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钦点的民国末任崇明县长印章入藏崇明博物馆

2017年1月18日，上海崇明博物馆接受了4枚民国时期的印章以及一只铁皮印盒的捐赠。这些文物原系台湾地区收藏家王水衷先生收藏，历经半个多世纪的辗转漂泊，重回崇明，入藏崇明博物馆，弥补了基本陈列“崇明岛史与古船”相关部分展品的缺失，而且为崇明现代史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实物材料。

2017年1月18日，上海崇明博物馆入藏4枚民国时期的印章以及一只铁皮印盒，这原系台湾地区收藏家王水衷先生收藏，并于当日捐赠给上海崇明博物馆。

4枚印章分别为：“崇明县政府印”篆文黄铜印章，重952克，章面6.5×6.5厘米，正方形，厚1.8厘米，左右两边分别阴刻“中华民国十八年二月  日”“国字第二百七十五号”字样，背面右侧阴刻“崇明县政府印”，左侧阴刻“印铸局造”，印柄圆柱形，长8.6厘米，直径2.3厘米；“崇明县政府”木质印章，朱文楷书，竖排；“县长”木质印章，朱文楷书，竖排；“萧政之”木质姓名印章，朱文行书，竖排。铁皮印盒，长21.5厘米，宽14厘米，厚8.4厘米，内分大小不一4格，正好安置前述4枚印章，并有残余的几成凝固状绛红色印泥。

据介绍，印章主人萧政之，原台湾地区“国防部总政战部”副主任，中将军衔，是一位在军界、政界、商界及媒体领域颇具影响的著名人士。其祖籍湖北省汉阳县（今武汉市），1937年投笔从戎，入伍海军，参加抗战。1949年2月，由蒋介石钦点，以不满30岁之龄出任崇明县县长，成为民国政府在崇明的最后一任县长，任职仅4个月。1992年，萧政之桑梓情深，心系故乡，回到大陆。

据崇明博物馆工作人员介绍，此次由台湾地区收藏人士捐赠的4枚印章及印盒，历经半个多世纪的辗转漂泊，重回崇明，入藏崇明博物馆，弥补了基本陈列“崇明岛史与古船”相关部分展品的缺失，而且为崇明现代史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实物材料。

延伸阅读：崇明末任县长萧政之与蒋经国

萧政之祖籍武汉市蔡甸区，一生经历丰富：抗战初期，投笔从戎，转战南北。1949年随国民党军队败退台湾，获中将军衔。退役后，先后在台湾、美国创办中华电视台、中兴保全公司、北美卫星华语电视等实业。

萧老晚年生活变得单纯，用他自己的话说“只做了两件事”：一是“反台独”：著书立说，矛头直指台独精神领袖李登辉；二是当“红娘”：穿梭海峡两岸，推动汉台经贸合作。

不过,蒋经国1970年代主政后,打老虎、拍苍蝇的典型战役，就发生在萧政之、蒋彦士、马纪壮、黄少谷等人身上。

萧政之曾服侍蒋介石、蒋经国父子长达三十多年。在大陆时期，经蒋介石钦点，萧以不到30岁之龄出任江苏崇明县长、浙江岱山县长。来台后在蒋经国拔擢下，萧是最年轻的总政战部一处处长，负责主管军中人事与组织业务，而后历任第三军主任、宪兵政战主任、金防部政战主任、联勤政战主任。1970年8月1日，台湾“中华电视台”开设筹备处，时任筹备处主任刘先云有意推荐蒋经国次子蒋孝武出任副主任兼开台副总经理，遭合作对象总政战部主任王升阻截。刘先云愤怒之余扬言，他也不接受军方调派人员出任副总经理，以致形成僵局。王升为解决蒋孝武的问题，几经考量派萧政之与刘先云沟通协调，双方竟然一拍即合，刘先云转而支持由萧出任华视副总经理，再经王升、警备副总司令阮成章、参谋总长高魁元、“国防部长”黄杰等人出面疏通，蒋经国同意由萧出任华视副总经理。后来蒋召见萧，指示萧负责华视营运，不得干涉华视新闻等部门运作。

起初萧政之不负期望，将华视业务经营得有声有色。或许是营运赚钱，萧的声势直逼刘先云，而且萧运用媒体结交权贵与政商名流的消息传到蒋经国耳中，引起蒋的注意。蒋派员调查得知，萧颇有逾矩之处，旋即下令将萧调任总政战部副主任，改由吴宝华接任副总经理。

萧回任总政战部副主任乃是明升暗降，萧任满时，王升有意保举他调任党营或“国营”事业单位主管，均遭蒋经国拒绝。萧迫不得已只有退休自谋生路，转至商界闻人蔡辰洲附属企业理想公司与国玺印刷公司出任董事长。为了拓展蔡辰洲的政商人脉关系，萧政之引荐蔡结识时任国民党秘书长蒋彦士与王升，再经蒋王介绍下，加入国民党。1982年立委选举，蔡辰洲有意参选，在萧政之运作下，国民党提名蔡参选台北市立委，以高票当选。

