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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景迁导师芮玛丽与胡佛研究所

王婉迪

2021-12-29 10:14

吴文津毕业求职的那一年是1951年，五十年代初期美国东亚图书馆还为数不多，最著名的是东部的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和国会图书馆的东亚图书馆，而这些地方当时都不缺人，吴文津便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询问是否有职位。伯克利是一所世界著名的公立研究型大学，其东亚图书馆历史悠久，当时由哈佛大学毕业的伊丽莎白·霍夫（Elizabeth Huff）博士主持，她告诉吴文津伯克利的东亚图书馆也已经不需要人了，但可以去斯坦福大学看一看，因为那里的胡佛研究所可能需要图书馆人才。

同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与伯克利相距不远，成立于1891年，在当时是所“后起之秀”的学校，并没有多少关于亚洲的书籍，当然也没有东亚图书馆，只在图书馆系统中设有一个“远东部”（Far East Asian Collection），里面保存了一些和亚洲有关的英文资料，由汉学家倪德卫（David S. Nivison，1923-2014）负责。虽然没有东亚图书馆，但斯坦福著名学术机构——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以广泛收集当代历史资料而著称。斯坦福胡佛研究所成立于1919年，全名为胡佛战争、革命与和平研究所（The Hoover Institution on War, Revolution, and Peace），最初称为“胡佛战争特藏”（Hoover War Collection），其目的是为保存研究斯坦福1895年第一届毕业生、美国前总统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于1920年代在中欧、东欧、及苏联从事人道救济工作时所搜集的战时及战后有关各国政治社会变迁的文档，包括大批当时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出版物。1926年，“胡佛战争特藏”更名为“胡佛战争图书馆”（Hoover War Library），是全世界最大的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资料库。后因斯坦福大学图书馆地方不够使用，胡佛的朋友及赞助人开始筹划另迁地址并筹募建筑经费；1938年宣布在斯坦福校区建立胡佛塔（Hoover Tower）以纪念胡佛总统；1941年斯坦福大学庆祝建校50周年之际，胡佛塔正式开始启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扩充收集范围，包括东亚关于20世纪的战争革命文献。2002年，东亚馆的一般图书正式从胡佛研究所分出来，成为斯坦福大学图书馆系统的一部分——斯坦福东亚图书馆，胡佛研究所仅保留档案方面的资料。

吴文津前去求职之时，胡佛研究所的中国馆藏部分正由历史学家芮玛丽（Mary Wright，1917-1970）负责，她本名玛丽·克莱博（Mary Clabaugh），“芮玛丽”是她成婚改为夫姓之后的中文名字。她是中国近代史方面的著名学者，其博士论文《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1862-1874》（The Last Stand of Chinese Conservatism: the Tung-Chih Restoration, 1862-1874）和《革命中的中国：第一阶段，1900-1913》（China in Revolution：the First Phase，1900-1913）都是研究近代中国的经典之作。

芮玛丽自1948年做馆长以后，就开始四处寻找人才，但一直没有合意的人选。六十年代吴文津到哈佛大学工作以后，从哈佛燕京图书馆前任馆长裘开明（1898-1977）的档案里看到，芮玛丽当时和裘先生通信很密切，她找人有几个要求：中国人、在中国受过教育、对中国历史有丰富知识、图书馆专业毕业，当时这样的人可谓凤毛麟角，这份工作简直是为吴文津量身定制的，所以他和芮玛丽面谈后，因为各项条件都十分符合她的要求，而她正急着找人，于是当场对他说：“你什么时候可以来工作？”这一刻也成为了吴文津重要的人生里程碑。

1951年，吴文津被聘为胡佛研究所的第一位中文编目员，那时候还没用电脑，编目工作就靠一台打字机，而中文的书名则需要一笔一画手写上去。当时中文图书馆除芮玛丽外，只有吴文津、一位女秘书和一位中国助手。中文馆在地下室，但地位举足轻重，所以他们常说胡佛塔是中文部“顶”起来的。

