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马盟书”整理者张颔辞世，裘锡圭曾记述其学术成就

2017年1月18日17时25分，“侯马盟书”的整理者，当代知名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张颔先生因病于太原逝世，享年98岁。《澎湃新闻.古代艺术》特刊发名家回忆张颔先生旧文两则，以为纪念。文中对张颔先生考释“侯马盟书”的经历多有记述，对往事的追忆令张颔先生潜心学术又淡泊成性的形象跃然眼前。

张颔，著名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1920年出生于山西介休，自幼家境贫寒，但因酷爱文史学科，博闻强记，苦学成才，曾任山西省文物局副局长兼考古研究所所长。其研究领域广涉古文字学、考古学、晋国史及钱币等，先后出版了《侯马盟书》、《古币文编》、《张颔学术文集》等著作，其作品把考古学、古文字学、历史学融为一体，在中国学术界产生重大影响。

1965年，张颔主持了山西侯马东周晋国遗址的发掘工作，经过十余年的艰苦钻研，于1976年发表巨著《侯马盟书》，当即引起了海内外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侯马盟书》的出版为晋国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佐证，被国内外史学界公认为新中国考古史上的一项重大贡献。

【其一】记张颔先生一二事

文/裘锡圭

先生早年就参加革命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山西省文物、考古工作领导职务，在山西文化事业上卓有建树。先生的学术兴趣集中在古文字研究上，造诣很深。先生所著的《古币文编》，1986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此书体例谨严，内容翔实，全面反映了先秦货币文字研究在当时所达到的水平，是古文字研究者必备的参考书。先生对《侯马盟书》长期不懈的整理、研究之功，更爲学界所称道。他在《侯马盟书》及有关论文中提出的很多观点，已爲学界普遍接受。

先生的其他学术论文，亦多新意。如1980年发表的《“安国君”印跋》一文，指出70年代山西榆次一座秦汉之际墓葬出土的“安国君”印，文字具有六国风格，应爲秦汉之际反秦力量建立的政权的“君印”，并推论“凡在印章风格和文字上具有与‘安国君’印相仿的三字君印，大致都应该是这个时期的遗物”（《张颔学术文集》，中华书局，1995，140页）。这一推论还可以扩展到风格类似的其他官印。这就爲古印学、古文字学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

张先生学问好，爲人也好。我是1978年年尾在吉林大学召开的中国古文字学术讨论会上认识先生的。那时，先生即将步入耳顺之年，我按虚岁算是44岁，这个年龄在目前的古文字界当然不算年轻，但是在当时我却属最年轻的一辈。张先生平易近人、和蔼可亲，跟我们这些晚辈也相处得很融洽。那时，《侯马盟书》（旧版）出书已有两年，此书定价四十元，而我的工资每月只有六七十元，实在无力购置。先生暸解到这个情况，会后很快寄了一部《侯马盟书》给我，还在扉页上以优美的书法题了赠词。这真是雪中送炭，令我十分感激。前不久，跟先生通了次电话，觉得先生精神很好，感到十分高兴。敬祝先生身体康健，寿比南山。

(节选自《裘锡圭学术文集》第六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26页。)

【其二】张颔曾主笔“侯马盟书”，辨认春秋晚期晋人的文字

文/高智 贺方

2015年是侯马盟书发现50周年。提及侯马盟书，大家自然会想起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张颔先生。

仁者寿。老人家在甲午年的10月过了95岁生日，学生们在太原低调地举办了一个名为“作庐风华——张颔学术艺文展”的展览，展示了先生各时期的手稿、书画作品以及他与考古界、书画界、天文界等著名学者的书信往来。尽管一再强调低调，学者冯其庸先生还是题写了展览名，我国考古学界泰斗、93岁的宿白教授亲自寄语道贺。

宿白先生在贺语中说，20世纪古代实物资料大量出土，考古学与文字学蓬勃发展，大家辈出。张颔先生笃志斯学，成果丰硕，以《侯马盟书》《古币文编》等著述享誉学林。同时称赞张颔先生“为人朴实平易，为学严谨精审。道德文章为学界所景仰。”宿白先生并且特意提到张颔治学之余寄情艺文，才思斐然，“其作意与古会，别具佳致。”这样的评价已是极高的了。

1965年冬天，侯马电厂基建现场挖出大量带有古代朱书的石简、玉块、玉片。当时张颔正在山西原平出差，得到消息后凭著特殊的敏感，请了7天假赶赴侯马。这些石简、玉块、玉片上的朱书，字体细小，笔迹漫患，需要搁在放大镜下，才能勉强看清。但这些字是什麽意思，无人能解。张颔花了三天时间，考释出一大半的文字，认定这是很重要的东西，似乎与祭祀有关。他写了一篇《侯马东周遗址发现晋国朱书文字》，托人带到北京。文章被郭沫若先生看到，郭老断定这些文字是先秦的盟书，随即写了一篇《侯马盟书试探》，与张颔的文章一起，发表在1966年《文物》杂志第二期。

