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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巍:中国提出的全球治理理念一定要精炼,少用“中国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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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上台为中国引领全球治理带来利好?
现在很多人讨论,今天这个时代是不是回到了20世纪20、30年代经济秩序的混乱状态,哈佛大学著名经济史学家金德尔伯格认为那个时候国际上无法应对经济萧条,主要是英国在国际事务中往后撤,没有能力发挥引导作用,而美国在孤立主义状态下,不愿意花钱也没有意愿发挥领导作用,于是30年代出现的是贸易战和汇率战,最后导致经济秩序崩溃,这个时期的经济崩溃成为酝酿二战的温床。
对比那个时期,今天似乎有点类似,我们看不到经济发展的动力,国际经济体系中的贸易和汇率的冲突会不会为新一轮的极端主义和民粹主义创造温床,恐怕值得考虑。虽然不至于发生大的战争,但是很可能发生国内的冲突和内乱,这个对比恐怕是有意义的。
现在美国退出全球化,中国接这个旗,中国能不能接不接得起来,这是个问题。一方面中国在有些领域能力很强,有外汇储备,政府掌握的金融资源很大,贸易量很大,但是在某些方面很弱,比如国内的开放水平。这个时期面对美国退出全球治理体系,中国怎么办?不管怎么样,如果中国在细节上处理得好,战术运用得当,随着美国的退出,中国可能会赢得制度上的话语权,并获得一定的软实力,特朗普确实给我们提供了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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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领全球经济治理,中国面临哪些机遇?
目前,我们在两个经济领域有比较大的机会,一是基础设施建设,二是环保领域。
第一,基础设施建设是中国比较成功的,能不能通过“一带一路”制定中国的基础设施标准,能不能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树立中国的标准,现在我们出国,电源插头到一个国家换一个,这是基础设施不匹配。现在中国在基础设施领域能不能为全球的领域建立统一的标准体系。美国也要搞基础设施建设,那么中国和美国是不是探讨怎么介入到美国的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怎么统一机场建设的标准,统一高速公路的标准、港口建设的标准,等等。在金融货币领域中国很少有优势,高端产业的优势也不多,但是中国的基础设施做得不错,确实有优势,中国可以考虑如何在这一领域打出中国的品牌,获得相关的话语权。我们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就是专注于基础设施领域的开发性融资,这个定位找得很好。
第二,特朗普要重新回到传统化石能源,而对清洁能源兴趣下降。中国面临的环保压力如此巨大,美国不搞清洁能源,中国正好搞,长远来看清洁能源是发展趋势,如果中国在国内形成强大的清洁能源产业,向全世界输出,我们就可能制定清洁能源的标准。
中国是世界面临环保压力最大的国家,以前是基础设施领域面临压力,后来中国搞得最好,现在环保压力最大,可能有一日中国在治理雾霾、环保问题上获得世界其他国家不具备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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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如何更好地提供全球治理理念?
我们说全球治理,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有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2005年中国促进资本对外投资开始,中国在国际上提供资金,包括后来的对欧洲的援助、增加对世界银行和IMF的注资、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很大程度是中国为全球治理提供资金,中国的资金要对外输出。
第二阶段,以2014年亚投行提出为标志,中国要提出要为全球治理贡献制度,目前看不出来亚投行和世界银行在治理规则上有多大本质的区别,制度的设计以及相关的方面有多大的区别,某种程度上我们强调了亚投行是世界银行既有的开发银行的补充。但是未来,我们可能为全球治理供给更多新的制度形式和制度内涵。
第三阶段,2016年,以杭州峰会为起点,中国特别强调全球治理当中贡献中国的方案,也就是贡献中国理念和中国思想。从资金到制度、再到思想。为什么把达沃斯捧那么高,是因为习近平主席要以达沃斯为契机,提倡中国的理念。
不论是G20还是达沃斯,或者说今年的一带一路峰会,以及金砖的峰会,推出中国理念可能是这些多边外交的重要内容。过去,中国在国际社会中贡献了很多资金,但是没有话语权,想法不能扩散到全球,无法让别人接受我们的理念,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是中国提出的想法或者概念必须高度简洁和精炼。北京提出的核心价值观,就是北京市政府搞的北京精神,太复杂,基本上没有人记得住。比如美国的价值理念,自由、民主、人权,非常简洁。中国提出的概念一定要精炼。这是第一个标准。
第二,我们在国际上提出治理理念一定要和国内治理理念吻合。中国在国际上推广的理念一定是国内践行的,你不能老让别人实行,而自己不干。而且中国不宜再强调中国特色,因为中国的中国特色会对全球化标准有抵制。我们应当倡导全球治理理念,强调具有普遍性的想法,不仅适用于中国,在其他国家可以做。中国特色的概念一定要少用,应该把中国国内的治理理念用到国际上。
第三是提出一些治理的理念,必须是务实、具有可操作性的。有些概念虽然听起来很好,但不具备操作性,概念过于庞大。不仅如此,中国提出的理念要直面全球治理中真实存在的核心和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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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应倡导怎样的全球治理理念?
