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思想周报｜C刊新目录引学者抗议，北外教师博文被指责

C刊之弊：学术评价标准异化

1月16日，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最新公示《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及集刊（2017－2018）目录》。此举一出，立即引起学界争议。一大导火索是：新目录中包括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在内的几份高校学报从“C刊”降为“C扩”了。

所谓“C刊”，指能够出现在CSSCI来源期刊及集刊目录上的刊物；C刊的扩展版则被称为“C扩”，江湖地位低很多；期刊所载文章的被引用次数即“影响因子”，直接决定了一本期刊能否留在C刊之列。而CSSCI全称“Chinese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即“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是1998年由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受教育部委托开发研制的引文数据库，用以检索中文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论文收录和被引用情况。

如今为数众多的中国高校和科研机构将C刊发表篇数作为学术评价标准。科研工作者评职称、硕博士拿毕业学位，都要以C刊发表的文章篇数为准。因此，C刊被坊间称为“中国学术GDP指数”。

网传一份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于1月17日刊发的《致作者信》说：“敝刊是全国高校系统中唯一一本只发表人文科学类即传统文史哲三大学科稿件的期刊，而传统文史哲三科的作者在发表论文时不太习惯像法学、经济学、管理学等社会科学学者那样引用期刊论文，导致我们这类专注于人文科学的期刊被引成绩一直非常不理想，这也是我们被挤出C刊核心版的原因。”信中还指出：目前的学术评价和期刊评价体制对于人文科学是严重不公平的，但又无法摆脱这种体制，这既是办刊人的悲哀，更是中国学术的悲哀。

1月19日，《同济大学学报》（哲社版）主编、同济大学哲学系教授孙周兴在自己的博客发表了声明，以嬉笑怒骂的笔法表达了对这一变化的强烈不满，把此番争议推向高潮。他在声明中称“本主编不思进取，更没有服从期刊市场游戏规则，不知道所谓‘影响因子’也是可交换和可买卖的，没有采取相关措施提升本刊的‘因素因子’，才有今天的下场”，并提出五项整改学报的措施，表示“若本刊编辑委员会否定上述提案，本人将辞去主编职务。大家不想上进，本主编也没办法，不玩了总归可以吧？”

面对争议之声，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副主任沈固朝在接受《光明日报》采访时表示：“我们完全是看数据说话……当我们通过数据发现武汉大学的学报竟然没有进入目录，也是大吃一惊，并做了反复核查。”沈固朝说，虽然不能否认相互引用、有偿引用等数据造假行为的存在，但一旦查实，会予以严厉惩罚。他还强调：“C刊评价只是反映了期刊的被引次数，绝没有说谁好谁坏。说到底，高引用不等于高质量，C刊评价也不能代替质量评价……纠结C刊目录毫无必要，最重要的是完善国内的学术评价体系，切莫再奉C刊目录为‘金科玉律’。”

此番对CSSCI和相关制度的批评，可以说是多年来学界对学术评价体系不公正不合理的又一次集体爆发。

事实上，早在2010年年初，国内学术界就曾对CSSCI评价机制进行过大规模讨伐。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玉圣就认为，CSSCI反映出的两个最重要的问题是利益勾兑问题和学术评价标准的异化问题。

何谓利益勾兑？据报道，一些评定为C刊的期刊，会预留一定的版面，让有需求的“顾客”花钱买版面，版面费从两三千到上万元不等，不看文章质量看金钱数量。甚至还出现了不少“黑中介”，提供代写论文、代发论文的“全程一条龙”服务，报价大多在几万元左右，同时需要提前半年乃至一年以上“预约”版面。

学术评价标准异化，则影响更为深远。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教授吴冠军指出，CSSCI对于始自1990年代中期的汉语学术之“规范化”转型，确实有很大的功劳。但也正是由于这成功，在过去十几年间，它很快成了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质量的唯一评价标准。由此产生了两个可怕后果：“一是当C刊发表数量成为学术质量评价的惟一标准后，学者水平直接被C刊篇数所定义，而刊物质量被C刊遴选标准所定义，学者和刊物皆被CSSCI‘异化’；二是C刊目录本身被‘异化’，围绕它逐渐形成一个巨大的利益与权力链条。”

