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坊丨明清以来浙南地区的人群、知识和信仰

2021年11月20日，由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主办的“明清以来浙南地区的人群、知识和信仰”工作坊在上海举办。本次工作坊的题中之义在于涵盖明清以来浙南区域社会的不同面向，并对其相互关系进行考察，希望藉此推动学界对明清以来该区域的总体理解。活动由复旦历史系副教授巫能昌召集，来自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杭州师范大学、温州大学、江西师范大学、赣南师范大学和昆明理工大学等单位的十几位学者参与了此次工作坊。与会者就浙南地区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地方权力、饮食文化、文字读写、建筑技术历史等议题作了专题报告，并展开讨论。

专题报告

祁刚（温州大学历史系）《明清泰顺佛教的历史脉络——兼论释教的成立》主要梳理了偏隅浙南山区，且寺庙历史不甚明了、僧侣活动并不活跃的泰顺县之佛教历史脉络，及其形成过程。在地方佛教历史书写的基础之上，报告尝试贯通寺庙、风俗这两个佛教在地化的形式与内容，以期糅合“礼仪框架”的视域，进一步认识传统社会中佛教在地、佛道交涉历史与现实。报告指出，近世以来泰顺地区的家族围绕祭祖礼仪的实践，先后在空间场域经历了祖墓、坟寺、祠堂到宗祠的转变过程，而这一过程层累地造成了每年七月十五泰顺宗祠祭祖仪式“判兰盆”的复合特征。巫能昌就佛教寺院与地方家族的关系、佛教授戒和道士传度的比较、家族语境中不同仪式传统的呈现、地方释教的成立等方面展开评议。关于前山叶氏释教长生堂的成立，报告指出长生堂坛下科书中有些源自周边佛寺的本子，不过这些本子是经书，似乎未见仪轨一类的文献。那么，报告提到的“释教科仪带有比较浓厚的佛教色彩”，其中的佛教色彩仅仅是体现在经书和梵呗方面呢，还是有涉及仪式实践的结构和内核。评议人还向报告人请教了泰顺一带祈雨仪式、移民群体、五代至北宋年间佛教禅师崇拜等方面的问题。

李世众（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十九世纪中叶“儒枭”集团的崛起与地方事例角逐——以浙江乐青的瞿振汉起义为例》关注嘉庆朝白莲教起义至太平天国运动这段时间清政府在面临财政危机时的大规模出卖科举功名举措。温州乐清由此出现了一个数量庞大的“异途”出身的生员群体。该群体挑战了以师生、同窗、姻亲等纽带结成的“正途”地域政治集团，地域社会原来的政治平衡被打破。在太平天国运动的刺激下，瞿振汉的虹军攻占了县城，很快又被西乡和县城的正途士绅集团镇压。报告指出，这个事件因地域歧视、反清起义和卫道的意识等因素的干扰而复杂化，本质上其实是“儒枭”集团与正统“儒士”集团之间的仇恨不断恶化的结果。评议人陈明华（杭州师范大学历史系）认为文章中几个大的表格做的非常细致，亦突出了与学界的对话性。陈氏就下层士绅的实际地位，他们建构自身网络、争夺资源和对抗中高层/传统士绅的方式，温州地区关于太平天国的历史记忆及其与当地金钱会记忆的联系，金钱会这类事件背后的结构性因素和跨区域比较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疑问。曹树基（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认为报告还需要在全国语境（财政危机）和地方事件诱因之间的联结方面做工作。蒋勤（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提出，文中将“贡廪生监”不同身份的士人合并为一个群体的做法或需再斟酌。此外，与会者一致认为，地方史研究要突出地方的自主性，同时要将地方置于国家的框架下才有意义。

蒋勤《近代石仓的饮食结构、生活水平与物价变动（1840-1940）》利用账簿和契约，描述了近代石仓百年间农家的食材、生计和物价，通过大量的数据整理和分析指出，石仓在婚嫁和祭祀场合都比较看重猪肉、禽类，以及海货和香菇类食材；武科举的食单则更加接近日常的饮食。在计算以米和猪肉消费衡量的生活水平方面，发现了阙家的生活水平虽高于一般平民，但尚未达到体面的生活标准。在物价变动发方面，海带、螟蜅等外来商品的价格有明显起落，且与区域市场存在联动效应。总的来看，报告从典型场景和典型食材出发，为系统利用农家账簿中的食材记录开拓了一条新思路。评议人温海波（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认为，中国饮食研究可追溯到张光直先生，通过饮食（胃）可以到达文化的核心。报告对跨时期、长时段的饮食研究是从饮食到文化史的深入，其中对账簿解读、在地与有机、数字人文等领域均有创见。随后，温氏从日常与非常（炫耀性消费）、食物分类（地方性知识）、参与主体的具体构成、历时性变化等四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曹树基认为婚姻节庆乃是乡民的日常，属于非常之常，肯定了这项研究的合理性，并提示蒋氏要进一步思考文章能够做出什么结论，在哪些方面可以有所突破。

