窑洞里满窑都是彩剪纸：纸人、鹿头花、牡丹枝上还长出大灯泡

剪纸，陕北人称“铰花”、“剜花”，把铰剪纸出色的乡村妇女叫“花匠”，把从上辈人学来的老花样叫“古时花”;贵州黔东南的苗族，也把剪纸称作“剪花”或“苗花纸”;福建沿海漳浦的百岁剪纸老人林桃被当地人称为“花姆”;陕西旬邑天才的民间剪纸传承人库淑兰自称“剪花娘子”，说是梦中受了神的嘱托，要她把剪花传扬出去……

“剪花娘子”的启示

虽说世界上许多民族都曾有过剪纸的传统，但没有一个民族像中国这样。漫长的农耕时代造成了无数代乡村劳动妇女的剪花群体，以及由这个为数众多的群体传承下来的丰富多彩的剪纸艺术传统。在中国民间剪纸申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工作的一千多个日日夜夜，走进民间、走近正在消失的民间剪纸母亲河，我们经历了许多令人感动、也令人深思的事情。但最令我们担忧和触动的是不同民族社区乡村民间剪纸天才传承人贫困、缺乏社会关注和文化尊重的生存现状，以及民间剪纸如何在乡村社区文化空间中凭以人为本的活态传承下去的问题。2004年民间剪纸申遗工作的最后阶段，我们在普查中确立的三位民间剪纸天才传承人代表相继去世，6月内蒙古和林格尔的张花女老人去世;7月贵州台江苗族社区的王安丽老人去世;12月21日冬至夜，又传来天才的剪花娘子库淑兰老人去世的消息……

初识剪花娘子库淑兰是1988年夏天，那时我正在中央美术学院读研究生，随民间美术系主任杨先让老师带领的“黄河沿途民间艺术考察队”专程赴旬邑采访拍摄库淑兰和她的剪纸窑洞。这是我人生经历中难忘的一幕，剪花娘子库淑兰和她创造的彩色剪纸窑洞深深刻印在我心灵的记忆中，当时的考察日记，记录了我真实的感受：

一脚迈进库淑兰黄土坡上昏暗低洼的土窑洞，我被满窑的彩色剪纸震动了。窑里满墙的剪纸人、生命树、鹿头花、大牡丹、五毒动物、太阳妹妹、月亮哥哥，艳丽的牡丹花枝上长出了大灯泡，灯泡里又生出了花儿的心。花丛中盘腿而坐的是剪花娘子，库淑兰说：“这就是哦(我)!”她孩子般天真激动地为我们唱起自编的剪纸歌谣：“剪花娘子把言传……”

开窗窗 闭窗窗 里面坐个绣姑娘(库淑兰剪纸歌谣)

陕北高原上能剪能绣的婆婆、媳妇、姑娘们村村都有，但延绵千里的黄土世界里，库淑兰这样的剪纸殿堂只有一个。

红裙裙 绿带带 青箱箱 木盖盖(库淑兰剪纸歌谣)

库淑兰用一把生锈的大剪刀，将五颜六色的彩纸，剪剪贴贴创造了一个属于她心灵的美好世界。库淑兰的剪纸殿堂，已不是民间传统剪纸在民俗意义上的重复，那是她心灵的再造和富有神性的想象，库淑兰用传统创造了一个奇迹。

男人唱一生 女人哭一生(陕北民谣)

五十年前，库淑兰坐着迎亲的驴车，在大雪的冬天走进这个陌生的王村，她并不知道，这一生的坎坷、磨难和痛苦也就从此开始了。生活的贫困使这个小脚女人干起和男人一样的活计，她下地背谷草、扛麻包，回家操持家务，男人干的她都一样去干，累和苦并没压倒这个瘦小的女人，性生的男人对她凶狠的打骂、伤害，她也熬过来了。她一生生了13个娃，灾荒、疾病夺走了10个，剩下3个，一女两男，女子嫁远了很少回家，男娃娃们成了家就住在身边也很少回来。村边的破窑里仍是库淑兰守着她那个倔犟的男人，这就是她几十年王村生活的全部。生活的磨难与痛苦并没抹去库淑兰身上的人性光彩，她天生一副菩萨心肠，乐于助人、心地善良。库淑兰热爱生活、热爱生命，她剪小狗、小猫、剪马、剪女子、剪后生、剪神神、剪天上飞的、剪星星月亮，一个热烈真切的生命总是对身旁的事物充满着爱和关注，库淑兰在她的彩色剪纸中不厌其烦地繁衍着她心灵的幸福。

