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祖陶：不急出书，不忙开会，自己给自己过不去是我最大乐趣

［编者按］

著名西方哲学史家、武汉大学教授杨祖陶于2017年1月22日上午在武汉去世，享年90岁。

杨祖陶先生1945年入西南联合大学哲学系，师从金岳霖、汤用彤、贺麟、郑昕、洪谦诸教授，1950年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留校任教，1959年调武汉大学哲学系任教。他长期从事西方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专攻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康德、黑格尔哲学的研究与翻译。

本文是他生前撰写的学术小传，转自“爱思想”网站，原题为《杨祖陶：我的哲学人生》，澎湃新闻获授权刊发。

一、哲学人生

我祖籍为四川省大竹县，1927年1月15日出生在达县(今达州市)一个历代都重视子女教育、被乡里称为“读书人家”的家庭中。父亲杨叔咸为前清秀才，早年在唐山铁道学堂肄业，新中国成立前曾在达县与兄长共同创办“商务印书馆经销部”，对提供中小学教材、传播新文化起到很大作用。父亲在我少年时去世。

我的3个同胞兄弟都先后受到大伯父教育之恩。大伯父杨伯钦早年留学日本，毕业于东京师范大学，是毕生从事教育事业的知名教育家。1937年我10岁时，父母决定把我也送到成都大伯家求学，大伯对我视如己出，高小、初中的学业都是在当地最好的学校完成的。

1942年我不负大伯栽培考入了最负盛名的省立石室中学就读高中(1942－1945)，在石室中学我陆续接触和读了倾向各异的书籍，尤其是叔本华、尼采的意志主义哲学更是令我陶醉和激动，受其影响立志学哲学，而没有步兄长们后尘学习经济学的热门。

由于一心想学哲学，1945年终于以同等学力考上了我朝思暮想的、名教授云集的西南联合大学哲学系，有幸成为在我国教育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重要地位的西南联大的末届大学生。

我当时怕考不上西南联大，还同时报考了华西大学哲学系，后者张榜在先，我已先期报到入学。华西大学风景如画，条件很优越，何况我的大伯父时任校中文秘书长。但当我得到西南联大的录取通知时，我欣喜若狂，执意要去，开明的大伯父虽十分不舍，还是成全了我的志愿。我踏上征途，直指南疆，奔向春城。

当我历尽千辛万苦来到昆明，来到国难当头临时搭建起来的干打垒的简朴校舍和没有多少树木的近乎荒凉的联大校园时，眼前的一切与华西大学似乎不可同日而语，但我情绪很高，因为我心中在意的是自己对哲学的追求。我终于在这个大后方“学术自由的”“民主堡垒”里，迈出了漫漫哲学人生路的关键一步。

1945年到1950年是我在西南联大－北京大学求学阶段。1945年一进入西南联大就感受到全校弥漫着浓郁的学术空气，我忙着拜见我仰慕的名师，找寻他们的著作。

我在西南联大的第一学年里上的是一般性的大一课程，唯一与哲学有关的就是金岳霖给文科学生开设的、可以说是哲学启蒙课程的逻辑课。金岳霖是把现代逻辑介绍到中国来的先驱，他精彩而严谨的讲课使我受到理性思维的逻辑训练，使我懂得了正确思维所必须遵守的规律和形式，这对我日后求学为学受用不尽。但我却没有因此改变自己在中学时代就树立的对尼采、叔本华意志哲学的信仰。

1946年4月，组成西南联大的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准备复员迁回平津原址。在读学生可以自由选择复员的学校，我坚定不移地选择了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

但在等待复员的过程中，我们川籍同学相约一起先回四川，无奈我们坐的敞篷货车到贵州的七十二拐时突然翻了，我因伤休学，直到1947年7月才到北京大学哲学系复学。

1947－1950年，在北大学习的这三年对我的哲学生涯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我三度进入西方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大师贺麟的课堂，聆听先生讲授的“西洋哲学史”、“形而上学研究”、“黑格尔哲学研究”三门课程。

其中“黑格尔哲学”研究实际上是贺麟主持的一个研讨班，上学期学习黑格尔的《小逻辑》；下学期学习列宁的《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受到贺麟的启蒙、教诲、鼓励，使我暗下决心要一辈子跟随他研究黑格尔哲学。

