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尽之途：英国走向“脱欧”路

保持与欧陆关系的暧昧不明是英国历经几个世纪习得的重要传统。这项传统深植于一种旧时代的帝国信仰，即英国的安全、利益和外交应该展现出一种普世意义的全球关怀，而非仅仅维系于欧洲。帝国的野心与信心愈发丰满，这种刻意的疏远便会更加明显。

作为自由精神的源生地，英国长时间以来对于任何具有束缚性触感的契约带有一种本能的提防。为了避免深陷欧陆中心地带几个世纪以来纷杂细碎的权势缠斗，英国总是在彻底孤立与离岸平衡之间小心摇摆，除了几次不得不参与的体系性大战，从未多踏出过任何一步。

即便是在二战结束的第二年，当丘吉尔以毕生名望在苏黎世发表演说呼吁建立欧罗巴共和国时，他在力劝法德之间建立互信，凝聚各国向他设想的新欧洲迈进的同时，仍然极有保留地宣称，英国、英联邦不过是同美国、苏联一道，成为这项计划的“支持者和赞助者”，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们与欧洲在一起，但并非其中一员”。

1957年，在煤钢联营迈出聚合的重要脚步之后，英国拒绝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并将罗马条约的谈判斥为无足轻重。此后不久，当哈罗德·麦克米伦担心英国可能错失一个重大的经济增长机会而改变主意时，他的申请却被法国总统戴高乐否决。1973年，爱德华·希思最终通过谈判使英国加入欧共体，却有许多人将之视为英国孤立主义传统的失败，而非欧洲一体化的胜利，这一理念的回潮与纠结直接导致希思在选举中下台。1974年，哈罗德·威尔逊第二次当选英国首相，按照竞选阶段的承诺，他开创性地将国民对于英国与欧洲距离的争辩定量化，决意举行历史上第一次全民公投。这次公投稳住了工党在竞选阶段极其微弱的胜选优势，也稳住了英国在后四分之一个世纪跟随欧洲聚合脚步的基本态度。

四十年后，詹姆斯·卡梅伦面对经济下滑、移民问题滋生的不利局面决定效仿先贤，遗憾的是，这一次他不仅没有保住自己的位置，而且根本性地改变了英国的前行路向，放出了一个复杂而陌生时代的第一只黑天鹅。

脱欧成功后的宿醉时分，深度绝望中的知识精英颤抖着双手为卡梅伦刻好了墓志铭，“Here buried a prime minister, who ruined the Great Britain”（这里长眠着一位英国首相，他毁掉了英国）。

作为这场宏大民主试验的肇始者，卡梅伦清楚记得这一切的始终。金融危机以来，欧元地位受到极大撼动，经济发展受到巨大影响，与日俱增的移民问题正在疯狂地挑战国民的本土意识，英国深感受到欧洲拖累的风险或许将大于其收益。与此同时，欧盟为了应对危机，加速了一体化的努力，试图建立统一的财政政策，甚至政治上也要进一步一体化，这是英国所无法容忍的。民族主义和排外主义的情绪不断滋生，面对工党老冤家米利班德对经济和安全问题的拷问和独立党领袖法拉奇疯狂的意识形态挑衅，保守党腹背受敌、每况愈下，对2015年大选毫无胜算，卡梅伦亟需一条奇计背水一战。

2013年1月23日，卡梅伦发声了，他决定顺应时下对于欧洲问题的争吵，举办英国历史上第二次脱欧公投。在他看来，这是一个一石多鸟的全策：对欧盟而言，身处多事之秋的欧洲绝对无法脱离英国的支撑，一次看似被迫的公投将使得布鲁塞尔、柏林和巴黎正视自己的姿态，对英国的诉求妥协；对保守党而言，这样具有政治魄力的举动是信心和勇气的表征，与那些只会叫嚣的极右势力不同，保守党是敢于担起民意的；对卡梅伦自身而言，这将使得著名的留欧派米利班德有劲儿使不出，被迫赞同保守党的留欧主张，同时又客观上起到孤立和贬低法拉奇的效果，帮助他取得2015年的连任。

事实证明，卡梅伦计划是成功的。他小心地按照自己制定的路线图操盘，一方面做出宽容而毫不避讳的政治姿态，另一方面竭力警告全体国民退欧将带来的巨大风险，欧盟随即减少了对外来移民的福利补助，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保守党的民意支持率就上升了5个百分点，而工党最终在15年的大选中惨败，米利班德被迫辞职。至此，卡梅伦在这场英国政治和路向的角力中顽胜，一如其在牛津辩论社期间获得的无数胜利一样，卡梅伦爱抚着自己设定的民主试验，来到了人生的制高点。