只要你愿意听，库淑兰能给你不重样地唱上几天的民歌民谣，旬邑县文化馆干部文为群就整理记录下她近百首的民歌民谣。“撇个火，点个灯，婆婆给你说古经”，当我们指着墙上和她手中正剪贴的彩色剪纸问个究竟时，她会高兴畅快地给你唱出一段民歌或民谣。库淑兰每一幅剪纸作品，自己都配上一首好听的歌谣，“空空树、树树空，空空树里一窝蜂”。库淑兰生性活泼，不守成规，村上人都称她“猴姑”，但库淑兰的热烈粗犷之中又见着敏感和细心。硬纸做的箱子，一经她红红绿绿彩色剪纸的装裱，便顿然焕发起光彩，犹如一个装满美好故事和童话的宝盒。她发明的剪纸壁挂，别致而又精美。库淑兰如醉如痴地热爱剪纸艺术，她充溢着清新的生命精神，长久地沉浸在建造彩色剪纸世界的劳动之中。精神的丰满和生活的清贫在库淑兰身上形成鲜明的对比。

我在库淑兰的窑里，看到她的早饭就是一碗白水，一个凉馍，听说为了生计她常常到崖畔上去采草药，但库淑兰毕竟是一个69岁的老人了。几年前的春夜，库淑兰回家时不慎摔下两丈深的川沟里，在炕上昏昏迷迷躺了40多天，家人要为她准备后事了，她却顽强地活了过来，一清醒便又拿起那把生锈的大剪刀……

库淑兰的一生是辛劳、贫困和充满磨难的一生，但作为剪花娘子的库淑兰又是充满了生命活力和天才创造、充满了吉祥祈愿和艺术灿烂、充满了人性善良和纯朴美好性情的一生。库淑兰的一生就是几千年中国乡村劳动妇女的人生缩影，是乡村劳动妇女群体以民间艺术为民族文化活态传承、人本创造的典型代表。库淑兰的人生故事和灿烂辉煌的彩色剪纸创造不但体现了黄河文化深厚独特的生命根性，也使我们切身感动地认知到民间艺术母亲之河的人性魅力，使我们的心灵触摸到中国无形文化的精神体温。久违了民间中国，久违了几千年封建文化意识文化上下层分野中长期被忽视的民间乡村妇女群体。库淑兰的人生故事和剪纸创造无疑将被载入中国民族艺术史册，库淑兰的生命艺术精神永远长青。库淑兰贫困磨难的人生故事和美好吉祥灿烂的剪纸艺术创造，构成了二十一世纪初叶中国文明转型期发人深省的“剪花娘子现象”。

人类生活与剪纸

剪纸作为一种民俗生活的文化表现形式，和人类的生活有着广泛密切的联系。世界上许多民族都曾有过民俗剪纸传统，中国剪纸从考古发现的物证追溯，至少有了近1500年的历史。在美洲、欧洲以及亚洲的一些国家我们都能找到有关民俗剪纸的记载。今天的墨西哥、日本以及北欧的芬兰、挪威，在其传统的节日和日常生活中还能看到剪纸的遗存。剪纸和人类生活古老密切的关系，不仅反映了剪纸作为人类艺术方式的普遍性;也反映了人类生存心灵对视觉图形象征叙事方式的深刻依赖感;反映了剪纸与不同民族神灵信仰谱系和古老象征主题密切的符号关系;反映了艺术与生存相融一体的人性价值认同。

当世界进入工业化时代的生活，分门别类、五花八门的艺术开始在主流社会确立起自己的形式语言体系，剪纸被遗弃、消失在工业化时代新生活方式的背后。显然许多欧洲国家并没有承继下来剪纸这门最普遍的手工技艺传统，在工业时代的艺术材质和形式语言表现范畴里，剪纸成为和农业生活一起消失的传统。

剪纸没有在脱离开原生的民俗形态后重新进入工业时代人类艺术发展的视野，实际上世界许多国家，剪纸已成为消失的遗产。中国作为古老的农耕民族，剪纸的传统从古代一直传承延续到了今天，这应当是人类古老艺术史上的一个奇迹，也是中华文明持久性因素中一个最具说服力的活态文化类型。

活态文化是一种被长久忽视的民族文化传承方式，是一个互补共生、持续发展的文化生态整体。民间剪纸作为活态文化表现形式，首先反映在剪纸和民间习俗生活一体广泛的关联上。剪纸只是民间生活中一种艺术方式的生存手段，而非艺术目的的审美创作。民间剪纸是为生存而生的艺术，剪纸是民俗文化的重要载体。剪纸和传统农历时序中的民俗节日有着直接密切的联系，许多民俗节日需要的文化空间正是通过剪纸的方式实现的。传统节日文化典型地体现了活态文化共生的特征，也是诸多民间艺术类型依附的根基。不同时序中的民俗节日正是通过许多民间艺术类型的共同参与，才完成了节日主题所需的一系列民俗仪式过程，最后达到节日主题精神群体认同的心理圆满实现。

