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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说地图|图说宝山地名：山海工学团

2021-12-26 09:08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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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宝山地名

宝山概览

街镇风采

地名掌故

山海工学团

沪太路孟家木桥、沈家楼周边1947年地图

一、创建

山海工学团位于大场镇南，是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于1932年创办的一所新型学校。它以陶行知“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的教育原理和“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的教育主张，办成为一所唤醒人民、组织人民向大自然进军、向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势力作斗争的、教人民革命与建设的学校。因为大场地处宝山县和上海市之间，又因为“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东北三省，山海关也保不住，故取名“山海工学团”，语义双关，意在唤醒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共赴国难。

山海工学团遗址旧貌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结束后，陶行知在《申报》发表“斋夫自由谈”，坚决主张抗日救国；又发表《古庙敲钟录》，向国人敲起警钟，要求实施国难教育。他在亲自创办的南京晓庄师范学校被蒋介石武力封闭后无法恢复的情况下，决心继续在农村推行普及教育，并提出了工学团的构想。他认为工学团是“将工场、学校、社会打成一片，产生了一个改造乡村的富有活力的新细胞”，能“与大众共甘同苦、同休戚，以取得整个中华民族之生路”。同年开始积极筹办工学团。7月他派马侣贤、方与严、戴自俺等人分两路寻找合适的校址，一路到杭州，另一路沿沪杭线到松江，但均没有找到理想的校址。9月他又派马侣贤、王作舟、朱泽甫等三人去大场，在沪太路孟家木桥车站，看到东南方不远处有一座古老的红庙喜出望外，就以红庙为目标，对其周围的十几个村庄进行调查访问，得到当地群众的欢迎和帮助。于是他们在侯家宅租到民房两间。9月13日第一批工作人员本着“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精神，把行李搬到乡下，开始艰苦创业。先以侯家宅为据点办一所农民夜校，继而到孟家木桥租房办起了儿童工学团。招生办法是“来者不拒”，很快招收了四五十名学生。工学团是上午上课，有国文、算术、自然、历史等课程，下午两节课后回工场或回家参加生产劳动，做到手脑并用，工学结合，使贫苦家庭的儿童可以入学。当年的10月1日正式开学，马侣贤任工学团团长。以后将这一天定为山海工学团的建团纪念日。

山海工学团最早的团址——孟家木桥张兰序家

二、发展

山海工学团成立后，经历三个历史时期。第一时期从1932年至1937年，正值国难当头，抗日救亡成为全国人民的首要任务，国难时期；第二时期从1946年至1949年，是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全中国是中心任务；第三时期从1981年秋开始，山海工学团重建，这是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设“四个现代化”的时期。山海工学团在每个时期都围绕中心任务，开展教育工作，启发树立人民当家作主思想，积极主动地投身到革命和建设中去。

1、第一时期（1932—1937年）

（1）推行小先生制，普及教育

陶行知认识到中国任何一种改革，都必须以教育为基础。在旧中国85%以上的农民，没有受教育的权利，他为农民争取受教育的权利，提倡普及教育，也就是为中国的彻底改造服务。

陶行知以“即知即传人”的原则，在山海创造并大力倡导小先生制，当时山海的教师一个班教几十个学生，学生识了字，利用课余时间到村里、家里教不识字的人识字。它不仅解决了工学团的发展问题，更重要的是小先生可以作为在中国推行普及教育的有力助手，解决师资匮乏的困难。因此它一诞生就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全国二十几个省市都有人推行小先生制，甚至在国外，如南洋和印度也有仿效推行的。

“小先生”总动员

（2）实行教学做合一，举办艺友班

“教学做合一”是生活教育的方法论，主张“先生在做上教，学生在做上学，教与学都以做为中心”。为了帮助山海的小先生们系统地提高文化科学知识水平和工作能力，陶行知在山海办了艺友班，实行教学做合一，把学习和实践紧密联系起来。

