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桌丨当下经验如何刷新“乡愁”这一主题？

文学如何书写乡村？当下经验如何刷新“乡愁”这一传统主题？12月24日，20位作家、学者在线上参加了以“我的乡愁与你不同：新时代乡村振兴的文学表达”为主题的第一期“十月·活力瓯海”大家文学论坛。

从五四开始，乡土书写和乡村建设一直是中国文学和社会实践的重要内容。进入2000年后，情况逐渐发生了变化，作家们写作的重心从乡村转移到城市，从当下发表和新出版的作品来看，乡村题材作品的比例在明显减少，且大多集中在非虚构写作领域。另外，乡土题材出现了某些书写惯性和审美疲劳，“乡村凋敝”这样的情感式表达在作品中比较常见。真实的乡土是什么样子，乡村的组织形态、生产方式、文化方式、传播方式、情感方式在发生怎样的变化？谁在深入乡土书写的现场和第一线？当下经验又如何刷新“乡愁”这一传统主题？在这其中，作家的主体性和个体特性又应该如何体现？正是基于这些问题，《十月》杂志社联合温州市瓯海区委宣传部、瓯海区文联主办了这次研讨。

认识到一个更为复杂的乡村

我们会在中国的各个大小城市看到相仿的建筑、道路，与城市景观，这也让学者们担心：美丽乡村建设如果像城市建设那样进行大面积的拆迁和改造，新建出一批现代建筑，后果可能是我们赖以依附的文化传统会连根拔起。

面对这个问题，浙江省作协主席艾伟从“现代性”这个词聊起，他认为，几乎发生在中国的一切都可以用“现代性”这个词汇去阐释或概括，比如革命以暴力的方式推进现代性、民族国家的建立、想象的共同体的构建、包括作家们在写的小说都可称为是现代性的产物。现代性已经是历史意志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席卷中国人观念以及生活的重要发生点，并以一种无意识的存在方式影响着中国人的审美与创造。

艾伟以这样两个案例来佐证现代性是怎样作用于中国的城乡建设的：第一个例子就是建国之初，国家领导人对现代化的想象是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到处可以看到烟囱。这是现代性作用于一个国家的想象，工业化就是未来，烟囱成为关于“理想”的一个隐喻；第二个观察是，富庶的萧山农村纷纷建起三到五层的新楼，它们武装着马赛克墙面、蓝色的玻璃大窗、带不锈钢围栏的阳台、黑色或蓝黑色的琉璃瓦，避雷针下带着一个洋葱型的巨大的圆珠，使得这些建筑看起来像奇异的宗教场所。这些建筑就是现代性投射到中国农民身上的混乱的影子。

艺术家李青《杭州房子》

艾伟也欣然看到，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人开始自觉反思现代性的逻辑，并认识到现代性不是唯一的神，在现代性的框架下需要充分认识到中国人的生活以及自己的古老传统，认识到一个更为复杂的中国。

梁鸿分享了自己的乡村写作经验，也谈了一些关于改变乡村的建议：“乡村建设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行为，政府、村庄、艺术家、社会团体介入时，会给一个村庄带来截然不同的面貌。我经常说我们对乡村的想象太狭窄了，我们总是想象一种乡村、一种农民，我们没有把乡村和农民想象成现代社会的一份子，只有这样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打开我们的视野。”梁鸿也谈及，自己在长期观察梁庄的过程中，觉得历史的行进是非常缓慢的，而这个时代常常一切都进行得太快，太快就容易把一些东西忽略掉，甚至连根拔掉。

承续梁鸿的讨论，作家乔叶谈了自己的家乡是如何被“介入”的：“我家乡把乡村原来的大礼堂、学校、祠堂、村委会这些重要的公共建筑做了精细的修复，尊重乡村原来的风貌，原汁原味修复，很快得到大众的喜爱，借助传媒的力量，成了网红打卡地。这个确实让这个村庄显得非常有生机，文化僵死的部分弹起来了。所以我们写作的人不能架空想象，尤其你自认为一个精英的视角，傲慢的去框定它的时候，我个人觉得是非常危险的。”

作家王十月对于乡村保护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提到近些年广州在推行保护骑楼的提案，但实际上骑楼的历史很短，且一度因为不中不西、不洋不土饱受诟病。而今天看来，反而成了一种历史文化遗存。“我们今天说乡村清一色的楼房很丑，如果一百年后，乡村就留有这么两栋很丑的水泥楼房，其它房子都已经是新的建筑样式，那这两栋很丑的房子，就是传统，就是乡愁，就是文化。我也认为，但凡需要我们投入大量精力去抢救的、努力去保存的东西，它一定是没有生命力的，而真正有生命力的文化，它自身的修复力很强，不是你简单粗暴就能把它弄死的。”