芮玛丽本人的经历十分传奇。她是著名历史学家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的得意门生，很受器重，在哈佛大学念中国近代史，费正清在他的回忆录中称赞她不仅人长得漂亮，还富有才学又能干。她在哈佛时遇到他后来的丈夫、专攻中国隋唐史的芮沃寿（Arthur Wright），两个人修课完毕后于1939至1940年在日本京都大学进修，随后去了北京，那时虽然中日战争已经爆发，但外国人的活动尚不受限，他们就在北京收集资料做论文，珍珠港事变后，在中国的英美人士都被关起来，送到山东潍县外侨集中营，1941到1945的拘留期间，芮沃寿在锅炉房工作，芮玛丽为医院洗衣。日本投降以后，他们回到北京，有一天偶然在“美国之音”广播里听到斯坦福大学历史系的俄国史教授、当时在胡佛研究所做主管的哈乐德·费希尔（Harold Fisher，1890-1905）正在介绍胡佛研究所当时的工作，得知胡佛不但收集苏联、东欧、西欧和共产党有关的资料，也计划在东亚收集资料。费希尔是芮沃寿本科时期在斯坦福的老师，他们夫妻二人联系费希尔，毛遂自荐帮忙，这对胡佛来说求之不得，立即请他们代表胡佛在中国收集资料，实际负责这项工作的就是研究近代中国的芮玛丽。

在上世纪40年代的美国，图书馆都比较注重收集中国近代以前的资料文献，芮玛丽必须从头建立一个近代和当代中国的档案库。吴文津曾写有一篇文章《芮玛丽与史丹佛大学胡佛研究所中文图书馆》，其中提到芮玛丽当年收购资料挑战很大，但她“走遍主要城市去采购，向杰出的学者和目录学家讨教，不厌其烦地向政府机关索取官方出版物，并跟一流图书馆和大学协议交换”。经过她认识的人，如北京图书馆馆长袁同礼（1895-1965）、南京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璁等，到中国各地收集资料。她花费了大量时间在北京琉璃厂各书店仔细搜寻浏览，那时候刚刚打完仗，人们的生活很苦，什么东西都拿出来卖，她竟然用废纸论斤出售的价格购买到全套光绪宣统时期的政府公报《谕折汇存，1892-1907》和《华制存考，1908-1912》。当时美国图书馆都还没有系统收集期刊、报纸、短时效资料如传单等，芮玛丽很早便醒悟这些原始文件对研究历史和社会科学都非常重要，因此为胡佛大批买进。

胡佛研究所注重近代和当代各国有关战争革命方面的文献，芮玛丽当然需要收集中国共产党的各种书刊资料。除公开的《新华日报》以外，要获得其他中国共产党的发行物，在当时的中国是一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新华日报》1938年在武汉创刊，1947年被查封，1949年在南京复刊）。因为中共的其他书刊除在延安和共产党控制的边区发行外，其他的地区完全禁售，违者查办。因此如何进行这项工作，成了芮玛丽的头号难题。那时候美国正在国共中间调停，在华设立与中国共产党的联络机构，名为“美国陆军观察组”（The United States Army Observation Group），得到国民政府的允许可以和延安联系，经常有美方的运输机前往延安，芮玛丽居然以胡佛研究所代表的身份在美军来往延安的飞机上争取到一个座位，到延安后得到共产党的同意，收集到很多延安和边区的出版物，收集之后由美国运输机运回美国。收集资料并不使用金钱交易，那时候共产党需要的是医药，她就按照共产党开的单子，用价值三四千美元的医药进行交换。她收集的珍贵资料包括当时全套的《解放日报》，到现在这还是西方收藏到的唯一一份原件。

芮玛丽于1947年底回到美国，1948年胡佛研究所正式成立中文图书馆，芮玛丽做了馆长。有人告诉她，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1905-1972）手上有很多珍贵文件，斯诺被认为是第一个参访中共领导人毛泽东的西方记者，他的《西行漫记》原名《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是三十年代向西方介绍中国最有影响力的作品之一。芮玛丽和斯诺联络上时，得知资料基本在斯诺的前妻海伦·斯诺（Helen Snow，1907-1997）之手，海伦·斯诺也是一位记者，曾以尼姆·威尔斯（Nym Wales）为笔名，发表了不少有关国共战争的文章。经过胡佛研究所的争取，她愿意把在延安得到的一批原始资料转让给胡佛。