与此同时，我又以空前的政治热情，如饥似渴地博览马列著作，自然而然地使得黑格尔和马克思在我心中不可分割地紧密联系在一起了，在我青年时代就形成了没有黑格尔就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就不能洞见黑格尔真谛的朴素信念。这一信念在我风风雨雨的一生中从来没有动摇过，只有加深和坚定。

郑昕是我国第一个对康德作精深研究，能原原本本地、系统地、融会贯通地介绍康德哲学的大家。我高度自觉地选修了郑听讲授的有关“康德知识论研究”课程，并认真钻研了郑昕的《康德学述》著作。

是郑昕为我开启并带领我进人了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学术大门，有了一些粗浅的领悟，日后我对康德哲学的研究探索不得不说是得益于郑昕的指引才起步的。

在北京大学的最后一个学年，我还有幸完整地聆听了学贯中西印的哲学大师汤用彤开设的“大陆理性主义”和“英国经验主义”两门课程。汤用彤讲授的内容可视为对哲学家原著的导读，他通过严密的分析，引导学生通观原著的本质内容和逻辑线索，先生这一做法，对于我日后从原著人手、从第一手资料人手研究哲学树立了榜样。

最后他总是归结到讨论如何由大陆理性主义和英国经验主义的对立而达到康德批判哲学的问题，从而进一步增进了我对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一书的历史基础、理论来源和开创意义的理解。

1945－1950年，我完成了西南联大－北京大学的求学之旅。在金岳霖、贺麟、郑昕、汤用彤诸先生的课堂的影响下坚定不移地确立了终身研究西方理性哲学的方向。

1950－1959年是我在北京大学任教的9年。1950年我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兼作系秘书。当时系主任郑昕对我卖力的工作很为赞赏，说我还有一点做秘书的才能。

在参加一年土改、从城内沙滩迁校燕园、全国院系大调整、下放劳动一年中，经历了从哲学系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教研室再回到哲学系的变动。

开始从研究和翻译两方面着手进入黑格尔哲学：发表我的第一篇学术论文《黑格尔的哲学史观》，翻译黑格尔著《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中赫拉克利特和恩培多克勒两部分，以及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序言。我毕业留系工作后不久，在学长赵宝煦、黄楠森领导、指导下从事马列主义基础的教学工作和协助苏联专家主持研究生班。

这样，我就有机会更广泛深入地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哲学方面的著作。可是，对马克思哲学了解得越多，我就越发觉得不了解黑格尔哲学就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哲学，我对黑格尔哲学的依恋就越深。

经我多次争取，1956年年底我终于回到了外国哲学史教研室，这还得益于院系调整后从清华大学到北京大学任哲学系系主任的金岳霖希望我回到他身边工作。回到哲学系，我满以为从此可以把探索、研究黑格尔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联系提上日程、深入下去，但是客观环境并没有给我这样的机会。

1959年10月至今是我在武汉大学任教的漫长岁月。

1957年“反右”斗争后，这年冬季我随北京大学师生下放到贫瘠的上清水进行劳动锻炼，1959年我从上清水回校不久，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突然就得到调我到武汉大学任教的调令，国庆节后我就匆匆来到珞珈山，从此再没有动过窝。

我在武汉大学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时代。不论风云变幻，不管艰难险阻，我始终没有放弃对西方理性哲学的探索与耕耘，始终坚持教学、研究与翻译三者结合的为学道路。

我来武汉大学是与1957年“反右”斗争后高校形势变化有关的。陈修斋因受牵连不让上课，武汉大学哲学系匆忙来北京大学要求派人“支援”。

我在北大没有教过一堂外国哲学史的课程，家中还有一大堆难以想象的困难，来到武汉大学正值三年困难时期，物资匮乏，正常生活都难以为继。好在当时正贯彻“高教六十条”，阶级斗争的弦稍稍放松一点。

我披荆斩棘，奋发图强，在德国古典哲学研究领域中开辟出了一条自己的道路，收获了第一批研究成果：适应教学需要的40万字的《18世纪末至19世纪40年代的德国古典哲学》铅印教材(《德国古典哲学逻辑进程》一书的前身)；为湖北省哲学学会(李达任会长)首届年会撰写了5万字的长篇主题论文《从法国唯物主义到德国唯心主义》。