温海波和朱忠飞（赣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文字入畲：明清以来中国东南畲民的社会转型与读写世界》关注的文字下乡是明清社会文化史的重要议题。报告立足于报告人在东南畲族生活区域搜集到的大量杂字等功能性识字读物文本，借鉴人类学的相关研究，试图在社会转型与文字实践之间建立联系。分析指出，这些文本主要是以抄本形式流传，在村落内部、跨村落之间形成传抄网络。同时，这些抄本一直保持着开放性，一直被修订，口头传承的痕迹依旧浓厚，在畲民的文字世界中，文字与口头并非断裂，而是融为一体并持续影响着畲民文化。评议人李世众认为报告将文字入畲与社会结构结合起来进行讨论，很有深度，其中对副文本的揭示具有新意，不过所使用的关键词“社会结构”似可再斟酌。此外，若能统计出畲民年节行事中何时需要用到文字，或许能够更贴近文字的社会实践形态。雷李洪（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就文字在东南和西南地区非汉族群中的不同角色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巫能昌指出，畲民在文字与口头的传统之外还有很重要的图像传统，同样和文字世界有密切的联系，亦有必要了解畲民文献的制造者是否有当地和外来，以及畲和非畲之分。陈明华认为，可以从文中提到的人物入手，追踪其识字的具体动机和机缘，进而考虑识字动机和机缘的时代性。

陈明华《教与物：浙南斋教的经卷、印章与教单》关注的斋教是指明清时期闽浙赣等东南诸省各种罗教影响下的教派，如罗祖教、无为教、大乘教、龙华会、糍粑教、老官斋等等。清廷多次查禁斋教，起获诸多经卷、图像、教单等物品。报告借助斋教的教单、印章、星盘等细微之物，将其放置于日常仪式活动之中，对其具体语境、功用和宗教社会史意义进行了考察。评议人刘永华（复旦大学历史学系）认为报告处理了民间教派研究领域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他简要梳理了学界不同时期对民间教派研究取向的转变，进而指出报告的主要贡献是对“大分散小集中”的格局提供了一种新认识，从传播方式本身来影响民间教派组织的构架进行讨论，从经卷复制——尤其是盗版——来解释大规模的集中难以呈现是非常有趣的角度，并就经卷盗版的普遍性问题、“大分散小集中”的格局到底是源于官方的预设还是实际情形、反思田海（Barend J. ter Haar）淡化民间教派和民间信仰之间界限的研究取向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思考。

刘妍（昆明理工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闽浙木拱桥的历史社会土壤》关注的编木拱桥是一种闪现于世界文明各时各地的奇特桥梁形式，不过唯独在中国东南山区形成了成熟的匠作技术传统。但对于闽浙编木拱桥的诞生时间众说不一，不管是从文献记载，还是桥梁文物考古，亦或是技术分析都无法给出明确的答案。报告提出了“种子—土壤—生长环境”的模型来解释不同地域的编木拱桥创造，在分析不同时期闽浙山区社会、经济发展情况的基础上，指出闽浙木拱桥的技术诞生和发展更可能是由明代中晚期山林经济的发展促成的。报告人还展示了浙南编木拱桥建造过程的动画演示，引起了在场师生的极大兴趣。评议人蒋勤认为报告清楚地梳理了匠作家族的历史和编木拱桥诞生的背景，内容非常丰富；并参照清华大学龙登高等学者从事的时代公共品研究，指出或许还可以从桥梁建造费用、主体人群、动因和集资方式等方面进行分析，以便形成更为完整的逻辑链条，而表格方式的比较则可以增强文章的历史感。接着，大家就廊桥的建造、地方降水量、庙宇等问题展开了积极的讨论。

