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书评︱陆蓓容：翁大人进京记

国家图书馆藏稿本《陔华吟馆书画杂物目》，是近来最喜欢的一部文献。它是一个矮册，封面题“道光二十九年岁次已酉正月穀旦”。若“穀旦”特指除夕之后的新年元旦，这一行字就落墨于公历1849年1月24日。其中内容确是杂物清单，并非一次写成，装订顺序恐怕也不完全正确，幸好于阅读无碍。从字迹来看，有翁氏亲笔，也有下人笔迹，还夹杂着些大大小小的奇妙单据。对照日记翻阅此书，发现这期间翁大人正好从常熟老家上了北京。那么不妨先查考事由，再顺道翻翻“杂物”都是些什么。

缘起

翁心存字二铭，江苏常熟人，道光二年（1822）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督广东学政。咸丰元年（1851）以后历任工、吏、户、兵诸部侍郎、尚书等职，迁协办大学士。八年（1858）充上书房总师傅，官至体仁阁大学士，卒赠太子太保，谥文端，入祀贤良祠。他有三个儿子，长翁同书，安徽巡抚；次翁同爵，陕西、湖北巡抚，兼署湖广总督；幼翁同龢，户部、工部尚书、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更兼为同治、光绪两代帝师，卒谥文恭。

时间倒回道光十八年（1838），翁心存从大理寺少卿任上辞职，回到常熟，奉母乡居。八年间为她送终、服丧、营治墓地。其时同书已出仕，任翰林院编修，同爵、同龢陪侍身边。他已“怡颜养志，若将终身”，似乎无意出山。

道光二十八年（1848）七月二十一日（公历8月19日），翁同书简放贵州学政，照例于次日领旨谢恩。皇帝还挂记着家居不出的翁心存，问道：“汝父岂终不来乎？葬事将以何日毕乎？”翁同书只好说，“臣父受恩深重，今葬事将毕，期以明春北上”。道光还不满足，又叮嘱曰：“汝父固当速来，汝其具家书述朕意，趣其行。”三天后，翁同书奉旨寄出家书；二十二天后，翁心存接到此信。这天的日记有云：

午初得三儿七月廿四日书，备述廿二日谢恩召见，荷蒙训谕周详，垂问微臣无微不至，敢不勉思陈力，稍申报效之忱乎？

八月十七日得翁同书信，《知止斋日记》。

于是翁大人不得不准备进京。其时葬事尚未全完，先费期月余，安排老母棺椁入土，并在墓上补种松柏冬青，然后，他终于在士绅间日复一日的祝寿、题诗、拜客、抄书之事里省出时间检点行装。这年12月10号日记，“整理大厅西厨书籍”。12日“竟日整理书籍”，至15日犹未完成。翻过年来，正月八日（1849年1月31日），还有非常令人高兴的记录。“仍料检书籍，楼上有十余年未发之箧，尽发之。得书数种，皆素以为失之者，欣如乍遇良朋也。”

也许是行期将近，朋友纷纷前来作别，翁大人已无暇应对。正月廿二（2月14日），他记下许多客人名字，因为“检点琴书”，没有时间，一概未见。约一周后，下人雇得“太平船二只”。二月四日（2月22日），翁心存与妻许氏、次女璇华、幼子同龢登舟北上，次子同爵随船送行。

据《扬州画舫录》可知，太平船是一种重檐飞栌，有小卷棚的木顶船，看来比较宽阔。《杂物目》中夹着一张船钱账单，写明“太平船户陈万全、周瑞麟”，水程由常熟至清江浦计十一站。翁家需要支付“水脚大钱”、“神福犒赏”、“灯旗洋钱”和饭钱共四十五千九百文。

