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叻的法国回忆：美好时光与黑暗年代

Stu Lloyd

“从大叻到西贡的一路上实在太恐怖了：我们车队里有六七辆卡车，而先前过去的某个车队中，他们杀光了所有人。”年过八旬的Ephiginie Shellshear，昵称Effie，回忆起1946年初的那次撤离时说道；当年，她只是个11岁的女学生。

“我们坐在军用卡车的地板上，没有开灯，因为他们吓坏了。我们一路上都害怕会被敌人瞧见。害怕哪儿也没去成，敌人却带着砍刀来了。是的，我最怕的从来不是子弹，而是砍刀。”

Effie如何来到大叻生活也是个同样引人入胜的故事，这要归功于她富有冒险精神的父亲Dennis Gerolimatos，一位希腊裔亲法派，中国人称呼他为“Jolie-Matos先生”。她的父亲本来在阿比西尼亚（即今日的埃塞俄比亚）等待船只载他去美国，却遇到了一个从云南归来的意大利人。对方说服了他，使他相信去中国比去美国要好得多，因为前去美国的移民多数只能做些卑微的工作，前途渺茫。

“我父亲立刻改签了船票。他的目的地变成了中国，途经河内。他在河内选购了一些可能对中国人有用处的布匹和商品。他还买了一匹好马，因为从河内到中国的铁路还没有修建完成。”

许多年里，他在中越之间频繁往来，生活愉快。然而，到了1940年6月16日，随着德国人占领巴黎，愉快的生活破碎了。短短几天之内，法属印度支那总督卡特鲁将军（General Catroux）屈服于日本的压力，不得不关闭连通中国南部的边境，从而阻断了对中国军队的军火和燃料供给。

“铁路封锁了，我的父亲再也无法回云南府（即昆明）照看生意。”河内的法国居民相信，一支4万人的日本军队很快就会从北方入侵；随着恐慌情绪的蔓延，凡是能离开的平民都涌向了南方。“在我明白发生了什么之前，我已经跟着家人坐上火车，朝南驶向安南山脉中的大叻。”

大叻给她最初的印象，是冷杉树清新凛冽的气味，和异常古雅的火车站。“车站是法式建筑于最有创造力时期的作品。踏上站台，时间、风景和情绪都在一瞬间变幻。三座联排的三角形屋顶像是圣诞蛋糕上的杏仁糖霜。”

然而……

“大叻只是个村庄，而且是个糟透了的村庄。移居大叻对我的生活是巨大的冲击，”Effie说；当年她只有5岁。“只有集市，和几家可去的越南商店。”泥泞的土路，崎岖而狭窄，蜿蜒绕过小山，孤零零的集市在路边。“粉色的帆布，白色的波纹线条。”

幸运的是，她的父亲把全家人和家庭女教师安排在浪平宫殿酒店（Lang-Bian Palace Hotel），住了将近一年。“像座城堡……是第一流的豪华酒店。”

建于1922年的浪平酒店，主人是Feraudi先生。“他是位了不起的绅士，不许我们小孩子在走廊里奔跑，”Effie回忆道，“他希望对于每一位远离故土的客人而言，浪平酒店都是一片法国文化的绿洲。傍晚大约六点钟，大人们会聚集在起居室外的阳台上，围坐在小桌旁来一杯餐前酒。每天的晚餐都如同巡游：长裙、艳色、丝绸、塔夫绸和漂亮的发式随风袭来，身着吸烟夹克的男士，美丽的珠宝，考究的打扮，优雅的举止……我母亲穿着皮草和其他配饰，是当天最时髦的夫人。哦，天哪！”

从窗子望出去，可以看见浪平山脉的三座尖峰。松树、野樱和刺槐树剥离了热带的气氛。“美丽的白天鹅在镜子般的湖面上轻捷地滑过。”附近另外一座地标则是主教堂。“教堂外面是灰色的，内部总是黑暗而阴沉。这座哥特式和殖民地风格混合的建筑让人感到力量和安定。”

Effie在群鸟修道院（Couvent des Oiseaux）注册入学，那是大叻的五家天主教学校之一。每天，一辆人力车载她从Cite Bellevue出发去上学。门廊由蜜色的砖和砖柱构成，学校在暗绿色的松树林间若隐若现。“这间学校展现了法国教育体系的最高水准，”Effie说道，目光一闪，“它培养了出身优越、谈吐文雅、举止得体的年轻女性。”

