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事你一旦看见，就无法再忽略｜《饥饿、富裕与道德》新书沙龙实录（上）

原创 三辉图书 三辉图书

题图：《贫民窟的百万富翁》剧照

作为2021年博古睿哲学与文化奖的获得者，彼得·辛格收获的评价是：“在今天这个被社会、技术、政治、文化和经济变革急遽且深刻改变的世界，他帮助我们找到前行的方向和应具备的智慧，促进我们对自身的认识。”

在彼得·辛格所著的《饥饿、富裕与道德》发表的1972年，文章中所提出的观念被认为是激进和超前的。而在人类生活经验被疫情深刻改变的当下，远方的苦难、同类的痛苦、关心与救助的义务这些概念或许对每个人都有了新的印迹和意义。

10月，以“如何像帮助邻人一样帮助远方的人”为主题，我们邀请了三位来自发展与公益领域第一线的嘉宾——Diinsider草根创变者创始人李博伦，共同未来秘书处协调人黄威，以及公益盒子创始人何流，参与《饥饿、富裕与道德》的新书沙龙，本文是活动的全文整理，包含了三位嘉宾从自身经历出发与彼得·辛格的隔空对话，也可以看作是利他主义理念于中国社会的一种真实回响。

实录分为上下篇，此为上篇。

01

《饥饿、富裕与道德》：时代背景、思想实验与一种眼光

我觉得人一生总是会读到一些东西，看到一些事儿，这些事儿你一旦看见，你就没有办法再忽略。我觉得辛格对我来说就是这样的一个存在。……我花了大学三年的时间，再加上大学之前那一年批判辛格，但我最终还是走上了他倡导的这条路……

——何流

李博伦：

关于这本书的话，我觉得给我印象最深的一点是彼得·辛格在前言中提到他写这篇文章以及去开展一些公益行动的动机其实跟1970年代初的一些社会环境有关系，像孟加拉的战乱和饥荒等这些客观世界的挑战促使他去参加这些扶贫和慈善的行动。我读到这里就想到了一个大家可能很熟悉的学者、扶贫的专家穆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 Yunus），我记得很多年前看他的《穷人的银行家》的时候，他在前言里也是这么写的。1970年代，他是吉大港大学的教授，面对孟加拉的饥荒，他觉得自己必须要做点什么，所以就放弃了教职，发起为乡村女性提供小额信贷的行动。这里面充满了一种个人的社会责任，也体现了他希望自己的思考能更多地为大众所接受并被行动化。

作者: （孟）穆罕默德·尤努斯 译者: 吴士宏

出版社: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虽然说当我们到2021年回看辛格他的一些解决方案的时候，可能会觉得有些简单，但当我们从一种国际发展史，尤其是所谓西方国家的国际发展史的角度去看的时候，这里面有很多的理念都在实践过程中遇到了挑战和批判，包括最早的一些扶贫的理论，基础设施的建设、综合的农村发展、结构调整、私有化，也包括普惠金融等一些具体行业的变革，以及千年发展目标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等，后人在从事相关工作的过程中，将这些理念汇聚到学术研究和发展实践里，并且不断的去完善。所以我想没有一个思想被摒弃了。我们去从事这些工作的过程，也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另外一个方面，因为辛格讲到了像帮助别人一样帮助远方是一种利他主义。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除了利他主义的诉求以外，从事这些发展工作或者公益工作的过程，也是这些从业者和学者向这些发展中国家的机构和个人学习，从而开阔视野、完善认知，并且在从与更多的人交谈和交换思想的过程中获得自身的提升，更好的完成工作的一个过程。所以有效利他也意味着能够去更好的在这个过程里向对方学习，这是我对这本书以及书中观点的一些个人的理解。

黄威：

博伦刚才提到了好几个点都是我比较有共鸣的。首先是辛格作为一个行动者的存在，他的伦理学观点并没有停留于纸面。我记得辛格成为素食主义者的转变非常简单，有一次在食堂吃饭的时候，跟他在一起的一个朋友点了素食，辛格点了一个有肉的，然后他们就针对这个问题进行了一个理论上的探讨——关于有什么能证明吃肉是一个可以被justify的行动，他发现自己找不到任何理由，所以在结束这个讨论后，他回家就问妻子要不要尝试吃素。后来他又付出很多的努力去参与动物保护事业，成为了一个有着多物种关怀的人。从理论到实践的这个跨越是他能触动我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彼得·辛格 ©Derek Goodwin

