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鲍曼｜“陷阱”与“雷区”中行走，别无选择中探寻可能

［编者按］：

2017年1月10日，波兰裔著名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于英国利兹的家中因病逝世，享年91岁。鲍曼一生著作颇丰，最为中国读者所知的著作为《现代性与大屠杀》。但他的思想其实宏博幽深，经历了多个不同阶段的发展。

澎湃新闻特约鲍曼的研究者哈尔滨工程大学教授郑莉——她多年前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毕业时的博士论文主题就是鲍曼，也曾担任鲍曼著作的译者——在鲍曼离去之际，为读者带来他的思想图景，以资纪念。

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

惊悉鲍曼（Zygmunt Bauman）去世，虽不甚意外，但深感痛惜。作为与吉登斯、贝克齐名的世界著名的社会学家，鲍曼留给世界太多富有启迪和思考的作品。自我2004年完成关于鲍曼的博士论文之后的十三年里，鲍曼笔耕不辍，继续关注这个“流动的”现代世界，关注着“资本的全球化”所带来的一切后果，关注着这个被称为“消费主义”社会的“新穷人”的命运，并在晚年以日记的方式再次对纳粹屠杀犹太人进行深刻反思，以警醒世人。

丰富如他，鲍曼理论发展经历了哪几个阶段？

记得当时博士论文选题时，导师谢立中教授给了我两个选择，一是研究齐格蒙特·鲍曼，一是研究斯科特·拉什（Scott lash）。在对两位思想家的作品进行初步阅读后，我发现自己更喜欢鲍曼的思想，因为他总是留给人更多思考和想象的空间，极具吸引力。到我完成博士论文时，鲍曼以英文出版了二十几部著作，尔后从2004至2017年的十三年里，鲍曼又相继出版了二十几部著作（包括谈话录），其中继2000年《流动的现代性》一书以后，以“流动的”为核心词又出版了四部著作，分别是《流动的爱》、《流动的生活》、《流动的恐惧》和《流动的时代》。尽管鲍曼如此多产，关注的主题又是如此多变，但是如果今天我们从盖棺定论的角度来看，我个人依然坚持之前我对鲍曼理论所做出的分期，即鲍曼思想大致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创作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六部著作。在这一时期，鲍曼主要关注社会主义的乌托邦领域，相信社会主义现代性的承诺。

第二阶段是创作于1980年代后期和1990年代初期的五部著作，其中《立法者与阐释者》、《现代性与大屠杀》、《现代性与矛盾情感》被誉为“现代性的三部曲”。在这一时期，鲍曼对自己进行了重新定位，他的社会主义乌托邦的希望幻灭了，开始转向对现代性与后现代性问题的研究。鲍曼关注知识分子的新奇经历、大屠杀的事件和源自对现代性的“矛盾情感”的分析。在这一时期，鲍曼倾向于从认知的视角来界定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其理论特征是通过后现代性的理论策略来凸显现代性的动力机制和理论追求内在的两难困境。

第三阶段是创作于1990年代中期的五部著作，其中《后现代伦理学》、《生活在碎片中——论后现代道德》和《后现代性及其不满》被誉为“后现代性的三部曲”。这一时期是鲍曼思想较为激进的时期，他宣告了一个完全不同于现代社会的后现代社会的来临。鲍曼不仅描述了后现代的社会状况，而且主张建构后现代性的社会学与后现代性的伦理学。

第四阶段是以1998年出版《全球化——人类的后果》一书为标志。从本书开始，鲍曼很少使用“后现代性”一词。在2000年出版的《流动的现代性》一书中，鲍曼用“固态的现代性／液态的现代性”这对概念代替了“现代性／后现代性”概念。之后，鲍曼出版了“流动的现代性五部曲”。在鲍曼看来，吉登斯的“晚期现代性”、贝克的“第二现代性”都不能更准确精当地反映当今社会所发生的重大变化；他认为“流动的现代性”的概念更有助于我们理解世界的变化和它的连续性。应该说，这种概念的转换，一方面表明鲍曼的理论关注点发生了转移；另一方面也表明他确认了对自身进行批判与质疑的现代性精神的持久性。鲍曼意识到了流动的现代性也许面临着比固态的现代性更多、更难以解决的问题。