学校背后有条小溪，水边是通向甘璃瀑布（Cam Ly）的捷径。“甘璃瀑布的美丽与宁静带我进入‘汉泽尔与格莱特’的魔法之乡。一个纯然属于幻想的世界在我面前展开，包括白雪公主和睡美人的形象。”

她也被山地人——越南的少数民族所吸引，他们编织棕榈叶作屋墙，以竹竿为梁柱。“男人们系着腰布，头发盘成发髻。女人们只在臀间围上一层手工织物，大排珠宝缠绕在她们赤裸的胸前。”

在浪平宫殿酒店居住一年后，Effie一家人先是搬入了Coeur Margarita的一座浅粉色别墅中，随后又移居至Cite Bellevue的一座新别墅里。新家有10间卧房，坐落在翠绿的山丘间。然而，随着日本一方在越南人中间进一步激起民族主义情绪，局势发生了变化。“那时，仆人们的态度中开始有了一丝挑战或冷漠的意味。对他们举止的改变，欧洲社区间的焦虑与恐惧日渐增长。”

12名日本士兵驻扎在群鸟修道院。满载士兵的卡车也常在集市附近汇合。“战争导致我们无法获得来自法国的商品。没有巧克力，没有火鸡，没有肉桂或者丁香。战时和战后常见的替代食品已经开始出现了。仆人们不见了。但我母亲很明智，她养鸡、兔子和火鸡，还在前院里种起了蔬菜。”

1945年3月，日本当局废止了法国的统治，开始推行军事管制法，并扶植保大皇帝——越南阮朝的第13代、也是末代的皇帝为傀儡执掌政权。

3月9日，一夜之间，先前冷漠而无所作为的日本士兵“变成了侵略者，满怀敌意和毫不掩饰的鄙夷”。 包括让德句将军在内的所有位高权重的法国人都被逮捕、监禁。日军颁布了宵禁令，并没收了所有平民的汽车、照相机、枪支和收音机。欧洲人被集合起来接受审查。

“我父亲的法律身份仍是希腊人。日本人会讯问我们，然后决定我们的命运。我母亲一直在嘟囔说：我们要保持骄傲与尊严。”

日本当局要求每个外国人戴上用于辨识国籍的袖章，于是，从在中国时起就跟随他们的法国家庭女教师Angele不得不把浅蓝色的布条缝在白棉布上，象征希腊国旗。Effie的兄弟Jean却戴着红十字图案的袖章，因为他病了，得了传染性的肺结核。他们不得不将小棕马套上车，慢慢地赶车下山接受讯问。“我浑身打颤。我们盼望着有什么奇迹发生，拯救我们，不要沦入集中营中。”执行讯问之处环境荒凉，几乎无人停留。

那天晚上，一声枪响打断了蟋蟀的鸣叫。

“Svellinger先生，我们的邻居，由于违反宵禁，大腿上中了日本人一枪。我父亲走出去，过了一会儿，他扶着苍白而慌乱的Svellinger先生进了家门。”

第二天就是可怕的讯问了。

“日本人不屑地瞧着我们。我站在我的两个兄弟Pagis和Jean中间。赶在日本人开口之前，Jean向前走了一小步，以柔和的低声说：‘我们是希腊人。’日本人愣住了。于是Jean又说了一遍。

他指着自己臂上的红十字，那用来代替希腊国旗的袖章。那个军官大声重复着‘希腊人’，朝他的下属吼叫。最终他说道：‘德国人、瑞士人和意大利人可以留在大叻，留在自己家里。’我们深感困惑。我惊讶得迟钝了，不明白发生了什么，——全家人的愿望竟然实现了！”

日本人搞混了红十字标志和瑞士国旗，又把“希腊人”（Hellenes）错听成了“瑞士人”（Helvetes）。

“幸运的是，父亲身上带着些钱。家里储存着食物，防备轰炸或交通系统崩溃，有糖、大米、澳洲黄油、干果和炼乳。那是一段令人意志消沉的时光，殖民地惯常的生活突然毁灭了。”连大叻的集市最终也关闭了。

“是Jean拯救了我们，”Effie说，她回到修道院时，那里只剩下七八十个学生，“但我非常无助。我所感到的不仅仅是恐惧。我对整个世界感到愤怒。”