另外一个是辛格在这本书里创设了一些很巧妙的思想实验。辛格也在书里提到，他使用这些思想实验并不意味着我们在现实面临的问题就是这么简单，而是他认为一个思想实验能在直觉上指出，我们面临的一些伦理问题它的症结所在。比如在这本书里，他说如果你去听一个讲座，然后在路上发现有个小孩儿掉进池塘里，那这个时候你可以去救他，只不过代价是你穿的这一身西服可能就要脏掉了，那这个时候你要不要做这个决定？然后他又把这个决定引申到如果掉在池塘里的这个孩子不是近在眼前，而是远在孟加拉或者其他的地方，那你会不会采取相应的行动。我觉得他用这样的一个方式非常朴素的指出，至少作为一个人，如果我们承认所有生活在地球上的人、动物或者任何生命，都有一个能够生活下去的权利的话，那你其实是很难找到一个能够在这个层面上去反驳他的理由。

还有一个是辛格在书里做了很多计算，比如达成联合国的千年发展目标需要花多少钱。结论是全美前1%的富豪每年把自己收入的15%左右捐出来。其实杰佛瑞·萨克斯（Jeffrey Sachs）之前也做过类似的运算，在全球范围内，我们现在积累下来的财富其实是有相当充分的能力可以解决我们在现实中碰到的贫困等问题的。只是说我们是否拥有一个有效的解决问题的机制。这个部分可能是辛格在这本书里面没能去过多展开的。但即使是这样，我仍然觉得他在这里提供了一个很有效的论证——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必须采取行动，不管是作为个体或者是一个机构。

杰佛瑞·萨克斯（Jeffrey Sachs），美国经济学家，专长于发展经济学，以担任拉丁美洲、东欧、前南斯拉夫、前苏联、亚洲和非洲的经济顾问而闻名。

图源：由Palácio do Planalto，Attribution，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ndex.php?curid=14194148

何流：

我从来没有跟辛格当面相遇过，不过读他的东西总让我有一种特别熟悉的感觉。也是因为这次沙龙的原因，我开始想这么多年彼得·辛格对我的影响。我觉得人一生总是会读到一些东西，看到一些事儿，这些事儿你一旦看见，你就没有办法再忽略。我觉得辛格对我来说就是这样的一个存在。

我第一次读到《饥饿、富裕与道德》这篇论文是我本科面试的时候，牛津的面试流程是在面试前发放一篇阅读，然后你在半个小时里读完它，稍微思考一下，再进去跟面试官讨论，模拟以后上课的情形。当时我拿到的阅读就是辛格这篇论文，当时我并不知道他，然后文章开头就讲1970年Bengal，我也不知道在哪，就说那儿有一场饥荒，又说如果有个小女孩掉到池塘里，那你救不救，肯定要救的，那如果你身上有一身昂贵的西装，你救不救，那肯定也要，哪怕要毁掉这身西装。那他问你，那现在Bengal就有这样的小女孩，你只要给联合国组织捐钱就可以救他们，然后花的钱要远远少于一套西装的钱，那你救不救。

作者：[澳大利亚]彼得·辛格译者：王银春

出版: 三辉图书｜中国华侨出版社

我觉得他的这些推理往往都会从这些非常显而易见的事实开始，每一步推导都看起来那么的无辜，看起来那么的正确，但最终会给你带来一个结论，你应该显著的贡献出自己的金钱，显著的贡献出自己的生命，来帮助那些远方的人。我觉得当时我读到他的结论的时候是非常抵触的，我记得我进去那个面试，跟老师说了一大堆为什么我们不应该这样做的原因，为什么这个池塘和这个现实生活不一样。然后就面试过了。大一伦理课又读彼得·辛格，大二伦理课又读，同样一篇文章，100个角度，每一次写文章都是批判彼得·辛格，都是说他这儿那儿不对，池塘这儿有问题，那儿和池塘不一样，这个世界的是什么系统性的问题，所以个体应该去服从组织，让组织去解决。远方的人和近处的人他的道德价值就是不同的，所以应该关心周围，对远方有其它的责任。