1936年秋，山海艺友师范班诞生，校址设在沈家楼东边赵阿菊家。开学典礼由张劲夫主持。艺友班的主任是张宗麟、李玉玻。并邀请知名人士任教，主要有：冼星海教唱歌和指挥，歌曲有“义勇军进行曲”等，张曙教唱“五月的鲜花”，戴白韬、董纯才、陶宏教自然科学，程今吾教人类社会发展史，艾思奇教《大众哲学》。艺友班同学是半天学习半天工作，实行工学结合，当时共有学员40余人，分别来自上海、广东、安徽、河南、江苏等地。

授课场景

（3）关心群众文化生活，推行全民教育，移风易俗

工学团以举办小学教育入手，深入群众按照群众的要求开展了多样化的全民教育。

1934年，严竞成与张健以侯家宅为基地发动农民组织了共和茶园，边喝茶，边谈心，谈时事新闻、讲故事，颇受欢迎。为了练武，工学团请拳师教青年农民打拳。农民有在春天放风筝的习俗，就组织青年做纸鹞，参加放风筝比赛。

为了传播文化知识，设立普及教育车，带着留声机、图书、报纸，走遍山海地区每个村庄，唤起民众投入抗日救亡运动。此外，还办农民夜校举办读书会，成立图书馆，办起农民报，有针对性的进行各种宣传活动。

1934年5月，山海工学团在孟家木桥创办了乡村幼儿园，大胆试用八九岁的小朋友作幼儿的小陪伴，效果很好，解除了农村妇女参加田间劳动的后顾之忧。次年2月成立山海儿童社会，由小先生张健、沈增善、侣朋等8人组成委员会，把儿童的事交给儿童自己来办。

为了普及医药卫生常识，防治疾病，于1932年10月在夏家宅设立了小诊疗所，免费为农民治病。同时提倡节俭办婚丧事、节制生育、移风易俗，受到农民很大的欢迎。

山海工学团学生合影

（4）与农民同甘共苦，发展生产，改善生活

陶行知与工学团的教师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当时生产落后，农民生活很苦，为了依靠集体力量，学习科学技术，提高产量，增加收入，曾组织了以生产性质为主的工学团，如棉花、纺织、缝纫、养鸡、养鱼、养蜂等工学团以及信用合作社。其中最早成立于民国22年秋的沈家楼棉花工学团，陶行知、张劲夫兼当顾问，推广棉花良种“斯字棉”，指导农民们采用条播法，使当地农村的棉花亩产量达百斤。他们还发动农民修筑鱼塘，修桥铺路。

1934年夏天旱情严重，农友们每天成群结队的求神拜佛，求天公下雨。陶行知在上海借到了几台抽水机帮助农友们抗旱救灾。通过此事，工学团在农友中深深扎下了根。

（5）点起了抗日救国的火把，团结各方爱国人士，教育农友，孕育了革命力量。

山海工学团在大场办教育、抓生产、谋福利，取得农民无限的信任。他们结合当时的形势，开展抗日救国的宣传教育。当时左翼文化总同盟（简称文总）负责人田汉领导一些电影工作者，曾来山海拍电影；左翼音乐工作者聂耳、冼星海、吕骥、张曙等来山海教革命歌曲；艾思奇、钱俊瑞、李公朴、邹韬奋、薛暮桥等著名文化人来山海作报告；“一二·九”运动前后，田汉率剧团和金山、崔嵬、安娥、金焰等著名文艺工作者，先后来山海为农民演出《放下你的鞭子》《三江好》等革命短剧，使农友们受到深刻的教育。

话剧《放下你的辫子》场景

从1933年起，山海工学团内就有中共地下党的活动。最早的有上海教育工作者联盟（简称“教联”），有王洞若、张劲夫、王东敏等人在山海建立教联小组，发展“盟员”。“教联”是党领导下的左翼群众团体，受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文委）和中国左翼文化界总同盟（文总）的领导。还有一个较大的组织是中国青年反帝大同盟（简称“中青”），是中共上海中央局出版部领导下的外围组织，任务是推销一些党的理论书籍和刊物，组织读书会，后来也参加群众性的政治生活，主要成员有毛远耀、林一心、钟民、方明、张健等人，后来俞华、沈增善也参加进去。这样，在山海工学团里的这两个系统的中共党组织都在活动，并各自在教师、小先生和农友中发展党员，建立组织。