此外，还有数页“托带信件”清单。过去邮传未便，寄信多靠私人关系，托翁心存带信带东西的竟有三十多位。若只寄信，就写“某人寄某人一函”。若另外捎带物件，再加小字注明。譬如“梁光甫寄蔡薇堂太史一函，外于术一匣”，薇堂二字外复有小圈，并标“绳匠”二字，料来蔡征藩当时住在绳匠胡同。郭孝虎寄沈兆霖信，附有碑刻一包；章铁珊寄吏部陈柳萍信，附送“南腿一肘，漆皮一匣”。此外尚有带图章的，带书画的，带银子、马褂、皮袍、袜子、衣料、竹篾、茶叶、水烟的，都不算稀奇。最引我注意的是“汪克昌寄潘中堂太太燕窝一匣”，不能不略为查考——“潘中堂”即潘世恩，“太太”出自吴趋汪氏，而汪克昌又是潘家的孙女婿。

燕窝

至此不难判断，这本目录是翁家进京杂物清单。但如何证明翁大人随身携带了它？“托寄信件”部分又帮了忙。在“张约轩寄但运使一函”下，写着“二月廿二日已交”。检日记，这天船才开到扬州，翁心存进城看望阮元不值，转而“晤都转但云湖前辈，谈良久”。都转、运使，都是“都转盐运使司盐运使”这个官职的省称；看来“已交”二字应该写于见面之后。

日用品

托带之物惟恐混淆，偶尔会标出放在哪一箱里。譬如“汪墨仙寄程覃叔袍褂料一包”，注明“在第七号衣箱内”，而七号皮箱中确实有“汪寄程绸缎包一个”。可是那写“十七号衣箱”、“五十一箱”的，在存稿中遍寻不着，可证此书恐怕已非全帙。在现存部分之中，一至八号衣箱和一至四号书箱誊写比较清楚。另有“大被囊”、“木匣”、“棕帽盒”、“小棕箱”，可能也带到北京，但没有编号；至于开头的几只“新添皮箱”、“新添皮老虎”、“高州皮箱”，则由另一笔迹书写，并明言记录时间已在咸丰元年九月。

我们只翻带到京里的东西，先说八个衣箱。其实衣服衣料而外，还有书画、配饰，也偶有“桌氊”、“浴布”、“月宫帐”、“薙头衣”这类日用织物。可惜这部分页面装订舛错，只能大概罗列一二。且举内容比较完整的“陔华吟馆第六号皮箱”为例，里边有：

不提“上赏”，这些东西也足够富贵逼人，只是不太能唤起视觉想象。三号衣箱内的一批则要炫目得多，“二蓝”、“天青”、“宝蓝”、“月白”、“元（玄）色”、“本色”、“湖色”、“红”、“泥金”、“金酱”、“库灰”，诸色纷呈。配饰杂件则有“大荷包”、“水晶烟壶”、“玉飘风轧”、“翡翠烟筒嘴”，以及雀脑、金珀、绿松、椰子各种朝珠。又仆人所书帽盒一页，内收“四品朝顶”、“老爷帽袱二块”之类，还有“叔记金顶一个”，“叔记棉小帽一顶”，翁同龢字叔平，此次随同上京，偶有几件东西放在父亲箱子里。

二号、八号衣箱中还有些衣服，可能工艺复杂。例如“酱色湖绉大毛麦穗一裹圆”，“天青线绉小羔皮珠儿毛出风褂”——应该都是男装。整部《杂物目》中，确知属于女性的东西实在有限，三号衣箱内有“天青实地纱顾绣朝裙料一身”，小字注明“连片金全”，是一例。另一例收在“旧花布包”内，睹之不忍，是“包脚布五、脚布四”。

再说木匣，放了这些东西：

鼻烟四瓶。茶碗一只。茶盅三只。锡茶船一只。锡茶盅连底（？）盖二只。金涂塔一座。宜兴茶壶两把。宣德炉一座连底。又一个（方）。小香炉一个。自用端砚两方。磁笔洗一个。铜小椎（？）一个。