我花了大学三年的时间，再加上大学之前那一年批判辛格，但我最终还是走上了他倡导的这条路。我们现在自己做的事情是去评估分析公益项目的有效性，去寻找最能改善生命的这些公益捐赠，我就在想我和彼得·辛格到底是什么关系。今天的观众可能有的没有完全读完辛格的这部作品，这个没关系，他最有名的就是这个论文，他26岁写的，现在已经是一个70多岁的老爷爷了，但是他还是在讲他26岁写的这篇文章。

我们到底应该牺牲多少自己的金钱、时间、资源来帮助远方的人？可能很多人就会说慈善应该从周围做起，远方跟我也没有联系，我为什么要捐出来90%的财富去帮助不认识的人，就感觉这好像对人要求太高了，这就是彼得·辛格的争议。有人觉得应该这么做，有人觉得不应该这么做，有人觉得应该有更好的方法。

对我而言，他是一个很影响我的人，让我重新看待每一件我做的事情，无论是一次昂贵的消费还是其它。比如这台电脑的话，一台电脑一万多，那在非洲避免一个五岁以下儿童死亡是3000到5000美金，大概两台电脑的钱，如果这世界每件事都可以做这样的换算，那我们还能不能消费，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活在这个世界上，是应该把每个人都累死，应该大家都把钱都捐出来，我们和全世界最饥饿最痛苦的人一样痛苦，这才道德吗？这是我前几年的感觉，我觉得也是很多人读完辛格之后想抵抗他的原因，因为他确实要让个人做出很多的牺牲。

但这两年，尤其我开始做公益盒子的时候，我在想，其实可以把它想象成一次机会，你在商业领域其实很难去挖掘这些超高额外价值的机会，比如说做股票，有无数个其他人在出现低买高卖的时候都会比你动作快。而在发展领域，其实有大量的这些低成本的机会，不需要花多少精力和金钱就可以避免苦难。辛格举的例子是在非洲做防疟疾蚊帐，过去每年有上百万的五岁以下儿童死于疟疾，所以在非洲发放防疟疾蚊帐，或者维生素A补充，大概3000到5000美元，可以避免一个五岁以下儿童死亡。在中国其实也有很多类似的机会，我觉得不一定要把它看作成本，看作成本本身就已经代表了一定的态度，去帮助别人好像是自己的一种牺牲，是一种消耗，但其实是一个价值，是一个新的实现。

Photo by Lina Trochez on Unsplash

我觉得慢慢的我也开始学会用辛格的眼光去看世界，其实这个世界有很多可以发挥价值的地方，我觉得这也是后来我对辛格的思考。但他毕竟是个哲学家、伦理学家，他的时间并不是花在去想这个世界有什么解决方案，技术方案，贫困是哪来的，哪些方法好，哪些实验结果靠谱，怎么做新的实验，他讲的是原则，是用这些思想实验把这个世界简化出来，然后从简化的模型中推导出一些基本的做事原则，我总结他倡导的就四个字，能帮就帮。其实非常简单的四个字，但是一说到远方的人我们也要能帮就帮，甚至说到不同的物种，非人类的动物，我们也能帮就帮，那最后要推导出来的后果会非常复杂多样，我觉得这也是辛格为我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当然我对他也有很多批判，比如后面他讲比尔·盖茨，我觉得他可能对这些有钱人太过于宽容，他让美国的中产一年捐助80%的个人收入，然后比尔·盖茨捐了30%他就在这儿说比尔·盖茨的好话，但可能对于这些超级有钱人来说，他们的义务也应该是成比例的。

02

全职公益：主动性的旅程

我觉得如果换做我在国内，在街上碰到一个外国人被警察围着，我可能第一反应不会是说我要去站出来。所以这个事情给了我一个很大的触动，也包括让我想要去尝试一下做这方面的工作。