从1933年至1935年，上海地下党组织处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下，绝大多数党组织或遭破坏，或失掉组织联系，陆续停止了活动，然而在山海工学团的党员不仅坚持工作，而且发展和扩大了党、团员及外围群众团体，为迎接“一二·九”运动以后的新形势奠定了基础。这是因为这里环境比较安全，陶行知完全信任他们，有困难总是设法帮助解决，国民党几次要派人到山海来“工作”，都被陶行知顶了回去。

1935年秋，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陶行知表示完全赞同，并立即投入抗日救亡的洪流，积极进行各种工作。1936年1月，他发起组织“国难教育社”，被选为社长。同年2月，左翼各盟撤销。“教联”全体盟员转入“国难教育社”，在山海工学团的“教联”和“中青”两个组织合并为“国难教育社山海分社”，党的组织也合并为一个组织，继续与陶行知紧密合作，开展国难教育运动。山海工学团成为当时上海抗日救亡运动在近郊的重要堡垒，也成为上海国难教育运动在乡村最重要的试验场所。

学员共唱《毕业歌》场景（电影《聂耳》片段）

1935年12月，山海工学团为支援北平学生“一二·九”爱国运动，组织了100多人去上海参加游行示威，在大场地区也组织了几百名师生和农友，沿沪太路游行到大场镇。他们在路上高唱《义勇军进行曲》《毕业歌》等，影响很大。1936年初“一·二八”四周年纪念日，上海各界爱国人士由沈钩儒、陶行知率领，步行45里到庙行祭奠抗战无名英雄墓，山海师生和农友们一起参加了这次爱国大游行。那时的山海从总团到分团都有进步青年在工作，通过办日校、夜校、识字班、姐妹会，从事农民教育、妇女教育和儿童教育，这里的老师，过一个时期来了，一个时期又走了，有的是来工作，有的是来学习，实际上成为培养救亡运动骨干的学校。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山海工学团停办，在中共党组织的统一安排下，一部分师生由团长张劲夫带领，参加战地服务团，到抗日前线工作；一部分师生参加孩子剧团，到全国各地宣传抗日；还有一部分师生、农友到上海市难民收容所工作，以后又返回大场，以“山海团友会”名义联络，坚持抗日斗争。

从1932年到1937年的短短五年间，山海工学团从一个村庄发展到周围十数里的地区，建立了六个村庄（肖场、郭家桥、赵泾巷、沈家楼、北孙宅、大桥头）的工学团和包括幼儿、儿童、青年、妇女以及具有生产性质的十多个工学团，团结了群众，普及了文化教育，提高了群众觉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几年中，为国家培养了200多名干部，很多农村青年走上了革命道路，为以后的民主革命斗争与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贡献。

陶行知题字

2、第二时期（1946—1949年）

抗战胜利后，大场地区的农友多次写信，要求陶行知恢复山海工学团。1946年4月，陶行知回到上海，中共上海教师运动委员会（简称“教委”）成员马崇儒和山海校友孟根根、沈增善等多次拜访陶行知。陶行知鼓励他们说：“你们要团结农友，自力更生，依靠大家艰苦创业，我积极支持你们，山海一定可以办好”。日后，他以募捐、卖字、演讲等方式筹款帮助建校。

根据陶行知的教导，马崇儒等积极筹备山海工学团的复校工作，建立了以农民为主体的校董会陶行知任名誉董事长。董事长是当地热心教育的沈秋涛担任，沈鹤忠献出沈家楼的大片竹园作为校舍基地。1946年5月21日，山海在沈家楼复校上课，更名为“山海实验乡村学校”，由陶行知亲自题写了校名。

