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人大副主任：“执行难”是伪命题，应寻找法律救济渠道

“大量执行案件不能进入执行程序，法院承受了难以承受之重，这是一个需要全社会引起高度关注的法治领域重大问题。”昨（18）日下午，按照省十二届人大五次会议工作日程，各代表团分组审查法院工作报告。在阿坝州代表团的分组讨论中，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阿坝州委书记刘作明说，大量难执行的案件集中在民商事案件中，不应该笼统地说执行难。执行难是伪命题，关键是要克服“难执行”，思考和寻找不能执行案件的法律救济渠道究竟在哪里，建立起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有效保障机制。

“不叫执行难，应该叫难执行”

前不久，最高法对全国法院系统部署了新一轮解决执行难的行动。刘作明说，执行难是长期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从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法院工作存在着立案难、取证难、执行难、经费保障难等问题。随着司法改革深入推进，立案难特别是行政诉讼立案难的问题，国家从顶层设计降低了诉讼门槛，立案登记制推行后也得到有效解决。取证难的问题，随着强制证人到庭、“谁主张谁举证”、强化当事人诉讼证据保全意识等措施的实施，也逐步得到解决。经费保障难的问题，也随着国家的重视和加大投入得到有效化解。

但是，执行难问题，为什么一直没能得到有效解决？刘作明说，国家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为了解决执行难，不断地发展出独具特色的保障系统，例如单设执行机构，高规格配备人员，增加编制、划拨经费，建立自上而下的执行工作协调机制等等。但如今执行难的问题再次出现。“我曾从事多年司法工作，关于执行工作的各方面投入力度都非常大，为什么执行还难？”刘作明说。“我个人看来，执行难是个伪命题，不叫执行难，应该叫难执行！”刘作明说，在法院办理的所有案件中，刑事案件和行政案件都不存在执行难问题。因为刑事案件在法院审理并判决后，即按照判决执行刑罚，只有一部分附带的民事诉讼难以执行。而在行政案件中，公民起诉国家机关，如果公民胜诉，即由国家机关执行法院判决，改正其侵权行政行为；如果公民败诉，即判决维持行政机关行政行为，案件自然终止，也不存在执行难。所以，大量难执行的案件集中在民商事案件中，从依法规范社会关系的角度看，笼统地说执行难是有问题的，这是法治建设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法院承受了难以承受之重”

刘作明认为，一部分案件难执行，其他的都应该是执行的。难点就在民商事案件中的侵权赔偿这一块。“要研究怎么克服难执行的问题，比如倡导依法给付、主动给付，而不光是强制执行。”从世界范围来看，即便是民商事侵权案件，在给付问题上也不是靠强制执行，而是协助执行。当事人主动履行、主动和解、主动给付比例越高，说明司法效能越强。

他提到了法院工作报告中的两组数据：一组是2016年全省法院执行案件新收242775件，同比上升26.57%，执结239134件，同比上升33.3%。另一组数据是，全省法院对有财产可供执行的案件执结14万余件，而从结案方式来看，终结案件11万余件，约占50%；强制执行2.3万余件，不到10%；和解7500余件，约占3%；自动履行4700余件，仅2%；其他8万余件，占比约35%。

刘作明表示，综合分析这些数据可以看出，法院收案和结案的比例很高，中间仅仅相差3000件左右。但是结案的方式不同，近50%的案件是终结，换一个说法就是这些案件无法执行。而在总量约24万余件的执行案件中，只有15%左右是实际执行了的。“所以说，难点就在于大量的执行案件不能进入执行程序，法院承受了难以承受之重。”刘作明认为，这是一个需要全社会引起高度关注的法治领域重大问题，需要从深层次去思考，如何建立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有效保障机制，不能执行案件的法律救济渠道究竟在哪里。（原标题为《执行难是伪命题 关键是克服“难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