——黄威

李博伦：

我觉得我可能不会把自己定义成公益从业者，可能更多觉得我是从事跟发展实践相关的。我最早关注发展领域应该是05、06年的时候，当时学校里面组织了一个读书会让我们读《百年孤独》。在此之前我对亚非拉没有什么概念，当时读那本书的同时也看一些相关的评论，看得多了之后才大概能明白。因为这跟我了解的欧洲、美国、东亚其实挺不相同的，所以就有很多的好奇心，拉美是什么样的？非洲是什么样的？东南亚是什么样的？基于这个好奇心的驱使，就读很多非洲、拉美的人物传记，小说，就这么进入了这个领域。

读大学的时候会有一些困惑：到底应该做什么工作，从事什么样的行业？当时也读了很多书，其实很多都是我觉得可能像三辉会出版的书。给我印象很深的就是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家们会思考是应该留在自己的部落去做好部落的事情，还是要走出我自己的社区或国家，去更好的去服务这个大洲或者国际的事务。这些阅读挺触动我的，我当时想即使我之后从事中国本土的工作，也想去更广阔的世界走一走，所以后来就通过各种机会去了很多的国家和地区。从2012年到2016年，这段时间就在各个国家疯狂的走，去了亚非拉的五六十个国家。

我最早的时候其实想去一个政府间的国际组织，但是后来也做了很多反思，觉得自己还蛮适合做一些新的东西，一个方面是因为个性，我经常会和别人有不同的观点，另外一个就是看到行业里面的一些问题，更希望去做一些自己的试验，尝试解决这些问题，所以带着这些想法开始了一些创业的实践。最早是在读书期间就开始做一些，但是当时的工作并没有做得很好，一些项目后来就无疾而终了，但累积了一些经验。

五六年前开始做现在的这个组织，其实也还是在这个领域里面慢慢深入。个人的关注点也更多的是从微观角度关注在全球可持续发展领域的这些创新者、基层的从业者、社区的工作者……他们怎么样能够更好的获得一些支持，怎么样更好的去发挥他们的创意，以及怎么样能更好的和现有的一些政府部门、企业投资和国际合作接轨。这些年基本是在这样一个螺旋式的轨迹中曲折的上升，不断的去完善自己的工作。

黄威:

我接触公益的时间可能会比博伦稍微晚一点，2013到2017年这段时间我在学校，有机会接触到不同的公益类的项目。最开始让我有这个想法的时机，也有点契合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我去塔吉克斯坦的时候。当时是学校里有这样的一个类似于国际义工的机会，去塔吉克斯坦教语言。最初的感觉是这是一个我一辈子都不会想到要去的一个国家。所以最初就是带着这样可能是好奇的一个想法就去了。大家知道中亚有五个斯坦，我去机场的时候在路上跟司机聊天，他问我要去哪儿，我说塔吉克斯坦，然后司机的第一反应是，哦，你说的那个哈萨克斯坦。你会发现大家其实连这些国家的名字都叫不清楚。

塔吉克斯坦有一些前苏联遗留下来的问题，也存在政治上的不稳定和腐败等问题。比如塔吉克斯坦是可以强制征兵的，如果说你没有在学校读书，又不是家里的独子，部队每天开着兵车在街上找这样的人，找到了他是可以直接把你带到部队去的，然后再通知你的家人说你的孩子在我们这儿，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而且因为基层的警察薪水不是很高，就导致大量的腐败情况出现。

我在塔吉克斯坦呆了一个多月，差不多每周都要体验两三次被警察拦住查签证护照同时索贿的情况。有一天晚上十点多我上完课回家，被六七个警察拦住查我的证件。我平时一贯的反应是假装听不懂，但那次他们当时就打算把我带走，其实在基层警察是没有权力去查这个东西的。他们正要把我带走的时候，旁边路过了一个塔吉克斯坦大叔，他看到我一个人被六七个警察围着就进来问发生了什么，然后他正好有一个中国朋友，他就给那个朋友打电话，让朋友问我到底是什么情况。在我解释完后，他选择了帮助我这个远方的人，他当时站在我面前跟六七个警察争执，最后把我的证件要回来了。我觉得如果换做我在国内，在街上碰到一个外国人被警察围着，我可能第一反应不会是说我要去站出来。所以这个事情给了我一个很大的触动，也包括让我想要去尝试一下做这方面的工作。