黄河流域乡村的春节，是从铰剪纸、贴窗花、贴剪纸门神、灶神、炕围剪纸、顶棚花开始的。剪纸不仅是打扮居住空间的手段，更重要的是春节开始的象征。人居的窑洞打扫干净，在木制的窗格子上贴上花草动物纹样的剪纸，象征着新的一年开始，也是避邪求吉的象征。春节的陕北乡村，家家窑里窑外贴上大红的剪纸，村庄成了一个鲜活的剪纸艺术展示空间，大红色的剪纸隐喻着古老农耕民族年节信仰主题深层的文化心理和象征内涵。喜爱红火的陕北人，正是通过剪纸、秧歌、腰鼓、民歌、转九曲灯阵、烤旺火、听秦腔、耍社火等一系列民俗民间艺术的共生行为娱神娱人，实现了春节敬神、祭祖、镇宅、踏青、祈求风调雨顺、六畜兴旺、五谷丰登、家庭平安、子孙昌盛、多财多福等一系列民俗主题。活态文化中不同民间艺术类型的互补共生，才可能完成节日主题复杂的仪式。在春节这样一个多类型民间艺术共生的节日形态中，大红的剪纸是节日标志性的象征，剪纸围绕着家居环境创造了节日典型的文化空间。剪纸作为形式语言不同于口传艺术、秧歌舞以及大自然环境中的群体民俗行为，但剪纸纹样体系中隐喻的文化内涵却与口传文化、歌舞祈祷等民俗主题内涵是相通的。活态文化通过无形的精神主题贯穿整合了多类型民间艺术的互补共存。活态文化是人类最基本生存形态中的文化存在，文化的时空一体、艺术与生活一体、人与自然一体、口传文化与图形叙事一体、生命的阴阳共生、天地人神万物生命的和谐共存是活态文化的本质特征和整体性存活原则，剪纸正是在这样一种文化整体共生的生命原则中传承延续的。

剪纸不仅是春节的标志，在其他民俗节日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河北邢台乡村至今还在延续春分打醮习俗，在临时搭建的神棚里，乡村妇女们精心剪制的彩色剪纸成为祭祀文化空间的主要象征。同样是春节时的剪纸，吉林通化满族春节祭祖时使用的剪纸却是一种刻有满文吉语的白色挂签。满族“色尚白”，这和满族先人在长白山雪林中的狩猎生活有关。西南地区苗族的剪纸，反映了南方山地稻作文化的特点，遗存着早期文化的记忆。苗族剪纸大多用来作为服饰刺绣的底样。苗族的服饰是一部穿在身上的史书，服饰刺绣中大量的动植物、人物花样，记忆着口传的神话和族群历史的内涵，也保持着古老的“神人杂糅”时代的文化叙事方式，保持着苗族文化固有的神秘与瑰丽的艺术风格。西南地区的彝族、白族、水族、桐族等少数民族都有和苗族一样的以剪纸为刺绣底样的传统，同时还拥有共同的巫俗剪纸传统。云南傣族的剪纸常用于寺庙里的祭祀空间，傣语称“董”和“扎”，即汉语纸幡的意思。

汉民族地区南北方的乡村，剪纸和清明、端午、中秋、农历十月鬼节，以及婚、丧俗、小儿百天、老人祝寿等民俗礼仪活动有着密切的联系。剪纸在汉族同样也是生活服饰、帽饰、鞋饰、袜饰、兜肚、小孩背袋等布制衣物刺绣的底样，也是巫俗祛病、招魂、避邪的象征。乡村民众以口传文化和民间艺术传达祈愿和隐喻民俗生命主题，剪纸成为乡村妇女人人会使用的叙事手段和生存本领，剪纸成为一种生活中常识的艺术，成为最具普遍性的文化经典。