澎湃新闻社论则指出，要想打破异化，让学术回归正轨，最为重要的，莫过于建立多元、合理的学术评价体系，而不是机械地将诸如C刊发表数这样的量化评价标准奉为唯一。文章认为，对人文研究而言，更为适宜的，是欧洲大陆学界所采用的专著（monograph）评价标准——写出一本学术共同体认可的专著，作为学术评价依据。在这种评价标准之下，十年磨一剑、甘坐冷板凳的人文精神得到了最大程度的鼓励，同时，也有利于人文学者将精力更多地分配在教书育人，而非“刷论文数”上面。因为说到底，人文研究不同于理工科，应考虑其自身的特点和规律，来不得简单粗暴、整齐划一的“数目字管理”。

江晓原、穆蕴秋2016年在《读书》发表的两篇长文《“影响因子”是用来赚大钱的——揭开“影响因子”的学术画皮（一）》、《“影响因子”是可以操弄的——揭开“影响因子”的学术画皮（二）》，在网络上再度流传。这两位来自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的学者，经过长时间的调查与研究，惊人发现“影响因子”最初只是美国一家私人商业公司推出的盈利产品，是图书馆用来判断“买什么杂志最划算” 的参考指标，后来才慢慢发展为刊物水平的判断标准，甚至成为国际上通行的期刊评价指标。

也就是说，“影响因子”从一开始就没有“学术公器”的性质，而且直到今天，它制造出的学术评价体系，也几乎没有真正代表过学术科研的真实水平。然而国内许多科研机构的管理部门，长期强调并用各种考核手段要求科研人员尽可能将论文发表在国外的高影响因子刊物上，却完全没有看到，这种要求不仅在学理上极为无理，而且正在实际上对中国学术造成极大伤害。

江晓原举例揭示“影响因子”作为学术评判标准的弊端：一是影响因子高的文章依然会被证明是错的，比如有的文章本身荒谬，那么驳斥它的文章自然要引用它的观点，引用数也就上去了；二是《自然》、《科学》这些高影响因子刊物经常撤销论文，但可笑的是，这些撤销论文的影响因子很高，被撤销后影响因子也继续存在，甚至还会被他人引用；第三，影响因子的计算类似一个游戏，完全可以通过一些手法把影响因子变很高。

不过在这一波热议中，也有替CSSCI喊冤的。光明网评论员就认为，CSSCI作为一个技术性的引文数据库，背起学术评价体系不公的黑锅，确实有点冤。因为在目前行政力量凌驾学术力量之上的普遍状况下，对于学术成果的选拔考核，行政力量考虑的只是分出个三六九等来，他们首先考虑的不是科学合理、正确反映学术内涵，而是怎样简单易行，哪怕“一刀切”也无所谓。所以，要破解学术评价不公，问题主要不在CSSCI，而是要让学术的归学术，行政的归行政。“学术评价这种事，还是交给同行评议，由才高德劭的学者来评定的好。”

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胡键则于1月22日在微信公号“软实力研究”发文《评价期刊之前请学者先评价自己》。作者也有十多年的办刊经历，他强调学术创新的文章才是可以发表的文章，“学术创新是第一的，论文规范是其次的。如果这两方面都做到了，我相信其影响影子肯定是不会低的。”

他也承认有些期刊因办刊困难或者因责任编辑贪小便宜，私下会收取作者的版面费放进自己腰包。但他认为“当前在学术界有一定地位的刊物，都严守编辑的道德操守，拒绝收取版面费；而且，如果是个人行为，一旦被发现，编辑部、杂志社都会严惩不贷。因此，个人的不端行为绝对不能对一份刊物甚至对整个期刊界打板子”。

在胡键看来，更关键的问题在于：学者的学术水平不进步却要期刊的学术水平不断提升。因为，没有好的学者就不可能有好的期刊。学者是期刊的重要依托，学者的水平决定了期刊的水平。然而，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创新严重乏力，大多在从事中低水平重复的所谓研究工作，根本不用说去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话语体系，期刊也就只好对文章进行“箩里选瓜”将就而已。

