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思想周报｜凤姐是时代的疮疤？周有光与汉语拼音

凤姐是我们时代的疮疤？

“这张绿卡，是对我这十年的交代，就像我的大学毕业证书……”1月11日，凤姐的一篇《求祝福，求鼓励》宣布她在美国拿到了绿卡就像她这十年来每一次在媒体上的“兴风作浪”一样刷爆了网络，也同样的毁誉参半。而这本是一个励志的鸡汤故事，却在这个快速消费的新媒体时代，因多方介入其媒介营销、公众打赏与谩骂的虚拟参与而成为了像此前罗尔事件一样的一个百转千回的故事。

先有其公众号“我就是凤姐”上《求祝福，求鼓励》一篇在短短三天内获得了3万人的赞赏，赞赏金额超过20万元。祝福者众多的同时，也有不少自媒体翻出了凤姐十年来的旧账。1月14日，另一篇名为《罗玉凤：我做了两个决定》的文章出炉，宣布将收到的赞赏悉数捐献给大凉山的孩子，并从此之后不再开放赞赏功能，迎来大片叫好。紧接着，几小时后凤姐又在微博上澄清其微信公众号为朋友所打理，《求祝福，求鼓励》一文也被朋友未经允许而篡改，并为那篇文章伤害了中国人民而道歉。

几小时后，剧情又有了新进展，凤凰新闻客户端发出一则声明以撇清和凤姐的关系，澄清其在2016年9月已经终止了与凤姐团队的合作，凤姐不再是凤凰新闻客户端的主笔。其后，有网友扒出“我就是凤姐”公众号并非凤姐的个人公众号，注册者是一缪姓男子，注册时间为2016年7月13日，这似乎做实了凤姐背后有一营销团队一说。并且时任凤凰客户端主编便姓缪，名缪汶，缪汶在凤凰新闻客户端宣布与凤姐解约的几乎同一时间，被凤凰网辞退，理由为严重违纪。

很快，又有网友扒出一个以凤姐照片为头像，以其微信ID“梦幻狼情”为名字的推特账号，该账号于2016年10月18日发出这样的推文：“承让了，文章不是我写的，是凤凰网前主编在那里弄，公号上的所有文章也都是他写的。我自己过得不好，没闲心搞这些破事。”很快，网络上一片骂声，指责凤凰网上的文章是代笔所写，凤姐的“意见领袖”形象为营销方所炮制。接着，凤姐又发微博澄清，称自己从未注册过推特账号，然而同一个微博账号上，却曾经几度提起过自己在推特上的见闻……

种种推断，孰真孰假难辨，却引发了舆论从不同侧面对这一事件的探讨。秦馀在公众号“记者站”发出《凤凰玩坏了凤姐，还补了她一刀》一文，谴责凤凰网作为公共媒体的鉴别力与专业精神：当年凤凰网力邀凤姐做主笔并全平台推荐，凑成一场荒唐闹剧，赚足了流量和眼球。凤凰网打造了一个重生的凤姐，一个意见领袖，颠覆了公众的认知。而此刻，凤凰网急于撇清与凤姐关系的同时，又首次向公众披露出凤姐背后是一个团队，补上了一刀。对一个从偏远山区出来的孩子，她的出身和资本已经决定了，她想进入更上阶层的视野，和他们喝同款的咖啡，必须付出尊严和形象为交换。而在凤凰短暂的主笔旅程，不过是为她残酷的个人史再添新章。

张畅在《新京报书评周刊》发出《面对罗玉凤，这次为什么骂不出来了？》一文，认为公众对凤姐的“审丑”揭露出的是自身的焦虑：这个社会中大多数人的现实境遇，其实和凤姐没有本质区别，相比媒体和网络上曝光率极高的精英阶层，他们不算富有、相貌平平、缺乏主见、默默无闻；同时却又不得不努力说服自己，自己并不至于沦落到最不堪的地位。凤姐的出现，恰恰将这种最不堪的地位具象化了。在网民心中，凤姐曾经是“丑”、“蠢”、“没地位”、“没见识”的典型。一个“又丑又穷又没有才华”的人，理应是谦逊而低调的，否则一切都是错。而凤姐偏偏打破这条铁律，执意把最简单明了、却最难辩白的道理演给人看。凤姐明知道游戏的规则，却刻意违反这种规则，以此刺激和观望大众的反应，达到博人眼球、进而成名的目的。从某种程度上，她的这种对社会阶层的反叛是对当下人们普遍信念的反讽。

