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书评︱清代官场文化与拜年习俗——王振忠说门簿①

编者按：本文为《王振忠说门簿》的上篇，小标题为编者所加，图片都由作者提供。

“门簿”之设置，原本是传统政治体制中严防奔竞干谒的一种制度设计，但随着时代的变迁，它不仅在许多场合成了一种摆设，而且，一般民众的年节习俗也受到了深刻的影响。海内外现存的“门簿”实物，是研究传统政治文化、民间习俗嬗变和商业社会网络的重要资料。

（一）新年设门簿，大概是清代全国性的风俗

拜年一向是新春佳节的一道风景，而中国人拜年的方式可谓与时俱进。现在，除了见面拜年外，还可电话问候，或通过寄送贺年片、电子邮件等。特别是随着手机的普及，短信或微信拜年更为便捷。当然，上述这些只是最近数十年的变化而已。在清代，不少殷实人家，则是在门口摆放一册让人签到的“门簿”。

关于“门簿”，清代嘉道年间，苏州人顾禄曾这样描述：

男女以次拜家长毕，主者率卑幼，出谒邻族戚友，或止遣子弟代贺，谓之“拜年”。至有终岁不相接者，此时亦互相往拜于门。门首设籍，书姓氏，号为“门簿”。

《清嘉录》卷一“正月·拜年”条，和刻本（日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

上述的这段文字，见于顾禄所编的《清嘉录》。其主要内容是说，拜年是按亲疏关系，有的是亲自去，有的则派子弟前往。平常没有什么见面机会的，也乘这个时候相互前往对方府上拜年。通常情况下，在门首设一簿册，这就是“门簿”。

顾禄字总之（一字铁卿），是清代嘉庆、道光时人，他所编撰的《清嘉录》，生动展现了十八、十九世纪之交的江南风俗。当时，这种正月于门首设“门簿”的做法，在东南一带颇为普遍。例如，在杭州，民间也有设“门簿”的做法：

贺客沓至，设门簿书姓名，簿签标曰“留芳”，或曰“题凤”。铺家设籍门外，以红笺束葱茎、松段压之，取葱茏松茂之意云。

该段记录出自清人舒绍言等所撰的《武林新年杂咏》，其中指出，门簿上的题签为“留芳”或“题凤”。并且说，商人店铺还以红色纸笺捆束葱茎和松段压在门簿上面，取其“葱茏松茂”之寓意。

在《武林新年杂咏》中，另一位杭州人姚思璋，也写了一首《门簿》诗：

奔走真如织，涂东又抹西。

金兰从簿点，凡鸟到门题。

家有一编置，名应千佛齐。

还看飞帖在，彩笔未曾提。

原诗“千佛齐”后小注曰：“亦谓之题名录。”显然，“门簿”也叫“门籍”，亦称“题名录”。“奔走真如织，涂东又抹西”，是指四处拜年颇为忙碌。末了提及的“飞帖”，则指以红色名刺答拜。关于这一点，顾禄在《清嘉录》中指出：“有遣仆投红单刺至戚若友家者，多不亲往；答拜者亦如之，谓之‘飞帖’。”这是江南的情形。而在江北，真州（即今江苏仪征）一带，也有新年设门簿的做法：

主人高第纵深闳，讵比慈恩寺里行。

底事薰风吹若醉，认来塔下自题名。

上述这首诗出自惕斋主人（厉秀芳，1794-1867）的《真州竹枝词》，反映的是十九世纪中叶的仪征风俗。真州位于江淮之间，在清代，此处是淮盐转运的重要码头，侨寓当地的富商巨贾望衡对宇。作者看到新年时人们奔走拜年的场景，不禁感慨系之——究竟是什么事让人如痴如醉？就像是雁塔题名般的，纷纷在门簿上留名。