在“文革“年代，我的学术事业被中断。1968年武汉大学率先将哲学系一锅端到湖北襄阳隆中，在下放劳动和复课闹革命中挤出时间着手编写了铅印本《欧洲哲学史(试用讲义)》(全国哲学通用教材《欧洲哲学史稿》的前身)中的古希腊哲学、欧洲封建社会哲学和德国古典哲学部分，陈修斋在完成他的名著翻译后参加编写了另外4章，共同完成了全书；继续翻译黑格尔的《精神哲学》。

1978年，武汉大学哲学系结束了在湖北襄阳隆中长达10年的“斗批改“、开门办学，我又重返珞珈山，开始了我哲学生涯的新阶段。

当时正值粉碎“四人帮“，百废待兴，我选择的是把一线教学视为天职，以学生为中心，主动负担恢复高考招生的1977、1978、1979三届哲学系本科生的西方哲学史课程的通讲，一两百人的大教室座无虚席，我力求以问题为主线，努力挖掘哲学家的深层意蕴和揭示哲学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规律，被同学们誉为“带领我们在哲学史的迷宫里漫游”、“听杨老师的课是一种真正的享受”。

此外，还首次开出难度较大的研究型选修课“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研究”和“黑格尔《小逻辑》研究”，这些课程产生了很好的效果，也促进了我的科研工作的进展。

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21世纪初，发表了从《黑格尔关于逻辑学对象的观点及其在发展辩证法中的历史作用》到《德国古典哲学研究的现代价值》的系列学术论文；出版了专著《德国古典哲学逻辑进程》、《康德黑格尔哲学研究》、合著《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指要》。

在古稀到耄耋，我克服自身年老病痛的不利条件，卸下教学任务后，在没有任何补助的情况下，集中精力、历时7年，实实在在地推进自己的学术事业，在主导合作编译出版《康德三大批判精粹》、合作翻译出版康德著《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的巨大工程中竭尽自己的全力：产生了可观的学术效果和社会效益，经住了学界的反复考量。

腰疾缠身的我仍在马不停蹄地进行各项学术工作。80岁首译出版了恩师贺麟交给的格洛克纳版黑格尔《精神哲学》；完成了从网络走向正式出版的《回眸——从西南联大走来的六十年》学术回顾集。85岁奋力首译出版了贺麟托付的黑格尔《耶拿体系1804-1805：逻辑学和形而上学》。我以87岁高龄又根据德文“理论著作版”《黑格尔著作集》第10卷完成了即将出版的中文版《黑格尔著作集》中《精神哲学》卷的重译。

二、学术成就

1．开创了对德国古典哲学逻辑进程的研究

运用辩证逻辑，以主观能动性和客观制约性的矛盾为纲，揭示和陈述了德国古典哲学从康德到费尔巴哈及其向马克思的实践唯物论发展的辩证逻辑进程，这在国内外德国古典哲学研究领域中尚属首见。

在过去，德国学术界虽有关于从康德到黑格尔的论著，但从没有过从康德到费尔巴哈、马克思的。普列汉诺夫的有关论著《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也只论述了从黑格尔到费尔巴哈的哲学进程。

尤为重要的是，他们都不是以运用辩证逻辑揭示德国古典哲学的辩证逻辑进程为目标和内容。我探索和研究的意义在于开以辩证逻辑研究德国古典哲学发展进程的先河，特别是从德国古典哲学纷繁复杂的矛盾中抓住主观能动性和客观制约性这个主要矛盾来揭示德国古典哲学发展的辩证逻辑全进程。这样就在德国古典哲学研究领域中开辟了一条前所未有的崭新道路。

1959年秋，我受命从北京大学调至武汉大学哲学系，很快就开始了主讲德国古典哲学的工作。当时生活条件非常困苦，校领导号召大家多晒太阳，保持健康。

我完全可以按照当时既有的西方哲学教材走上讲台，但我执意要给自己压担子自己编写教材，在编写教学提纲的过程中，恩格斯关于“德国哲学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发展是连贯的、合乎逻辑的、必然的”论断深深地吸引着我，在我心里产生了解开这种发展的连贯性、逻辑性和必然性之谜的强烈冲动；而列宁关于近代哲学认识的圆圈运动(“霍尔巴赫－黑格尔〈经过贝克莱、休谟、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马克思”)的设想，像一道划破黑暗的闪电，在我眼里显示出了解谜的前景。

