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板和书生，各有不自信：国人攀比心理剖析

两年前，我刚完成在美国的学业回到中国。刚回来的时候，还没有想好今后要干什么，打算先到处观摩观摩，看看有什么可以施展自己的机会。朋友体贴，也时刻帮我张望，于是就邀请我参加大大小小各种饭局。

我本身是一个对饭局没有什么好感的人，觉得饭局都是在浪费时间。一大批本来没有任何交集的人通过互相敬酒、互相喊着“周总”、“黄总”、“李总”的方式套近乎，看起来好像都认识了很久，但其实不然。大多数人都只不过是刚坐下没多久，仍处在连对方名字都叫不出的状态。

我理解这档子事情的意义，即结交一批已有社会基础的人，通过他们获得一些自己可以利用的资源，把他们当工具给自己创造平台。我不反对这种自由结社的方式，但作为康德主义者、新康德主义者、新新康德主义者，我自然会对这类事情感到厌恶，因为康德主张把人当目的而非当手段。

当然，我还是太孬不自信，怕自己错过什么——即便带着“海归”的帽子也一样——这个社会可能并不需要我这样一个人。刚回国的时候，不确定性太强，需要落地。于是，我就接受了朋友的邀请参加了饭局，指望能获得点什么。经历了自行车、地铁、出租车等多种交通工具的转换之后，我进入了饭店包厢。

和我想象的没有太大差别，一进门就看到桌子上堆满了瓶瓶罐罐，满屋子充斥着男男女女的酒气。碰到这种场景，我自然是不会主动开口去说什么。当然，我也不会表现得如先前所想象的那样，露出满脸的不耐烦。我愿意去观看眼前的觥筹交错，去倾听在场者的窃窃耳语。

我朋友给在场的各位美化夸大了一番我的美国哲学硕士经历之后，有一个做贸易起家、现正经营淘宝大铺的身价亿级富翁钟总（化名）直接向我发问：“你学哲学有什么用？”口气显然并不友好。这样的问题，我听到过千百次。我知道他接下来会说什么，所以我就想掐住话题。

我直接回答：“没什么用。”但他又问：“那你在美国读很好的大学吗？” 我说：“一般，但老师都还可以，都毕业于美国老牌名校。”他接着问：“你们老师赚多少一年？”我答：“文科赚不多，而且是公立大学，官网上看，助理教授大概税前五万美元，副教授大概六七万，教授八九万。”最后，他冒出一句：“你相不相信，我跟你老师走在马路上，问十个姑娘，至少有八个，不对，至少有六个姑娘会选我。”

在场的其余人都哑然失色，怕我会做出惊人之举让场面难看。我理解钟总的言下之意，我想他是在向我“宣誓主权”，但其实更多是在害怕。他害怕我会当面跟他争起来，怕我骂他暴发户。其实我不会，因为对于“何为至善”这样的问题，我坚信多元价值的理念。

每一个人都可以选择并坚持自己的价值观，并且在自身价值观的引导下，去选择自己的路，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有些人可以从小一路读书读上去，本科硕士博士博士后；也有人可以早早离开校园，进入商场厮杀，最后搏得风生水起。我坚持认为，这里面没有等级之分，只有方向之分。

于是我回应钟总：“你想说什么，你可以说得更直接点。”他反而不知怎么开口，他不好意思直接说“你们读书有什么用，读了这么多书也没有我赚得多，有文化有屁用”，即便他心里很可能是这么想的。但是我愿意带着极为优雅地态度让他表达他的真实想法。在我看来，他其实可以更加自信地坚持说八个姑娘，甚至九个姑娘都会选择他，没必要改口。

我朋友很快出面打圆场，把这个问题糊弄了过去。当然，这并没有让钟总感到释怀。我猜想他心里依旧不舒服。如果我说“我们读书读了再多也没有用，也没有钟总那样成功”然后自饮三杯酒以表敬意，他才会感觉好很多。

事实上，他似乎是想通过把我比下去，向在场的各位宣告他自己的成功人生，宣告资本的胜利。但真正有意思的，并不在于这场交锋，而在于一个没有依赖家庭资源、凭借自身努力在某领域大获成功的亿级老板，依然无法与自己和解，依旧不那么自信，依旧渴望来自他人的认同，即便这个人在他眼里是微不足道的。

这种不自信的状态其实弥漫在当下整个社会，没有一个个体能回避这股潮流。我们常以为“有钱了，口袋满了就能让自己变得自信”，其实不然。有钱还不够，要自信可能还得要点文化底蕴，要有点知识。要不然，怎么大学里一到周末，就有各种西装革履人士来参加什么总裁班、灵修班、礼仪班呢？

我之前在国内某校哲学系读过几年书，我们系在教学楼7楼，楼上那层属于经济学院。每到周末就有各种总裁在那边上课。最热闹的就是下课的时候，这帮人喜欢在走廊里大声讲电话。电话那头大概问“你在哪里”，电话这头的总裁总会大声说“我在xx大学上课呢，有音乐赏析、经济学……”