乡村妇女的肚内筹谋

活态文化传承是以人为本、口传身授的方式进行的，人是文化传承第一要素，这也决定了活态文化在文化记忆传承上的脆弱性和文化的不可再生特征。中华民族古老文明的文化记忆，一方面反映在地上、地下的物质遗产中;另一方面依靠一代代民族群体之人以活态的生存方式传承。民间剪纸主要传承群体是不同民族乡村区的劳动妇女，在古代农耕社会男耕女织的生活方式中，女人成为家庭生活中物质和精神生产的共同创造者，纺线、织布、缝衣、做鞋、刺绣、挑花、剪花、捏面花、蒸礼馍，操持各类民俗事务等等。剪纸是每个女人婚前必须掌握的一门生存技艺，在乡村，一个待嫁的姑娘是否心灵手巧，主要是通过剪花、绣花的手工活体现的。剪纸不仅反映了一个女孩手工技艺的能力和心灵的悟性，也代表了其内在的心性品格，剪花、绣花成为女人婚前、婚后人格品质的象征，成为女人判断女人的标志。剪纸表面看起来只是一种“女红”的手工技艺，实际上蕴含着艺术和人性古老深刻的内在关联。人与剪纸潜藏着人类心灵情感与图形象征相对应的文化叙事原型。缺乏人性因素的文化图式不可能持久普遍的延续，人类文明的延续发展依赖于人类生存心理的内在驱动力。剪纸的无形精神反映的正是中国农耕文化内在生存心理的需求，我们常常忽视了剪纸慰藉人性生存心灵的价值，忽视了民间艺术对乡村生存信仰情感的满足，忽视了活态文化中多元的民间宗教情感的实现方式。

剪纸是乡村女人接受民间文化启蒙的主要方式，一个七八岁的乡村女孩，跟着上一辈女性通过花草剪纸纹样的摹剪，开始她最初的民间文化认知。然后，用女人一生的阅历将人与剪纸融为一体。剪纸从花草纹样入手，反映了活态文化思维方式和叙事方式的基本特征。花草纹样本身即是一个传统程式化图形符号的系统，活态文化共生的特性使口传文化和图形叙事具有相同的文化思维和象征手法。花草是民间剪纸最基本的语言元素，相似于汉字符号的信息作用，许多口传的民俗文化内涵正是通过花草(动物)纹样去隐喻表达的。因此，一个乡村妇女对花草语汇记忆掌握的多少，决定了她在剪纸表现上的丰富性和自由程度，剪纸具体形象轮廓内的装饰和象征主要是靠花草动物去寓意的。

田野考察中，我们发现许多剪纸娘子都有自己储藏剪纸花样的本本或夹子，一些是纸花样，一些是熏样，都是用作记忆和摹剪样本的。许多老辈的剪花娘子已不用依赖样本，她们能信手剪来千变万化的花草纹样，当我们问及这么多花样怎样来的，她们常笑着说“肚里谋的”。许多民间剪纸天才传承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她们表现出天才的纹样记忆能力和出色的纹样复合创造能力。实际上老一辈剪花娘子每个人肚里都是一个丰富的古老花样的“图书馆”，这正是活态文化以人传承记忆的重要方式，剪纸是从心中开始生长和复活的。陕北民歌里唱道：“生女子，要巧的，石榴牡丹冒铰的”，在乡村，能凭着心中的记忆和想象娴熟剪花的女人，是令人称赞和尊敬的。

用花草动物形象来隐喻象征民俗主题，反映了从狩猎文化到农耕文化自然崇拜的早期宗教情感对叙事象征物的选择。民间剪纸是观念符号式的图形叙事，所表达的自然形象是观念性的而非自然模拟之物。剪纸造型的方法是心象造型，是心理物象的真实表达，而非视觉物象真实的再现。拿在手中的剪纸是松软的、可以旋转活动的，二维的视觉平面消失了，铰剪纸的过程变为一种身、心、手、眼共同参与的空间行为，这种造型方式更多依赖于心、手记忆和触觉感知的判断，纯粹的平面视觉判断已不是剪纸的主要方式，这反映出民间艺术非专业视觉艺术审美判断的造物特征。

在花草剪纸纹样摹习的传统方法中，无论是单剪的纹样，还是折剪的纹样，以及阴剪或阳剪的手法，都反映了对偶思维造型观念的基本特征。对偶与对称反映了东西方视觉文化判断的相同与差异。西方设计艺术中的对称是指视觉价值判断的“均齐”性，而中国传统的对偶思维是以阴阳互存共生的生命价值观表达自然生命的基本构成模式。对偶思维中包含着视觉对称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包含着超视觉的生命对偶的象征性因素。对偶思维是民间剪纸和民间造型观念的核心要素，在剪纸语言的表现中，围绕着生存与繁衍古老生命主题和民俗内涵，剪纸花草动物语汇元素的使用正是依照着阴阳观念的对偶思维展开的。

（本文原载于《东方早报·艺术评论》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