这就促使我把揭示和描述德国古典哲学的逻辑进程作为自己长期研究的中心课题。我坦白地承认，正是解决这个课题的兴趣和需要，成了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方法论原理以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德国古典哲学的论述进行一番广泛深入的研究的真正动力，也成了我思考和探究有关德国古典哲学；乃至整个西方哲学史的各种问题的特殊视角。

20世纪60年代初期，我自信已经依照自己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及其方法论原理，大致弄清楚了德国古典哲学的阶级即经济-政治基础、实践即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基础、思想基础即近代哲学及其向德国古典哲学提出的问题和任务之后，就向自己提出了着手编写一部以探索和揭示德国古典哲学的内在逻辑为目标和特色的教材的任务。

我的想法得到了哲学系和所在教研室的支持。那是一个物质条件特别困难的时代，连一张普通的稿纸也难见到，这就逼使我不得不以一种现在也难以想象的竞技状态来完成这项自选动作。

由于时间紧迫，这项工作只好马不停蹄地以边讲授、边编写、边由印刷厂印发给学生的方式进行。就是这样，到课程结束时，将所发散页集中起来装订成册，同学们居然有了一部40万字的铅印本《18世纪末至19世纪40年代的德国古典哲学》。

当时对于出版著作也没有强烈的愿望，这部讲义在抽屉里一放就是30年，直到1993年才删繁就简、整理修订后以《德国古典哲学逻辑进程》的书名正式出版。

《德国古典哲学逻辑进程》一书问世后，引起学术界普遍关注，有人称之为“哲学史方法论典范”。关于我所运用的哲学史方法论原则在该书中作出了这样几点结论：

(1)人类哲学思想的发展不是一个随意的、偶然的过程，不是个别天才人物头脑中的一闪念的产物，而是基于人类思想文化和哲学的已有成果之上的一个有规律的逻辑过程。

(2)不过，哲学思想发展的规律是内在的、隐藏的，必须去其偶然材料，得其带有本质意义的材料，去突出其内在的逻辑线索；之后反过来用这一逻辑线索去统摄那些偶然的材料使其纳入一个被理解了的系统中。

(3)要做到这一点，人们必须有一个高出于他所考察的对象之上的视角和立足点。“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一把钥匙”(马克思语)，每一个后来的哲学思想体系都是理解前一个思想体系的钥匙，每一种哲学的内在意义和思想价值，都只有在后来的哲学中才能得到更好的阐释。

(4)除了哲学思想本身的逻辑进程之外，一个时代的哲学与该时代的整个社会状况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且哲学思想是通过一系列的中间环节受到一个时代的经济发展的制约的。

这一关于方法论的原则被学界认为对哲学与哲学史研究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2002年，在《德国古典哲学的逻辑进程》一书的“再版前言”中，我又将所运用的“方法的核心”做了一个我认为至为精当的概括：“这就是要把作为唯物主义认识论、辩证法和逻辑学之统一的唯物辩证逻辑应用于德国古典哲学的现实历史进程的研究”，而所谓应用唯物辩证逻辑，就是以它作为研究的指南，去发现德国古典哲学发展的固有的内在规律和逻辑进程，实质上也就是要在这个“单独的历史事例”上发展出与之相应的唯物辩证逻辑的观点。

这就是说，要揭示和阐明德国古典哲学的历史发展，是一个受其固有的辩证法则支配的、由自身的内在矛盾推动的、螺旋式上升的、必然的辩证逻辑进程。

2．创造性地研究康德哲学

康德哲学是我在阐明德国古典哲学逻辑进程基础上第一个深人研究的对象。而从“范畴先验演绎”出发深入探索康德哲学则是我确立和遵循的研究康德哲学的整体思路。哪怕有天大的困难，我都必须不屈不挠地拿下“范畴先验演绎”这个进入康德哲学的桥头堡。

