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故乡走丢的人，走上了“再造故乡”的道路｜寻找返乡路

年关将至，城市里不同阶层的新移民带着乡愁或乡怨，离开都市，回到了家乡。继2015年的春节，王光磊的《一位博士生的返乡笔记》、到2016春节黄灯的《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掀起了无数反思与讨论。与此同时，每年春节必然出现的类似于不久前彩虹合唱团《春节自救指南》的爆款话题则暴露出了另一种精神结构：以“七大姑八大姨”作为能指，所抒发的城市中产阶层（或预备中产）对家乡的鄙弃。然而，我们如何不驻足于悲情与怨恨，让“乡愁”和“乡怨”成为一种能动的力量？2017年春节期间，澎湃新闻思想市场栏目将陆续推出由知识分子、新工人、学生、乡建者等不同主体所构成的城市新移民（或暂居者）的返乡笔记，以期从不同视角激发新的思考，并试图呈现一条从乡怨、乡愁到乡建的艰难道路。

澎湃新闻春节期间诚邀乡建实践者，书写他们的“离乡”与“归乡”之路，他们所归的并非自己的故乡，而是一条这个时代的“归乡之路”。本文的作者北渔在1980年代出生于湖北襄阳。2011年大学毕业后，南去厦门市工作一年，后北上在北京小毛驴市民农园工作三年，现为天津师范大学研究生，同时兼职于北京爱故乡文化发展中心。

我曾在日记里写到：“如果一个人长到二十多岁还待在村庄，那他这一辈子就不会离开了”。事实上，我还是走了。

到城市去

过完年的正月十二号，妹妹结婚。两天后，门前的花炮碎屑还显示着喜庆未褪时，我已经怀揣着一张车票离开了。对于一个已经毕业的人来说，长久待在村子里会遭到乡邻异样的眼光，背后小声议论，这娃儿肯定是有毛病吧，没毛病待在家里做啥。确实，地不会种，农村里又没有其他你能干的，难道天天吃白饭？

我去了厦门，一是舅舅家在那儿打工，刚去好歹有个落脚的地方，二是大学寒假来过这里，觉得环境很好。坐20多个小时的硬座，到了厦门已经是转天凌晨。在车站挨到天亮，又按表弟的吩咐，到了海沧区的一个城中村。他刚下夜班，把我带到出租屋里。

初来乍到，每天吃饭和外出交通都是一笔不小的花销，兜里本来就不多的钱越来越少。于是，干脆和表弟挤在一块儿。这个屋子不过十多平米，是表弟和他的一个亲戚合租的，除了床铺，墙边放点行李杂物就堆满了。我说等找到工作了就搬出去，结果厚着脸皮挨过一天又一天。床本来就不大，三个人睡连翻身都困难，我每天晚上躺在那儿用衣服枕着头，脑子里除了疲惫，还会闪现对这个城市的一点新鲜印象。后来想想，赖着不走，其实更多的是想在陌生的城市里寻到一点亲情和安全感。好在，他们也没说什么。

我每天所做的就是去市里跑招聘市场，回来的早就在周边转转。这里是典型的城中村，村子之所以发达起来，全靠公路对面的一大片工业区。庞大的工业区多规划为方形，一个方形就是一家工厂，电子厂、轮胎厂、模具厂、轻工厂、家具厂、制药厂，应有尽有。从外边看，布置的干净漂亮，宽阔的草坪，矗立的大石头，有的还有健身器材。但里边往往机器轰鸣，有的车间还没靠近，就有一股刺鼻的味道追上来。