日本人挑衅般地把太阳旗树立在环形草坪中间。门廊前面明明有旗杆的。直到战争结束，Effie一直被关在群鸟修道院中。“六个月来，我从未得到过家里人的任何消息，尽管他们不过住在离我几英里之外的地方。

电话线路不通，邮政系统也不再工作。但勇敢的修女嬷嬷们始终给我们灌输团结一致的精神。”

日本人将越南反抗军逼得走投无路。“有时很难完全搞明白究竟谁是敌人，”Effie说，“修女、女孩子和仆人们都生活在对越南独立同盟会的恐惧中，但并没有人真正谈起这一点。”

没有电，水是难得之物。“我们不得不用长长的绳索吊着水桶从井里打水，才能每周洗上一次澡。”

当时Effie只有11岁，关在学校的一幢楼内，六个月了。“越南人就在学校外面，修女们让我们做好准备从前门逃出去，去郎平酒店或者其他地方……但我太胖了，挤不进活板门。”

接下来是从天而降的好消息——真正的从天而降。

“一天，我们正在食堂旁边采摘蔬菜，一架偏离航线的美国飞机从礼拜堂上空飞过。飞机丢下了一大堆雪白的传单，上面写着：日本投降了，战争结束了。这个消息来得猝不及防，我们高声读了一遍又一遍，还是不敢相信。我们互相亲吻，我们呼喊、跳跃、尖叫、咯咯笑、跳舞，陷入激动和狂热。”

Effie回到Cite Bellevue的家中，满怀激动之情与家人重逢：“我上一次看见家里人已经是五个月之前了。见到母亲时，我惊呆了。她的头发几乎全白了。如今她身上有股驯服的气味。她的眼中掠过悲哀的阴霾。她告诉我，每当看见学校方向有硝烟飘来时，她都万分痛苦：她担心越盟袭击了修道院。父亲不说话，亲吻我的头顶。‘我会带着全家离开这里，很快就离开。’”

9月2日，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了，胡志明担任主席。印度支那脱离法国，获得独立。

然而一场针对所有欧洲人的战争开始了——不论性别或年龄：刺杀、强奸、酷刑和屠杀随处可见。人们在街上、在种植园里被击毙，或者以其他方式死去。朋友Marielle常给她讲些从仆人那里偷听来的故事：“有个法国牧师被砍了头，几个法国人被活埋了，其他人被关在地下室里。现在我们都是最容易遭受攻击的目标。”

1946年1月，她的父亲搭乘军用飞机前去西贡：他的办公室被越盟洗劫，需要清理干净。父亲也要照看Jean，他病得很重，后来被“圣雅克船长”号（SS Cap Saint-Jacques）医疗潜艇送回法国。随后Pagis也登上“巴斯德号”（Pasteur）回国了。

“我母亲急不可耐要撤离大叻，好在她的长子离开印度支那前见上他一面。但我们直到二月末才能离开。”

她们紧张地熬过临行前的一夜。那天，一支离开大叻的车队遭到了伏击，Effie在修道院的两个朋友不幸身亡：被砍刀割喉。“我体会到了最原始的恐惧。”

直到下午1点，军用卡车仍未到来。她们愈发紧张。没有消息。也没有卡车。“我们几乎放弃了希望，满心挫败地回到了家中。终于，下午5点钟，一辆军用卡车凭空出现了。卡车驶过大叻的每个地标：集市、湖泊、浪平酒店、行政宫、邮局和主教堂。此后我再也没见过这片曾经熟悉的风景。”

车队中有六辆卡车和两台摩托车，武装卡车在Couer Margarita的别墅前蜿蜒行进——她曾在那里玩过多少属于童年的游戏呀。“道路陡峭地攀升，令人头晕目眩。我们在边和市（Bien Wah）停车想要上厕所，但最终没去成，因为法国士兵说太危险了。没有灯光时，万物的黑暗超乎想象。但你可以借着月光看见物体的影子。一切都变得奇形怪状。这一路把我吓坏了。”

第一道曙光落在种植水稻的平原上。“然后，没过多久，西贡那美丽的街道出现在眼前，道边树木摇曳，欢迎我们。我知道，我们一抵达西贡，一切就会好起来了。”

一切并没有好起来。但那是另一个故事了。

1946年7月2日，Effie和她的母亲乘AmarahPurah号船离开西贡，前往法国尼斯。在那里，许多来自印度支那的流亡者建立了新的家园。不久之后，Jean死于肺结核，全家人陷入巨大的悲痛中。拯救他们的人死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