另外一个契机就是我之前一直想要做战地记者，当我在媒体实习了之后，还是觉得希望做更实际的工作。所以我的研究生选择读了跟社会工作相关的专业，学习了暴力预防这样的一个方向。开始是在社区里做暴力预防的工作，后来也去了政府间的国际组织。最后我觉得也不是说我选择了公益，可能也是机会使然。最早加入共同未来是做志愿者，有一次去参加一个活动，碰巧共同未来在那里摆摊，我就发现原来国内还有一个组织是在做难民援助相关的工作，到去年的时候回来开始全职，因为我觉得比起做政府间组织的这种协调性的工作，我可能还是更喜欢做一些直接服务的工作，共同未来是一个不错的可以让我尝试的平台。

何流：

做公益很多时候是基于对远方的理解，然后再去做事儿，我觉得好像这个框架可以套到我身上，但我觉得我更多的是基于一种不满，所以才想做现在的事情。我最早做公益的时候，应该跟多数人都一样，就是上学的时候。那会儿上中学，要感谢我的前女友，因为当时我们那个学校里就有一个每周都要去当地敬老院的活动，当时我喜欢这个女孩儿，她每周都去，为了表现自己的善心，创造跟她接触的机会，我也跟着去。然后就去了两年，我从一个志愿者，慢慢就变成这个学校社团的负责人，到后面带着那个当地的老人和孤儿到学校里参加音乐会，帮他们筹款，组织各种各样的活动。到我毕业把这社团交给下一届的时候，我就开始想这两年花了这么多精力，为这些人做了这些事情，我到底有没有让人家的生活变得更好？就感觉自己像是走了一场旅行，这场旅行里面，我看见了不同的风景，不同的人，做了一大堆事儿，锻炼了我的能力，但是他们的生活好像是一样的，他们依然需要关怀，持续的关怀。有些六七十岁的老人是有智力障碍的，有时候这周看见你，下周就不记得了，这周跟你玩儿，下周可能就跟你发脾气。所以我就在想，我花这么多精力到底有没有帮到人家。慢慢的，公益对我来说，就从一个满足善心变成了一个有点像对自己的思维挑战，我到底怎么能把这事做得更好。

在本科的时候，我也去云南、非洲等地的村里，做各种各样非常实际的项目，但每个项目做下来我都觉得好像做的还不够，有做的更好的方法。因为我的社会关系，因为我看到了这个机会，因为学校有这个广告，所以我就能参与，但这个是我能对世界发挥最好作用的事儿吗？好像非常的不确定。就在那会儿我在网上看到Givewell,辛格这书里也提到了美国的这个组织，在全世界去分析往哪儿捐钱社会回报最高，最能够改善生命。当时就让我觉得眼前一亮，原来做公益还可以系统化的做，而不是说我关心什么议题，或者我恰好看到什么信息，我恰好对什么东西感兴趣我就去做这个领域，而是说可以比较客观的去看全世界有哪些问题，有哪些可解决的方法，我们能做什么，成本效益怎么样，所以我觉得这套理论其实对我影响特别大。我就从一个最早时候的有志青年变成了一个混沌青年，然后再看到了一点希望，感觉这世界还是有点能做的事儿。

Givewell（https://www.givewell.org/）网站截图

其实这也是我和共同未来的缘分，那个时候我正好在牛津遇见了刘毅强，我在牛津办论坛，他过来做嘉宾，我觉得他是我认识的第一个正经做公益的人，之前我没有认为这是个选项，就是公益行业在那儿，有一群人，他们吃土，他们很苦，他们为了这个世界，特别有爱。2018年接触的刘毅强，然后2019年共同未来获得联合国咨商身份，我还“尾随”他一块儿去瑞士开会。这让我意识到，原来公益是个可以做的东西，不是报纸里写的。我本来就很热爱创业，又想做对世界有价值的事情，知道了原来这还可以当一个职业来做之后，慢慢就有了公益盒子。我相信在未来我一定还会遇到一个瓶颈，可能又需要某种新的突破，但我觉得到目前为止，公益盒子是我的最新的突破。