另一个美国人伊罗生（Harold Robert Issacs,1910-1986）也曾是一位深入中国内地的记者，美国共产党托派党员，他于1932年在上海创立英文杂志《中国评论》（China Forum），在上海期间与鲁迅、夏衍、周扬等左翼文化人多有来往，茅盾为其取中文名“伊罗生”，他编选过一本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集《草鞋脚》，得到过鲁迅和茅盾的帮助。他在1938年出版过一本《中国革命之悲剧》（The Traged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颇受关注。伊罗生在治外法权的保护下，也收集了很多中共早期的资料，包括从1921年建党到30年代初期的，特别是与托派（陈独秀）相关的资料。1935年回到美国之后，他慢慢脱离了共产党，80年代在麻省理工学院（MIT）做研究工作。他的资料加上斯诺的资料，也就是伊罗生和尼姆·威尔斯两大特藏（Harold Isaacs Collection and Nym Wales Collection），再加上芮玛丽四十年代末在中国收集的资料，基本把中国共产党从建立到1945年的主要资料都囊括了，那时这些资料美国和西欧各国都未有收藏，胡佛因而一举成名，成为全世界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中心重镇。在这些研究中共党史的资料中所欠缺者是1931-1934年在江西瑞金成立苏维埃政府的文件资料，这一空白后来被吴文津填补。

在吴文津的印象里，芮玛丽是一个“女强人”，“no nonsense，no small talk”（没废话，不聊天），永远都是谈和工作有关的事情，芮玛丽没有受过图书馆员的专业训练，因此整理资料的工作十分艰巨，吴文津被聘为中文编目员后，芮玛丽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资料收集工作中。吴文津和这位上司“很合得来”，谈起她总是滔滔不绝，我曾问吴先生有没有和芮玛丽的合影，他笑着摇摇头，吴太太在旁边打趣说，他们两个都是“工作狂”，凑到一起都是公事，哪有闲情逸致拍照片，只有一张两个人在图书馆里各自埋首忙碌的照片，可以勉强算是“合影”。我问吴先生，和这样一位认真严肃的上司在一起工作，是否会觉得有压力，他这样回答我：

我在斯坦福上学的时候，有一门中国史的课是芮玛丽的先生芮沃寿教的，他很随和友善，所以我和他们夫妇还有师生的关系在。我们的关系很密切，但不是buddy-buddy（指哥们姐们一般）那种，互相尊重的程度很高。压力当然有一点，但她并不是明显地表现出严厉，或是对手下颐指气使。但你知道应该做什么事情，就自己去做。”

我和芮玛丽相处得很好，她鼓励我和时任胡佛研究所日文图书馆馆长的皮特·贝尔东（Peter Berton）合作，合著Contemporary China：A Research Guide（《现代中国研究指南》，1967，斯坦福胡佛研究所），后来我受美国当代中国研究联合委员会（JCCC）委托去全世界考察，也是芮玛丽力荐的，她对JCCC说：“最适合做这件事的就是吴文津。”

吴文津在开箱来自中国的图书，身后女子即芮玛丽（摄于1950年代中，照片由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和图书馆提供）

五十年代因为朝鲜战争，美国空军请胡佛研究所做一本《中国手册》（China Handbook）给军事人员阅读参考，胡佛召集了一批学者做这件事，雇用吴文津使用的正是这一项目的资金。一年后项目完成，吴文津想另谋他就，芮玛丽很器重吴文津，非常不愿意失去他，便设法向上司争取资金支持，希望能够长期聘用吴文津。有一天胡佛研究所的所长C·伊斯顿·罗思韦尔（C. Easton Rothwell，1902-1987）教授——他后来任米尔斯学院（Mills College）校长——叫吴文津到他的办公室去，跟他说：“你知道我们的《中国手册》工作已经完毕，我也了解你在找另外的工作，但是玛丽一定要我想办法把你留下来，我现在找到一笔经费。你现在的月薪是325美元，如果你留下来的话，我只能付你300美元。你认为如何？我希望你能考虑。”