工业区容纳很多外地人就业，这些人还要吃穿住用，怎么解决？马路对面的村子就成了生活区。本来这个村子还是以红砖古厝闻名的，这些老房子多为早年的归国华侨所建，从单个的院落到整个村落布局，细微到墙面、房檐的雕饰，都是极具文化内涵的。但因为现实需求和利益驱动，如今拆的寥寥无几，全部换成七八层高、每层有几十个房间的现代公寓。并且要建筑面积最大化，整个村子布局变得杂乱无序，在路上走，突然感觉水滴砸在头上，一抬头，看到的或是新晾的衣服或是刚洗的拖把。村里的唯一一条主路变成了街道，连通生活区和工业区。街道两边挤着各种店面和小摊位，卖衣服的、电子产品的最多，还有游戏厅、小餐馆、杂货铺等等，基本可以满足外来务工人员所需。伴随着震天响的音乐和店主没睡醒的面孔，匆匆行走的年轻人穿着工服，有的沉闷地吸着烟往出租屋走去；有的拿着豆浆和饼子，三三两两穿过马路，往工业区上班。

还有一个令人气恼的问题，村里本来就巷子多，刚来的时候常常迷路，可就是在好多巷子里“长”满了等生意做的女人。这大概是一座美丽的花园城市不愿意提及的地方。我起初带着很深的厌恶和惊恐，可后来在我的住处周围，仍然有很多。她们聚集在大榕树下说笑，她们给家里人打电话，为了钱的事情大声争吵，村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学回来的孩子蹦蹦跳跳地路过，完事后裤子还没来得及提好的男人跟在女孩儿后边去结账... ...

慢慢地，我在这里看到了更多，身上葆有的从学生时代携着的清高与无知，蜕变成了理解和同情。嫖客、妓女、赌徒、乞丐、劫匪、小商小贩、拾垃圾的人，我一个穷学生，我们都是从乡下移过来的小草，从一个底层到了另一个底层。底层是为了什么？第一为生存。

过了一周，我在市里找到一份工作。说是用新理念教初学儿童，但先要接受三个月的培训，培训期间不管食宿。当时的同事多为集美大学或者漳州师范的毕业生，单纯，有热情。可后来，大家察觉希望不大，一个月后聚了次餐，就有人陆陆续续走了。我坚持了两个月，直到公司迁往泉州。

第一份工作就这样结束了。其他人多回乡考教师编制，我也重新考虑自己的路。

他们都走出村庄了，混得好或不好都不愿再回来

五一假期前，我回到老家，前后待了一周多。这次回来，主要是拣点常用的书和衣服，再出去找个工作，或许就不常回来了。

这个季节雨多，杂草疯长，挤得沟沟坎坎到处都是。楸树开着紫花，很漂亮。房前屋后种的都是槐树，枝头挂满白亮亮的槐花，香气传到很远。如果有心欣赏风景，真的很不错。就是农村太孤寂了，除了几声鸟叫和狗吠，几乎听不到人声。孩子去学校念书，青壮年外出打工，只有腿脚不灵便的老人坐在自家门口。我看到满疯子在路上晃荡，自言自语。他的老母亲刚刚去世，之前给他买酒都会来我家兑点井水，使儿子喝的慢一点。

走之前的一天，我和父母去地里干活，看见河滩上有人在挖芦苇根。我说不好吧，苇根是护坡的，防止水土流失。母亲说，这两年有人收苇根当药材，很多人挖，你看大堤两边哪儿还见得到苇子，河坡里也快被挖光了。我很惊讶。走过去和那人搭话，他是邻村的老人。我说，这芦苇是护坡的呀。他木木然地回答，知道呀。我又问，他说卖给贩子也才两毛钱一斤，赚个油盐钱。再说了，河里现在不也没得啥水了吗......

谁说不是呢。以前村外的这条河流很干净，是我们童年的乐园。河岸是白细的沙滩，是大片的芦苇荡，每年春夏，大量的鸟儿在这里栖息。短短十几年过去，河流变得干瘪，没有一点生机。随着上游截流和各种调水工程，冬天河床基本干枯，连夏季雨水丰沛期也不过齐腰深。好几个沙场建了起来，机器日夜轰鸣，重机械的履带碾压田地，穿过村庄。开发者在河岸建起了办公用房，房屋外边堆满了庆功宴后丢下的一次性塑料薄膜，一次性餐具，花花绿绿的塑料袋，烟盒、纸壳、酒瓶子... ...