山海实验乡村学校牌匾

山海实验乡村学校继承和发扬山海工学团的光荣传统，在原来工作的基础上，继续兴办学校。他们针对抗战八年后农民和失学儿童迫切要求读书的实际情况，首先在“学以明生”上下功夫，在大场地区开展了大规模的普及教育活动。从复校到解放前夕，总校发展到4个班级，学生近200人，并在大场、彭浦、真如之间的40多个村子里，先后成立了肖场、盛家角、郭家桥、童港、大桥头、旺港、张家楼等7个校董会，办了7所分校，计20多个儿童班,13个成人班，还有小先生办的十几处识字班，合计直接受教育者达千余人。由于失学儿童多，村子多而分散他们根据陶行知推行小先生制和“即知即传人”的普及教育，请山海工学团抗战前的小先生示范传经，建立了第二代小先生队伍。整个大场地区形成了教师认真教学、学生好学成风，师生团结友爱，学校与农民形成了一个融洽快乐的大集体。

山海的总校和分校，不仅仅是上文化课传播知识的学堂，而且是向群众进行政治宣传的重要阵地。教学生识字，教师将每个字每个词的含义与政治内容联系起来，使学生在政治上认清谁好谁坏。音乐课教唱进步歌曲，引导群众进行有进步意义的文娱活动。学校不单教书，还关心群众的生产和生活。1947年春，沈家楼总校办了棉花消费合作社，沈家楼、大桥头修建了一条简易的道路。冬季，盛家角采取合理负担、分段包工的办法，疏通了村东条快要淤塞的小河，以利生产和运输。次年春，在沈家楼消费合作社的基础上，又办了棉花生产合作社，所有各分校种棉花的农民几乎都参加了。1947—1948年的农忙季节，在陈鹤琴的支持下，在沈家楼、孟港巷、大桥头、姚家庵等处办了数个农忙托儿所和一个长年托儿所，这是上海市郊最早的农村托儿所，有效地解除了农村妇女的后顾之忧。

中国第一个农村托儿所奠基碑

山海复校后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北郊地区开辟农村工作的主要阵地之一。大场地区地下党的领导机关就设在这里。在办学的整个过程中，上级党组织从市区调配和转移几十名党员和积极分子到这里从事教育和革命工作。他们一面根据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办好学校，一面积极开展党的工作，发展党员，建立组织，以学校为阵地，领导和教育当地人民开展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民主斗争，切实维护群众切身利益，开展迎接上海解放的斗争，发挥了积极的作用。1948年春，为争取国民党区公所和区农会将无理扣留的改良棉种发放给棉农，共产党员沈增善、孟仁棋等领导沈家楼棉花生产合作社同当局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并于4月上旬的一天，带领棉农二三百人，骑车包围了大场镇上的区农会，通过说理斗争，迫使发放了棉种，从而保护了合作社棉农的利益，大长了山海农民的志气，使合作社规模从原57个村庄发展到98个村庄（截止到1949年春），棉田面积扩大到11200多亩，约占大场地区棉田的50%。此外，党组织为领导农民开展合法斗争，通过选举，掌握了部分基层政权，如山海地区的5个保，由山海学生孟根根与徐锡生等担任负责人，为与国民党斗争提供了有利条件；组织发动青壮年开展反对抽壮丁反对筑碉堡的斗争；抵制伪国大的斗争；教育农民进行反迷信斗争，1948年6月4日发动群众捣毁了设在孟江巷徐惠生家的一贯道佛堂。

参观战地服务团

当时国民党当局对教育界的控制是极严密的。为了恢复和发展山海工学团，大场地下党组织加强统战工作，以增强与国民党作斗争的力量。他们在实际工作中尊重与陶行知有关的民主人士，听取他们对学校工作的意见，而且由他们组成董事会。山海的名誉校董事长在陶行知逝世后由教育家陈鹤琴担任，山海一旦有事，他就出面与国民党当局周旋。市教育局的督学曾来山海寻衅，后来就是以陈鹤琴的名片解决问题的。地方上的沈秋涛是沈家楼总校的董事长，他不仅在经济上支持学校还为营救肖场分校被捕的同志出过力。山海在办学经费遇到困难时，得到了宋庆龄的大力援助。她特地到山海总校沈家楼参观指导，并于1947年秋季起，以她领导的中国福利基金会拨出10个义养儿童的名额，每月给山海50元美金的援助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山海的经济困难。

