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有光与合肥张家

【编者按】

1月14日，著名语言学家、“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先生去世。

周有光先生的夫人张允和出身名门——合肥张家。张家曾祖张树声是晚清高官，曾任安徽巡抚。家业传到张允和父亲一辈时，张家迁至苏州九如巷，因此“合肥张家”又称“九如巷张家”。张允和的父亲是民初教育家，创建了苏州私立乐益女子中学。允和与大姐元和、三妹兆和、四妹充和被人称为“合肥四姐妹”，是最早一批中国公学预科女生，其知名度仅次于宋氏三姐妹。而四姐妹所嫁之人，也是赫赫有名。除了允和的先生周有光，元和嫁给了昆曲名家顾传玠，充和嫁给了德裔美国汉学家傅汉思，兆和则因为嫁给了沈从文，名声最响。

在《合肥四姊妹》一书中，耶鲁大学历史学家金安平凭借信件、日记、家谱、诗歌、杂志和访谈，讲述了四姐妹的传奇故事和集体记忆。澎湃新闻获得出版方三联书店授权，摘录其中部分内容。

允和的第一个孩子，恰巧在她结婚周年那天诞生。她总是对人说，她的孩子小平是她结婚那天生的——过了好一阵子，她才发现自己这句话中的语病。第二年，女儿小禾出生。后来她又怀过三次孕，一次流产了；一次孩子生下来太小以致夭折；还有一个好像是出生时受了感染，只活了二十天。

兆和说，允和在十二岁之后就没有过太平日子。先是母亲去世；接着继母进门；结婚之后，她必须和婆婆及四个大姑子一起生活。允和自己却不这么看。她认为人际关系紧张不算什么大事，战争和暴君对意识形态的控制才真正可怕。她说，大难的第一段是从一九三七年秋日军进攻中国的那夜开始的。从那时起直到战争结束，她至少经历了“十次大搬家、二十次小搬家”。刚开始逃难时，她带着二十件行李，一行七人——两个小孩，两个保姆，丈夫，婆婆和她自己。等到回乡时，只剩下了五件行李，四个人。她失去了女儿，一个保姆病死了；另一个保姆则在四川安家落户了。

允和逃难的第一站是她的出生地合肥，逗留的时间很短。日本飞机开始轰炸时，允和把孩子和婆婆送到了合肥西郊，住在周公山下的祖宅中。一百年前，闹太平军和捻军的时候，她的曾祖父及其兄弟们把家里的一个老圩子改造成了军事要塞。他们利用环绕四周的小河作为天然屏障，在房舍四围建筑土墙。墙上挖出很多枪孔，可以对外开火。一九三七年，这些防御工程保持得很好，从外表看来，呆在这里会比在外面世界更安全。当然，日本飞机可以在几分钟之内把这里炸成平地，但是他们应该不会把弹药和燃料浪费在安徽的乡村。

允和带着孩子们刚刚在合肥安顿下来，有光从上海发来一份电报，要求她们前往武汉，再转道去四川，他将和她们在那里会合。他已经决定和银行里的同事一起到重庆去。一个张家的朋友派了一辆卡车来接有光的老小。这时武龄也已经回到合肥，允和于是去向父亲告了别，这是她和父亲的最后一面。

允和从武汉乘船溯流而上，去往重庆。五十年前，她的祖父带着她八个月大的父亲，走同一条路线到巴县去出任川东道尹。与允和同船的还有曾国藩的孙女。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曾国藩与允和的曾祖父张树声同为朝廷军队的统帅，曾并肩作战击败太平军。现在，他们的后代却成了难民。

十天后，船抵重庆。这时已经是一九三七年底，允和觉得那一年是她生命中最漫长也是最艰苦的一年。然而这仅仅才是个开始。当张武龄给女儿起名时，每个女儿的名字中都有两条“腿”，他可能并没有想到，日后她们真的会流离失所。［1］在重庆，允和及家人换乘一艘小船，在长江支流上向北航行了五十公里，抵达合川。她的朋友戴婕在这里工作，她愿意替允和照顾孩子和婆婆，好让她抽身到成都的光华中学教书。成都离重庆很远，需要搭两天一夜的卡车。那时两个城市之间没有铁路，大多数公共汽车都因为路途太过凶险而无法跑这条路。允和做出的安排实在很不切实际，但是她觉得自己必须好好工作，学以致用。