繁华转眼凋零，工于心计常常是短命的别名。身承胜选后巨大的民意合法性，卡梅伦试图快刀斩乱麻，尽快了结自己开出的公投支票。然而事实证明，卡梅伦是一个好的战术大师，但他绝对不是一名合格的战略擘画者。他，甚至连同全世界民主国家的政治精英们都没有能够注意到几十年来全球化、民主化、精英化的传统政治风貌下隐藏的不公和民粹的愤怒，当伦敦以外的乡村地带选票以近乎报复的姿态逐渐呈现出一边倒的局面的时候，大家方才明白，英国不过是不小心触动了那个开关，卡梅伦不幸成为历史关键节点的剪彩者。

卡梅伦承担了政治责任，选择了辞职。他做出这一选择的核心理据在于他个人是主张留欧的，但英国52%的投票者选择的是脱欧。因此，出于某种意义上的政治操守和行为洁癖，他认为自己将无法代表英国启动脱欧程序。在他的辞职演讲结束之后，或许由于心情太好，或许由于需要刻意掩饰，从演讲台到唐宁街10号门口不到5米的小路上，卡梅伦竟然哼起了小曲。

然而卡梅伦逃避了历史责任。在辞职演讲的最后阶段，他两次强调英国人民的选择必须被尊重。然而他错了，英国作为现代民主的重要源生地，其立国之本是代议制民主而非直接民主，这种政治结构贴切于英国的人口规模和国情，历经了几个世纪以来多次战事的考验，是极为成熟的政治运筹方式。卡梅伦为了满足阶段性的执政党利益和个人利益，允诺以公投的方式决定国家的战略走向，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无法挽回的后果。试管已经炸裂，试剂四处流溢，警报器响起，这场民主试验的操盘者匆忙中逃离了实验室。

如同鱼贯登场的小丑，竞争取代卡梅伦的人一个接一个地现身。鲍里斯·约翰逊，产地牛津，公投日的当天下午他轻松地打着板球，安静得仿佛自己从未为脱欧声嘶力竭过一样，历史的转折点不过是又一场牛津辩论社的比赛；迈克尔·戈夫，产地牛津，其宣言读起来永远像一篇逼仄拗口的本科生论文，其行为的一切根源不是帝国的伟大理想，而是偎依在政治怀抱里的中产温馨感；安德里亚·利德索姆，三个孩子的母亲，视撒切尔夫人为女神，但却注定无法领导保守党赢得大选的强硬右派，一如缔造了史诗般民意支持率但却同样不可能领导工党赢得大选的工党极左派杰里米·科尔宾。而这些政客的算盘全部打错的根本原因在于，此刻的英国已经慌乱，对于公投结果的深刻反思和懊悔已然转换为应激性的行动力，人们开始疯狂打听候选人的政治立场，了解接下来即将面对的政治议程，然后去注册保守党选民并填写选票。

正如上世纪60年代保守党殖民地事务大臣伊恩·麦克劳德指出的：“保守党是一个非常宽厚的政党。它总是宽恕那些犯错的人。有时，它甚至宽恕那些做对了的人。”不幸中的万幸由是出现，进退的两派力量在这场民族路向的撕扯中气力用尽、两败俱伤，谁都无法累积足够的合法性带领整个帝国前行，谁也不愿承担责任，甚至也干脆不知道应该往哪儿走，在内政大臣的位置上蛰伏了六年之后，隐藏的留欧派——特丽莎·梅的身影从这个被誉为内阁坟场的位置上凸显而出。

特丽莎·梅出生于英国萨塞克斯郡伊斯特本市的一个天主教社区牧师家庭，她懵懂的政治意识也正是这样的环境下被塑造起来的。她曾经和传记作者讲起，记得自己从小就注视着那些祈求命途垂怜的人们从房门出入，面向她的父亲，倾诉着不同的故事。到了晚上，一家人经常会和来访的陌生人共同坐在餐桌前，吃着东西谈论时事，在特丽莎·梅看来，“那是一种滋生政治意识的自然环境，父亲不会谈及自身，重点永远是别人，我时常感到心中的利他主义情结被极大地唤醒”。在她看来，政治存在一种先验性的神启，是与倾听、分忧、解难等高贵的品格永远伴随的，“政治是一种召唤、一个旅程，而非一项工作”。她曾多次表示，这种信仰深刻构成了自己的一部分，并且将引导着她接触任何事物的方式。

