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老去的乡村，日本韩国怎么做

与北美、澳洲的大农场农业和欧洲的中等农场农业相比较，东亚地区的日本和韩国属于典型的小农经济，两个国家都在1960—1970年代经历过经济的高速增长，并基本同步实现了工业化、城镇化和农村的现代化。这两个资源禀赋相似的现代化经济体，在农村和农业领域面临着相似的问题（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从历史视角来看，日本和韩国的农村在1970—1980年代都经历过乡村工业化所引发的农村土地浪费、景观破坏、环境污染、人口流出等问题。即使在当下，两个国家小农经济下的精致农业也难以满足消费时代的谷物需求，粮食高度依赖进口，城镇化和老龄化导致的农村的凋敝和解体依然困扰着这两个国家。

数据显示，日本农业从业者平均年龄66岁（2010年）；韩国虽然整体的老龄化程度不高，但其农村的老龄化程度非常惊人，农村老龄人口比例高达32.1%（2007年），高出城市22个百分点。更严重的是农业就业人口的老龄化，韩国的比例是40%，日本则达到了60%。客观上，与欧美不同，日本和韩国在地缘特点、文化传统、发展条件、农业特征等方面与中国有很多相似性，其乡村发展和规划建设历程及经验为学界提供了难能可贵的研究样本。

同济大学城市规划系乡村规划研究团队自从2014年起连续多次访问日本和韩国乡村，访谈地方政府、民间组织，踏勘乡村建设，深入农户家中访谈，聆听专家授课等，以多种形式深入了解和切身感受东亚国家的乡村规划和建设。在我们自身思想得到启发的同时，我们深知当下中国的乡村建设任务依然繁重，转变思想和创新工作方法与直接的乡村投资相比，同样重要。希望这些对东亚国家的乡村发展讨论，能为我国当下的乡村规划和建设工作提供某些启示。

韩国：新村精神+政府运作

韩国国土面积100120 km²，2015年底人口5060万人，人均GDP超过28000美元。2009年数据显示，韩国农村家庭户数120万户，国家老龄化指数（老年人口与儿童比例）并不高，但城乡老龄化指数差别较大，分别为36.7%和108.2%，农村人口老龄化明显。

韩国的“新村运动”是一次全国性的社会运动，通过政府强有力的领导和居民自主的参与，引领国民精神和国家经济实现了飞跃。即便40多年后的今天，再次去回顾和探究韩国的新村运动和新村精神，仍然是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政策价值。

战后的韩国是世界上较为落后的贫困国家之一。1970年朴正熙总统启动了以勤勉、自立和互助精神为核心的新村运动。初始阶段，政府仅支持水泥和钢筋，且均分到33 000多座村庄；第二阶段采取了竞争性的遴选机制，选择优秀的村庄予以资助，从而激发了村民们的竞争意识，使得新村运动得以有了自下而上的动力。

关注韩国的新村运动，还要把握政府在新村运动进程中所发挥的强有力的领导作用。首先是朴正熙总统意图改变农村面貌的坚强意志；其次，政府重视新村领导人的培训和教育工作，定期组织研修，邀请专家讲学等，不仅传授农业生产技能，也传授领导艺术；再次，新村运动的基层组织单位是村庄，或者说是农村社区，村庄中社会组织的协同作用，使得新村运动可以顺利开展。

新村运动不仅实现了农村的现代化，也振奋了国民精神，甚至于有人称之为“韩国模式的农村现代化道路”。新村运动是在农村社会结构及传统价值观的基础上的全民参与行动，其本质是以“传统价值观”和“现代意识”来引领国家的现代化之路。

韩国新村运动的特点可以概括如下：以村庄为单位，政府展开体系化支援，财政投入少、通过物质文明建设带动精神文明建设，是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社会运动。

新村运动随着1979年朴正熙总统遇刺而减缓了步伐。虽然这一时期政府的大量投入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农村人居环境并提高了居民收入，但政府投资来源分散、效率低下，与1970年代新村运动时期无法相比。

1990年代之后韩国农村的另一个现象是“回农、回村现象增加”。所谓的回农是指城市居民回归农业、定居农村从事农业生产，所谓的回村是指城市居民定居乡村或者在乡村定期高频率的休闲度假。1990—2009年累计有34 379个家庭返回了农村地区，且2001年后这一趋势在加速。

尽管韩国政府在1980年代之后仍然持续关注乡村地区的建设发展，但总体而言韩国当下的农村面貌并不乐观，其政策措施也并不都是很成功，尤其近期的农村政策对农村环境改善的作用很有限。纵观半个世纪以来韩国农村规划与建设，1970年代的新村运动依然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最重要的乡村建设实践，值得中国学习。