03

未定型的公益组织：工作方法与成长之路

主持人：

在《饥饿、富裕与道德》这本书当中，安德鲁·库珀（Andrew Kuper，LeapFrog Investments创始人）在针对辛格《饥饿、富裕与道德》一文所写的一篇相对持批判态度的文章中提到：“采取何种方式解决贫困问题是一个关乎判断的问题：理解社会系统或情境的相关特征；考虑哪些原则与其相关，它们是否在实践中提出了相互竞争的需求，其他主体可能会如何行动；以及最后，依据行动的情境进程做出判定。想请问三位所在的组织所致力于解决的具体问题是什么？你们是怎么理解这些问题背后的社会情境的，以及你们和团队经历了什么样的过程来做出判定？

安德鲁·库珀是新兴市场投资公司LeapFrog Investments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教员，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的访问学者。他还担任卡内基伦理学与国际事务委员会高级顾问，也是库珀研究所（一家媒体与社会政治学领域的咨询公司）的联合主管。

这个培训现在做了五年的时间，共九期，这些人有的来自于联合国机构，也有很多来自于各个社区层面。我们在开会的时候，可能就能听到所罗门群岛的丛林和海风的声音。通过这些工作，我们是尝试通过更多的合作来实现这个目标。我想从一些很感性的角度去想，也是有意义的。

——李博伦

李博伦：

首先我不觉得我们组织是解决贫困问题的，解决贫困问题非常复杂，可能历史上很多学者和实践者都力图解决贫困问题，包括黄威刚刚提到的杰佛瑞·萨克斯，他在非洲有一个很有名的千禧村项目，但后来评估的话，没有特别成功。我觉得相对来讲，我们在成立之初所定义的解决的问题是新兴国家当地的一些基层创新组织的赋能。

最早是潘基文做联合国秘书长的时候，他创设了一个叫联合国青年问题特使办公室，邀请很多的青年人参与关于国际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咨询，这个事情我参与了蛮多的，后来就借助了相关的网络发起了一些亚太地区的青年组织，也因此有机会和当地的一些青年人去交流。我发现大家有很多有创意的想法，他们比那些国际援助机构更了解自己的社区，也能够更真切的去定义他们所在社区面临的问题，并更多的和社区的一些关键领袖进行交流，我觉得他们的这些项目其实是更有可能在被赋予同等程度的资源的情况下获得成功的。当时我很感兴趣的问题是，是否有一些方法可以更多的去和他们产生直接的交流合作？我们组织在最早的发起阶段所定义的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在成立后，我们最早的一些试验和合作是在东南亚国家完成的，因为我们最早的创始团队国籍会非常多元，现在也还有四个国籍。当初的想法其实蛮多的，第一，我们是不是可以帮助他们去做更多的媒体倡导和宣传；第二，我们是否可以帮助他们获得更多的捐赠。后来我们也做了很多尝试，比如说一个工作就是，我们会为一些当地的这种创新组织制作视频，用讲故事的方式去呈现这样一种推广的素材，帮助他们去认识到一些目标受众。有一个例子是缅甸有一个做教育科技的组织，他们希望能够把虚拟现实和3D打印的技术融入到教学材料中，帮助缅甸最偏远的一些山村的孩子了解最先进的教学。当初他们也是一个初创机构，我们和他们一起合作做了很多这种相关的创意设计。因为他们的产品具有一些可视化的属性，所以后来通过一些倡导工作，获得了缅甸当时教育部的采购，也成为了缅甸的一个明星社会企业。

与此类似，我们觉得其实也可以去培训一些在各个国家的年轻人，他们第一对在自己的社区创业感兴趣，第二又能够去开展一些传播倡导。其实国际发展里面有一个模式叫TOT（training of trainers），也就是说为培训者去做培训，所以基于这样的一个理念，我们当时就做了一个叫做全球通讯员的项目，去各个国家寻找一些既有对于发展领域的热情，又通过一些创意或写作的方式去做传播的人，去对他们开展一些媒体培训。这个培训现在做了五年的时间，共九期，这些人有的来自于联合国机构，也有很多来自于各个社区层面。我们在开会的时候，可能就能听到所罗门群岛的丛林和海风的声音。通过这些工作，我们是尝试通过更多的合作来实现这个目标。我想从一些很感性的角度去想，也是有意义的。