这一匣子简单的茶具、香炉和文具，恐怕不是家用配置，而是路上临时顶事儿的。在实用工具之中，纸笔簿册也与文事相关。最后一个书箱里有“诗笺二匣”、“大笔一包”、“笔二匣”、“折子一包”，也许进京后就要派上用场；“小棕箱”里则有“笔二匣”、“叔平笔一匣”。翁心存沿路不断停泊拜客，朋友也常常登舟回拜。闲暇之际，他一直在写信、写字，既了却公私事宜，又打发漫漫长途。若无茶碗香炉，再不带笔墨纸砚，这一切都无法进行。我们今天以为“风雅”的事与物，当时却不过寻常习惯无从割舍。

艺术品

行李既定，轻舟已发，终于可以暂抛尘事，看看书籍字画。这就先谈谈我较为熟悉的艺术作品。它们散在衣箱与书箱之中，但纯粹的艺术品数量实在有限，倒很有些具备实际意义或功能的作品。比如三号书箱中有“秋允公画扇面”、“迂伯公尺牍册”、“梅岑公书小横披”、“芳庵公书议单”等条目。因不便查《海虞翁氏族谱》，仅据翁同龢《石梅先祠记》探知翁振翼、翁是平两位，皆是康雍时代的翁家先人。另有《铁庵公墓志铭》一卷，则是康熙十五年（1676）探花翁叔元的墓志。先人手泽不可遗失，故而随身携带，它们的价值并不一定在艺术上。书籍方面，《家录》《家谱》《铁庵公文集》《翁氏乡会试墨》这些东西，也都是一样的道理；更有《翁氏世系墓图》，可能是一种标记墓葬所在的实用图。

在那收了两匣子笔的小棕箱里，有“赏扇六把”和“裱好对二付”，使人想起白谦慎教授的研究。他在很多场合演讲，都谈到对联与扇面是晚清应酬书法的主流。对联本身的形式带有一定的礼仪性，扇子从明代开始就几乎是士人阶层的必须品，同时也是一种礼物。晚清士大夫之所以大量地写这些东西来送人，主要还是因为快。比画画快，自不待言；比认认真真写幅字，其实也要轻松得多了。他甚至在翁同龢日记里找到材料，称其同治七年（1868）初冬某日，“为人作楹帖五十余、扇十余，手腕欲脱”。

以扇、对为礼物，不止可以送给朋友，也还能打发下人，此所谓“赏”。这些东西放在今天自是作品，可未必立即就有艺术价值。书箱中尚有成亲王、冯承辉、汪绎诸家对联，早至康乾，倒像是作为收藏品买回来的。

撇开这类东西，我们来看看为数不多的古今字画。各个衣箱中有以下这些作品：

蒋文肃《梅花》。董其昌画一轴。许南郊画一轴。蒋虎臣等条幅四轴。王麓台画一轴。王石谷《夏山图》一轴。刻丝佛像一轴。王石谷画一轴。周西村观音像一轴。马扶羲《杏花春燕》《枇杷》各一轴。乾隆御书一轴。庾唯亭《梧蝉》一轴。钱叔宝山水一轴。戴文俊山水一轴。麻姑一轴。陆包山假山一轴。

书箱中，则是：

杨子鹤花鸟图。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卷》。赵承旨《江山秋霁图卷》。陈居中《射猎图卷》。董文敏行书卷。元二名家墨迹卷。苏东坡《表忠观碑》墨迹卷。王雅宜行书卷。刁戴高《临千字文》册。蒋南沙书册。孙雪居画石册。潘作梅书《绵津山人怪石赞》册。成亲王临赵松雪《归去来辞》册。董文敏山水横披。陈白阳书《赤壁赋》卷。赵文敏书《景福殿赋》卷。王右军《月半帖》卷。文衡山画册。赵文敏书《老人星赋》册。黄石斋先生墨迹册。赵千里《江城晓霁》长卷。赵庭柯书卷。文伯仁书卷。陈老莲《三友图》卷。杜陵内史画一轴。覃溪楷书《密州题名跋》一轴。查士标画竹石一轴。王椒畦画红梅扇一柄。