次年春天，她丈夫也到了四川，在重庆工作。允和把儿子和婆婆送到重庆郊区，自己和女儿则陪丈夫住在城里。空袭是司空见惯的，有光又老是出差在外。允和必须独自解决所有“最难的题”：“没水、没食物的时候，我走遍全城去找，有时四周一片漆黑。”她终于了解了“死寂”的意思，呼吸到空气中烧焦的味道；她看到道路边肝脑涂地的惨相，也看到堆成一人多高的棺材。但是她觉得自己是幸运的：“炸七星岗的时候我在上清寺，炸上清寺的时候我在枣子岚垭。”［2］

允和的好运气结束于一九四一年五月。当时她们住在重庆郊区，周有光又一次出差在外。有一天，他们的女儿小禾突然肚子痛，她的体温急剧上升，可附近根本找不到医生。三天后，允和终于设法把女儿送到重庆的医院，但是太迟了。小禾得了盲肠炎，此时已经开始溃烂，感染也已扩散。小禾在病床上挣扎了两个月才死。看着孩子慢慢死去真是酷刑，这是允和一生中最黑暗的时期。即使到现在，她还是不愿意提及此事。

在那两个月里，充和与五弟寰和花了很多时间来陪伴允和，在绝望痛苦的情形下尽其所能地帮助允和。在小禾生命的最后几天，连允和的精神也濒临崩溃。她没有勇气再抱起女儿或是安慰她。面对小禾的哀哭与求救，她只能说：“你干嘛不死呢？”充和还记得小禾去世那天的情形：

那是个闷热的七月天。好热，好潮湿，我觉得姐姐和我非出去散散心不可，不能老是伴着垂死的孩子。我提议去找点冷饮喝，请弟弟寰和看着小禾。我们去了多久，我记不得了，可能有几小时吧，回来时，我看到门边放了一具白木小棺。我心里明白，小禾已经死了，就和姐姐说，今晚我们应该到别处过夜，去朋友家吧。我不确定那天下午她可曾看到那具棺材。第二天，我们回家，葬了小禾。前晚，弟弟把棺材存在防空洞里。葬礼很简单，姐姐没哭。

一年半后，允和全家迁到了成都，一天她儿子突然被流弹击中。子弹穿过他的腰部，内脏上被打出六个洞。有一阵子，医生也没有把握他是否能挺过来。允和的丈夫此时又一次奔波在外，当他在重庆得知消息后，立刻冲到充和家猛拍房门。一个同住的人前去应门，充和记得当时她在楼上，听到姐夫的语声，立刻意识到姐姐又一次遭了大难：“我膝盖都软了，不记得是怎么走下楼的。”

周有光之所以来找充和，是因为他知道，只有充和才能帮他在次日早晨去成都的公共汽车上找到座位。充和通过一位酷爱昆曲的朋友办到了，那人是水力发电公司的头头。两周后，有光给充和写了以下这封信：重庆车站别后，我带着一颗沉重似铅的心，经过漫天的雨天路途，到家已在廿九日晚六时。在家门口，没有进门，我隔门问房东家里的男工：“小平怎样？”他说：“在医院里。”在他的语音里，我听出小平安全的消息，这才松了一口气，否则，我真不敢进这个大门。我上楼，只有老母亲一人在做鞋……我转身到医院，在半路上遇见允和，也已经没有紧张的情绪，但仍是非常兴奋……

（小平）最初三日昏迷，到第四天才敢说危险过去，这好比在八堡看钱塘江潮，平静的海岸忽然可以卷起百丈波涛，等到我赶回成都，又已是潮退浪平，只能看见江岸潮痕处处了。

我记得当定和三弟闹离婚问题时，他气愤几不欲生，我以“多面人生论”开导他，当时他虽固执，今日他已深明此义。我知道允和把一切希望寄托在小平身上，万一小平有意外，允和的悲痛又非定弟那时可比，我唯一可以劝解她的，也只有“多面人生论”。而我为自己解说，自己和自己辩论，汽车的颠簸叫我疲倦，叫我麻木，这也帮助我心情平静下去，但我无论如何不能鼓起积极的生活兴趣，也不能自己接受自己的积极人生观，我逐步步入宗教的安慰里去。我在教会学校读书多年，但是没有信教，小禾死了第三年，我才受洗礼，但我没有做过祈祷，这次我为了小平，做默默第一次祈祷。我渐渐失去了对人力的信赖，我只有茫茫地信赖神力了。