不仅南方如此，北方亦有类似的风俗。清人李静山的《增补都门杂咏·风俗门》中，有一首拜年诗这样写道：

家家名柬贺新年，门簿书来住址全。

惟有工商尤简便，全从门隙递红笺。

这是说在北京，人们往往用名柬相互祝贺新年。在门簿上，除了个人的名字之外，也将自己的住址写得相当完整。只有那些工商之家特别简单，全是从门缝里塞进一纸红笺以示问候。

北京的这种新年习俗，至迟自十八世纪中叶起便已蔚然成风。清人翟灝在《通俗编》中，专列有“门簿”条：

京师风俗，每正旦，主人皆出贺，惟置白纸簿并笔、研于几，贺客至，书其名，无迎送也。

翟灏字晴江，浙江钱塘（今杭州）人，乾隆乙丑（1745）进士，官终金华教授。其人所编的《通俗编》，有清乾隆十六年（1751）刻本。文后有一按语称：“今谓之门簿，其风到处皆然。”可见，新年设门簿，大概是当时全国性的风俗。

（二）门簿的目的是为了杜绝奔竞干谒之风

新年时在门簿上书写姓名、地址的做法，究竟始于何时不得而知。不过，“门簿”一词至迟到宋代就已出现，及至明代，更是屡见于文献。嘉靖年间的著名官僚海瑞就曾指出：“仰各府、州、县官各立门簿一扇，凡乡官举监生员等，入门并差人投递书柬者，把门人即行登记，执簿随行，逐一填注对官言语……”根据他的规定，府、州、县各置门簿，诸生每日有入公门者，记其姓名及相关的对话言语，到年终时上缴，以便稽考。之所以这么做，目的是为了杜绝奔竞干谒之风。

此外，一些官员的私宅亦设有门簿。譬如，稍晚于海瑞的著名戏剧家汤显祖即曾吟诗曰：“昼长门簿添过客，夜短窗纱减侍人。”可见，过客来往，都会在门簿上留下姓名。另外，他在“临川四梦”之一的《紫钗记》中，亦设计了“昨日开榜，有个陇西李益中了状元，细查门簿，并无此人姓名”的台词。细绎其意，上述这些，皆是指其时的官宦人家特设门簿，客人晋见入门时，门簿上会留下相关的题名记录。这与清代拜年时的做法颇相仿佛，只是前者是为官家私宅所用而已。

及至清代前期，根据黄六鸿《福惠全书》等的记载，督学使者置立循环门簿下发州县，由门斗负责，记录诸生秀才进出衙门的言行，其目的也是禁止“好事者以奔竞为才华”。此一做法，与明代官场的制度如出一辙。至于官员私宅，同样也有门簿之设。乾嘉时代的著名诗人张问陶曾指出：门簿，“宾客簿也，官京朝者户有之”。乾隆晚期，张氏于翰林院散馆后，官授检讨（从七品），在北京的清水衙门过着闲散的生活。其间，他作有《自题门簿》诗：

当关气不扬，门簿殊草草。草草书客名，客名亦何少！

主人日高卧，几不辨昏晓。偶然闻剥啄，竟以客为宝。

由于官位卑下，交游未广，所以门簿上的来客记录相当有限。对此，张问陶自我调侃说：为使门簿上的客人看起来多一点，他“今日书其名，明日书其字”，藉此以壮观瞻。天长日久，也就逐渐习惯了冷清的京官生涯。当然，他认为自己虽比上不足，但比下尚且有余——有的京官门可罗雀，门簿虽备却只能束之高阁。

稍早于张问陶的绍兴人金埴，在其所撰的《不下带编》中记载：

庚子夏，埴再抵燕，见朝彦群公，遍粘公约一纸于邸馆门左，云：同朝僚友，夙夜在公，焉有余闲应酬往返。自今康熙五十八年己亥岁元旦为始，不贺岁，不祝寿，不拜客。有蒙赐顾者，概不接帖，不登门簿，亦不答拜。至于四方亲友，或谒进，或游学，或觅馆，来京枉顾者，亦概不接帖，不登门簿，亦不答拜，统希原谅，云云。下书：“九卿、六部、詹事、翰林、科道等衙门公启。”

文中的“庚子”，应即康熙五十九年（1720）。对此一“公约”出台的背景，究竟是京官一度对来往答拜不胜其烦，还是朝廷严令整顿文坛官场、禁止干谒奔竞？因我们对前后历史发展不甚了解而难以确知，不过，揆情度理，此一“公约”怎么看都像是官员廉洁自律的群体性宣示，做秀的成分居多，在人情社会的中国究竟能坚持多久，实在不容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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