张颔豁然开朗，非常认同郭老的判断，淮备沿著盟书的思路考释下去，可惜“文化大革命”从天而降，张颔本人被关进牛棚，每天打扫厕所，一干就是多年。考古所长，司职厕所卫生，若干年后他重履考古所旧职，人们笑称他是“老所长”。

1973年8月下旬，在当时的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的干预下，张颔走出牛棚，重新投入对侯马盟书的考释。张颔把自己锁在考古所的一间陋室，每天埋头苦干十多个小时。经过一年的努力，朱书全部辨认完毕。出版部门相当重视，由张颔主笔的《侯马盟书》很快于1976年出版。这本巨著重达3.5公斤，是融汇考古学、古文字学与历史学研究而集大成的一部学术巨著，被公认为是新中国考古事业发展史上的一项重大成果，堪称典范之作。

侯马盟书是首次成批发现春秋晚期晋人的手书文字，其内容和体例前所未知，盟书研究在当时是一项完全陌生的工作，所以张颔的研究是富于开创性的。他辨认了几千件盟书残片上的所有文字，确定主盟人为赵简子，又名赵鞅，乃春秋末期晋国的正卿﹔盟辞主要为举行集会、制定公约、对天信誓﹔反映的历史事件，则是在一场激烈政争中，赵鞅胁迫族人共同盟誓，对其永远效忠。张颔指出，正是这场政争揭开了“三家分晋”的序幕。

那一年张颔已经56岁。上世纪20年代，张颔应时而生。他未生失怙，9岁失恃，受尽苦难。因家境贫寒，他仅读完了高小。他从事考古、古文字研究纯属“半路出家”。由于工作需要，1958年张颔调任中科院山西分院考古研究所所长。一开始他就清楚地认识到，要胜任这一工作，仅靠青少年时期因为志趣和爱好学到的一点文史知识是完全不够的，于是立下三年不当外行的“军令状”，横下心来从头学起，终于成功地迈进了考古的大门，并成为文博大家。

张颔常说：“著书容易立说难。”他写文章不是想著反驳别人，而是考虑怎样成一家之言。读他的文章是一种享受，论証如过关斩将、步步为营，又如抽丝剥茧、层层深入，最后得出的结论铁証如山、不可动摇。早在1962年4月，张颔发表了论文《万荣出土错金鸟书戈铭文考释》。文中用大量文献、出土铭文証明器主“于”为“州于”之单称，该器为吴王僚之器，并论証了吴器流入晋国的原因。容庚在《鸟书考》引用其论点，将该器列为吴国四器之首。因为这篇论文，他与容庚先生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张颔很喜欢一首宋代题壁诗：“一团茅草乱蓬蓬，蓦地烧天蓦地空。争似满炉煨榾柮，慢腾腾地暖烘烘。”他说，一堆茅草，看起来一堆，点著了火势也不小，但“轰”的一下就著完了﹔榾柮就是树根，虽其貌不扬，烧起来也没有明火，但耐久性强。做人、做学问要实实在在，不要昙花一现，别看慢腾腾，可是暖烘烘。张颔常提到的有“三功夫”——死功夫、硬功夫和苦功夫。所谓死功夫，就是“背的功夫”。张颔博闻强记，经史典籍、诗词小说，甚至连一些民谣谚语都能熟读成诵，随口背出。1978年11月在长春召开的第一届古文字学术讨论会上，古文字学家张政烺先生讲了《古代筮法与文王演周易》。对于古代筮法参会代表多数不甚明了，当时，张政烺手头没有更多的材料，不好让人听懂信服。张颔说自己研究过筮法，他先背了一段古文，看大家还不明白，便用粉笔在黑板上把所背的内容写了出来：“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一边写一边给大家讲，为张政烺的论点作了补充说明。后来，张政烺多次对别人说：“做学问就要像张颔同志那样有扎实功底。”

为研究古籍中的天文学问题，张颔多少年都晚睡早起观察星象，用他的话说就是“读天章”。他曾自拟联语“身在囹吾，放眼宇宙”和“勒字于金，著文于石﹔星辰在掌，易象在胸”，这是先生真实的生活写照。张颔先生还自制了许多研究仪器和模型，如“旋栻”“授时塔”等。他还运用天文学知识很好地解决了考古学中的相关问题，如《侯马盟书历朔考》《匏形壶与“匏瓜”星》等。1974年4月14日，天文学家席泽宗院士在致张颔的信中说：“今年一月二十日到二十三日春节前后您在日面上观测到的现象，确是黑子。这几天隻有云南天文台和北京天文馆有观察记录，您就是第三家了，实属难能可贵！有些观察资料可补两台之不足。”

“留意处处皆学问。”张颔学养深厚、达观睿智、热爱生活，能随时随处捕捉到学问和乐趣。诗词、书法、国画、篆刻对他来说虽为余事，但均能表现出文人的雅趣和性情。他以古文字入书法，书法自有一种遒劲之风，雄迈之美。尤其是他的篆书炉火纯青，铁画银钩、直追秦汉。2004年秋天西令印社特邀张颔加盟，这也是山西有史以来第一人。