山海的影响引起了国民党的恐惧，他们对山海采取了监视、恫吓、迫害等手段。1949年1月13日深夜，一大批国民党军警突然包围了山海肖场分校，逮捕了富华、缪剑秋、沈先旭和富华的姐姐富健兰等4位教师和5位农友。后经多方营救,5位农友陆续得到保释。富华、缪剑秋、沈先旭三位教师也于解放前夕破狱逃出，重回山海的怀抱。肖场分校被破坏后，为保存力量免遭更大迫害，部分教师转移，留下的教师坚持上课至解放前一个月。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大场区军管会办事处开始就设在山海校内，山海的工作人员积极参加政权的接收与建设工作。当年10月，经上海市教育局批准，学校改为公办，杨明远被任命为校长。1951年8月，市教育局根据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的指示精神，为纪念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山海实验乡村学校改名为上海市行知小学，并继承陶行知办山海的精神，保持了“山海”的特色。学校从此纳人公办学校体制。

3、第三时期（1981年至今）

1981年6月，上海市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会根据教育界著名人士刘季平的建议，经上海市教育局批准、资助，在宝山县政府领导下，由县财政和大场乡政府共同资助，决定在大场试办劳动、学习、科研三结合的新型的社会主义工学团。9月，成立山海工学团理事会，决定办团为“自力更生，不化国家一分钱，先办实验工厂，以工养学”。10月22日，新“山海”招收了第一期学员37人。同年10月25日，山海工学团举行纪念陶行知诞辰九十周年大会，在会上宣布正式建立山海工学团，团长潘冷云，副团长徐银奎、关经辛、顾问沈增善。

山海工学团牌匾

这所重新建立的山海工学团，是在全国贯彻党的基本路线中诞生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人民生活的主旋律。教育也应该围绕这个主旋律，使之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教育体系。这正是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要求，也是陶行知教育思想，特别是工学团教育思想，在历史新时期的必然发展。时任中国陶行知研究会会长的刘季平，在重建山海工学团时提出的“社会主义工学团要做到劳动生产、文化技术学习、科技研究三结合”的构想，是工学团教育思想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新运用新解释新发展。

山海工学团重建以来，在探索运用社会力量办学、创造社会主义工学团的道路上，取得了可喜的成绩。1982年8月，生产氯丁胶乳(沥青防水胶)的实验工厂建成投产，经过数年的苦心经营，到1987年有固定资产百万余元，年创利六七十万元。1981年建团时招收的农村初高中毕业生37人，除考进中专、转到国营企业4人和退学1人外，其余32人经过两年来的半工半读培训，毕业后全部吸收为实验工厂职工，其中一部分还成为工厂的主要骨干。1988年工学团受到国家教委、国家计委、财政部、劳动部的表彰，被评为发展勤工俭学培育“四有”人才的先进集体。实验工厂所得的利润，除交纳税金和上交有关部门外，主要用于发展农村教育事业，为乡村和教育系统举办各类技术、教育培训班与讲座，宣传陶行知教育思想；为场南村建造老年之家和幼儿园；与大场镇政府、陶行知纪念馆合办少年之家；为附近中、小学及村、镇提供开展文体活动的经费，为大场地区教育质量的提高和精神文明建设作出了贡献。

山海工学团遗址纪念碑

1984年创办了山海科技研究所，培植蔬菜品种，试制工人洗手液、电子医疗仪等新产品，并进行技术咨询、资料翻译，为工学团工厂及乡村企业提供优质服务。1986年以来，还举办专业培训班，其中，教养员培训班2期，保育员培训班5期，共培养了教养员68人，保育员64人；受县政府委托，办了2期日语培训班，学员共47人，第一期期限1年半，第二期4个月，毕业后一般达到高中水平，少数达到大专水平，第二期毕业学员中有2人被派往日本考察农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