八姐（堂姐）绮和说：“如真小平有事，我看二姐（允和）难活，老太太也经不起这打击，耀平岂能独存，这不是一家完了吗？”真的，假如我一到门口问着那个房东家男工，如果他的答复是另一种，那么我眼前的世界将是完全另一种色泽。人生的变换我真无法捉摸的了……［3］信中还提到，之前定和曾为离婚之事心灰意冷，但是最近刚刚举行了新作音乐发表会，大获成功；小平错过了这场演出，定和就把整个演唱团搬到病房，给他一个人办了一场音乐会；允和还给儿子买了一对小白兔，与他作伴；阴历新年即将来到，生活中的一切回复正常。

同一封信中还提到兆和夫妇寄来了一万元钱。“我们只能暂借一用，仍旧要还给他们，因为他们也很困难。而我们现在还有办法挪借，不若小禾不幸的当儿，那么走投无路，这或许也是小平之所以幸于小禾吧！”［4］

有光相信，如果小平出事时不在成都，如果不是附近有好医院，如果不是医生马上动手术，那么他也很可能会重蹈小禾的命运。而他若去世，祖母和母亲也活不下去了。幸好天公作美，他们才能安然无恙。允和却不这么想，小平中弹时，有光不在成都。她和女房东赶紧将小平送到空军医院。她三天三夜不能合眼，直到小平脱离危险，此时有光也回到家中。她对婚姻生活的描述是：“大部分危机总是留给女人去处理。”这不是抱怨之辞，只是实话实说。

允和靠着兄弟姐妹和朋友的帮助渡过了难关。她在日记中详细记录了亲友对她的帮助，如果是金钱资助，那么日后她可以根据记载偿还，如果是无法量化的情感支持，她将铭记一生。例如在一九六四年，她全家的月收入只有二百四十一元，但每个月光给年迈的婆婆买西药，就要花费七百元，根本无法负担［5］。妹妹兆和及一些老朋友——少时的朋友——都送来大笔金钱，帮她支付医药费用。到了“文革”期间，周有光的薪水减低到每月仅三十八元（那是对“坏分子”的惩罚），兆和前后共借给她三千元，好让允和一家不至于挨饿。允和写道：“（兆和夫妇）生活也不好，可他们总会竭力为我张罗。我一辈子怕张口问人借钱，这下子完了，只好厚着脸皮乞讨，这也是人生应有的履历。”［6］

在新世界里，允和很早就成为一名受害者。抗战之中，有大约两年时间，她收过合肥老家的地租。一九四九年共和国成立后，这一行为使她被定为地主，因此在阶级斗争的道德概念中，她就成了阶级异己分子。从一九五二年起，她被贴上了“反革命”和“老虎”的标签，在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编辑工作也丢了。

当编辑之前，允和是上海一所高中的历史教师。她当时觉得自己“肚子里没有多少货”，所以一边教书一边学习，只要手头能找到的书就拿来读，尽量充实自己。她还加入了一个教学研讨会，与其他历史教师定期讨论如何修订历史教材。教学研讨会里的一些同事鼓励允和把自己的观点写出来，她也很乐意这么做。“我就是喜欢听人家夸我，”允和后来说，“一高兴，写了两万多字。”她把这篇长论文寄给了一家教育杂志社，但是没有回音。这篇未发表的稿子可能被辗转送到了北京，因为不久后，她的一些观点出现在《人民日报》的长篇社论里。人民教育出版社的资深编辑读了这篇社论，很欣赏允和的观点。他们一直在为新政府修订、重编历史教科书制订准则，允和主张在科技与科学史中加入更多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并在历史教学中纳入文学与哲学的发展状况，他们很赞成这些观点。允和还呼吁历史教学应该更灵活、更贴切，增加介绍少数民族历史的内容，也得到了他们的认可。人民教育出版社于是聘请允和担任编辑，帮助他们编写中学历史教材。允和面对新工作非常兴奋，觉得自己“开始了一个全新的职业生涯”。但是被贴上“反革命”标签之后，一切都化为泡影。允和回忆道：“我从此没有了工作，解放后的第一次运动我就下岗了。”她决定退休，“我这个……老虎只好养在家里了。”［7］