当然我们也会去思考怎样帮助这些组织获得更多的支持。其实在2018年的时候，我们也做过一些技术类的平台，但是后来不是很成功，没有继续下去。我们也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投资者，帮助传统的捐赠者去更好的进行工作，所以后期从2018年开始，也是因为中国慢慢的成为了一个新兴的援助国，在一带一路国家开展很多的工作，我们也和一些官方机构合作，去开展更多在地的执行和研究工作。

这些是在这个历程中我们做过的一些事情，以及我们怎么去理解我们的工作，当然其实每过一年，我们的目标都在重新被定义，我们做的工作也在不断的调整和丰富，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些改变，但是我们依然怀有着初心，在面对很多挑战和困难的时候，也希望能够力图去实现最初设立的目标。

黄威：

我觉得共同未来在在地性这一点上跟Diinsider的一些想法是很相似的，当然我们的角色可能不太一样。摘录的库珀的这段话也挺好的，这个也是他对辛格的一个反对的点，就是说当号召大家捐赠的时候，辛格可能没有意识到公众在捐赠的时候，需要理解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社区之间，是怎样复杂互动的。比如说我今天买了一个苹果的手机，它其中的芯片可能是用来自于刚果金的矿石制作的，而刚果金的采矿行业蕴含了大量对童工的剥削，不管是劳动的剥削还是性剥削，也可能涉及到这个国家内部的冲突等一系列的问题。或者比如说在美国或者是国内买宠物罐头，这个罐头里的鱼可能是泰国的鱼奴被奴役的产物，他们被囚禁在船上或者是无人岛上，被迫的为他们的主人进行免费的捕捞工作。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当我们去消费的时候，其实很多元素是联系在一起的。

《血与大地》便是对这一劳动生产网络的调查报告，点击图片查看相关推动

那说回到这个问题，当你真正的开展援助工作，会碰到很多的阻碍，比如说辛格提到的发蚊帐，但是蚊帐可能会被受助者拿去捕鱼用或者这个受助者根本就不会使用这个东西去防蚊虫。再比如说在孟加拉的一个村子里要去教会这个妈妈怎么给他的孩子提供营养的膳食，但这个妈妈可能会因为你在这里对她的育儿方式指手划脚而非常生气，从而不愿意听从你的任何的指导。包括盖茨基金会之前做的一个项目，在一些非洲国家设置公共厕所，但是公共厕所的这个使用的习惯本身是从西方传来的，在部分的非洲国家和地区，人们如厕的方式可能跟西方传播而来的这种完全不一样，那要怎样让人们产生行为上的改变？很多这样的细节问题都是需要去不断的发现和解决的。

那么对于共同未来来说也是这样。我们最早想要去做的，其实是关注难民——受到暴力冲突影响被迫迁徙的这样的一个人群，尤其是其中的儿童和女性。我们最早关注的是这些人受教育的权利，也包括工作这种发展性的权利。在最初之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关注点，是源于2015年欧洲的难民危机。可能还有朋友会有印象，当时有一个照片是一个两三岁的叙利亚的小男孩艾兰·库尔迪，他的尸体在土耳其的海滩上被发现。最早也是因为这个照片，当时共同未来的创始人Michael带着自己的律师包括记者朋友首先到欧洲做了一系列的调研，然后发现难民危机最严重的地方其实不在欧洲，而在叙利亚的邻国，有几百万的难民在那里寻求庇护。比如说在土耳其可能有三四百万，然后在约旦、黎巴嫩。在黎巴嫩每三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因为暴力冲突而迁徙，可能是叙利亚人可能是巴勒斯坦人。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就决定在叙利亚的邻国开展一系列的更具体的调研工作。最开始的时候，在寒暑假，我们会派国际志愿者到前线去提供服务，包括为儿童提供艺术疗愈和教育和陪伴，这个过程其实跟何流刚才提到的一样，就是你做这个工作到底是为了自己开展事业还是真正有效的去帮助到你的服务对象。在很多的国际发展或者说国际义工领域，大家会去讨论你是不是在做一个志愿者旅游，就是可能只是志愿者在享受这个过程而没有真正帮到服务对象。

