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 | 追寻玄奘之路，心系西域人文艺术的冯其庸先生

编者按：世人眼中的冯其庸基本是和“红学”、和脂砚斋本《红楼梦》联系在一起的。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荣新江通过自己与冯其庸先生多次考察西域的经历，带你了解一个探访西域考察古迹艺术，追寻玄奘行踪的冯其庸，一个用摄影的手法，记录天山南北风光与遗迹的冯其庸。《澎湃新闻·艺术评论》特重刊旧文，以纪念一代学者冯其庸。

我几乎不看报纸，一次偶然从“往复”上看到《光明日报》记者写的一篇短文，题为《西域学，在今天远航》，报道了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建立的消息，并且谈到冯其庸先生为它的成立而前后奔波呼吁的“内幕”。看到这篇报导，倒是勾起我对旧话新题的一些记忆，随手写下，免得又如过眼烟云，被时间消尽。因为在国学院西域所的成立过程中，我也帮助冯先生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从而也知道一点从这篇报道中所看不到的“内情”。

自清代开边，不少学人由于种种原因到了新疆，于是嘉道以来，“西北舆地之学”颇为盛行，以徐松《西域水道记》为代表的学术研究成绩，受到法国大儒沙畹（E.Chavnnes）的推崇，并间接影响到西域考古探险家斯坦因（M.A.Stein）。可惜的是到了清末民初，当西方列强在中国西北大肆进行考古发掘的时候，积贫积弱的中国，既没有正规的考古学，也没有“斯坦因”，所以北京书斋中的学者眼睁睁地看着伯希和(P.Pelliot)把西域各种胡语文献捆载而去。从资料的拥有上来讲，中国学术界已经落后一大步，更何况要学会这些属于印欧、阿尔泰语系中的语言。要知道，这种语言学的训练在中国传统的学术里并没有太多的根基。

进入20世纪以后的西域学，在传统的利用丰富的汉文史籍外，解读西域当地的各种胡语文献就越来越重要了，这也使得这门学问逐渐走向“绝学”，和经世致用的“西北舆地之学”渐渐疏远。30年代初，从欧洲回国的陈寅恪先生，曾经跟从德国最好的中亚古文字专家缪勒（F.W.K.Mullder）等学习过多种西域胡语，但我从他回国后写的文章和他后来卖给北大东语系的洋书上的眉批来看，他主要的功夫是在梵、藏、汉文佛典与敦煌讲经文的对证上面，而那些有关中古波斯文、粟特文、于阗文、回鹘文的著作上，很少有他的读书笔记。40年代回国的季羡林先生，也是德国最好的中亚语言学家训练出来的，但他面对的是个“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局面，不论是“混合梵语”，还是“吐火罗语”，既无原始文献，又没有欧洲出版的同行著作，难以开展真正的解读工作。“文革”期间，季先生在北大38楼打扫卫生的间隙中，翻译了梵文巨著《罗摩衍那》，但这已经和西域胡语距离遥远。听说“文革”以后季先生抱着八册中译本到德国送给他的老师瓦尔德施密特（E.Waldschmidt）教授，教授随手丢在地上说：“我教你做的不是这个！”

季先生没法向他的老师解释清楚，只有埋首重来。80年代初，他在繁忙的校务工作（时任北大副校长）中挤出时间，在北大南亚研究所主持不定期的“西域研究读书班”，希望推动西域研究。我在上大学、研究生乃至变成青年教师后，在这个读书班里学到了很多东西。季先生自己当时正好得到新疆博物馆提供的焉耆发现的吐火罗语A方言《弥勒会见记剧本》的写本，开始着手解读，但当时的条件很差，从50年代以来有关吐火罗语的书籍几乎是空白，季先生所用的参考书，很多是我们这些学生出国留学、进修、开会时帮他复印或购买的，他在一篇文章中曾感谢我这位帮忙的“小友”，我也是当之无愧的。

西域研究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在语言、历史、宗教、考古、美术等等方面都有了深厚的积累，学术的分工也更加细致，在国际上，已经不可能有懂得多种西域胡语的“大家”了，如法国的伯西和、德国的缪勒或是英国的贝利（H.W.Bailey），因为不论是于阗语还是粟特语，也不论是突厥、回鹘、还是吐火罗、古藏文，每种语言的研究都已经发展成独立的学问，西方研究西域语言的专家，往往都是守住一门语言，而旁及其他。西域研究的其他领域，也和语言研究相似，更加专门，更加学术。但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经济建设的重新起步，在“古为今用”的口号下，西域的纯学术研究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国家的经费还没有大量投入，学者个人的财力又十分有限。虽然西域研究的课题也像其他学术研究一样被有识见的学者所认知，但研究的深度受到资料信息的阻碍，特别是国外学者有关西域胡语的研究成果，我们没有系统的图书储备，许多文献因为语言的障碍，更没有理解、消化。