巫能昌《唐宋以降处州地区的祈雨习俗与地方社会》源于其田野所见大量的道教祈雨科仪本，其中甚至有可追溯至明末者。通过查阅史料可知，祈雨是唐宋以降浙南处州地区官方、仪式专家和普通民众广泛参与的活动，涉及知识、信仰和仪式传统等多方面的内容。报告对处州历史上的祈雨活动进行了总体梳理，并将重点放在明清时期、祈雨习俗与地方社会关系，以及道教法师仪式传统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评议人祁刚指出，近代以来最早做祈雨研究的学者是郑振铎，报告以处州为例对唐宋元明清时期祈雨活动的梳理，利用了很多科仪本，可谓最出彩之处，不过因为尚未完稿，有点意犹未尽。报告呈现出国家的宗教管理、地方官员、道士、法师、灵媒等等面向，涉及面较广。祈雨可以说是一种农业巫术，有着政治方面的考量，或许可以进一步统计唐代以来处州地区祈雨的时间，因为祈雨要视当地的气候而定，不同地区干旱的时间不一样。此外，追溯处州地区祈雨仪式的知识来源还应该注意唐代松阳高道叶法善天师的相关文献。

圆桌讨论

圆桌讨论由温海波主持，在场和线上学者围绕着工作坊主题，从各自的领域出发，作了进一步阐发和讨论。

曹树基：简要谈几点感想。首先，当今学术已经发展到了相当细致的地步。浙江南部实际上是很小的地域范围，都可以成为一次区域研讨会的主题，而且所有文章都与此直接相关。其次，今天各场报告的宗教色彩很浓厚，而我此前尚未认真听过宗教研究方面的会议。我们在十五、十六年前开始做石仓的团队研究，到后来学界的温州通史项目，已经打通了一大片。契约文书的搜集同样非常可观，上海交大之后有浙江师范大学。石仓契约之外，浙南还有龙泉档案。这些年浙南区域的研究就全面铺开了，不断在推进。我们团队里恰恰没有人做宗教，我觉得今天在宗教方面的论文路子是非常好的。因为有很多学生在场，我就再来谈一点方法论，把今天工作坊中的方法论来跟大家梳理一下。我归纳为“一个句子分两半讲”。第一个是我们能在材料中能发现什么？第二个是我们在论文里能表达什么？为什么要把这句话分两句讲呢？其实大家经常听到老师的教导，说你们没有问题意识，你们要有问题意识，你们怎么还没有问题意识！结果最后你们还是没有问题意识。其实我们要问的是，你在这个材料中看到了什么，发现了哪些不一样的东西？这就要逼着自己去解读材料、挖掘材料。我们的训练首先在前半句，即在资料中发现事实的问题，发现躲在资料里的问题。然后再看我们能在什么样的框架里来勾联学术问题，我们在跟学术界的什么议题进行对话等等。有时候我们写完结语就停止了，或许也会搪塞自己，认为历史学不就是重建史实嘛。但这是不对的，我们除了重建史实还要有归纳，不归纳不成文。有些人的要求更苛刻，要求“不斗争不成文”，要找对话的对象。虽然不是所有文章都有对话对象，但在现代学术的语境中还是要找到对话对象的。今天的很多文章都注重前半句，当然还是很精彩。通常我们的文章总会有不完整的地方，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所以才要多交流，这就是我们开会的初衷。