这点东西肯定不是翁心存全部的家底。放在晚清书画收藏的大背景下，它们也不怎样出挑。可是仍然有些细节值得一说。首先是乡邦。清代作者中，蒋廷锡谥文肃、号南沙，许南郊即许永，马扶羲即马元驭，杨子鹤即杨晋，更有石谷王翚鼎鼎大名；此外，唯亭是余省的号，此处姓写为“庾”，当是误书。这些人的籍贯若非虞山，就是常熟。概略言之，两个地名都指一个地方；换句话说，在翁氏家族看来，他们都是乡贤。

清初以来常熟地方画家辈出，山水方面，王翚及其弟子开数代风气；花鸟方面，有一支继承恽寿平风格的流派，又有在此基础上愈加精雕细琢的清宫供奉画家。以上诸家几乎都在这个范围里，不过彼此声望悬殊。翁大人把他们和早期名迹一起携带上路，心中恐怕很有些乡情。若再看书箱中的抄本《虞山先哲图跋》《古虞文录》《虞邑遗文录》《琴川志注》，校本《毛刻琴川志》等书，当亦能对这种士大夫间普遍存在的情感多些认识。

其次是早期名迹。以前我曾略微讨论过晚清时期的所谓宋元古画。具体情况琐碎庞杂，这里只能简单概括。相信自己的藏品是真迹，不代表它一定是真迹，这是常识；收藏某件作品，不必一定因为相信它是真迹，这背后就有错综复杂的现实。有些执念不深的文人士大夫，会因为某些作品合其眼缘而纳入囊中，可未必打算桩桩件件探究到底。也许是不能，也许只是不为。

不妨排查几幅画作。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卷》最引人注目，只要稍微涉猎一点点书画史，就当知道它的传本非常之多，大都出自明清苏州画匠手笔，或署名张择端，或落款仇英，有的干脆无款。清初恽寿平跋一件，已称“余所见《清明上河图》凡数本”，明清诗集中题此画者亦复不少。可是目前大家认为很可能是真迹的那一件，当时已随着嘉庆四年（1799）毕沅倒台而抄没入宫了。

再说所谓赵孟頫的《江山秋霁》。考诸文献，据说郭熙、燕文贵、赵雍、王绂都曾画过，入清尚有宋葆淳、张宗苍、慎郡王诸作；征乎实迹，董其昌作品至今可见，自称仿黄公望画风。但是没有看到哪里说赵孟頫画过它。所谓赵伯驹《江城晓霁》情况也差不多，清初顾复《平生壮观》曾记一件宋人之作，附在唐人李思训条目下；晚清潘正炜则收藏了一套王翚册页，其中第六幅题名如此，此外一无可问。排查文献这件事，限于个人视野，总难免挂一漏万，但至少可说它们不是流传有绪的名作。

翁心存对收藏肯定有些兴趣。就在“检点琴书”，准备出发，无暇见客的正月廿二那天，他还在卖家手里看了一件所谓范仲淹书王建《宫词》，说原作“不敢定其真赝”，后跋“恐是作伪者所为”，两个书签“亦未必真”。看来并非全然不加讨论，只是未必想到查考流传。

我翻过晚清各家书画著录，也检点过若干并未公开的私家目录和账本，总觉得气氛有点儿混沌。这不是借着后见之明发出批评，而是要说收藏活动的边界日渐模糊。它和著录的关系已经可近可远，古今界线渐渐不存，人们讨论书画的方式也与从前不同。在这样的空气下，普通士人仍然会具备些相关知识，可这知识同样难免模糊。“不能”考察真伪，或许受限于能力；“不为”考证之事的，或许朦胧知道结果难堪。