90年代初，一些颇有成就的中年学者或则过早地去世，或则因故出走，或则提前退休，或则长期游学海外，用西文发表论著，对国内学术影响不大。于是西域研究迅速下滑，一些刚刚崭露头角的年轻学者，以后纷纷转行，只有少数学者在中外关系史、蒙元史、敦煌吐鲁番研究的范围内，惨淡经营。胡语研究人才的缺失，“后现代”对于汉文典籍记载的质疑，国际上批判民族主义的浪潮，也都给西域研究造成了负面的影响。那时，我常常慨叹，不知西域研究是否还有前景。

正是在这样一个困难的环境下，我认识了冯其庸先生；认识了关心、热爱西域研究的冯其庸先生；认识了成为中国西域研究巨大推动力的冯其庸先生。

本来，我所知道的“冯其庸”这个名字，当然是和“红学”、和脂砚斋本《红楼梦》联系在一起的。后来，虽然在1995年有机会和冯先生一起到新疆吐鲁番开会，并一起访问龟兹石窟，但他是大人物，许多人前呼后拥，我只是仰望而已，对于冯先生一把年纪跑这么老远的新疆来，不明其理，对于他与西域的关系，更是所知不多。后来从友人朱玉麒、孟宪实那里，才更多地听到冯先生确实对西域“情有独钟”，曾经多次到新疆考察古迹、交通道路，追寻玄奘的行踪，同时用摄影的手法，记录天山南北的风光与遗迹。再后来，看了冯先生的摄影集《瀚海劫尘》，在艺术的美餐之余，从他的题诗中体会到一点儿冯先生在西域问题上的追求。从1986年以来，冯先生每次到新疆考察，都用散文记录下自己的行程，其中有一些史地考证文字，如他的《西域纪行》、《秋游天山》、《流沙今语》、《两越塔克拉玛干》（以上均收入《冯其庸文集》卷一《秋风集》）。他自己常说，他去西域考察，是重走唐朝经西域前往印度取经的玄奘法师走过的路，他把自己的学术考察成果，陆续写成《玄奘取经东归入境古道考实——帕米尔高原明铁盖山口考察记》、《玄奘西天取经的第二个起点——<吐鲁番市志>序》、《流沙梦里两昆仑——玄奘东归最后路段的考查》，对于玄奘在西域的形程和事迹的燕妞多所补论。他的一些长篇序跋，其实也是一篇篇学术文章，如他的《<敦煌吐鲁番学论稿>书后》、《<西域地名考录>序》、《<东方的文明>初读》、《对新疆石窟艺术的几点思考——<常书鸿文集>序》等（以上均收入《冯其庸文集》卷二《逝川集》），都是西域研究、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者不应忽略的篇什，比如对日本西域研究权威羽田亨关于克孜尔“画家窟”中画家图像解说的批评，可谓极具慧眼，也是作为画家的冯其庸先生细致观察龟兹壁画的结果，是他多次实地考察的收获。冯先生的感人之处，是他的学术论文都是和他的亲身考察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然而，真正让我感动的，是许多人都不知道的一件事。那是在1999年，当时我负责编务的《敦煌吐鲁番研究》第四卷“吐鲁番专号”遇到经费困难，我多方求援，都没有着落，而这一卷比平常的卷都厚，因为要发表的是北大与耶鲁大学合作项目“重聚高昌宝藏”的相关论文，是颇具学术分量的一个专辑。而且这里面的作者既有我的老师，又有参加项目的国内外同行，万一不能出版，于公于私，我如何担待？当我们把相关情况向冯先生说明后，冯先生慷慨解囊，个人斥资（今天看来也是不少的），使得这个有关吐鲁番研究的专辑得以顺利出版，也把我从艰难中拯救出来。由于这件事情，我对冯先生的感激之情，难以言表。