(1)首次揭示和论证了康德哲学最重要最困难的“范畴先验演绎”是一个由主观演绎和客观演绎构成的“有机统一整体的圆圈”。

范畴先验演绎是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中最核心、最重要、也是最难的部分，但它又是通向康德哲学的“哥白尼式革命”的钥匙，只有把这部分搞通了才能真正进入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从而进入批判哲学的大厦。

而“范畴先验演绎”首先遇到的就是它的构成问题：它究竟是如《纯粹理性批判》第一版说的由主观演绎和客观演绎两部分构成，还是如上书第二版实际上做的那样只有客观演绎？这两种演绎的关系又是怎样的？

这是康德研究中至今仍然众说纷纭、争论不休的问题，我知难而上，进行了艰苦细致深入的攻坚研究，作出了上述令人瞩目的回答。学术论文《康德范畴先验演绎初探》被《中国哲学年鉴》认为是康德哲学研究中的一个新进展。

(2)突破以为康德只有一个批判哲学体系和对其性质简单化的成见，揭示和阐明了康德批判时期里先后出现了三个不同的体系：①以解决我能知什么、我应做什么和我可以希望什么为内容的“科学(未来)”形而上学体系，它由于预定的自然形而上学只有开端而是一个未完成的体系。②以解决上述三个问题和人是什么这个总问题为内容的哲学人类学体系，这是一个各组成部分尚未协调一贯起来的体系。③真正完成了的批判哲学体系具有三重性质：解决形而上学可能性问题的形而上学“导论”，真(自然)善(道德)美(艺术)统一的形而上学体系和以揭示知情意三种能力的先天原理为内容的先验人类学。

康德哲学的三个体系和批判哲学的三重性质有力地表明了康德在解决哲学何去何从问题上的永不停息的探索性和创始性。这是康德哲学永恒魅力之所在。

(3)突破对康德思想发展的单纯描述的局限，以矛盾为纲，揭示和论述了康德思想发展从早期理论自然科学阶段直到后批判哲学阶段的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

由此展现出了康德思想发展进程的这样一幅千真万确、栩栩如生的画卷：“在他的内心世界里，近代各种对立思潮互相激荡，思想风暴此起彼伏、连绵不绝，思想革命的潮流汹涌澎湃、曲折反复，一旦形成了容纳百川的海洋，新的思潮又在海底涌动兴起。”(《康德三大批判精粹》编译者导言)

3．创造性地研究黑格尔哲学

黑格尔哲学是我心目中“主题的主题”，从逻辑学出发深入探索黑格尔哲学是我确立和遵循的研究黑格尔哲学的整体思路。这不仅需要我进行高度纯粹的艰苦的思辨，还考验我是否具备足够的、不顾一切地研究哲学的耐心。我体会到没有耐心是绝对不行的。

(1)首次从黑格尔逻辑学对象的特性出发详尽地阐明了黑格尔的逻辑学与辩证法的辩证统一关系：建立逻辑学必须也只能用辩证法，而辩证法也必须和只能由逻辑学来制定，黑格尔的逻辑学因此只能是逻辑学、本体论、认识论和辩证法四者统一的逻辑学体系。

在此基础上系统地揭示和阐明了黑格尔建立逻辑学体系的五大方法论原则：逻辑学、本体论、认识论和辩证法统一的原则；意识的经验发展和主客同一的纯概念发展的一致的原则；纯概念自己运动的原则；纯概念的逻辑发展与历史发展一致的原则；逻辑学与经验科学一致的原则。

由于我在为中国哲学界纪念黑格尔逝世150周年提供的论文《黑格尔关于逻辑学对象的观点及其在发展辩证法中的历史作用》中，重申并有力地论证了黑格尔逻辑学是逻辑学、本体论、认识论和辩证法四者统一的新见解，贺麟称它是一篇在黑格尔哲学中走出了新路的佳作。

(2)首次提出主体性这个黑格尔哲学的基本概念只是在其逻辑学中才得到了透彻处理的观点；进而系统地考察了逻辑学中主体性的发生史，主体性从作为形式概念的形式主体性到作为目的性的实在主体性再到作为理念的真实主体性的辩证发展；最后将此种发展提高和归结为“从潜在的主体性到绝对的主体性”的无止境的、一次又一次地向更真实的状态前进的辩证发展历程。