翁大人的态度无从推知，只不过，在早期名迹最多的第四号书箱里，居然有一纸“张真人避火符”。

书籍

回过头来说书籍。翁家正经体面人家，书以经史为主，添几种名人诗集，稍加一点毫不出格的奇门遁甲。有些条目下批了一个“阅”字，不知是否路上翻读。笔记小说尚且没有，不上台面的更找不着，幸而还很有些特别的。

第一号书箱中有抄本《火龙神器阵法》一册。这是明代的火药火器技术书籍，传为洪武年间焦玉所作，流传甚稀。这一本该是亲自抄成，只因抄件现存国家图书馆，且有翁同龢题“先文端公手钞，子孙谨守”字迹一行。书虽不大，内容不少，有兵器名目、火药制法，有托名姚广孝制的行军保命丹方子，还带着些独特的插图。据翁同龢跋，道光庚子（1840）兵事骤起，六月间洋舰进犯福山港，兵未登岸而市井一空。翁心存束手无策，抄了这书，是泄愤，是寄望，恐怕也是一个赋闲文官谈兵报国的心志。

《火龙神器阵法》里的图和翁同龢跋

这一号书箱里神奇之物实在不少，譬如《契丹国志》与《大金国志》两个抄本静静挨在一起。检日记，均是道光二十八年五月廿八日（1848年6月28日）从湖州书估手上买得，只写“旧抄本”三字，或非名贵，后来似亦没有再谈起。此外又有《契丹国志》校本一部，不知是否亲自为之。

但凡略知一点乾隆修四库的八卦，恐怕都听过这两个题名。乾隆四十六年（1781），文渊阁四库全书誊写将毕，皇帝抽阅《契丹国志》，顿然触动神经。辽金史问题关乎大清的正统性，那是万万错不得的。当下《大金国志》也受牵连，两种书都被抽出来单独改纂。我查了查这两种书的传世善本。在清代，前者至少有一个元刻旧本，又有毛氏汲古阁抄本；后者至少有明天一阁抄本。到翁心存的时代，两边版本数不胜数，各有许多明清无名抄本，又都还要加上四库本子，再加流波广被的扫叶山房刻本。虽然清中期怀挟禁书有些危险，可是，在“权力的毛细管作用”之下，仍旧想猜这两个抄本未必遵从四库官书。毕竟，同为禁书的“待访录”抄本也安居书箱一隅。

替翁大人翻检书籍实在不易，只是话头远远没完。二号书箱里收有不少书，大都难得。譬如《重续千字文》，写明“影宋精抄”。此书宋人撰，仅汲古毛氏著录刻本，后亦不传，但毛抄尚存。嘉道间虞山陈揆稽瑞楼又抄两本，其中一本再转归铁琴铜剑楼。这三种在国家图书馆“中华古籍数字资源库”里都能查到。翁家部分书籍原是稽瑞楼旧藏，不知此本是否也在其中——很可惜，资源库中三种似乎并无翁氏印记，而瞿冕良《中国古籍版刻辞典》称翁同书曾抄此书，亦未知是否曾经目验。

稽瑞楼、铁琴铜剑楼递藏影宋精抄《重续千字文》

另一种残宋本李德裕《会昌一品制集》，非常出名，许多版本学家与文学研究者都已讨论及之。此书可能由翁心存传给翁同书，转翁同龢，经翁曾翰、翁安孙、翁之廉而入美国翁万戈手，并于2000年4月28日随另外七十九种翁氏藏书一起入藏上海图书馆。在窥探翁心存进京之旅的过程中，它对我产生了莫名的吸引力，只因许多人记述翁氏文献，都说一百五十年间，它曾是“存没难知”。

如今翻翻《杂物目》，再翻翻日记，却能看到它怎样安坐箱中，从常熟上船，渡过长江，渡过淮河。在淮阴王营登车，由山东德州，经河北沧州。直到道光二十九年三月廿六（1849年4月18日），“发黄村，过丰台，入右安门”，来到宣武门外兵马司中街。终于在官房寓邸里住定，陪翁大人继续下半场宦海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