允和刚刚离职，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就全面控制了历史教科书的编写工作。允和不知道如果她留在原先的工作岗位上，会有什么样的命运：“如果我遵守他们制订的规则方针，写他们要我写的历史，我能说自己写的东西不是违心之论吗？而且，我可能会腐蚀年轻人，不是吗？”

刚丢了工作的时候，允和既愤怒又失望，羞于见人。她不想呆在北京，以免触景伤情。于是她回到苏州。她的五弟在战后搬回了九如巷的老宅，允和就住在五弟家里。他们重访儿时旧游之地，允和也开始重新联络以前昆曲研习社的朋友。［8］几个月后，她回到上海，已经从“恶劣的情绪”中解脱出来。每个礼拜六，她都请张传芳（她姐夫顾传玠在昆曲传习所的老同学）教她昆曲。他们一同编写了一系列的身段谱，换句话说，就是供演员使用的导演手册。昆曲上演时通常不设导演，因此这种身段谱很有用，但在昆曲发展史上，这种身段谱非常少见。职业演员和业余爱好者经常联手进行这类工作：前者有多年的舞台经验和老师手把手教的知识；后者对文本有所研究，能够理解戏剧作者的艺术和用心。

一九五三年，允和与张传芳一道，整理出了六出戏的身段谱：

昆曲于我，由爱好渐渐转变成了事业。我没有完，结缘昆曲，有了一种新生的感觉。“塞翁失马”，时间越长我越体会到这是一种幸运。如果我没有及早下岗，如果“文革”时我还在工作，那我必死无疑，不是自杀就是被整死。［9］

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四年，允和一直担任北京昆曲研习社联络组的组长，这个研习社得到了文化部的支持。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她甚至帮人写现代戏，为了颂扬人民公社，写了些诸如“楼上有绸缎，楼下有葱蒜”之类的词。她说这些戏词都是胡编乱造的，完全是迫于文化部的压力。一九六四年昆曲研习社关闭，一九七九年恢复后，允和重新出山，并被选为社长。

如果有人问允和，一九五二年以来都做了些什么，她会坚持自己只是“家庭妇女”，是“一个最平凡的人”。她靠丈夫的收入生活。（周有光是语言学家，他精通英文，兴趣广泛，有“周百科”之称。所以能在短时间内大转行，新政府当时急于展开文字改革，因此周有光成了不可或缺的人物。）允和为昆曲研习社写信联络事务、安排演出，却从没有领过政府的钱。她的工作是自愿的，而且和别人一样勤奋。直到十五年前，中国共产党统治下所有拿工资的人，理论上说都是国家职工。允和不愿意成为其中一员，也许是深思熟虑后的行动。她太直率、声音太大，太容易打抱不平，也太过固执，不肯放弃自己的原则。因此虽然对教历史和编教科书颇有兴趣，她还是选择做一名家庭主妇。

过去，每逢乱世，那些奇才异能之士或者容易闯祸的人便会装愚守拙，以免引人注目，但是鲜有成功的先例。哲学家都说，泯然众人绝非易事。毕竟，谁不愿意展示才华，蒙人赏识呢？即使是那些高人雅士——比如说仙风道骨的列子——也没有办法让人家把他看做平常人。列子发现，他吃十家饭馆，“而五浆先馈”，于是他很忧虑，因为尽管自己想韬光养晦，却仍然“形谍成光”，这可能会给他带来祸患。［10］允和自称是个家庭妇女。她花了很长时间才接受这个称呼，但到最后，她却欣然于这重身份的保护。

一九六九年，她的丈夫被下放到宁夏，在邻近内蒙古的一个小村中接受劳动改造。对周有光来说，这个地方简直像是集中营，荒凉而与世隔绝。最近的城镇也在三十多公里之外。周有光在那里呆了两年四个月。允和本来可以陪他去，但是她选择了留下。她告诉丈夫他只能自己去受苦，她说：“我身子太弱，也太疲倦了，没法子跟他一起去受罪。”所以允和留在北京，照顾他们的孙女。