这篇《黑格尔逻辑学中的主体性》论文在1988年的一次国际学术讨论会上令与会的德、法等国著名专家们感到惊讶并得到了他们的高度评价和赞赏。

当时参加会议的青年学者、现任复旦大学教授的邓安庆后来撰文指出：这篇论文“展示了一个中国学者以德国式的思辨本真地理解和批判地重建黑格尔哲学的精深思想，让国外同行惊讶不已。他们惊讶的是，在刚刚结束‘文革’的这样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度却有学者可以跟他们站在同一个水准上讨论德国主体哲学问题！”

(3)运用逻辑与历史一致的原则和方法，在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系统地论证了贺麟关于黑格尔体系构成(以《精神现象学》为全体系的导言，以逻辑学为全体系的中坚，以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统称应用逻辑学－为逻辑学的应用和发挥)的创见及其意义(拨开黑格尔《哲学全书》体系的唯心主义迷雾，直接展示了黑格尔哲学体系各组成部分之间的真实关系：一方面逻辑学及其范畴不是凭空产生而是来自精神现象学，一方面逻辑学与精神哲学、自然哲学之间不是什么唯心主义的外化和回到自身的关系，而是逻辑学和应用逻辑学的关系)，从而有利于正确地理解和研究黑格尔哲学。

三、“必得其真，务求其新”的治学原则

在我的学术研究中，“求真”是第一位的，在求真的基础上“务新”，即力求在前人止步的地方有所前进、有所发现和创新。我认为“求真”与“务新”两者不可偏废，而应当统一起来，并无止境地从一个层次进到一个更高的层次。

这是一个艰苦的、但也是一个愉悦的上下求索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注重把综合研究与专题研究结合起来，立足前沿，选题上避易就难，程序上埋头从基础做起，力求从第一手资料熔铸提炼出真知灼见。

我的一篇篇学术论文都是一个重要的专项研究，短则万余字，长则三五万字，从来不是唾手可得的应景之作，而是呕心沥血、反复探索、日积月累逐渐完成的。我认定，凡我拿出手的东西，哪怕是一点点心得也要经得起时间和历史的检验。

我在德国古典哲学研究领域中求真务新的第一步是开创了对从康德到黑格尔哲学的逻辑进程的研究，把它看作是理性哲学的矛盾进展过程（见《德国古典哲学逻辑进程》）。

30余年后，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求真务新，认识到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哲学自身就包含有非理性主义（意志主义）的因素，把其发展看作是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既对立又重合、交叉的矛盾进展过程（见《德国近代理性哲学和意志哲学的关系问题》)。

关于引进西方哲学究竟有什么用的问题，我对这一问题的回答经历了一个艰苦的求真务新过程。1998年10月芜湖西方哲学讨论会上我力排众议，主张引进西方哲学不是为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而是要人看到原原本本的西方哲学。

经过将近一年的反复思考，我认识到在此问题上必须把“实用”之“用”和西方哲学的本性所决定的它固有的“作用”之“用”区分开。

于是我在1999年的“新中国哲学50年学术研讨会”上大声疾呼：适应我国社会发展的需要，必须引进我国传统文化中所没有的、源自古希腊哲学而在德国古典哲学中达到典型高度的“为真理而真理的理论精神”和贯穿在西方近代启蒙思潮中以个体独立和自由意志为核心的“为自由而自由的实践精神”。

在以后的半年内，经过艰苦的反复探究，我修正了自己原先对于“为自由而自由的实践精神”的看法，认识到这种精神同上述理论精神一样，也是源自古希腊哲学而在德国古典哲学中达到了典型的高度，它不同于“理论精神”之处仅在于它是人和人类历史行动的客观原则；并进一步认识到这两种精神都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批判地改造、继承而成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固有的两种根本的精神。这些观点所导致的最终结果就是2001年写成和在《哲学研究》上发表的《德国古典哲学研究的现代价值》一文。

1957年我在《光明日报》哲学专刊上发表了《黑格尔的哲学史观》一文，1993年我深感有必要再回到这个论题上来，写成和发表了《黑格尔哲学史观再认识》一文，在对这个重要问题的求真务新上大大地前进了一步。