刘永华：浙南我跑过多次，最早就是因为参加曹老师在石仓组织的活动才进入这个区域的，确实受益良多。我自己一直没有做过浙南的研究，但陆续有观察师友们的工作，非常关注这方面的情况，算是临渊羡鱼，比如从文书资料的情况来看浙南是座富矿。近年学界在山区研究方面有较大的推进，我在看浙南的时候会放入这样一个脉络中来认识。像东南山区，之前做得最多的是徽州，但是我们经常没有把徽州当作一个山区来讨论。还有对南岭的研究，中山大学的团队在南岭经营多年，已经积累了很多成果。总的来说，东南山区、山地的研究正在逐渐深入。我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是，当我们在做山地、山民研究时，我们究竟在研究什么？当然最简单的一点是，我们仅就山地的研究已经可以做很多不同的题目，像曹老师的研究团队在石仓写出了几十篇相当有影响的论文，其中很多是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我们这个工作坊密集地讨论了宗教仪式方面的问题，这方面的工作是非常有意义的。但是除了这些研究，是不是还可以跟一些更大的问题联系起来，从浙南出发来思考明清史领域一些比较重要的议题。比如山区资源往外运输的问题，贸易的问题等等，其背后的东西值得深思。山区有个很重要的特征，商业化程度非常高，但粮食产量很低，仅依靠自己很难维持生存。这种情况下，人们必须对山地的木材、矿产等资源进行开发，但其真正的市场在外面。我们在思考山区经济时是不是要多注意建立和沿海、平原地区的联动。尤其是在考虑浙南地区时，是否可以和江南地区的整个经济动向结合起来。从这个角度切入，我们或许可以提出作为方法的山区、山民研究。我们在观察江南地区的一些经济发展动向时候可能不会看得这么清楚，因为当地可能没有留下相关的材料，但放到山地反倒是可以发现更清楚的线索。这也可以回到当初资本主义萌芽讨论中的一些问题，为什么山区的经济发展会特别快，商品化程度特别高。除了经济之外，我们对族群的讨论，对文化史的讨论同样可以用这种提问方式来讨论。比如，今天提到文字的问题，是不是可以提供一个比较好的讨论问题的视角。

黄向春（厦门大学历史系）：浙南我跑的不多，偶尔跑过几个畲族的村落，田野经验非常有限。我跑得比较多的是闽东地区，在原来在闽江口，总体上也是一个山地社会。我的总体感觉是，闽东和浙南在地理空间上是连在一起的，但更重要的是人群、族群、经济等方面都是连在一起的。如果看宗教的系统，这两个地方是非常有区域性整体感觉的地方。我希望以后有机会多去浙南跑一跑，也希望多和大家交流。我今天就谈一点感想，我们在搜集资料的阶段会有一个感觉，就像曹老师说的那样，首先是能从资料中读出什么，然后才能去讨论什么问题，如果从资料整理的角度来看，现在发现的资料有非常明显的时段性，即什么时代会出哪些类型的东西是非常明显的。今天工作坊的报告较多和宗教传统有关，这是个非常重要的视角，因为我们今天看到的民间文献资料绝大部分是明清以后的，甚至族谱能到明代的都非常少，契约就更不必说了。我们主要面对的是明清史的问题，但是对于区域史的脉络，只关注明清是不够的。从资料的这种阶段性特征出发，我们可以反推这个地方背后的更长的历史脉络，可能有很多东西可以去追，其中很重要的东西来自宗教系统，比如科仪就可以追溯到明代以前更早的时期。我在闽东的感觉是类似的，这些比较大的区域性脉络比较能说清楚明清以来的区域状况，但在如何与更早的历史进程形成有机连接方面还有很多问题值得探讨。此外，相关资料的产生本身就是一个历史过程，要考虑文献的产生与地方社会历史实践的关系才能真正理解它们。例如，对文字入畲的讨论首先就要面对这个问题。当我们试图回到具体社会过程的时候，仅仅在文字上进行理解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有些东西会被遮蔽。当然，我自己的研究同样面临着这些问题。

李仁渊（“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我的感想是一个区域中各经济、社会、官方治理、文化、宗教、族群、技术等各层面互相交错影响是必然的，大家的研究现在也不会认为只专注自己的关心的层面就可以了。只是如何打通不同层面的相互影响还是很大的挑战，这也意味着大家要多注意其他不同领域、不同关怀的朋友在做什么。这场会议让大家可以互相沟通对话，实在是很好的机会。这次各位的研究接触到浙南的不同人群，然而这些不同人群是在相对较小的区域生活在一起的，这些人怎么互动，改变彼此的面貌，确实是很重要的问题。另外也赞同刘永华老师所说，思考把浙南的研究放在更大历史问题、区域比较的框架底下，的确是我们专注在自己的个案时要不停思考的。山区社会似乎是很好的出发点，而若是以山区把大家的研究框起来的话，自然环境、环境与人类生活的关联，恐怕也不躲不开的点。大家的报告也让我看到许多可以进一步追究的问题，希望未来有更多交流的机会。至于文字入畲的问题，是有非常大潜力的，在类型的梳理之后，可能更大的挑战是如何跟具体的社会过程结合在一起。畲和非畲在接受文字方面究竟有什么区别同样是个必须考虑的问题。