一如英国政坛大部分精英，特丽莎·梅的大学在牛津度过，她在当时唯一的女院圣休斯学院主修地理学。这座校园是卡梅伦、约翰逊、戈夫之流的自由天堂，所有对未来充满竞逐欲望的年轻心灵都会在这里参加牛津辩论社，醉心于文字间的高级修辞与复杂幽默，在他们看来，演讲术是最为高贵的品格。普通英国学生几乎不学历史（正如退欧辩论中所显示的，无数选民对于欧盟几乎一无所知），而辩论社的未来政客们则不断地抬头仰望威斯特敏斯特的议会大厦，而后低下头拼命涉猎英国历史，向卡斯累里、帕默斯顿和丘吉尔等先贤致敬。每临辩论社选举新的领袖时，他们会踏遍牛津的每一寸土地，拦住任何一名路过的学生问道：“你可以投票给我吗？”

特丽莎·梅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埃德蒙·伯克协会，她曾经担任主席并推动了很多极为艰辛的思辨，这里的人们习惯于自负地认为是协会对于更深层次的智识追逐为辩论社的疯狂活动提供了解药。在大学时代，她的最大收获或许是找到了一生的伴侣菲利浦·梅，他和约翰逊们一样，都做过辩论社的主席。所以很大意义上，这对夫妇能够毫无障碍地分享很多属于高智商群体的复杂隐喻。他们都是极其幽默的人，总是能够说出有趣的俏皮话和双关语，他们的幽默灵感来自于那个年代最为著名的喜剧“The Goodies”。这部剧从1970年播到1982年，在最后的两年里，梅的父母接连死去，他们也相继离开校园开启了真正的政治生活。朋友们逐渐发现，特丽莎·梅开始严肃起来，她不再肆意地开玩笑，如果有人讲一个笑话，她会在旁边笑，但她不再是那个主动挑逗的人了。

这种自我保护的心理是极其自然的。特丽莎·梅不是一名传统意义上的政客，英国政坛的权力斗争夹杂着阶级出身、立场派系、精英意识等复杂因素，加之当今时代各种经济与移民问题、与欧盟若即若离的关系，很多尺度的把握需要极其小心，以避免不必要的流言蜚语。特丽莎·梅患有糖尿病，必须每天定时注射胰岛素，这也使得她要非常注意饮食。2013年，她决定适当减肥，当时便有留言传出，认为她是在为取代卡梅伦作形象准备。梅对于这种说法怒不可遏，斥责他们是“马基雅维里式的阴谋”。话虽如此，事实上，特丽莎·梅对于政治生活向来严肃而认真。她的一名朋友弗兰克兰德曾经告诉BBC，他很难想起梅不是充满政治抱负的样子。她非常笃定并总是为之努力，总是在做她认为是正确的事情，总是会在大家都喝醉的时候继续工作。在威尔逊公投的前夕，有关英国外交和安全的政策辩论遍布牛津的街头巷尾，特丽莎·梅被这种政治氛围深深感染，比她低一年级的好朋友柯林森记得，在一次早饭时，梅和她提及了自己希望成为大英帝国的首相。她依稀记得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当上首相的时候，她甚至有些愤怒，在她看来，这个女人先于她达到了目的。

为了实现远大抱负，特丽莎·梅多年来兢兢业业，小心积蓄着政治能力和政治名望。在移民问题上，她早在任职之初就确立了三个基本原则：“到这儿来的人必须拥有真正的亲属关系；必须自己支付路费；必须能够融入英国社会。”在她看来，那170万从叙利亚战争中逃离出来的难民正在祈求帮助，但这种帮助更应该被施与那些仍然困在约旦、黎巴嫩和土耳其难民营里的人，而不是有能力逃出来的人。她坚持英国每年最多接纳5000个移民，并强烈抨击默克尔在德国的慈善行为。为了最大限度减少移民，那些从印度、中国和中东来的留学生成了她的目标，她提出工作签证的申请者年薪必须达到至少20500英镑的标准门槛，这使得印度留学生减少了将近50%。她的格言是“不要让那些混蛋（滋事移民）折磨你”，恰恰是这样的姿态赢得了选民的信任。