此文不仅更加精当地把黑格尔哲学史观的核心归结为他所发现的、以“哲学只有一个，哲学史是这唯一哲学发展的历史”等4点内容所构成的“哲学发展的内在规律”，而且更加广泛、深刻、集中地揭示了黑格尔这一发现的合理性和当代价值。

这就是，它不仅有助于科学地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过去哲学的本质联系，而且更在于它有助于正确地说明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应有的关系，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发展就必须同时关注、承认、肯定和批判地吸收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合理内容和总结其经验教训，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发展史的研究者所应有的职责和任务。

四、坚持真理，敢说真话

在几十年的哲学生涯中，我的学术研究始终围绕着我心中的目标进行着，我自认为我最大的特点在于为人与为学的一致性，始终坚持自己的追求与信仰，从不趋炎附势、朝三暮四，完全不计较个人得失、不干违心的事。

从学术上我准确地把握了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哲学的关系，不因政治形势的变化而改变，不趋时髦，不赶浪潮。我深深感到，坚持真理不易，讲出真理尤难，因为这需要更大的勇气，准备承担可能的风险。一个真正的爱智者，应当努力把这两方面统一起来。

古希腊没有所谓奴隶哲学，这对于学习过、更不用说研究过西方哲学的人来说是一个不言而喻的真理。但在1971年，一些“上、管、改”的工农兵学员出于对“奴隶们创造历史”的误解，在我刚从养猪场匆匆走上讲台讲第一堂课后就立即贴出大字报对我没有讲“奴隶哲学”进行气势汹汹的非议，并提出“有奴隶哲学”的主张。

他们的这一举动立即得到哲学系领导、分校领导、珞珈山总校领导以及工、军宣队领导的支持并号召师生就此问题展开“大辩论”。这时只有我一个人站出来坚持“无奴隶哲学”。

大辩论从襄阳分校一直进行到武汉大学总校。我不得不单枪匹马奔赴珞珈山总校小操场大会讲台，面对黑压压的人群和出面的学员、教师对手们，轮番展开激烈的辩论。

我拒受校领导“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指示，顶住《光明日报》站在“有”的立场对这场所谓的大辩论所做整版报道的压力，始终坚持“无”。有意思的是，当时哲学系的教师几乎一边倒地赞同“有”，为“有”找论据，并为在辩论中如何取胜出谋划策。极个别教师虽然向我表示支持，但却绝口不言“无”。

后来发展到居然有的外系教师提出不仅“奴隶有哲学”，奴隶还有政治经济学，甚至图书馆学，不一而足。鉴于此，校领导也就只好见好就收，不再就奴隶有无哲学继续辩论下去了。

也许在哲学、哲学史研究这样一些抽象的理论领域内坚持真理、说真话比较容易一些吧！

其实不然，因为在这里往往会、甚至必然会和奉为圭臬的某些观点、提法、规定、信念等发生冲突因而也就需要更大的勇气。例如，在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上倡导必须引进西方哲学中的“为真理而真理的理论精神”和“为自由而自由的实践精神”就要冒风险。

在《21世纪中国哲学前景》一文中，我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主体地位”及其本身的发展，只有一方面在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不同观点、另一方面在马克思主义观点和非马克思主义观点之间的“百家争鸣”中才能实现，这样提出问题就要不怕别人说这是在为“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自由化”造舆论或鸣锣开道。

五、淡泊名利，乐于默默无闻干实事

人们对我最深的印象是与世无争，淡泊名利。我是能够与同辈、晚辈合作共事的，因为我真正地不惜一切埋头干实事，超负荷承担艰辛，笨鸟先飞，笨鸟晚归，从不计较个人得失。

在目前学术界普遍存在的浮夸浮躁、追名逐利的情况下我还是能够保持自己的学术阵地和学术节操，我求的是自己的心安。我深深体会到，只有淡泊名利，才能“坚持真理，敢说真话”，也只有淡泊名利，才会乐于默默无闻地干实事。在我的思想里，没有名利的空间，从而也从来没有过摆脱名缰利锁的挣扎，而只有干实事的愿望和冲动，干实事在我不仅是职责和任务，而且更是心灵获得愉悦和满足的源泉。

