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上台，新自由主义在美国遭遇滑铁卢？

美国当地时间2017年1月20日上午，唐纳德·特朗普在华盛顿参加就职典礼，正式就任美国第45任总统。

原脱口秀主持人兼房地产商特朗普以比较大的优势当选美国总统，无疑是继英国脱欧公投成功后，2016年发生的另一件国际大事。

由于特朗普当选的事实，与被自由主义者所掌控的美国主流媒体的预期产生了巨大反差，这一事件也为我们反思目前美国主流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自身的合理性，产生了良好的契机。就此，笔者的管见是：

既然新自由主义者连发生在其所在国的重大历史趋势也不能做出合理的预判，我们中国学者更要自觉地摆脱对于西洋人文社科界主流意见的盲从心态，坚持运用唯物史观和与之相应的实证态度，以更为独立的姿态去“知人论世”。

不过，要对新自由主义的学术主流进行剖析，笔者首先要确定：笔者的论域乃是政治哲学，而不是经济学。

在经济学领域，“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乃是大力鼓吹私有化、反对福利国家建设的哈耶克（伦敦学派领袖）、弗里德曼（现代货币学派领袖）、卢卡斯（理性预期学派领袖），其在政界的“粉丝”则是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与美国前总统里根。由于特朗普已经在多次公开言论中表达了对于里根的激赏，以及对于福利国家色彩浓郁的“奥巴马医保方案”的不屑态度，此人于经济方面的执政理念，反倒是与作为一种经济学立场的“新自由主义”有着部分重合的（不过，特朗普对于关税壁垒的执着态度，却的确不是这种“新自由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

因此，从逻辑上看，对特朗普的执政持有强烈反对态度的，肯定不是经济学意义上的“新自由主义”，而是当代西方社科界顶有“新自由主义”名号的另外一路门派：作为一种政治哲学理论的“新自由主义”。

而要搞清楚这种意义上的“新自由主义”的理路，我们就不能不说说其与古典自由主义的区别。非常宽泛地说，古典自由主义具有一个从洛克到穆勒与边沁的漫长传统。该传统强调个体自由的不可置疑性，并主张对政府为了管制方便而施加于个体自由的种种措施，均抱有“有罪推定态度”，即下述态度：“除非被证明为必要，否则政府施加于个体自由的限制均不合理”。

值得注意的是，古典自由主义者特别强调经济所有权方面的自由对于个体自由的凸出意义，因此，其对于私有制的执着态度，反倒与作为一种经济学理论的“新自由主义”暗通款曲。不过，古典自由主义并不因此就成为了一种公然为资产阶级利益鼓与呼的理论，因为像边沁这样的自由主义者，恰恰是将“提高劳工的生活条件”明确地纳入了自己的奋斗目标之一。而为了使得这种看似与马克思主义争夺受众市场的论调与其自由主义基底相吻合，古典自由主义者特别强调：缩小贫富差距的方式乃是使得穷者更富，而非使得富者更穷。由此，对于资产者的经济剥夺，便始终被排除在了古典自由主义者的选项菜单之外。

那么，新自由主义的核心论点是什么呢？按照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美国哲学家罗尔斯的看法，美国的多元文化本身便是一个不容否定的现实，因此，新自由主义者的任务便是为这种多元文化提供一个中立的推理架构，使得具有不同文化与政治立场的观点都能够在其中共存——而在这一框架中，对于“财产自由”的古典式强调却遭到了削弱，其它向度上的问题（如男女平权、种族问题）的权重则被大大提高了。导致这一思路转向、并为新自由主义者所自觉意识到的相关动因有：

（甲）他们对于古典自由主义者所坚持的“自由市场至上原则”的不满（因为该原则看似无法消除贫富差距），以及（乙）他们对于民主政府的民意代表能力的信心的增强（这使得他们不再像古典自由主义者那样敌视“大政府”）。

这最终导致了像罗尔斯这样的新自由主义者将理论研究的兴趣集中于抽象的“分配正义”问题上，并由此对于任何不带平权色彩的分配制度都持以一贯的“有罪推定”态度。虽然这种态度貌似可以类比于古典自由主义者对于政府权力的“有罪推定”态度，其在客观效果上却反而有利于作为“分配者”的联邦政府的权力扩大——因此，在“官－民”关系问题上，新自由主义对于古典自由主义的所谓“修正”其实都已有“欺师灭祖”之嫌疑了。

很显然，就美国政府战后执行的具体政策而言，无论是各种有利于移民与有色人种的平权方案，还是曾经貌似轰轰烈烈的“奥巴马医保方案”，都是此类新自由主义理念经由美国民主党这一执行者而产生的现实结果。

那么，导致“新自由主义”与“古典自由主义”之差异的深层原因是什么呢？从更大的历史背景来看，穆勒、边沁的古典自由主义思想乃是维多利亚时代英帝国意识形态的一种副产品：这种意识形态坚信科学理性、经验归纳与某种或隐或显的盎格鲁民族优越论，而为这种意识形态做现实支撑的，则是大英帝国的全球殖民体系的兴盛。而在“二战”后出现于美国的“新自由主义”，却有着与之不同的学缘背景与历史背景。

从学缘背景上看，带有康德色彩的“先验论证”的思路（即从给定现实中剥离出其先验结构的思路），占据了像罗尔斯这样的新自由主义者的论著的核心，而对于像“正义”这样的抽象概念的分析，则成为此类著作的首要关涉（换言之，德国康德哲学的思路，其实是绕开了英国经验论的影响，在当代美国新自由主义的著述中完成了“隐蔽的逆袭”）。