基于上述几个标准,我认为有四个理念中国可以在全球治理舞台上大力倡导。
第一,开放。这不是中国人提的,英国人最早提出开放,通过外交和武力方式,到建立19世纪末建立了一个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到了现在,美国和欧洲面临自由移民和商品流动的压力,就从开放道路上往后撤,特别是对移民的反对态度。那么今天的中国需要更加鲜明地提倡开放精神,这对国际社会和自身很重要。中国实际上不是特别开放的国家,在商品领域我们虽然支持全球化,但是在其他领域的开放做得还不够,中国倡导开放,一方面中国改革需要进一步往前走,另一方面是世界需要开放的理念。
在美欧都开始退向保护主义的时刻,为什么中国现在要旗帜鲜明地搞开放,这是由我们的国情决定,美国依靠国内的市场可以发展起来,但是中国13亿人口缺资源、缺市场,中国必须动用全球的资源和市场,不能搞封闭。中国人口太多,必须利用世界资源和世界市场,同时世界也需要开放的中国所提供的巨大的人力资源和智力资源。
第二,包容。主要是针对美国这样一个排他性的盟友体系,因为美国在经济领域建立的巨型的FTA都是排他性的。针对排他性的体系,要倡导一种包容的,就是我们所说的伙伴关系。伙伴关系具有非排他性的特征,它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
第三,共享。当今全球化所带来的最大问题就是国与国之间、国内阶层之间收入分配差距太大。差距越来越大原因是从80年代以来,美国提出基于“华盛顿共识”的自由的发展理念,任凭市场发挥作用,一定会导致市场上出现失败者和成功者。大家是自由发展,一个残疾人和正常人在自由发展的状态中,一定是正常人获得优势地位。全球化带来的问题就是人与人、阶层与阶层、地区与地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中国人提出共享发展,是让所有的阶层、国家、地区在全球化发展当中受益,而不让一个人掉队,这是中国式的集体主义精神,特别是儒家伦理之下的集体主义精神,强者帮扶弱者,而如何操作这就是复杂的政治经济学的问题。以前西方国家通过福利国家体系来解决自由发展的问题,但是并没有很好解决,现在需要我们进一步探讨。
第四,绿色。不能因为美国重新回到化石能源,中国就跟着美国走,我们比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面临着更大的环保压力和发展模式的不可持续性的压力。如果中国强调绿色发展理念,如果我们能够在环保领域像在基础设施领域一样,成为中国第二个优势领域,中国会为全球治理贡献出新的理念,包括绿色的发展,不能简单把绿色发展归结为技术问题,它可能还是个体制问题。中国环境破坏得这么严重,可能和体制也有关系,而中国要建立一个可持续发展、鼓励绿色发展的体系,也是我们的贡献。一是技术上,一是政治上。
最后,我想说的是,美国在推广自己理念的时候,用了很多的强力,这是美国在世界上遭到反对的原因。东亚经济危机,美国要把“华盛顿共识”推广到东亚,用了很多压力手段。现在中国不能像美国一样用强力的方式要求别的国家按照自己的发展理念走,而应该用自己在国内治理中的卓越表现来树立楷模、发挥引领作用。中国的基础设施之所以在很多国家有吸引力,原因是中国的基础设施做得好,如果环境问题也做得好,别的国家同样会自动模仿。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取决于中国国内治理现状,一个13亿大国的政府如果能有效实施国内治理,它所倡导的治理理念必然会被国际社会认可和模仿。
[本文系李巍教授在“盘古·智见”之“中国如何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圆桌论坛上的发言。首发于微信公众号“盘古智库”(pangoalzhiku),原题为:“李巍:中国应倡导怎样的全球治理理念?”,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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