那些年，周有光害了青光眼。如果没有眼药水，他可能会失明，但是他所在的五七干校的小医务室里没有这种药，只能靠允和从北京寄给他。这也并非一份轻松的任务。因为在“文革”初期，即使小到眼药水的处方，也必须出示工作单位的正式批文。一九六九年，周有光的大部分同事都在宁夏接受再教育，只剩下两个人留守北京的办公室：一位年轻老师和一名十五岁的红卫兵。一天早上，充和去办公室为她丈夫申请眼药水，办公室里只有那个红卫兵在。他的名字叫吴开明。允和至今还记得两人之间的对话：

允和：吴开明同志，我爱人需要治青光眼的药，请你写个单子，批准给他开药。

吴：让他去医疗室拿，不就行了？

允和：他们医疗室没有这个药。

吴：那就让他去医院拿药。

允和：医院在三十多公里外呀。而且那医院也没这药。

吴：那就叫他别用这药算了！

允和：如果他瞎了，就不能劳动，也不能改造自己了。

允和说，她不能和这个“小造反派”争辩，更不能嘲笑他如此之笨，如果这样做了，很可能会挨揍。所以她只好赖在那里不走，直到她的倔强迫使某人让步。等了快一天，那个年轻老师出现了，他草草写了几个字，批准允和为丈夫开药。“于是，我每个月都用小木盒给他寄两瓶眼药水，有时还加上几条巧克力糖。”

丈夫在宁夏孤立无援时，允和家庭妇女的身份发挥了作用。革委会的人不能挑她的眼，即使是小毛病也找不到，因为她的档案里几乎没有什么记录。他们本来可以翻看她的私人文件，找出一些不利于她的证据，但是她又抢先了一步。一九六七年“文革”刚开始时，允和就毁掉了几乎所有私人文件，包括信件、文凭、日记和她写的散文、诗歌。她的儿子则帮着销毁了照片，这些事情花了一个星期才完成，允和说：“我的指头好酸，全身都痛。我把珍贵的东西毁得一干二净了。”

十五年前，解放后第一次政治运动展开时，允和就被贴上了“老虎”和坏分子的标签，当时政府派人到她家，带走了多年来周有光写给她的所有信件，说是要拿去“研究”。允和觉得“简直是一种耻辱”。她说：“夫妻间的一点‘隐私’都要拿出来示众，还有什么尊严可言呢？”有好多天她吃不下睡不着。最后，她找到那些主管的委员，当着他们的面说：“如果我确实有问题，请处理我。如果没有，请把我爱人的信退还给我。”过了几天，他们把所有信打成一个包送了回来。［11］一九六七年，允和亲手烧毁了这些信件，以免再次受辱。就这样，她保住了自己的“一点隐私”。一九四九年之后，姐妹中只有兆和与允和留在了大陆。元和夫妇在内战结束前去了台湾。充和嫁给了一个西方人，移民去了美国。允和与妹妹兆和、妹夫沈从文关系一直很亲密。一九八八年，在沈从文去世前一天，允和写了一篇关于沈的文章，提到他和他们这群人的轶事，也谈到近十五年来他们的世界中都发生了些什么：

我和三妹同年（1933年）结婚，我嫁周耀平（现名周有光），她嫁沈从文；我和三妹同年生儿子，我的儿子叫晓平，她的儿子叫龙朱。卢沟桥事变，我们两家分开。她老沈家住云南呈贡，我老周家在四川漂流，从成都到重庆，溯江而上到岷江，先后搬家三十次以上。