在立院期间，蔡凭借金钱优势，自组“十三兄弟会”大搞金权政治，令蒋经国非常不满。1985年2月，台湾发生“十信挤兑事件”，经查是蔡辰洲利用人头到处搜刮地皮，搞到资金周转不灵，民众存款朝不保夕，从而造成异常严重的挤兑风波。蒋经国下令彻查，然而党政军情部门仍在推拖，为稳定金融秩序，追惩相关官员的责任，蒋下令撤除“经济部长”徐立德、“财政部长”陆润康等人职务，再透过司法程序把蔡辰洲送进监狱。

蒋经国严惩十信挤兑案，发现祸首是萧政之后，指示调查局清查萧的钱财来源与交往对象，结果发现萧经常与王升、蒋彦士、马纪壮等人打高尔夫球，又喜欢陪侍何应钦、高魁元等老将军吃饭观戏。看到报告蒋经国怒不可遏地说：“萧政之是忘恩负义之辈！”并指示司法官员必须对此事做个了断。于是，有司以“票据法”为名将萧侦办起诉。

萧政之从情治部门得知讯息，为挽回个人“清白”，动用绵密的人脉关系，找时任司法首长黄少谷女婿夏功权进行疏通，再透过蒋经国好友王新衡向黄少谷说情，结果得到的答案是“依法办理”。萧或许自知是“黑牢难逃”，被迫透过国民党元老高魁元、何应钦出面为其缓颊，得到的答案仍是“依法处理”。

或许是政军大老出面都无法摆脱被追诉的命运，最后萧透过中常委谷正纲上书党中央，要求考纪会调查他应负的法律责任。谁都没料到此举触怒蒋经国。蒋召开中常会，当着31席中常委的面说：“怎么萧政之犯下过错，你们还帮他讲话，任凭他在外面活动，……党不处理是何用意？”于是蒋下令先行开除萧的党籍，再行依法论刑。

蒋经国深知萧绵密的人脉关系，为排除隐患，他先行革除国民党秘书长蒋彦士的职务，接着将“总统府”秘书长马纪壮调任不管部务的政务委员而后外放。至于出面为萧说情的元老王升、高魁元、谷正纲等人，蒋借“换届”之名，将他们不露痕迹地逐出中常委，而司法院长黄少谷因任满，也被林洋港取代。

表面上看，蒋经国处理“十信案”是断然处置。实质分析，蒋经国为解决幕后利益集团盘根错结的人脉关系，花费时间长达两三年。这说明打老虎要有决心与意志，光靠“依法处理”，无异于缘木求鱼，解决不了问题。

蒋经国在生前处理完十信贪腐问题，相关当事人绝不敢鸣冤。但在蒋身后，当事人之一的萧政之却一再喊冤。萧认为他的入狱是蒋经国的“司法迫害”，依法论法，他不该坐黑牢。然而萧忽略了贪腐问题不仅是法律问题，也是政治问题，更是道德与经济问题。

针对萧的辩解，某位深知内情的人士表示，蒋经国看问题不局限于“法律”，而是一个整体。蒋经国认为：萧政之位居中将副主任，怎能屈膝于商人之下，为商人打通党政军情人脉通路，“紊乱体制”。蒋彦士、王升、马纪壮等人虽然不会拿蔡辰洲一毛钱，但毕竟提名蔡参选立委。最终立院上演金权政治搞出十信贪腐案，使国民党形象毁于一旦，难道蒋彦士等人毋需负任何的政治责任？在依法审理期间，徐立德、陆润康等人因政治责任而下台，萧却不顾政治责任仍在动员党政军情人脉关系向党主席施压，这是蒋经国重判他的关键所在。毕竟任何领导者面对贪腐问题，都难容忍萧干预国法党纪的作为。何况萧不仅为个人鸣冤，还拖要员下水为蔡辰洲脱罪，蒋经国该如何处理？

除国法、党纪外，萧是蒋经国长年部属，蒋将华视交由萧执掌，却成就萧的政军商的关系。在十信案发生后，蒋痛责萧”忘恩负义”，先将王升外放，目的是杀鸡儆猴，以免高级军事将领为求田问舍之事沦为商界的附庸。

当年除十信案外，还有一个“江南案”。江南案重创军情系统，严重影响台湾外在形象。而十信案动摇国民党统治基础，为断绝贪腐与金权政治结合，及挽回台湾形象，蒋趁解决这两案之机，已审慎思考台湾未来发展，解除戒严，缓和两岸关系，均与此有关。(据《南方人物周刊》等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