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学者：养老压力中美都有，二孩政策需要“组合拳”

“中国、美国、韩国、日本等国家都面临着严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这也给医药、医疗等领域带来挑战。”

1月21日，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在上海举办了一场大中华区论坛，聚焦人口老龄化问题。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理工大学、香港大学、台湾大学等学府的研究者一起探讨了老龄化对全球现有的医疗、就业等社会保障体制带来的挑战。

当天，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校长马克·莱顿（Mark S. Wrighton）向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表示，“希望加强与中国主要大学的合作，在这一领域内，中美之间的合作与创新，首先有助于中国更好地服务老龄人口，同时中国取得的成功经验也将为全球提供新的解决方案。”

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在教学、研究及患者护理领域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尤其医学院位列美国前五位。澎湃新闻从论坛上了解到，过去20年，该院已清华、复旦、北大、香港中文大学等国内著名学府建立了密切的合作伙伴关系。

该校国际事务副校长詹姆斯·沃尔什教授（James Wertsch）也期望学校在不同文化、不同制度、不同信仰之间架设起沟通的桥梁。

论坛上，就人口老龄化话题，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神经学部主席、分子生物学和药理学大卫·霍尔茨曼教授（David M. Holtzman）、乔治沃伦布朗老龄化研究中心主任南希·莫若奥威尔教授（Nancy Morrow-Howell）、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麦道国际学者、复旦大学人口与发展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彭希哲教授等学者与澎湃新闻分享了其观点和思考。

从另一方面，不少人也提及，社会老龄化难题也是一次打造“银发经济”的机遇，需要通过整合政府与社会、市场与科研之间的不同资源，加强医疗、社会保障、基础设施等方式促进全球性的学术合作和科技创新。

【对话】

帮助年轻人正确认识老龄化

澎湃新闻：为何将关注人口老龄化设置为你们首次论坛探讨的议题？

南希·莫若奥威尔：可以说，人口老龄化是全球各国面临的最大的一项挑战。其中，由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和迁移率三大因素驱动。全球的人口出生率在持续下降，与此同时，人类的平均寿命却在延长，人口增长速度最快的是高龄老人群体，这对各国的医疗保健、养老体系等领域提出了严峻挑战。年轻一代在人口走向老龄化过程中肩负着改革和变革的使命，因此，我们应该帮助他们正确认识和了解老人及晚年生活，在他们进入老年阶段之前就展开教育，让他们能以更健康的心态去迎接老龄化社会。

澎湃新闻：学校在社会老龄化研究中有哪些最新成果？

大卫·霍尔茨曼：我长期从事阿尔兹海默症的研究。在美国，老年痴呆症已经超越癌症与心脑血管疾病成为最昂贵的疾病治疗。预计到2050年，患病人数将增加2.5倍。而目前中国患有痴呆症的人数是美国的两倍，到2050年，将达三倍。

阿尔茨海默病是导致痴呆症的最常见的病因。对于阿尔茨海默症的遗传学认识在过去30年中取得了显著的进展，甚至在发现记忆衰退的症状之前就能检测到疾病的存在，并且已经存在几种有前景的治疗方案，很可能在5-10年内出现缓解并推迟病症发作时间的治疗方案。

中国面临老龄化严峻考验

澎湃新闻：在人口老龄化方面，中国面临着哪些严峻的考验？

大卫·霍尔茨曼：老龄化是中国社会即将面对的巨大挑战。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中国凭借超过四亿的婴儿潮在全球人口革命中脱颖而出。得益于人口红利，中国制造业极大繁荣，保证了近30年的经济持续增长。如今这些劳动者随着年龄的增长面临退休。

在2016年，中国的劳动力人数为九亿一千一百万，比上一年度减少近五百万。同时，中国人口预期寿命已经增长至76岁。到2050年，中国65岁以上人口将达到三亿二千九百万，养老问题和社会福利保障等问题将日益凸显。人口老龄化也会引发医疗问题。到2050年，中国预计将有至少两千四百万老年人患有老年痴呆症，约一千七百万人患有阿尔茨海默症。

南希·莫若奥威尔：人类寿命的延长是人类发展的最大成就之一，但由此引发的人口老龄化也使人口结构正发生深刻的变化，必须改变和重塑现有的社会体系、社会保障政策和机构加以适应。例如，社会保障制度创立之时，人口预期寿命还较短，而现在人们将享受近20年的退休生活，我们需要考虑如何改变收入等政策以应对这种变化。

养老压力中美皆有

澎湃新闻：当前，养老问题在中国十分引人关注，加上此前的独生子女政策，许多人对于如何度过晚年生活显得焦虑。在美国，人们是否也有养老压力？

南希·莫若奥威尔：虽然美国整体人口金字塔并没到“头重脚轻”的程度，但年长子女照顾年迈父母的绝对值非常高。60多岁的子女需要照顾80多岁的父母，在美国并不少见。这方面，中美情况差不多。对于这些需要照顾年迈父母的劳动力人群来说，所肩负的责任会更重大。

在美国有包括市场、盈利、非盈利组织和机构提供各种服务和设施。我认为，解决办法有三点：首先要充分的调动居家养老的服务和设施；其次，充分利用日间看护、照料的资源；第三，对于最贫困的家庭，政府应该伸出援助之手。

大卫·霍尔茨曼：我现在有个实验室专门研究阿尔茨海默症。其中30位世界知名科学家里有5个人来自中国。5人里的3位一年至少要回国三次，就是为了照顾家里的老人。这些科学家各自有一两个孩子，这样的家庭负担也极大影响了相关工作的推进。可见，中国的问题已经影响到美国了（笑）。

二孩政策需要“组合拳”支持

澎湃新闻：2016年，中国全面放开二孩生育政策，但不少调查发现许多家庭生“二孩”的意愿并不高涨。如何看待这种低生育意愿？对于中国政府而言有什么建议可以刺激生育意愿？

彭希哲：就低生育率来说，中国、欧洲、美国等国家都遇到了类似的问题。在中国也发现，低生育率的家庭通常是一些接受教育程度较高、财富累计程度较高的人群或家庭。

对中国来说，一方面不久之后政府很可能会在政策上有更多放松、改革的空间。另外，也需要更强大的支持体系来加以应对。根据目前国家指导性原则会有更多托儿所、幼儿园在不同的层面上开出来。比如，2017年上海市政府宣布的十件大事中，有一件就是要多建立由政府主办的儿童照料所或是教育机构，鼓励工厂、非政府组织在内的机构兴办自己的幼儿园、托儿所，这可以解除许多想要生二胎家庭的后顾之忧。

还有税收制度改革，也非常重要。在美国，如果家庭有两三个孩子，同时又要看护老人，可以享受很多税收减免政策。而中国这方面现今仍是空缺。虽然财政部承诺未来就这个问题会进行调研以鼓励居民生育更多的孩子，但目前还没有看到实质性的动作。中国需要一整套综合措施，打“组合拳”才能实现这个目标。

南希·莫若奥威尔：是的，很多国家低生育率的问题除了政府的政策外，还要基于很多社会支持体系的建设。特别是在韩国等亚洲国家非常重视社会资源体系的建设。比如，是否提供免费或是收费相对低廉的日间照料和儿童看护服务？是否令人享受到较为慷慨、舒适的产假和哺乳假？如果社会支持体系做好了，也不怕人们不生二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