鲍曼如何开启对现代性的全面反思？

对鲍曼而言，现代性不只一种版本，斯大林主义也是现代性内部采取的一种特殊形式，将现代性共有的信条——一个良好的社会只能是一个被精心设计的、理性化管理的、彻底的工业化社会——付诸实践。因此可以说，不仅现代性和社会主义之间不存在任何原则之争，而且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的社会主义者也成为现代性最忠诚、最实在的朋友。与此同时，和社会主义一样，共产主义具有彻头彻尾的现代性。共产主义是态度最坚决、立场最坚定的现代性，它使得一切混乱的、非理性的、自发的、不可预测的现象变得流畅、纯净。苏联和东欧的失败终结了现代性的某种梦想。人类意识到现代性的宏大设计带给人类悲惨命运的同时，也终止了对理性的理解。鲍曼正是以此作为现代性的终结点，对已经逝去的世界进行了全面的反思，并寻求应对人类生活新经历的实践策略。

陷阱与雷区：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悖论逻辑

齐格蒙特·鲍曼军装照。

鲍曼最常说的一句话是，如果说现代性是陷阱，那么后现代性就是雷区。鲍曼对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态度绝不是在“或者批判，或者接受”间进行选择，矛盾情感（ambivalence）是他分析问题的起点，也是其内心的真实写照。对鲍曼而言，无论是从现代性之外来反思现代性，还是在后现代进程中来反思后现代性，其最终目的是达到对现实的永无止境的批判与质疑。这种否定和超越当前状况，或者提出“我们自身可不可以不再如此这般”的问题被称为“问题化”的理论策略。这种策略，福柯称为现代性精神，就是使自身成为一个自律的主体，善于对“当下即是”的瞬时结构、对历史的生存模式以及未来的存在方式进行不断地反问与重建。正是这种“问题化”的理论策略，构成了鲍曼分析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主题的核心策略。

在对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分析中，尽管鲍曼最初是从后现代性的理论视角来反思现代性的两难困境，但他并非要用后现代性的理论范式来取代现代性的理论范式。对鲍曼而言，后现代性的概念最初是作为现代性自我意识的可能性的认识而出现的，即作为认识现代性的局限与界限的可能性而出现的，亦即作为成年的现代性而非现代性的对立面而出现的。而后来，后现代性自身也成为问题的一部分，即作为感知与现实的后现代性本身也是需要反思和批判的。鲍曼正是从这一理论策略出发，在认知、伦理与制度等不同维度上深化了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研究主题。

在认知维度上，鲍曼主要关注了知识分子、大屠杀和社会学的问题。在对知识分子问题的分析中，尽管鲍曼用后现代社会中知识分子承担的阐释者角色，凸显了现代社会中知识分子承担立法者角色的局限性及其合法化地位的丧失，即凸显了知识分子从立法者角色向阐释者角色的历时性转变，但对鲍曼而言，阐释者角色绝不是知识分子在后现代状况下唯一的实践策略及所追求的终极目标，阐释者策略本身依然是需要解释的方法论问题。

换言之，理论界存在着将鲍曼关于后现代知识分子的“存在”（描述）状态与“应是”（规范）状态相混淆的错误，鲍曼称之为“将被解释物作为解释物”的方法论上的错误。鲍曼无法满足于知识分子在媒体和符号成为左右人们选择和判断力的后现代消费社会中仅仅充当阐释者的角色。正如鲍曼所言，在阐释者角色中，知识分子必须在救赎的思考中，介入更广阔的社会领域，从而推广真正的民主。他们的任务是对现代性的计划进行“话语的救赎”，民众必须被允许看见目前的社会状态不是必然的或不可避免的，即个体的自治和民主的宽容附属于工业和商业生产的工具理性的功能性的必备条件并不是自然和永恒的。知识分子的任务是使这些价值观重新得以实现，完成现代性的任务。

与知识分子阐释者角色密切相关的，是后现代社会学家的角色及后现代性社会学的建构。鲍曼之所以一再声称他所要建构的是“后现代性社会学”而非“后现代社会学”，是为了表明社会学不能仅仅作为一门具有多范式状态的阐释社会学而存在，社会学不应该丧失其批判现实的功能。正是基于对社会学的这一理论认识，鲍曼认为，后现代社会学家应该承担起阐释与批判的双重角色。这意味着他们要对全球化的性质、消费社会、缺乏充分就业的生活、后现代化，以及后现代栖息地的主要性质进行研究。研究后现代性的社会学家，应该接受后现代性带来的认知和道德思想的不确定性，但是，他们不应该放弃“理性思想汇合的启蒙梦想”。