他总结指出：“发表的平台并不重要，重要的还是内容。期刊是一个平台，要打造好这个平台，当然首先要有好的内容，好的内容来自于还的学者。学者的眼界和水平决定了研究的高度和深度，也决定了期刊的水平。由此可见，制订一份评价学者学术质量的标准要远远好于一份评价期刊质量的标准。没有珠穆朗玛峰的高度，就不要天真地说要制造一把测量珠穆朗玛峰的标尺。”

北外教师乔木称研究生面试“看胸”，之前曾质疑何炅“吃空饷”

乔木微博截图。

近日，微博认证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教授乔木”的账号“北外乔木”发表名为《男教授面试女生那些事》的博文，其中关于“招生标准”的言论引发舆论争议。

他在文章中写道：“看女性，男女有不同的标准，就是男性的喜好侧重也不同。我的审美是一看胸、二看脸、三看屁股、四看腿。除了一进一出看到全貌外，一旦坐定，就主要是考察前两项了。”还提到：“有一次一个女生穿了件深V装，不知是天热还是紧张，娇嗔带喘，波涛胸涌的。考官也是人啊，我都不知道问了什么、她说了什么。”

一时语惊四座。既有不少声音挺乔木，认为“他很真实，他说的就是事实”、“敢于说真话，说得好”；也有大量谴责，怀疑他的人品及师德，尤其是女权主义者，对其进行了严厉批评。

微信号“女泉”1月18日发表文章《北外男教授称研究生面试看胸，政治正确能治“直男癌”？》表示，指责乔木，并不是掩盖中国性别歧视的现实，而是谴责他作为教授，当自己的性别偏见与手里的权力结合，导致权力滥用时竟毫无反思和悔意。

文章指出，性别和相貌，本都不应成为影响录取的因素，却被乔木堂而皇之列出来，可见中国平权意识有多差。而性别歧视本身如果不加以批判和改变，有某种决定权的上位者就可以因为性别偏见而不录女生，也可以为了剥削女性性资源而录取女生，解释权都在权力本身，而没有原则限制，当事人也不用为自己的歧视言论和行为付出任何代价。因此，“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让在公共领域发出不当言论并妨碍机构机会平等的这些人，付出实在代价，这种糟糕局面才有可能改变。”

至于有人把这种限定当作对歧视者言论自由的侵犯，作者认为，乔木本人也曾在海外留学，在海外如果是大学的教职员工，说这样的话就会有巨大的麻烦，因为这并非言论自由，而是不职业、不伦理，会丢工作，职业声誉全毁。

乔木。

对于网络上的批评之声，乔木在接受《中国妇女报》采访时说：“难道你们看不出来我文章主要是为了反讽、调侃现状的吗？”乔木表示，首先他的标准并非北外的标准，他不认为自己观点错误，即使存在观点错误，每个人都有言论自由，公众可以批判。其次，从法律层面上说，他没有违法，从道德上看，道德观不同的人不能对其进行道德绑架。此外，他还希望大家不要被新闻牵着走。

新华社1月20日发文《北外回应：乔木早已调离教学岗 正对其言论展开调查》，报道称北京外国语大学党委宣传部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乔木于2002年7月到北外工作，因违反工作纪律，2014年9月受到学校记过处分，调离教学岗，后转为图书馆工作人员，从事新书简介撰写工作，不再从事教学工作。北外表示，目前已对乔木在网上的言论展开调查并将依规处理，第一时间会向媒体和网友公布调查处理结果。

公开资料显示，乔木，陕西榆林人，45岁。国际政治传播学博士，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教授。中国新闻奖、长江－韬奋新闻奖评委。先后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2005年－2006年进入伦敦经济政治学院亚洲研究中心做博士后研究。

乔木经常在新浪微博、腾讯微博发表言论，更新次数频繁，内容涉及政治、学术、生活等多方面。身陷舆论旋涡，对乔木也并非新鲜事。2015年5月13日，乔木曾发微博质疑著名主持人同时也是北外教师的何炅“吃空饷”。乔木指出，何炅自2007年以后再没有上班，但一直有领薪水，吃空饷八年，涉及的工资约五十多万人民币，可能犯下刑事罪行。“何粉”们反应激烈，乔木在网上遭到了大量辱骂、攻击和人身威胁，个人隐私也被网友公布。之后，何炅辞去教职，但他强调自己从2007年以后没有拿过母校一分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