中，也使陪读成为随之而来的选择。因为姨妈的补习班学生来源比较多元，我问她，这些在城区上学的农村孩子，有多少是家长陪读的，她说几乎所有的都有家长陪读。这些家长大多在城区做些小生意，都是有些家底的。姨妈悲观地认为，现在农村贫困家庭的孩子几乎已经没有可能考上大学。农村中家庭条件稍好的孩子，也许还可以通过各种渠道进入城市重点小学，再通过陪读、补习，勉强跻身重点中学，但家境在中下的，也许根本没有“能耐”让孩子进入城区的小学，陪读和补习更是他们无法背负的重担。看起来，只有经济条件优厚的农村家庭，孩子才有可能通过教育实现进一步的社会流动。如果农村社会的分化会在教育中被再一次强化，乡村教育的前景甚令人心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