在脱欧运动中，她几乎全程隐匿在角落，某种意义上，她甚至过于无视这项革命性的运动了，她曾多次表示英国是世界上第五大经济强国，脱欧还是留欧都不会对英国造成实质性的影响。她不温不火的态度受到了很多批评，一名支持留欧的部长曾经指责道，“特丽莎总是在一旁隐匿，并高贵地希望这一切结束时不会有一滴血液溅到她身上。”对此，特丽莎·梅从未否认，在就职演讲结束后，有记者问她是否感觉自己同德国总理默克尔一样让人乏味，她坦诚地回答道：“我知道自己不是一个长于展示自己的政客，我不去参加那些脱口秀节目，不和大家在午饭时聊天八卦，不去议会的吧台喝酒，是的，我很少把自己的心放在外面让人们看到，我只是去做好眼前的事。”

某种意义上，这是特丽莎·梅与约翰逊之流之间最为重要的区别，这种区别使选民在惊慌失措时倾向于对她产生一种先天的信任。脱欧目标实现的当日，约翰逊轻描淡写地告诉选民，移民终将继续，仿佛这与他声嘶力竭捍卫的脱欧立场毫无关系一般。这是辩论社的伟大传统之一，技巧本身才是目的，政策结论根本无人关心，波兰人、孟加拉人是不是住在伦敦以外的土气城镇，对他们来说根本无所谓。这些辩论精英自始至终都没有一个将脱欧付诸实施的计划，在他们看来这是一个乏味的治理问题，最好留给埋头苦干的公务员。在退欧公投后，他们可以继续忙着去竞选保守党领导人，竞选本身比承担责任有趣味得多。越是到后来，人们越是看出，特丽莎·梅的态度格外认真，她严肃地批评约翰逊之流，“政府不是一场游戏，而是对人民生活产生真正影响的严肃的事”。

在评述这次运动时，《卫报》总结到，“对一个急于洗刷自身精英风貌、学院派色彩和可笑的名望意识的政党而言，特丽莎·梅呈现出一种政治家的不同风貌，她犹如一名管理着淘气的男孩子们的女校长，即便面对很多诘难她也未曾动摇。她从不会在肮脏不堪的商业交易和污秽遍地的政治陷阱中弄脏自己的双手，她总是会派出自己的团队，以最简洁的方式对抗她的对手们。”

现在特丽莎·梅取得了这场政治缠斗的胜利，她在选民们慌张而惊恐的眼神中被拥戴到前台，她被先验地安排好了所有任务，没有退路、没有曲线、没有中间选项，这是大英帝国的选民做出的历史承诺。这项承诺决意把英国从欧洲繁复的制度体系中撕扯出来，重新回到充满英式自洽的自然状态。相比之下，苏伊士运河危机和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都不过是二战以来的小波澜。

特丽莎·梅深知此刻走向唐宁街10号的含义。59岁出任首相在英国政坛已属高龄，有时站在议会的演讲台放眼望去，那些自诩年富力强、出类拔萃的校园精英仍然稚气未脱，满目皆是向上竞逐的欲望。如果不是这次将永远改写历史的公投，如果不是卡梅伦玩脱了的民主试验，或许特丽莎·梅唯一能做的就是在内政部的位置上多坐几年，把这项纪录延长下去，而后放下自己年轻时的远大抱负。对约翰逊而言，他的政治道路过于顺利，这场脱欧运动为他累积了足够的能量，将来有的是时间把这份政治资本变现，他看得到卡梅伦过早离任其实也无事可做，他可以等下去，等到事情好转再说，像自己的偶像卡斯累里一样成为一代名相。对于特丽莎·梅而言，机运只有一次，没有选择。

所有人都明白，退欧谈判是一场无尽之途，未来几年的英国领导人很有可能是自丘吉尔以来最为不幸的角色，他将注定在欧盟与国内反对派之间腹背受敌，深受委屈却无处发泄。最终，特丽莎·梅选择了担起这一切，如果说卡梅伦的政治遗产是开启了一场史诗般的民主试验，那么她将做的就是耐心地等待试管内的化学反应，宣布一个个令人震惊的试验结果，而后拿起扫把，清扫这个乌烟瘴气的民主实验室。