放眼望去，地里的庄稼基本就是麦子和油菜，秋季换种一茬玉米和花生。为了图省事，好收割、好管理，以前会种上一点的豆类、红薯、高粱、芝麻都不见了，大约它们是属于那种老祖母似的慢腾腾的庄稼。有了农药、化肥、除草剂、播种机、收割机等等，农民现在并不需要常常到地里干活；况且村里能干重活的农民也没多少了。

全子是一个比我大三岁的男孩。他的父亲因为家贫娶不起老婆，年过半百捡了一个疯子，生下小全。母亲过早离世，父亲含辛茹苦把他拉扯大，又早早辍学，外出打工。前几天，他的父亲过世，埋葬以后，我看到几个人正往他的一辆小货车上搬旧家具，包括电视、电扇、破桌椅，还有简单的炊具等等。我问自己的母亲，他搬走就再不回来了吗？母亲说，他爹死了，这儿几间破房子有什么好留恋的，呆在这儿吃啥喝啥？

想想看，在村庄里长大的孩子最终都是要走出去的。那些比自己大几岁的哥哥姐姐或者伙伴，我很清晰地记得他们小时候到处乱跑的身影，可是有一天想起来，忽然发现他们都不见了。是的，他们都走出村庄了，去城里读书、当兵或者打工，还有的在外边四处游荡，但就是不在村庄了。在外边即使混的不好或者混不下去了，他们也不愿回去，因为即使回来了，单调、贫瘠的农村又能够给予他们什么呢？

而我，也要走了。

在城市的艰难日子

回到城市，除了找工作，还去市图办了一张借阅卡。

人才市场每周举办两次招聘会，动静很大，可是需要的多是技术工。偶尔有编辑职位，也是房产的，光懂点文字派不上用场。但我还是投了不少简历，大胆地和用人单位沟通。我去过企业面试，做文字策划，当时还带过去几篇文章，但不知为什么，最后没了下文。因为销售行业的门槛相对较低，我就去房产公司，结果走到门那儿，看见前台一对男女打情骂俏，男的方脸，有粉刺儿，女的染着发；我自忖一下，赶紧离开了。还有一次是去人寿保险公司，我带着简历，说是没问题就可以上班了。时间还早，我在大楼里转悠，看到墙上的业绩和各种宣传都很好，但是那些口号，说干保险首先就是“丢掉自我”。我转身就走了。刚下楼就后悔起来，这哪里是什么骨气，分明就是无能和怯懦，是小资幻想留存的一点可笑的尊严。

我认定自己不适合做销售之类，就回到老路，找一些培训行业。当时和一个泉州的男生一起找工作，也算是“同病相怜”。我们去过好几家，要么是太远，要么是说你没有工作经验。从楼里出来，我就坐着公交到海边，沿着海滩走啊走，说不上特别悲伤，就是觉得所有的热情，你的骄傲，对城市的想象都破碎在这斑斓的霓虹里。对着大海喊，连个回音都没有。夜深了，还不是得回去睡觉。

天无绝人之路，就在朋友返回老家的第二天，我在区政府附近找到一家培训机构。又开始了上班的日子。

业余时间，我一直坚持学习。每周去一次市图书馆，借还书或者听讲座。厦门市图的氛围特别好，我在那儿听过湖北作家曾纪鑫老师的讲座，听过关于林语堂和苏东坡的名家讲座，还看过当地的歌仔戏演出。有一位老先生，很热心的开办写作课，免费发放资料并授课。我当时也报名了，尽管觉得课程实在是乏味极了。在课上认识苏哥，他是本土的厦门人，热爱文学，我们一起去厦大听台湾陈鼓应教授讲授庄老；课后，他冒着倾盆大雨将我送到车站。

日子就在上班和柴米油盐中过去，工资不高，扣除房租、交通费、餐费的钱，所剩寥寥无几。有时候也不免质疑，在农村干点什么好歹还有余钱买自己喜欢的书吧，在这里“月月光”，看不到一丁点希望。身处于时代的裹挟之中，很多不明的微妙的东西往往在买菜做饭和匆忙上班中得以窥探，但是明白了也难以走出。羊毛永远只能出在羊身上，于是，普通人的日常现实又可以转换成这样一句话：你无形中充当了剪羊毛的人，但无形中你又是那一只可怜至极的羊。