日本著名学者、古文字学家鬆丸道雄曾在庆贺张颔八十华诞的贺信中写道：“先生的令名立刻以代表中国古文字学界的研究者闻名到我国，受到日本古文字学者的注目，普遍著称于我国的学术界。其研究范围以商周青铜器铭文为首，涉及到泉币文字、玺印、镜铭、朱文盟书等许多方面，可谓充分掌握一切古文字资料全领域。环视斯学，几乎无人能完成如此全面的研究。”

然而，张颔老一生淡泊成性，大隐于市。他最信奉《周易》的“谦”卦，经常言及此卦《彖传》之辞：“谦尊而光，卑而不可逾，君子之终也。”除了在央视《大家》栏目做过一回客，张颔平常很少出镜。先生颇富自嘲精神，他自道云：“爱写毛笔字，喜翻线装书”“深知自己没油水，不给他人添麻烦。”

现在张颔老可以安然享受天伦之乐了。每天早晨他还是会向孩子们要酒喝。他爱的是花雕，孩子们怕他贪酒，经常拿可乐或者板蓝根来滥竽充数，大多数时老人会宽容地装作不知道。每年冬至张颔老都会自己制作一个“九九消寒图”挂在牆壁上，“上点天阴下点晴，左风右雨雪中心。点画图中墨黑黑，自然门外草青青。”家人说，老人家喜欢看冬尽春来。

他曾与人逗乐：“我要是回到几千年前，回到晋国，也照样有活干有饭吃，因为我懂得他们的话，认识他们的字，熟悉他们的风俗与历史。”这种自信，几人能及？

(原载于《 人民日报 》2015年01月29日 24 版)

【延伸阅读】张颔先生的学术贡献

辨认“鸟书”

1961年，在山西万荣县庙前村后土庙发现错金鸟虫书戈一对，形制相同，上有鸟书文字。张颔就此器作了详细考证，认出6个鸟虫书文字是“王子于之用戈”，列举大量文献、实物铭文及楚辞中的证据，证明春秋时已有人名单称的惯例，说明此戈确为南方之器，进一步论证了吴器流入晋国的原因。

为“庚儿鼎”定名

1961年，山西侯马上马村东周晋国墓葬出土了两件带有长铭的大铜鼎，张颔先生考释了该鼎铭文的字形、字义和内容，判定其为东周时期徐国之器，当是晋大夫受赂之器。他根据铜器命名的惯例将其定名为“庚儿鼎”，使之成为考古学上的“标形器”。

为“古彝器”辨伪

1952年，从古董商手中购得一件古铜壶，学者多认为是春秋时期齐国陈僖子田乞之器，有断代意义。张颔则认为仅据残缺的一半字形“喜”来判断，证据欠足，且齐器多书人名不书美号，可知此壶断非陈僖子之器，也谈不上具有断代意义，廓清了对该器的两种偏颇之论，断定了该器的客观科学价值，对辨别古代彝器的真伪提供了宝贵经验。

慧眼识“匏壶”

1973年，闻喜县出土战国时期带有鸟头盖的偏颈陶壶。张颔作文考证该器形制的含义，指出这件器物即古文献中所说的“玄酒陶匏”的“匏壶”，即盛玄酒（水）用的礼器，是张颔考古与天文学相结合，进行学术研究的代表性例证之一。

解读“盟书”

1965年，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在侯马发掘晋国遗址时，出土大量带朱红色文字的圭状石片，张颔闻讯从原平赶赴侯马，仅用5天时间就对刚出土的少量材料进行研究，写出了《侯马晋国遗址发现朱书文字》一文。1976年，先生又发表巨著《侯马盟书》，当即引起海内外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中国历史博物馆古代史展览依据先生的研究结论重新进行陈列，日本、香港等地学者相继发表有关盟书的研究文章。有学者认为：“盟书本身就是我国考古史上的一个重大收获，但该书的编者并未仅限于把它 客观 地报导出来，而是把这一重大收获放到春秋末期晋国的历史环境中进行考察……从而使这批盟书的历史价值远远超过了它作为重要文物发现的意义。”

【名词解释】侯马盟书

侯马盟书为1965年－1966年于中国山西省侯马市秦村出土的玉片文物，数量共有5000余片。

因为该玉片上文字刊载着春秋战国时代各诸侯国或卿大夫之间，于订盟誓约中所记载的言词，因此称作“盟书”或“载书”。该文字属于春秋晋国官方文字，出现约在西元前550年。

书写于玉石的这些文字不但是中国现今考古发现最早的毛笔字，也因运笔娴熟流畅，字形活泼多变，有其艺术价值。侯马盟书”是1949年以来中国考古发现的十大成果之一，也是山西博物院馆藏的十大国宝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