当时吴文津的好朋友、翻译官同仁许芥煜在加州蒙特雷（Monterey）美国陆军语文学校任中文教师，待遇优厚，每个月薪水400美元，吴文津前去申请，也得到了这份工作。而在胡佛工作了一年，如今要是留下，薪水每月还要减少25美元！要知道五十年代一杯咖啡只需要5美分，紧邻斯坦福的公寓月租只有75美元，25美元并不是一个小数目。但吴文津经过考虑，还是想留在大学图书馆继续这份事业，谈到当时的选择，他并未有什么慷慨激昂之语，只是实事求是地说：

因为我对这份图书馆工作很有兴趣，所以也就留下来了。

芮玛丽于1951年取得博士学位，哈佛破例让她免口试就升为博士候选人，她的论文《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1862-1874》于五十年代初修正后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颇获东亚学术界推崇。她为修改论文事由胡佛研究所休假一年，其中文部主任一职由杜联喆（1902-1994）代理，因之吴文津得以结识房兆楹（1908-1985）和杜联喆夫妇，他们夫妇是著名的明清史学家和文献学家，房兆楹于1930年代曾在哈佛燕京图书馆任职一年。他们夫妇后受聘担任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主任、汉学家恒慕义（Arthur W. Hummel, 1884-1975）的高级助手，编辑《清代名人传略》（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 1644-1912），房兆楹后又与另一汉学家哥伦比亚大学富路特教授（L. Carrington Goodrich，1894-1986）合编《明代名人传》（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ies, 1368-1664），杜联喆亦任编辑助理。该书在汉学界影响很大，杨联陞在写给周一良的信中曾评价说：“论明清史料史事，今日当推房兆楹、杜连（联）喆夫妇。”（详见周一良著作《毕竟是书生》）。由于房氏夫妇的学术成就，哥伦比亚大学于1976赠与他们荣誉博士学位，可谓实至名归。吴文津对夫妇两人的印象都很好：

杜联喆人很和蔼，做事认真，大家都很喜欢她。房兆楹常常見面，是朋友，虽然没有工作上的关系，但我很敬佩他的博学和严谨的研究态度。

吴文津在开箱来自中国的图书，身后的女士为杜联喆（摄于1950年代末，照片由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和图书馆提供）

胡佛研究所图书馆中文馆的工作迅速开展，人员有大幅扩充。吴文津于1956年升为中文馆的副馆长，作芮玛丽的副手，同年他在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第一本学术著作——Leaders of Twentieth-China: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Selected Chinese Biographical Works in the Hoover Library (《20世纪的中国领袖：胡佛图书馆部分中文传记类作品的带注解书目》），这是他五年的编目工作中博览群书的成果。

1959年芮玛丽夫妇被聘任为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极力推荐吴文津继任了她的职位，成为胡佛图书馆中文馆的馆长。芮玛丽是第一位在耶鲁大学研究院任职的女性，也打破了夫妇不能在同一系任职的传统，因为她们夫妇虽然都是中国历史方向的教授，但是她丈夫教授中国上古史，她教授中国近代史，领域完全不同，同时他们并非上级下属，所以完全避免了裙带关系的顾虑。芮玛丽不幸在1970年因病去世，享年仅53岁，芮沃寿也在1976年病逝，享年63岁。夫妻俩都早早辞世，吴文津说恐怕和他们夫妇抽烟喝酒的习惯有关。在这位良师益友辞世之后，吴文津很怀念她，他在回忆芮玛丽的文章中说：

她以一个学者和图书馆的经常使用者的观点来看一个研究图书馆应该是什么样，应该怎样去运作。如果她能活得久点，她无疑地会继续敦促我们不要忘记一个研究图书馆在学术领域应该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她曾以著名法国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克（Marc Bloch）的话提醒我们：“对于过去无知不免造成对现在的误解。”所以她要我们重视史实。她说：“历史的长流在两岸间畅流。它可能改道，却不可能任意漫游。”她曾经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独特的中国文明是如何形成的，又经过什么样的阶段引领到今天的中国？”我肯定她的答案会是：“到图书馆去查中国的历史文献。”

1961年，胡佛研究所决定将原有的中文馆和日文馆合并为东亚馆，吴文津被任命为合并后的东亚馆的第一任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