没有人干实事，再好的设想、规划、蓝图和理想也只好是一纸空文，因此而受损失的就只能是学术和教育事业。干起实事来，我从无丝毫“吃亏”的感觉，甚至在别人看来实在是近于“迂腐”，相反地，在我的脑海里倒是不时会浮现出一种“舍我其谁”的自信和坚定。

“文化大革命”后期，工农兵被推荐上大学。我响应系领导的做好教材建设的号召，着手进行《欧洲哲学史》(试用讲义)编写工作，我先从古希腊罗马哲学写起，由于陈修斋在完成《人类理智新论》的翻译后，也投入这项工作，我们共同完成了这一教材建设。

系领导对此非常满意，当即决定铅印，由湖北省山区小县保康的小小印刷厂承担。我放下《精神哲学》的译事，从襄阳分校到保康印刷厂整整做了3个月的“小工”，帮助工人师傅辨认底稿上的字迹以便正确地拣铅字排版，排好一页又帮忙校对一页。

这样的实干在今天看来是不可想象的。这是我难忘的一段经历。谁料到这部从山沟里飞出的讲义竟成了后来影响广泛深远的国家教委规划中的“高等学校哲学专业教材”《欧洲哲学史稿》（荣获国家教委优秀教材奖一等奖）的前身和前奏。由于“文化大革命”中对“文责自负”观念的淡薄，“史稿”后记没有写下编写章节的分工，更没有这段实干的鲜为人知的点滴了。

在主导合作从德文原版新译康德“三大批判”(《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的7个寒暑里，我作为第一著作权人，全力地、默默地、夜以继日地埋头对在电脑上以日译3000字的速度接踵而来的100万字的初译稿进行精心的审视、重译、校改。本着对学术、对历史、对读者，更重要的是对自己负责的精神做了大量的艰苦工作。

正如初译者在《判断力批判》中译者序中这样明明白白地叙述的：“翻译工作的程序是，首先由我在电脑中译出一个初稿，打出样稿，然后由杨祖陶先生用铅笔仔细校订，我再根据校订过的样稿加以订正。由于电脑操作，省去了许多重复抄写的麻烦。

但使我和所有见到过杨先生的校订稿的同事们感到吃惊的是，尽管我在初译时尽了最大的努力小心谨慎，力求少出或不出错误，但仍然被杨先生用极细小的字体改得密密麻麻，几乎要把原文都淹没不见了。

算起来，杨先生校改所花的时间，比我译出初稿的时间还多得多。这种认真的态度，在目前国内的翻译界还是很少见的，所以我的第二次订正绝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甚至比我自己直接翻译还更加令人望而生畏。”

我认为采取流水作业式的三段式(电脑初译－手工校改－电脑订正)的合作翻译过程，既保证了翻译的质量也保证了翻译的进度，是一件优势互补、合作双赢的创举，曾被学术界视为两代学人合作的典范。但为了扶持后学，我在署名上安排自己为校者，而安排合作者为单独的译者。

我觉得，经过我这样的工作，有了质量保证的康德“三大批判”新译本得以问世，学习者和研究者有了可信的新译本使用，这就足够令我的心灵愉悦和满足了。

当时我没有如黄树森先生在《回眸——从西南联大走来的六十年》序中所说的那样考虑到，在这样的放弃署名的权利的同时也就放弃了我作为译者之一对这些译著、对学术界和教育界所应负的责任。

不仅如此，由于我执著于学术本身，完全没有注意到今日的学术环境已大为改变，反而为某些人提供了便利，在学术界制造了极大的紊乱，但我坚信，读书的人自然会明白，不读书的人管他干什么?

1959年我调来武汉大学，根据系领导的指示与安排，我负责的西方哲学史教学小组、教研室一贯以德国古典哲学为方向和特色。

1978年改革开放后，我主持教研室工作时一反这个传统的安排，建议和支持教研室以在国内占有一定优势的西欧近代唯理论和经验论哲学为中心和方向，招收这个方向的硕士生，并举办这方面的全国性大型学术讨论会以扩大影响、壮大声势、提高知名度。而我自己则宁愿坐冷板凳，一如既往地潜心研究我钟爱的德国古典哲学，重在探索的过程，一个一个问题地，长期沉下去、深入下去，直到自己认可，不急于出书，不忙于开会，自己给自己过不去是我最大的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