2005年9月中旬，在冯先生联同季先生为西域研究而上书中央领导之前，让我就所知道的情况，写一篇《关于西域胡语研究状况以及人才培养、图书资料积累的几点说明》，我立刻放下手边的事情，花了两整天时间，给他准备了五千多字的材料，据说这份说明作为两位老先生上书的附件而递交上去了。

随后的同年“十一”前后，我和孟宪实、罗新、朱玉麒一起随冯先生前往楼兰考察。从米兰穿罗布泊到楼兰，又经白龙堆、三垄沙，经过八天艰苦行程，最后到达敦煌。冯先生以八十三岁高龄，和我们一样走过这趟艰辛的旅途，实在让人钦佩。我们住在同一个大帐篷中，每天傍晚，当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冯先生都利用天光消失前的时刻，补写当天的日记。同行的日子里，我们听到他对玄奘回程的道路、楼兰王国的兴废、沙漠绿洲的变迁等问题的看法。一路上，冯先生还不断谈到西域研究的状况和他的设想，当他在楼兰通过卫星电话得知中央领导批示支持人大国学院的西域研究时，无比高兴。回京后就着手将他的“大国学”、“西域学”的设想一步步实实在在地规划出来。不久以后，冯先生热衷的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居然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下面正式建立起来了，还聘请了学有专长的沈卫荣先生出任所长。回想大概在1989年下半年的艰难日子里，季羡林先生在北大主持最后一次“西域研究读书班”时，只有段晴、林梅村、钱文忠和我五个人参加！今天在人大又有了西域研究的机构，研究西域的人又有了一个活动的中心，想到这里，不能不感慨系之。

2007年7月15日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正式举办成立大会，我不喜欢凑热闹，也不愿去听没有什么内容的“官腔”，所以虽然冯先生一再叮嘱我参加，但我还是“溜了”。下午场面上的人撤了，西域所新任所长沈卫荣教授留下一些学者开个座谈会，我又晚到，没有听到前面精彩的发言，自己也记不得说了些什么。虽然我不太知道国学院的事情，但我可以说，没有冯先生，就没有国学院的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

“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名称，表明这个研究机构不仅从事历史学的研究，也同时重视西域胡语的研究的研究。此处所说的西域胡语，主要是指西域（也包括广义的西北地区）古代流行的汉语以外的语言文字，如梵语、藏语、回鹘语、吐火罗语、于阗语、据史德语、粟特语、中古波斯语、帕提亚语、叙利亚语、西夏语、蒙语等等，这些古代语言文字的材料大量出土于古城、寺院、洞窟遗址当中，是研究古代西域及其与中原王朝的关系、研究西域文明历史，以及研究佛教、摩尼教、景教（基督教）东渐史的原始材料，与当地出土的汉文资料、传世的汉文典籍交相辉映，共同构成多个学术领域的研究基础。

但是，由于大多数胡语材料都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被西方探险家从新疆及其他西北地区摄取并带到西方国家，现在保存在英、德、俄、法、日等国的博物馆或图书馆中，因此，西方学者反而是近水楼台先得月，比我们更早看到这些材料。加之这些胡语主要是属于印欧语系系统的语言文字，他们解读起来相对容易一些，因此在近百年有关西域胡语的研究方面，西方学者一直走在前面。

近年来，中国学术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在西域胡语方面虽然也有进步，但与西方和日本相比，还有很大距离。而近年来新疆各地又陆续出土了不少各种语言的文献残卷，有些我们可以自己解读，有些却不得不请外国同行帮忙。处于民族自尊的考虑，这种状况应当早日改变。

人民大学国学院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冯先生的亲自关怀下，陆续引进了一些人才，并派人到海外学习，目前已经有能力处理古藏文、蒙文、梵文、吐火罗文、粟特文等方面的专门人才，加之在西域所与北京其他学术单位的合作，可以把握于阗文、回鹘文、叙利亚文、中古波斯文等多种西域语言文献材料，一个西域历史语言研究的新天地，已经慢慢展开。而且，要研究西域，汉语文献毕竟是最重要的资料，西域胡语需要和汉语文献相发明，才能有所突破。相对于海外西域研究而言，这方面国学院有着绝对的优势，国学院孟宪实、李肖教授参与主持的“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的整理研究，就是突出的例证。其成果《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一书完成之际，冯先生欣然题写书名，予以肯定。现在，此书荣获中国出版物的最高奖项——第二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这是对作为项目参与方之一的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绩的一个肯定，也是西域所对冯先生的一项汇报。

（本文转自纪念冯其庸先生的公众号“宽堂书屋”，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