当时也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希望第一能够把短期的项目变成长期的项目，第二是在我们服务这些难民儿童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一方面战争的创伤对他们的影响很大，另一方面对照料者的影响也特别大，比如说很多母亲她们自己也遭受了创伤的影响，她们的丈夫可能在战争中失去生命，或者她们的亲人被迫流离失所。同时她们也面临着经济上的压力，比如说她到了土耳其或者黎巴嫩，在这样的一个国家，他们的身份并不是难民署认定的难民，更多的时候是非法移民，非法移民是没有办法获得工作许可的。再加上很多工作行业非常排斥女性，也就是说这些妈妈可能无法有收入来源。在这样的情况下，巨大的生存和经济上的压力会进一步影响到她们对孩子的照料。

考虑到这些方面，在2019年的时候，我们在黎巴嫩开了我们的前线项目，这个项目一方面围绕对于儿童的语言教育，另一方面是围绕女性的，比如我们会提供缝纫的职业培训，帮助她们宣传手工艺品，也会尝试帮助她们对接一些渠道，包括在中国进行部分销售。同时我们会把销售所得返还到项目的使用中去。在这个过程中还是会碰到很多其他的问题，比如说产品的跨国运输、成本的控制、如何能构建一个可持续的援助工作的模型，这些问题很多是我们现在仍然在面临的。所以每个阶段我们都在不断地发现新的问题，然后思考如何调整我们的方法去更好的帮助到服务对象。

何流：

先说安德鲁·库珀，其实我觉得他的文章里有很多正确的废话，所有人都会同意这个贫困问题关乎判断，然后要理解特征，考虑什么东西相关，什么东西有什么具体的需求，怎么行动。我读完他这篇文章，很多地方其实都有这种感觉，这里面有好多大词儿，但是他好像并不是在针对辛格，这里也没几句话辛格真的会反对。

我们不应该把辛格想象成他要代替全世界所有的社会科学家，这么多人在琢磨怎么消灭贫困，然后突然辛格站起来说，只要每个人捐钱就行了，这不是辛格的价值，他也不是想干这个事儿。当时他26岁哲学系刚毕业，想着怎么跟夫人分配一生的收入，所以安德鲁·库珀去批评他这个方法就好像说边上有个池塘，我说我应该跳下水救，然后有人说你为什么不开快艇呢？如果开快艇有效，我们也开快艇，根本的这个争议在于原则，但是安德鲁·库珀好像并没有直接跟原则发生碰撞。那另一种理解安德鲁·库珀的方式就是其实他和辛格距离没那么远，辛格讲我们有责任帮助穷人，那安德鲁·库珀讲我们应该寻找最好的技术方案，寻找有效的方法，不能全靠热情，全靠对于道德的理解，还是要冷静一点把资源分配好。我觉得这个是所有人都会同意的。

从我们的工作来讲，其实我们也是想把这件事儿做好，就是想把慈善资源分配好，寻找真的可以帮助到别人的机会。Givewell在全世界发现救命的最好的办法。那公益盒子的问题就是，在中国怎么样实现社会价值的方法最好，或者哪些公益组织的成本效益最好。我们之前也做了一个议题分析，发现了17个卫生健康方面的干预措施都有非常好的成本效益，也有相应的公益组织在做，包括白内障手术、儿童先天性心脏病手术、减盐、母乳等。所以我们把这些公益项目的背景调查做好，看哪些最值得捐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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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我们和辛格有什么关系？我觉得一方面可以把我们看作一种传承，以这样有效利他、讲求证据和有效性分析的这种流派去做公益；另一方面，其实也是对他的一种挑战，对于辛格来说，或者对于很多在国际上去看怎么能把钱捐好的人来说，中国可能不是最优先的地方，非洲是，东南亚是，因为这些地方看起来还有非常简单就可以去避免的苦难，像Givewell常年都推荐非洲。之前我们也聊过,他们觉得中国的问题其实是不是都解决的差不多了，也不需要我们来帮你看，你的政府很强，民间力量很强，收入水平很高，那中国真的这样吗？我相信就是在中国的乡村里或者低收入地区，你走一走，中国不是那样的。很多老外觉得中国已经发展的很好了，北京上海就能代表中国，差一点儿的成都、武汉至少是中国平均水平。大家都看到中国这个样子，肯定觉得非洲更重要，我们是觉得其实在中国还存在很多可以低成本，高效率地解决的民生问题。如果是一个全球视角的话，也应该多关注中国本土的，它是具有世界性的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