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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新政|特朗普环境新政有“诱惑性”,中国须警惕
1月20日,特朗普宣誓就职美国第45任总统,同期白宫网站进行全面更新,及时公布了特朗普政府内政外交6大政策板块的纲要,其中第一个板块就是能源计划(6大板块的顺序是按照字母排序,因此排序第一并不意味着其重要性),也正是在能源政策板块中,正式论及了特朗普政府的环境政策,这既充分说明能源环境的一体化,同时,也为我们未来理解特朗普环境政策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即从能源视角来观察环境政策的走向。
总体上,特朗普的能源环境政策在其当选前后、就职前后并没有出现大的变化,这一点非常重要,很多评论之前都将“不确定”作为特朗普施政的最大“确定性”,但从能源环境政策的一贯性来看,特朗普在事实上表现出发展理念和政策的极大稳定性,是可预期的。
特朗普的环境政策并非“不确定”
在公布的环境政策方面,最主要的有两点。
其一,特朗普再次明确退出国际气候变化应对相关合作的意向,能源计划中的表述是“气候变化行动和美国水环境保护规制都是有害和不必要的政策”,其背后最主要理由是,这太浪费钱了,尤其是浪费美国人的钱,并牺牲美国人的就业机会。就此,特朗普的政策或许有两层含义。第一,可能承认气候变化的存在;第二,即便气候变化是存在的,但美国人不会投入自身的资源来加入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
对全球而言,这既是一个坏消息,又是一个好消息,坏消息的意思很明显,国际社会为未来的气候变化应对将失去美国的背书,美国不会出钱,而好消息的意思则是国际社会至少可以保住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上形成的2摄氏度科学共识,有这个共识作为基础,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不会就此停滞下来。
其二,在能源计划部分的倒数第二段里,特朗普强调为了实现能源发展计划,有必要同步保护环境,尤其是保护空气和水环境,未来的EPA也将主要优先致力于这两方面。对此,可以理解为特朗普政府的环境政策将主要服从于能源自主独立的发展需要,环境政策要为能源发展保驾护航,而不是阻碍能源的发展。这一点从之前有关“美国水环境保护规制是有害和不必要的政策”这一点上得到了印证,也就是说,任何过高的环境保护标准政策都是有损能源和经济及就业发展的,都要就此废除。
总体上,从目前公布的资料看,特朗普环境政策基本符合“保守的环境保护主义”这一基本思路,也就是,既要继续维护美国生态环境资源的安全,同时又要激发生态环境资源的潜力来更好地服务于经济发展。由此,值得我们进一步观察的是,在能效标准、交通运输等方面美国是否也会出现某种倒退和保守的趋势,以及这样的倒退究竟会否影响中国的绿色发展道路。
美国环境新政对中国的利弊
首先,特朗普环境新政对中国究竟是弊大于利,还是利大于弊?
在全球化时代,大国之间的关系已经涵盖了从经贸政策到环境保护政策在内的方方面面,具体而言,美国的环境政策转变可以通过直接和间接的渠道波及到中国,产生蝴蝶效应,这既是由中美之间高度紧密的经贸关系所决定,同时也与两国在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进程中所发挥的领导和引领作用所决定。就此,特朗普在环境政策上实行全面收缩,再次进入所谓的“保守环境保护主义”阶段,那么,这样的变化既会影响到中美之间的经贸活动,进而对中国的绿色发展态势造成某种不利影响,同时也会在国际社会形成一股“气候变化应对保守主义”浪潮,令全球气候变化应对进入新一轮的倒退周期,这对于中国所推动的如火如荼的既定气候变化应对战略不啻是一种挑战。
其次,中国应该采取何种对策?
其实,不论特朗普的环境政策是否出现变化,我们都应该讨论在接下来的5-10年里究竟如何因应美国的发展,应该采取什么环保战略。就中国的环境保护政策而言,与美国相关的部分在于,也是其中最为关键的问题在于,中国是否要另辟蹊径,逐步进入自主性的环境政策阶段。
如果说,自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里,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环境问题,积极环境保护政策有所缺位的话,那么在过去的5年里,这一局面正在逐步得到扭转,具体体现为,中央开始在环境保护上采取积极的姿态,并执行相关的环境保护政策,但与此同时,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在环境保护上的政策实际上受到了美国的极大影响,从美国大使馆公布PM2.5指数开始,一直到气候变化应对,新能源发展战略以及诸多环保政策的出台,在步骤和形式上都处于较为被动的位置,一定程度上有着某种“跟随性”特征。
值得思考的是,在中长期,我们的环境政策是否有必要摆脱美国的影响,进入自主性的发展阶段,具体而言,也就是保持住定力,不受到来自于大洋彼岸的影响,通过构建我们自身的“环保制度防火墙”方式,来逐步从根本上化解生态环境危机。其中的要旨在于,将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并重,用“发展”来解决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环境问题,对此,中央深改领导小组下设“经济建设与生态文明建设体制改革小组”的深刻用意应该是很清楚的。
当然,在特朗普环境政策出现大倒退情境下,上述问题就变得更为迫切了,那就是,美国通过放松环境管制来吸引制造业回流,会造成对中国放松环境管制的某种“诱惑”与“压力”。
一则,在中美竞相争夺国际制造业资本的博弈中,必定会在事实上冲击到我们目前的环境保护政策及其落实,譬如近期出现的资本外流等,对此,我们的对策应该是“坚定不移”,继续打造和构建有机的,富有弹性的环境政策体系,尤其是重视应用基于市场的环境经济政策工具,也就是用市场的机制来应对市场的竞争。
二则,在美国政府环境保护立场有所放松情况下,是否要需要继续推进全球的环境议程,包括气候变化应对的进程,以及接下来如何推进?就此,我们的建议是,中国应该着眼于构建国际环境政治经济的多元一体化框架,全面认识其中可能出现的变化,发挥美国之外地区的积极作用,同时,也要注意到,美国联邦政府与各州政府之间、美国政府与美国市场之间、环境认知与环境行动之间存在的某种分野,继续推动区域性、民间性与市场性的环境保护交流与合作,在有可能的情况下积极迎接美国短期内出现的“过剩”环境技术和人才,形成有利于我们应对国内和国际环境挑战的氛围,使得特朗普的环境新政变得“为我所用”。
总体上,在现阶段,因应大洋彼岸出现的环境政治和政策波澜,我们要学会的是,在全球范围内设置属于中国自身的环境议题和进程,并坚定不移地加以推进。
(作者系复旦大学环境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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