再从历史背景上看，美国在国际社会上执行的“威尔逊主义”政策，明确意味着对于英帝国时代的殖民主义体系的否定，而美国作为“移民国家兼民主世界领头羊”的现实，亦要求能有一种与之匹配的学说，至少可以在表面上否定盎格鲁种族优先论，以便在全球受众面前改善资本主义门面国家的“吃相”。而新自由主义学说，则是这种下意识的“形象改良工程”的最重要的理论装饰品之一。

——但既然如此，为何新自由主义者控制的美国知识界与媒体界，如此痛楚于特朗普的当选，难道特朗普所扬言要誓死捍卫的美国经济利益，不正是他们的“意识形态装扮工作”所要加以掩护的吗？对于该问题的回答，或许主要是心理学兼经济学性质的：

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将自己装扮为“普世利益”的虚假言辞，可能在相当程度上也欺骗了这些意识形态理论的具体构造者，并由此绑架了相关知识分子与媒体从业人员的职业荣誉感，以及相关的制度性利益（如在申请科研经费、获得学界地位等方面的现实好处）。

而作为政坛“素人”的特朗普为了博得学院外选民的同情所采取的“揭破意识形态面纱”的策略，虽在主观上的确是出于维护整个美国资产阶级利益的阶级本能，却也在客观上砸了那些“意识形态装扮师”的饭碗，因此，其长期受到后者的口诛笔伐，也并不在意料之外。

不过，上面的分析也产生了两个连带的问题：特朗普为何连“意识形态装扮师”的工作价值也要否定呢？一边靠特朗普式经济政策挣里子、一边靠新自由主义树面子，难道不能将美国资产阶级的利益进一步扩大化吗？第二，为何大批美国中下层白人（甚至是一些民主党参选人桑德斯的原支持者）也会支持特朗普呢？难道他们的利益和资产阶级一致吗？

对于上述第一个问题的解答如下：孔子早就教导过我们，名与实要相符，否则就难以名正言顺。众所周知，特朗普主义的特色乃是不加修饰地强调美国利益优先论，其生猛的表达方式的确与新自由主义的“小清新”言论南辕北辙，二者之间的鸿沟之大，已经难以通过任何“意识形态补妆”来加以掩盖，若强行“上粉底”，恐怕只能造就一个颇具违和感的“妆容”。

换言之，在特朗普的竞选团队看来，与其落下“伪君子”的口实，还不如直接撕破脸皮去做“真小人”：放弃既有的“政治正确”标准的束缚，并由此以最大的舆论凸显度，来争夺选民的眼球。此外，正如前文所提到的，美国国内的平权方案，最终是与其在国际舞台上的威尔逊主义相辅相成的——而威尔逊主义恰恰要求美国付出相当大的精力来维持一个运行良好的国际政治秩序。在特朗普看来，美国由此付出的巨额运营成本，并不能抵消由此得到的好处，因此，威尔逊主义本身也是一个过于昂贵的理念，他已不想为之“买单”。

对于上述第二个问题的解答如下：使得特朗普竞选成功的“奇葩”的策略之一，便是特朗普本人通过拼命炫富来获得底层人民的同情。这一策略或许会在别的国家导致反效果，却在美国本土的特殊风土中收到奇效。

美国民众普遍崇拜成功者，而特朗普恰恰是一个商业上的成功者；美国民众对于华盛顿建制派政客的政治献金来源心有戒备，而特朗普恰恰是一个富得不再需要政治献金的政治新手。换言之，恰恰是通过大肆炫富的极端方式，特朗普巧妙地完成了“自证清白”的过程，并由此加强了与底层选民的精神沟通。同时，特朗普的贸易保护主义言论，以“为美国创造工作岗位”为诱饵，其具体可行性虽一直受职业经济学界的怀疑，却在理路上非常符合底层人民的简易推理模式（此即：“把工作从别国抢回来，我们就有工作了！”）。

相反，希拉里·克林顿团队的竞选语言充满学院色彩的套话，却缺乏“闯王来了不纳粮”式的鲜明口号，其最终的失败其实并不难预料。

从一个更抽象的理论层面上看，美国的新自由主义者们之所以在预估美国总统竞选结果时全体遭遇滑铁卢，乃是得缘于他们对于自身“生态位”的全面误读，即将自身“意识形态装裱匠”的身份误解为“国师”的身份。他们在意气相投者控制的媒体与社交网络中不断强化着自身对于世界的刻板成见，却对与自身意见不同的美国同胞动辄进行污名化（比如随意为之贴上“种族主义者”与“纳粹”的标签，而不反思这样的做法本身是不是一种另类的法西斯主义）。

而对于中国的学者来说，他们的失败的预测，恰恰证明了：通过美国的所谓学院主流意见来把握美国实际政治走向的做法，的确是蕴含了巨大的风险，因为他们自己也只是能理解他们所能够看到的“小半个美国”而已。而要对美国做到知己知彼，以下两个举措就显得非常必要了：

其一，在学理上认真对待以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为核心文本的唯物史观，分清楚别人的“意识形态忽悠”与其真实利益运作之间的关系；

其二，在对美进行政情分析时不再过分依赖其主流媒体、智库的意见，而要积极开拓针对其底层民情的资讯搜集管道，切忌“挑食症”与“懒惰症”。

此外，我国的人文社科研究在推进“国际化进程”的时候，也要注意不要让一些本身就带有偏见的西方社科成果的意识形态成见左右我国学者的头脑，而要抱着“为我所用”的态度，在意识形态色彩较淡的学术领域（如语言学、心理学、逻辑学、哲学中的科学哲学、语言哲学、心灵哲学等）积极鼓励国际化，并在其它一些领域做到有收有放。

［本文首发微信公号“哲学人”（philosophs），原题为《新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理念何以遭遇滑铁卢？》，澎湃新闻获作者授权刊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