特丽莎·梅迅速成立了内阁，尽管她坚定地保留了脱欧承诺，然而最终内阁里支持留欧的占到18人，支持脱欧的仅有7人，特别是在与脱欧谈判相关的重要位子上，她有意安排了这次脱欧运动的各位领袖。其含义很明了，一方面，利用他们在竞选中所呼吁的，最大限度地物尽其用、发挥特长；另一方面，脱欧派们几乎是扯着选民的衣服跳下悬崖，在自由落地运动中告诉大家我们需要在着陆前制造好自己的降落伞。特丽莎·梅则向他们明确，不要光说不练，将来如果有任何事情做得太过而无法收场，你们将继续背负这些诘难，在脱欧这项历史选择中，谁也别想轻易逃掉责任。

第一时间，特丽莎·梅进一步肯定了英国的航向，“脱欧就是脱欧（Brexit Means Brexit）”，没什么可犹豫的，再拖下去，移民问题只会愈来愈糟，欧盟内部只会对新英国愈发不耐烦，她明确提出在2017年3月底之前触发脱欧条款。在保守党大会之后，她的态度变得愈发坚定，她没有兴趣“保留一些欧盟成员国身份”，在她看来，“如果你认为自己是世界公民的话，那你就不属于任何国家”。在达沃斯论坛前的公开讲话中，她完成了“硬退欧”的路线图，她说英国不会“半退半不退”，不会寻求其他国家已采纳的模式，她希望“英国与欧盟达成一个大胆且雄心勃勃的自由贸易协定”，并希望继续实施零关税贸易，为企业在退欧谈判中尽可能提供确定性，并安排一个实施阶段以避免退欧跌落悬崖。特丽莎·梅已经为这一切做好准备，她坚定地传递了自己对于可能面对的来自欧盟的重重羁绊的考虑，“英国希望在两年的过渡期结束前与欧盟达成合作协议,寻求与欧盟单一市场联结的最合适道路”。最后的补充极为关键，英国没有什么可畏惧的，“达不成协议好过达成不好的协议”。

至此，欧洲单一市场的最后希望被彻底堵死，“硬退欧”梦魇成真。然而这次会议确立了一个新的国家命题——全球主义。英国重新回到了丘吉尔式的暧昧不明的表态中，英国“不希望欧盟解体，欧盟的成功符合英国利益”。也即，“我离开了，但你们一定要幸福，这样我才会幸福”。与过往的历史教义一样，英国重新投入了世界怀抱，“英国将成为比之前更加外向型的国家，希望英国成为伟大的全球贸易国家，吸引国际人才的磁石”。英国近期的外交已经在逐渐展开这一点，特丽莎·梅先是为中国的项目投资放行，而后亲自拜访了英国重要的人才来源地印度，甚至重新介入了亚洲防务，在巴林重建了一处海军支援设施，在阿曼保持了常驻陆军部队，在迪拜和新加坡设立了新的国防参谋中心，并与日本军机举行联合训练。在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亚洲分所执行主任赫胥黎看来，“这反映出目前执政的保守党希望以全球视野而非欧洲视野来思考本国的角色”。

然而问题在于，欧盟市场占到英国出口的近一半，这种戛然中止的损耗是巨大的，英国的贸易谈判代表根本无法与全球其他地区短时间内获得同样体量的补偿性协议。事实上，在英国与欧盟敲定协议之前，其他地区很可能不会把英国视作可信的谈判伙伴，这样将导致的局面就是，到2019年3月，英国可能享受不到任何市场的特惠准入待遇，这将是英国经济自战后以来从未有过的灾难。

历史有一种动能，一旦事情开始沿着某个方向发生，便一定会延伸下去，直至前行的能量耗尽。比如战争，一旦国际主体间的利益龃龉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物质性摩擦，我们大体可以预知，如果特定的国际机制无力化解这些潜在的矛盾积怨，注定会转化为大干一场的战争动能，直至精力耗尽。

卡梅伦如果知道自己的民主试验会导致这样的后果，一定不会过早夸下海口；特丽莎·梅没有选择的余地，她只能不断做出强硬的姿态，冲在这条道路的最前面，勇敢地面对这个世界带给我们的极大复杂和永恒未知。

这注定是一场无尽之途,达沃斯论坛前的讲话结束后,整条路线图已经被完整铺展,没有任何继续猜想的必要,一如过往的一年所深刻教育我们的,即便猜想也很可能是徒劳。大英帝国又一次由于畏惧彼岸的荒蛮选择了独立，以敏感的嗅觉第一个撕扯掉半个多世纪以来全球化和区域化的虚假幻象，同时奉上的还有代议制民主的优良传统和整个欧洲几代人的共同努力，即便有任何不测，历史永远不会允许他们将这一切赎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