骑楼

乡愁中的乡村与现实中的乡村

从中国历史上来看，人口与文化的变迁是非常频繁的，任何一块土地与区域都有不断更迭的人群来去往回，乡愁超越了某种具体的地理，而带有象征意味，成为与民族主义相结合的哲性话语，深刻影响中国的认知。

评论家刘大先认为，关于乡村的田园牧歌的幻想在新历史主义之后的基层微观权力的书写当中已经遭到颠覆，人们在乡村中更多发现的是鄙陋的风俗、压抑的人性、异化的权力，但是无论是浪漫的原乡还是丑恶的乡土，这两者都不是现实的乡村。

什么是现实的乡村？它又有什么样的文学表达？“从去年到今年我去了很多乡村，发现农业伴随着科技的介入走向工业化和智能化。原先那种农民和土地受限于物候而被诗意化为一种人和土地之间和谐共生、温情脉脉的亲缘关系，这个想象的田园场景成为文人墨客歌咏和咏怀的对象。但是现在这种情况发生变化，人们重新变成一种自由流动的游牧民，乡村也不再只是乡土，而是融合科技与传媒力量的新的家园，比如长丰无土的草莓和网上销售。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当下的文学表达有着浓厚的滞后性，无论从观念内容到情感，还是从美学到形式。”刘大先谈道。

关于怎样写作乡村，或许我们能够在叩问历史时获得经验，诗人杨庆祥认为，其实在中国古典文学传统中，今天我们所认为的“乡村书写”是非常罕见的。古人的书里很少写到今天所说的“农民”。古典文学的传统中，所谓的“乡村”基本上是文人主体的情致和政治理想的投射。

时间到了近现代，鲁迅的书写里乡村被置于文明的低等级，但我们又在沈从文的小说中看到乡村被置于文明的高等级。“这种差别的背后都是一个现代性的改造的方案，整个五四以来关于中国乡村的书写，其实都是在现代性的改造方案框架里来展开的，我们要改造乡村，我们要让它更文明，或者我们要改造乡村让他们能够得以安慰我们的灵魂，得以抚慰我们的乡愁。所以不管是苦难式的叙述，国民批判式的叙述，还是牧歌式的叙述，背后都有改造的框架，而这个改造框架在整个‘十七年文学’里被推到极点。这样一个框架最后在社会主义的农村建设和农村想象里面达到高峰，柳青、赵树理、路遥，一直到八十年代，而我们今天谈论的新乡村振兴、新的新农村建设，实际上是在试图延续这样一个谱系。”杨庆祥认为。

回到对于乡愁的讨论上，作家东君认为，“乡愁”这个词应该对应的是具体而细微的事物，比如一座山、一条河流、一座老房子，老房子前后的古树等等。现代乡村应该像现代城市一样，可以包容很多东西。“它可以包括鸡鸭、牛羊、稻田、篮球场、阅览室、祠堂、古戏台、文化礼堂等等，当然还有一些更现代化的设施，也都可以包括进来，这才是一个现代乡村的多元形态。”

作家刘汀从雷平阳的诗《亲人》谈起，在他看来，“乡愁”这个概念，从很久之前一直用到现在，不管是理论界还是批评界，其实对这个词语的内涵和概念没有进行更新和换代。他也提出：农民有乡愁吗？如果农民没有乡愁，这个概念在多大意义上具有普世性？他还结合自己做文学编辑的经验指出，不管从文学概念来看，还是从写作现实来看，现在乡土题材的东西确实越来越少，但也有可以写作的空间。

温州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孙良好通过三组可以相互参照的“乡愁”分享了自己的看法。其中提到了科技时代的乡愁和疫情之下的乡愁。全球化让人感觉到乡愁会渐渐远去，但事实上乡愁的东西还在。这几年因为新冠疫情的关系，国家与国家之间、地方跟地方之间，很多时候变得可望不可即，人与人之间也被疫情牵制着不能自由流动，乡愁一下子又变得具体可感。

《十月》杂志主编陈东捷最后从“乡愁、乡土文学、新时代乡村建设的文学书写”等三个维度进行了总结。他表示，乡愁是故乡的概念，有可能是乡村，也有可能是城市。乡土文学则完全是伴随现代化进程行进的概念。随着近年来城市化、新农村建设的发展，相关的文学书写，旧的秩序基本被打破，新的正在重建过程中。这个重建不仅是政治学意义和社会学意义的，也是文学意义上的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