直到秋天来了，爽风送走燥热。但我却感到身体不适，持续几天胃疼的难受，应该是作息不规律导致的。有次早上迟到十分钟，被扣了工资不说，还被女老板骂的狗血淋头。蜷缩在公交车上，看着阳光照在大街上的人们，他们都衣着光鲜，从容行路，那么幸福自在；而我自己却像一只被遗弃的狗。当时就是很强烈的有这种感觉。

某天上午上了四节课之后，差点虚脱了。我就跟老板说，我要离职。她说，好。

这之后的两个月，几乎是我在这座城市最为难过的日子。躺在床上，忽然生出幻觉，觉得这是一片木板，正摇摇晃晃地载我到不可知的深渊里去。白天除了吃饭就是看书，或者闷头躺在床上。到了晚上，一个人出来跑步，往荒郊野外跑，边跑边唱着自己胡诌的歌。太寂寞了，我只好和自己说话。

我认识了村里一位退休教师，老头儿独身，住在祖上两百多年的老宅里，屋子外边安上了一整面墙的防盗网，里边很清洁。他心肠好，经常接济年轻人，虽然也被骗过很多次。他让我搬过去住，我婉拒了。有次，他约我去买拐杖，说是送给一个外来务工者，他的腿折了。我跟他穿过巷子，巷子歪七扭八，一条接一条，走到尽头又穿过矮门，一座深宅出现了。这里是什么景象：各种破衣烂衫胡乱地挂在绳上，撩起来，看到几个门上挂着抹布一样的帘子，墙角堆着破瓶子、罐子、缺了腿儿的塑料凳子、掉瓷的茶缸子等等，一股臭味扑过来。老人喊了一声，两个小孩立即闪出来，接着有个中年男子艰难地挪到门口，我赶紧把拐杖递过去。男子憨厚的脸上挤出谢意，既夸张又让人心酸。

这儿的街头讨钱的、招摇撞骗的很不少，也有一些是真正的可怜人。有时出去一趟，能碰到三四个抱着婴儿的父母或者老人，说辞大致差不多。虽然知道是骗子，但见多了，心情也会灰暗下来。还有一些真的是没有双腿或者双臂，裸着触目的伤疤趴在地上，面前是一个音箱和一只碗。音箱里放着大悲咒，梵音如洪钟一般回荡在泥泞的菜市场周围，笼住了鼎沸的人声，有一种非常怪异但又觉得再平常不过的氛围。临近年关时，在街头看到很多人围成一圈，我凑过去，看到有个失去双臂的年轻人，他正用嘴巴叼着毛笔，一笔一划地写字。面前一个硬纸壳，有两行字：我们有家却在流浪，我们没钱却很幸福。——酸楚一下子涌上心头，我丢下十块钱，赶紧挤出人群。

病养好之后，我又干过培训班的工作，还去过服务行业。后来，大学社团的好友告诉我北京有家生态农园招实习生，她暂时去不了，让我试试。正好舅舅前不久回老家包山养羊，力劝我说城里哪儿能挣到钱，还不如回老家做点啥。我想，去北京正好是一个学习的机会，学好了回到老家干。我一直喜欢梭罗，我甚至计划好了像他那样生活、写作，过简朴、自然的生活。

初春离开这里，回头望时，清晨的主街布满油污和没来得及扫走的垃圾，很寂静。我想到余虹在《一个人的百年》里评价他的导师石璞先生，“她活着，不仅活着，而且还有尊严地活着，身上没有丝毫的悲戚与苟且”。

遇到难处时，我读的最多的就是这篇文章，还有无数的俄罗斯文学。

走上乡建的道路，再造一个故乡

到北京后，确实给我打开了一个广阔的世界，认识了很多同道中人，他们大都是有志青年，准备学到经验后，回老家从事生态农业。但遗憾的是，我没有学到养羊技术，实习期结束后还转为工作人员，未能如期去舅舅那儿。我给他打电话，舅舅说山里的日子并不好过，有的羊还因为失足掉落山崖。好不容易撑了一年，养的百十只羊还没销路，一半运回老家，低价卖给镇上餐馆了。第二年，他又出去打工了。