日本投降后1946年，张家十姐弟［12］才在上海大聚会，照了十家欢。这以后又各奔前程。从此天南地北、生离死别，再也聚不到一起了。

一直到1956年，有三家定居北京，那就是三妹、三弟定和跟我三家。算是欢欢喜喜、常来常往过日子。十年后（1966），猛不丁的来了个“文化大革命”，这下子三家人又都妻离子散。两年后，北京三家人家只剩下四口人：沈家的沈二哥、张家的张以连（定和的儿子）、我家祖孙二人，相依为命。连连十二岁独立生活，我的孙女小庆庆九岁。三妹下放湖北咸宁挑粪种田……。三弟下放放羊。我家五口人：儿子晓平、媳妇何诗秀先后下放湖北潜江插秧、种菜。我家爷爷（周有光）下放宁夏贺兰山阙的平罗。捡种子、编筛子、捡煤渣，还有开不完的检讨、认罪会。大会多在广场上开。有时遇到黑黑的空中大雁编队飞行，雁儿集体大便，弄得开会的人满头满身都是粘答答的大雁大便，它方“便”人可不“方便”……。我家有光幸亏戴顶大帽子……。有光跟我谈起这件事，认为是平生第一次遭遇到的有趣的事。看来大雁比人的纪律性还强，所谓“人不如禽兽”。［13］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生活逐渐回复正常与有序。这些年来，允和找到了很多消除焦虑的方法，比如《心经》就是很好的一剂药。《心经》说得是如何消除焦虑——终结一切苦难。要达到这种境界，必须明白一切皆空。“色、受、想、行、识；眼、耳、鼻、舌、身、意”都是转瞬即逝的，是空的。所以不应该执著于此，才能“心无罣碍。无罣碍故，无有恐怖”，所以“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14］允和常常吟诵这些偈句来舒缓内心焦虑。

不过允和并非宗教信徒，也不认为自己能完全无所执，因此当她陷入低谷时，偶尔会哼唱五百年前的戏曲《佳期》中的一段香艳的唱词。在这场戏里，一个年轻的小姐和她的情人在床上如胶似漆，丫鬟在门外想象着屋里的情形：

小姐小姐多丰采，

君瑞君瑞济川才。

一双才貌世无赛，

堪爱，

他每两意和谐。

……

一个半推半就，一个又惊又爱，

一个娇羞满面，一个春意满怀。［15］

这些曲子也能给她带来安慰。

九十一岁了，允和仍然津津于她心目中英雄们的故事。她原有可能落得和他们一样的收场——被砍头分尸——但是她还是得能全身以退。人们说她懂得养生之道，能够保持活力。其实她没有特别的养生食谱，也不修身养性。事实上，她没有什么独门秘方。允和执著于世俗生活，从不装出心如止水的样子，而且很喜欢娱乐消遣。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允和得以再次见到元和及充和，她们那时都已定居美国。允和去了加利福尼亚，在元和奥克兰的家中呆了几个星期。这时，她已经恢复了写日记的习惯——为了避免麻烦，她有将近二十年没写过日记。一九八四年八月二日，她记道：

昨天整整一天是戏剧节，早上八时许开始化装，大姐先帮我化装，然后我自己化装，她还是那样像小时一样慢条斯理的，把我前额头发贴大贴片。化装完已下午一：〇五，吃点东西拍《游园》身段。

尤彩云身段，标准身段，“烟波画船”、“明如剪”。连梅兰芳、韩世昌在排演这场戏时也会向尤彩云请教身段。这戏我们姐妹六十年前合演过，那时不过十三五岁。

昨天下午四时，大姐在右颊加黑色一抹，也在上唇画得高大些，我拍了“剔银灯”照后，又拍惊丑，在屋外，光亮不好，不够理想。［16］

注释

［1］元和、允和、充和、兆和名字中的第一个字都是“儿”字。“儿”在古文中属于“人”字部。《通志·六书略》中称：“人，象立人，儿，象行人。”“儿”字看起来就像两条腿。

［2］张允和：《张家旧事》第135页。

［3］同上，第145—147页。

［4］同上，第147页。

［5］当时，中国的一元相当于美金两角五分，可是其购买力很难估算。

［6］张允和：《最后的闺秀》第53页。

［7］张允和：《张家旧事》第201—205页。

［8］回苏州老家：张允和《张家旧事》第205—206页。

［9］张允和：《张家旧事》第205—206页。

［10］关于列子：《列子·黄帝篇》。

［11］周有光给允和的信：张允和《张家旧事》第204—205页。

［12］陆英生了九个孩子，韦均一生了一个。但张家姐妹一向把这个同父异母的弟弟当做亲兄弟看。

［13］张允和：《最后的闺秀》第52页。

［14］见《般若心经五家注》，第13b—18a。

［15］见《六十种曲·西厢记》第77—78页。（参见第171页注）

［16］允和日记：1984年11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