老年齐格蒙特·鲍曼。

同样，鲍曼将大屠杀事件置于现代性与文明化脉络中加以分析，也是基于如下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大屠杀事件并没有改变在此之后我们的集体意识和自我理解的历史进程，即我们对曾经致使大屠杀成为可能的因素和机制的理解并没有有意义的进步；二是那个曾经产生大屠杀的环境并没有被根本改变，我们依然生活在一个使大屠杀成为可能的社会中，生活在并不包含任何可以阻止大屠杀发生的东西的社会中。因此，大屠杀的所有教训中最令人毛骨悚然的，并不是“这只发生在我们身上”，而是“只要给予适当的条件，我们就可以实施”。虽然现代文明不是大屠杀产生的充分条件，但毫无疑问是大屠杀产生的必要条件。没有现代文明及其最核心本质的成就，就不会有大屠杀。换言之，大屠杀并不有悖于现代性的精神，它们也没有偏离文明进程的主航道，而且，文明化的进程也并没有建立起有效地阻止大屠杀产生的屏障。

在伦理维度上，鲍曼并不是要通过确立一个后现代的伦理范式来取代现代的伦理范式，而是既从后现代的视角反思了现代的伦理困境，又对后现代的道德状况本身进行了反思和批判。当他批判现代社会用伦理规范取代了个人自主的道德选择、用理性原则指导的认知空间侵蚀了道德空间时，他并没有对后现代的道德状况表现出乐观的态度。对鲍曼而言，后现代个体在丧失现代伦理规范指导的同时，并不必然生成一个真正的道德自我。换言之，后现代美学空间对道德空间的僭越同样是令人忧虑的。因此，鲍曼指出，用认知空间或美学空间的标准来涵盖道德空间，只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在现代社会中，它可能表现为大屠杀，而在后现代社会中，则表现为人际的疏离和冷漠。

在制度维度上，鲍曼对因“流动”而引发的西方社会重大的结构转型以及所产生的前所未有的问题进行了深刻剖析，间接地表露了他对广为流行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反感。全球化的社会被分化为“被诱惑者”与“被压迫者”、“全球性的精英”与“地区性的穷人”这种截然对立的两极。这两个世界有着天壤之别，而且他们会变得越来越无法相互接触。而当今文明存在的问题是，它已经不再对自身提出任何质疑。由于缺乏质疑与任何锐利的批评，由于屈从于将所见到的一切（经济全球化）都当作社会现实的不可替代和不可逆转的逻辑，社会不再对自身提出质疑。这体现在新自由主义对市场的大肆颂扬上，它混淆了逻辑的真实与真实的逻辑。这也使得像“意识形态的终结”和“大叙事的死亡”（以及统领这一切的历史的终结）的论断成为目前广为流行的、也许是占优势地位的信念。鲍曼正是从这一现状出发，试图去打开被现实所关闭的各种可能性，去唤起和激励人们重新评估自己的经验，去发掘更多的可能诠释，以便使人们变得更具批判性，从而不向现状或我们自以为是的现状低头。

鲍曼眼中，社会学的使命与担当是什么？

对鲍曼而言，人的生活就是由无数的两难构成的，社会学家的使命正是要将这些两难展现出来。因为不能言说困境，恰恰昭示了社会理论面临苦痛性的实践经验的无力和面对超越性的沉思理论的无力。鲍曼的理论就是要勇敢地正视人类的困境，并试图在“别无选择”的现实面前，对“可能的选择”展开真正的探讨。

鲍曼认为，无论是在固态的现代性还是在流动的现代性中，社会学都应当坚持理性与自由的价值，坚持批判与质疑现实的能力。社会学作为一种抗固化的力量，它打破了一成不变的压迫感，恢复了世界的弹性；它显示了世界的面貌大可以与今天不同。如果每个人都可以意识到“人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思考同一个世界”，也许我们能比过去更容易与“他人”沟通，也许我们能多一分理解与宽容，也许人类真正的团结也就有其实现的可能性了。对鲍曼而言，社会学能够并应该承担起促进人类团结的使命。这是社会学的魅力，也是鲍曼思想的永恒魅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