声音之响，简直生怕别人听不到。可能他们觉得，说自己赚了多少钱是一件俗事，说自己在学什么东西就是一件雅事。他们大概以为，学点知识和文化能给他们自信。

但是，我们反过来问“有点知识，有点文化，就真会给人自信”吗？我看也不尽然。

在我学校后门处有一个梅干菜烧饼摊，远近闻名，经营得风生水起，不仅上过报纸电视，还被当作“中国梦”典范宣传过。这名烧饼老板比那位钟总要自信，因为他更坦诚。

有一天，哲学系一位博士生去他那里买烧饼，就被烧饼店的老板揶揄过。老板说：“你们读这么多书有什么用，你们买得起房子吗？我在杭州有四套房，你买得起吗？”过了几年，据说老板的房子已经变成了六套，还有两辆豪车。人一成功就容易膨胀，当然这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我喜欢这位老板的坦率。

我在这里说这事并不是为了批判烧饼摊老板，我想说的恰恰是我那位系友。他听了老板的话后非常生气，感觉受到了打击。他因为非常介意这位老板的话，在系里大力批判这个老板，说老板多么多么看不起读书人，看不起知识分子。接着，他就把他的个人遭遇，放大到了整个社会的价值衰落。他认为他在捍卫“读书人”在这个社会的主权地位。

社会价值衰不衰落另当别论，但至少，我这名系友在听到老板的话时感到了自惭形秽。你上了学读了书，你既有知识又有见解，但似乎也没有让你有底气，你还是会因为别人说你没钱而面红耳赤。一个学了多年哲学的人，选择了走学术道路的人，为何会这么介意一名圈外人对财富的炫耀和评价呢？学了这么多年哲学，似乎依旧没有让他自信到觉得自己当初的选择是正确的，从而可以笃定地面对非议。

当然，老板说这话的时候，其实也没有绝对自信，因为据消息人士，他还是花钱把儿子送到我校的继续教育学院接受工商管理的“函授课程”。关于函授课程的含金量问题，我不去说，但至少有一点昭然若揭：他同样希望他儿子有点文化，光有钱还是不够。

可问题是，文化和金钱能够互补吗？

我们常听到家长会对子女说：“你要好好读书，这样以后才会有出息，否则就连工作都找不到。”家长说的是事实，因为读书和学历挂钩，学历和就业乃至收入挂钩。虽然我们口头上总批判“资本主义”，但我们的行为却很诚实，一不留神就在我们的教育中注入了某种资本主义精神。

通过将读书假定为一种资本积累的过程，“读书／出息”的话语形成了。读书是某种文化的养成，有些“知道分子”们就习惯把通过读书带来的沉淀称为“文化资本”。“文化资本”这个词，现在倒是很流行，只不过流行不代表合理。我们凭什么要让“资本”这个词捆上“文化”呢？

当我们说一个人有文化的时候，除了说这个人有点知识，还指这个人有修养、有品位，拥有某些美好的品质。在这里，文化更是一种审美上的东西，但审美上的东西不可量化。

但资本可不是这么回事，资本的主要特征就是可替换、可积累，比如钱可以买房，房子可以卖钱，钱可以越来越多，房子也可以越来越多。当我们指一个人有钱，会说这个人拥有“经济资本”，这没什么问题，因为经济和资本往往同义反复，钱的本质就是量化物。

确实，文化有着资本的功能，它可以赢得资本的青睐。但具备资本的功能并不意味着它就是资本。书籍有娱乐的功能，但是它不仅仅用来娱乐。资本是功利性的、一元的，但文化是审美性的，而审美是多元的。

当我们把知识、文化理解成资本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用经济学概念绑架了文化，或者说，把文化降格成了量化物。将多元变成一元，似乎文化和经济就变成了可互相通约的东西。最后就变成了文化和钱是可以互补的。于是，钟总、烧饼店老板因钱买不到文化而自卑，系友因文化无法套现也自卑。

我以为，当一个人自信的时候，是他完全处在自由状态的时候。一方面，他可以自由选择自己喜欢的事情，另一方面，他又愿意去承担因自己的选择所带来的一切后果。

如果一名学生选择走学术道路，他就必须意识到学术研究会伴随早期清贫；如果一个人选择去经商，他也就必须承担因时间有限而很可能无法提升自己商业之外的知识水平。尽管我们这个社会依旧存在多种弊端，但时代毕竟已经变了，价值已然允许多元化。

读书和经商，并不是什么矛盾的事情，求知和求财也不是什么对立的事情。两者不可互相通约，我以为我们没有必要将它们预先拴在同一根价值链条上来比个高低胜负。求知者应该自信，因为他获得了知识的回报，即便最后一贫如洗；从商者也应该自信，因为他获得了资本的回报，即便最后一字不识。各得其所，坦然自在，才是正常社会该有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