日本：老龄化+过疏化

日本国土面积377972 km²，2015年人口1.27亿人，人均GDP为32477美元。如同中国的行政区划调整一样，日本的市町村也在不断地进行调整归并，比较大规模的合并有三次，分别为明治合并、昭和合并和平成合并。日本的市町村合并对现代日本的农村建设产生了积极影响：顺应了城乡居民活动圈扩大的趋势、市的数量的增加提高了名义上的城市化水平、提升了乡村地区的形象、涌现出一批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田园都市、通过市町村合并激发了居民参与地方事务的热情、提升了农村地区的公共服务质量。当然，市町村合并后，被撤销的町村的发展会受到抑制，这是其负面影响。

日本的乡村规划与欧洲基本上是同时开展的，但日本的乡村规划是向欧洲学习过程中的本土化过程。当下日本乡村面临的问题主要是老龄化和过疏化问题，以及由之而生的乡村社区衰败问题，因此政府的相关政策主要也是围绕这些问题而展开。日本在乡村建设管理方面充分重视立法工作。与其他国家一样，日本的乡村规划建设与其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密切相关。因此，理解日本的乡村规划进程和特点，需要从农村的历史演进过程来全面把握。

18世纪以前，日本是一个贫穷落后的纯农业国家。经历了明治维新，日本逐步从农业国过渡到了工业国。明治时期的农村工厂占工厂总量的一半以上，战争时期日本的工业分散政策更甚，农村工厂数量更多。战后的日本百废待兴，大量复员军人和失业工人返回农村。在经历了最初的军国主义阶段后，1955年开始实施重化工业化政策，农业进一步衰退，环境被破坏，出现了公害问题。1961年日本国会通过了《农业基本法》，从法律层面保护了农民和农业利益。

1960年代后期开始，日本由经济增长社会向福利社会转换，农村福利也同步列入。这一时期日本城市吸纳劳动力的能力进一步增强，使得农村劳动力由过剩转向平衡，进入城乡共同富裕阶段。1970年代后期日本开始了所谓的尖端技术革命，与此同时，因人口年龄更替的原因，日本社会开始了老龄化进程，部分农村甚至出现了土地无人耕种的现象。

1960—1970年代是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入城市，导致农村地区的过疏化现象日益显现。近20年的建设热潮，致使乡村地区的文化、习惯、生业、景观等固有特性遭到破坏，甚至消失。

1980年代以来，日本人口结构愈发老龄化，农村地区的过疏化现象依然没有缓解，被界定为过疏化町村的数量达到了1 100个左右，占全部市町村总量的36%。

2000年后受平成大合并的影响，过疏化市町村数量又减少到1970年的水平（2007年738个），但占全部市町村总量的比重上升到40.9%。此外，经济高速发展引发的土壤污和乡村活力不足等，都是政府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21世纪以来，除了以东京为首的几大都市圈的人口继续增长以外，其他地区的城市和乡村人口均处于持续减少状态，不仅农村活力在下降，其所在地区的总体经济和社会活力也在衰减。农村问题成为全国性的社会问题，如何更好地保护乡村文化和景观，如何利用乡村资源为乡村注入活力等，是当下日本普遍关注的农村议题。更进一步地研究和总结我们将在明年的日本乡村规划专辑中进一步阐释。

日本和韩国的乡村规划和建设有差异，但也有共性，其都经历了乡村衰败、建设和活化的发展历程，且总体来说在一定阶段内是成功的，但同时也仍面临着诸多困境或挑战。从历史视角来看，日本和韩国的经验表明，应对乡村问题要有长期性和可持续性。对于我国的实践而言，需要借鉴外部的经验和教训，但任何直接照搬和拿来就用都是行不通的。一方面是因为国情、社会制度和时代背景有很大差别；另一方面，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梯度差异广泛存在，使得我国的乡村发展、建设和规划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

对于发达地区而言，可能乡村规划不仅仅要关注物质环境的建设，还要重视社区营造和乡村活化，吸引更多的人口在乡村定居；但对于贫困落后地区的乡村规划而言，可能最根本的住房、物质环境和设施建设还是最迫切的。但不论是哪一个发展阶段，自下而上的参与和村民能力的培养是必须要引导的，只有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的机制相结合，乡村才能发挥其更大的社会效益。在快速城镇化的历史大势下，我国各地最终都要迎来村庄衰退的发展阶段，乡村活化和再生是各地的村庄必然要面对的挑战。

（本文原载《国际城市规划》2016年第6期，原标题为《乡村活化：东亚乡村规划与建设的经验引荐》，经过编辑简化，由作者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