黄灯撰文《早生十年，凤姐是天之骄子，不是屌丝底层》，把凤姐的境遇放入中国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中，凤姐现象揭露出的正是今天社会流动的阻塞。凤姐在家境艰难的情况下，读了师范，然而这样的教育机会对改变命运却并无帮助。她只有通过自我恶意的炒作，以牺牲尊严为条件换取向上流动的途径。黄灯继续追问的是，是什么使得农村的孩子，在社会激烈的转型中，彻底丧失了立足的可能？是什么使得这个阶层，在消费主义的话语建构中，成为社会最不体面的一群？

周有光与汉语拼音

1月14日凌晨，著名语言学家周有光先生去世，享年112岁。13日周有光先生刚刚过完112岁寿辰，而14日当天上午，由民间自发组织的、自周有光108岁生日起每年一届的周有光寿诞座谈会刚刚在上海的大隐书局举行完毕，与会学者和周有光的亲属中有人还未来得及摘下为周老祝寿的红围巾，便直接在下午同一场地举办了追思会。

消息一经传出，舆论沸腾，基本上所有媒体都把“汉语拼音之父”这一“美誉”赋予了周有光先生。然而，这一“美誉”也引来了质疑。 “xx之父”一般被用于某项功业的缔造者，然而如一些评论人指出，汉语拼音的创造是国家集体所为，而今天“汉语拼音之父”这一称谓，是“把一国家行为和集体工作归于一人之名下”。

徐梵筂在公众号“微察”上引用吴玉章先生的《文字改革文集》，指出：早在解放前，汉语拼音方案已基本定型。解放后，汉语拼音方案的倡议者和直接负责人，一直是吴玉章先生。汉语拼音方案是吴玉章自动请缨并主持完成的，他一开始就提出了使用拉丁字母的主张，而最后决定使用拉丁字母是由毛泽东拍板的。周有光能加入到汉语拼音方案的工作中，主要是因为他也支持用拉丁字母，与吴玉章、毛泽东的观点不谋而合。而汉语拼音方案的拉丁字母方案，早在解放前就已近定型，与现行方案非常接近。所以，周有光在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过程中，虽然起了一定作用，但他只是一个参与者，却非制定者、决策者。

公众号“保马”转载中国语言文字网的一篇推送，刊出《当代中国的文字改革》一书中的第三章第一节——《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以正本清源。书中表明，1949年，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在北京一经成立，便立即着手进行汉语拼音方案的研究。1952年，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成立，其中设立了拼音方案组，成员有：韦悫、马叙伦、吴玉章、胡乔木、罗常培、黎锦熙、丁西林、陆志韦、魏建功、陈家康、吴晓铃、林汉达十二人。此时对于“民族形式”的理解，未能形成统一认识：一种意见认为，凡是用一套字母能把汉语的特点拼写出来，就是民族形式；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应该根据汉字的笔画，字母形式必须接近汉字，方可称为民族形式。从1952年初一直到1954年底，讨论一直没有结果。

1955年2月成立了拼音方案委员会，由吴玉章和胡愈之担任正副主任，委员有：韦悫、丁西林、林汉达、罗常培、陆志韦、黎锦熙、王力、倪海曙、叶籁士、周有光。与此同时，社会各界热心文字改革的人也提交了各种汉语拼音方案共达655种，绝大部分人主张采用拉丁字母作汉语拼音字母，他们认为如果新的书写符号体系能更好地服务于汉语，那只会巩固民族形式，而无损于民族形式。除此以外，也出现过汉字笔画、注音字母、音素化、双拼等各种形式方案的全面摸索过程。周有光关于此写就《什么是民族形式》一文在讨论中扮演比较重要的作用，他认为永久性的民族形式是不存在的，历史上比较重要的文字，都有或广或狭的国际流传，国际流传使原来一个民族独用的文字符号成为若干民族公用的文字符号，这样就产生了文字符号的国际形式。他认为，几种国际形式字母中，尤以拉丁字母最为通用，汉字形式不适合于现代字母的要求，拼音字母的可贵，不在于珍奇而在于使用，所以与其另起炉灶，不如采用拉丁字母。此后，经过文字改革会议几番讨论后，1956年1月，中央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确定了“拼音方案采用拉丁字母”。

《中国艺术报》的公众号发出曾经对周有光专访的旧文，并指出，当时稿件写好后给周有光先生的儿子周晓平看，他说，文中提到的“汉语拼音之父”几个字务必去掉，周老最反感别人这样叫他。他常说，汉语拼音搞了一百年，自己只是参与方案最终制定的几个人之一，不能叫“汉语拼音之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