工作几年后，我重新考研，到了城里读书。有段时间很纠结，到南方，人家说我是北方人；到了北方，人家又说我是南方人。我为自己的身份不明而焦虑，到图书馆翻了很多地理书，才明白我们那里在南北分界线上。我时常忍不住关注故乡的天气，关注地方的新闻，时常想起村里人的音容笑貌，并尝试着写出来，每次出差路过，都要回去看看。也许这就是乡愁吧，可这情感又不是那么单纯，而是希望和绝望并生，欢乐和苦涩同在，还有迷茫、怀想、伤痛和负罪感。

读书期间，我加入了“爱故乡”团队。这是一家2012年发起成立的公益组织，致力于发现故乡之美，重估乡村价值，传承乡土文化和发扬乡村文明。具体做的事情，包括呼吁青年学生用新的眼光去重新认识乡村，到全国各地寻访扎根故土的爱乡者并予以表彰，建立地方爱故乡工作站，总之，联动有“故乡情怀”的人共同将“乡愁”和“乡恋”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每年夏天，我会和同事们一起实地探访，这些新时代的乡贤们给了我很多鼓舞。就是说，当我还沉溺在微不足道的感叹和哀愁中，已经有这么多人在行动了。从他们身上真的能够看到希望，觉得农村虽然在衰败，但还是有人在坚守，在挽救，在重建。他们身上保存着乡村文化复兴的火种。

去年到雅安拜访裴体文老师，他一辈子吃了很多苦，但一直苦中作乐，传承地方芦山花灯戏，使其成功评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业余时间，他还带徒弟、办演出，并搜集整理了几十万字的资料。年底的爱故乡大会上，我遇到襄阳的运建立阿姨和拾穗者团队的李秀桦老师，运阿姨七十多岁了还拖着病体到处呼吁保护汉江，因为那是我们的母亲河。拾穗者是一家民间环保组织，十年来自掏腰包，坚持走向田野，守望乡土。一曲《汉江谣》使我思绪飘回故乡，飘回村庄......其实自己好多亲戚都在那片故土上生活，有的在城里摆摊过日子，有的在乡下种几亩薄地，有的外出打工但过年依然不远千里奔赴家乡。

在走访和探讨的过程中，我也会有一些困惑。很多新乡贤所开创的事业都需要接替者，民间公益机构面临着资金和人才的问题，但在农村三要素（土地、资金、劳动力）大量外流的情况下，这些现实问题并不是那么容易解决。有一些优秀的知识青年运用所学专业，返回故乡，或做生态农业，或做乡村规划，或做电商平台，自己给自己创造了工作，开辟了道路。但另一方面，那些本土农民和进城务工而经过消费文化与城市文明熏陶刺激的“农N代”们——这些农村的主体——如何完成自身的认识和回归。如果他们不在场，任凭汹涌的资本下乡，土地流转，造楼建厂，那么，未来的农村还存在吗，又是谁的农村？

听过贵州的一位农民发问：我们不想回到家乡吗？如果粮食一亩地能收入一万，谁不愿意回去呢！学者李昌平做过调查，从1990年到2006年，26年间，玉米的收购价格只上涨了3倍，城市房产价格却上涨了500—1000倍。另据《中国统计摘要2010》显示，“近年平均每天消失20个行政村，每年消失7000多个”。这是多么令人惊骇的数据。目前所提倡的美丽乡村建设或者项目示范点，多是挑一些有资源有潜力的村庄，那些偏僻的被人遗忘的村庄，却在无可挽回地消亡。

伴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也有各种各样的城市病。面对着共同的问题，谁也无法拔起自己的头发脱离地球。既然如此，怎么办？我想，每个人，只有将个人的一己悲欢投入到时代中来，才能谋求改变。

未来还有很多路要走。冬去春来，万物都在革旧出新。旧的故乡当然回不去了，我们要修复、重组或者再造一个故乡。那么，这个新的故乡在哪里，又会是什么样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