黄瑜（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关于浙南山区的很多讨论和我关注的都柳江与清水江流域的很多问题都是有关联性的。比如，我自己一直在关注文字如何进入当地苗侗社会的问题。为什么会牵扯到这个问题呢？同样和中山大学清水江文书研究团队的文书整理和解读工作有关。如何走出简单的文书整理，把文书研究与在地人群和社会文化研究联系起来？宗教、识字、契约等方面的议题在苗侗区域研究领域如何展开？苗侗区域可能比浙南更复杂一些，因为民众在日常生活中不使用汉语，但在中国进入国家体系的历史时期，又要进入到官方的管理，以及这个商业化的冲击进入之后，清水江流域大量的木材贸易兴起。相应地，当地留下了大量的契约、族谱、碑刻等资料。汉字文献已经被苗侗人群所使用，这和畲族有相似的一面，但其背后的原因相当复杂，研究也会面临着相当大的挑战。我希望以后能多参与大家的讨论。或许只有在跨出自己的区域之后，才能发现超越我们所关心的小区域的问题，找到更大的不同地域之间的相似性和趋势，注意到不同区域类似的现象，进而去思考现象背后可能存在的一些结构性变化。这样的讨论有助于问题之间的相互勾联，以及区域史研究的整体推进。当然，我也非常同意刘永华老师指出的，很多讨论还是从基本问题出发，再回到基于地方的研究，从看似细碎的小问题来回应大的议题，从而促进学界对地方历史的整体化了解。

朱忠飞：浙南研究对我来说算是一种机遇。最早是2010年跟随鲁西奇老师第一次跑浙南，后来在2014年到上海交通大学旁听过曹老师研究团队组织的契约读书班。我在浙南也没有跑太多地方，主要是2016和2017年暑假集中跑了一段时间。浙南给我的印象是文献极为丰富，这一点刚才几位老师也都有提到。我记得当时跑到松阳博物馆，很惊讶地发现竟然有这么多族谱，并且都是开放给大家随便翻阅的，当时还很后悔为什么博士论文的区域没有选择浙南。我们在浙南可以找到很多有趣的资料和议题，比如宗教方面，当地叶法善传统悠久的历史就令人震撼。当然，我主要还是搜集和畲族有关的资料，近年主要在闽东地区跑，浙南这边因为疫情的关系这两年跑得不多。我的总体感觉是，浙南有不同的传统，可以看到不同的人群，文献又非常丰富。这些文献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应该是很有必要继续推进的。

周淼（浙大城市学院建筑学系）：我近年的工作主要是从实物遗存来解读宋金时期华北的营造法式，同时也和刘妍老师一起在浙南地区做过调查，发现当地的建筑和我们认识的华北、江南环太湖流域和闽东等地区都很不一样，当地很多明代或清初的样式和型式应该是南宋时期从临安传过去之后一直存在那里的，而廊桥这种独特的、大块的结构是在浙南、闽北以外的地方所没有的。这几年也持续在泰顺做田野，更关注建筑学背景的议题，比如建筑历史场景的还原，现存聚落、建筑和空间在当时当地作何用途，祁刚老师报告的宗教和仪式实践就给我很大的启发。出于专业的考虑，我们主要做建筑断代和考古地层学式的分层，某个建筑在历史上的变动有的是修补，有的则是空间格局、规模的改变，很多时候是和空间的利用联系在一起的，如祭祀仪式的变化。我们的工作周期较长，可能三五年才能梳理出当地某种类型建筑的历时性变化，再来解释出现变化的原因，这时就需要结合社会历史的背景。

在场旁听的多位学者和研究生亦简要分享了自己的思考。胡宸（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思考如何从地方民间文献中发现问题，怎么样与学界展开对话。他认为，诚如刘永华老师所言，需要和更大的区域联系起来，才能更好地看清问题的本质。徐隆垚（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提到，温海波的研究提示了他民间文献与图书馆文献之间的差异，也提醒了他对书籍副文本和版本的重视。他认为，将书籍的阅读放入具体的历史时空是非常重要的议题，文学社会学与书籍史联系起来也非常值得探索。李世众老师的研究则启发他注意地方文人社会和书籍史之间的关联。刘瀚翔（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硕士生）主要就自己的学位论文选题——石仓乡村的人际关系网络——抒发了感想。此外，来自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人类学系，以及上海师范大学等单位的师生亦踊跃发言，表达了见解和收获。最后，工作坊在轻松、愉悦的气氛中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