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曼生前最后一次发声：新自由主义如何为特朗普铺平了道路

2017年1月10日，波兰裔著名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于英国利兹的家中因病逝世，享年91岁。鲍曼一生的著作多达77部，最为中国读者所知的著作为《现代性与大屠杀》。就在两个月前，全球范围内因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而舆论沸腾之时，鲍曼拖着病体写作并在Social Europe网站上发出他生前最后一篇媒体文章《新自由主义如何为特朗普铺平了道路》（How Neoliberalism Prepared The Way For Donald Trump），澎湃新闻在鲍曼逝世之际，编译了此文，以飨读者。

在赫鲁晓夫许多长达数个小时的演讲中，他从来不曾认为这一政策当初就掺杂着某种不公正的、不正当的或不道德的恶意。他也不认为除非悬崖勒马、推倒重建，否则这种恶意就必然会导致现在这些受谴责的、受批判的暴行。只有一个人，最多还有另外几个已知的人合作，执行了这一套体系，并做了一系列的错事。

我还清晰地记得公众对于赫鲁晓夫所揭露的事情所做出的反应。他们尽管对此感到有些不适，但还是欣然接受并拥护发布的指示。更多的人则在哭喊，第二次哀叹着他们人生的历史戏剧性。但是这一次，这种哀叹的对象改变了：它是针对于那些本质上拥有完美品格的人们，在追求一个不可企及的高尚目标的过程中无意犯下偶然错误和疏忽。但绝大部分人笑了，只是这种笑声中清晰地传出了苦楚。

我回忆这些事情——反正这些都是很久远的事情了——不仅仅是因为像我一样的老人常常喜欢并沉醉于重现往事，还因为，那些落败者和同情落败者的人对于希拉里·克林顿所遭受的重击，对于她所代表的民主党，对于他们错误实施的、还承诺在选举胜利后继续实施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所做出的反应，与那些往事有着诡异的相似性。甚至是“错误”和“畸形”这样的用词，恰当地配上了罪魁祸首们的名字，也同样在他们的反应中被作为最终的满意解释。

特朗普与希特勒：“决断论的”领袖

欧尔班、卡钦斯基、菲乔、特朗普——这一份不完整的名单上列着一些已经或者正在试图完全以统治者的意愿为根基和合法性来源进行统治的人。换句话说，他们要将卡尔·施米特对于主权的定义（见他的《政治的神学》）作为一种“决断论的”（decisionist）统治进行实践。热心关注着他们那大胆的、毫无顾忌的无礼行为，同时对此充满敬佩、等不及想要追随他们榜样的人正快速地增长着。公众对此的赞颂和需求正在快速增长——可能正增长得越来越快！直到最近，自封的“独一无二的”领袖的卖方市场正在迅速地而不可阻止地变成一个买方市场。特朗普成为美国总统，这是因为他清楚地告诉美国人他将成为这种类型的领袖，也是因为美国人希望自己被这种类型的领袖所领导。

一位“决断论的”领袖只需要公众的认可就可以行动，无论这种认可是公众自发的、自愿的，还是被刻意创造的或者强加于公众身上的。他的决断不受到任何的限制，甚至“更高理由”所衍生出的限制——比如宗教的限制——也不能限制他的决断。一位决断论的领袖已经接近于专制：就像上帝回答约伯的问题一样，上帝拒绝解释他的决断，也否认约伯拥有询问并获得解释的权利（在那个故事中，其他任何人也没有这个权利）。领袖的决断所需要的唯一解释，也是受这一决断影响的人们应当知道、也能够获得的解释，就是这一决断是领袖的意愿。

事物的“确定性”对于生命能否持续下去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是那些被自己的不确定性所骚扰、压迫的人们最热切的梦想（尽管小威廉·皮特在1783年就已经观察到，这种确定性可能变成“为侵犯所有人类的自由而进行的辩护”和“独裁者的论点”）。由决断论的原则所指导的政治，是独裁者的论点与赞同独裁的人们的相遇。皮特是首先勾勒出自由民主最初的发端的人之一，而我们或许可以说，自由民主发展出来的目的，正是为了理性和真正的人类利益，为了防止上述的那种相遇。

防范潜在专制的古典自由主义

在此之后的数十年中，法律理论家、法律实践者和政治哲学家联合起来，以实现自由民主的目标。他们曾经成功了，并保住了成果。在此过程中，他们将自己的思想和创造力投入了进去，实行了一系列的制度手段：将立法权、司法权和执法权分开，三种权力各自独立，而又同时密切结合——由此促使它们永久地采取磋商协议的形式，而远离潜在专制统治的倾向。通过这些制度手段，上述目标的实现过程成为了主流的观念。

这种发展倾向还得到了另一种补充，这种补充更多是起源于文化而非制度。它的宣言就是启蒙哲学家所宣传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这一口号后来被绣在大旗上，由法国革命的军队从欧洲的一端扛到另一端。宣传这一口号的人知道，这三种元素只有在共同出现时，才有可能良好地成为实践内容。自由只有在平等的陪伴下才能产生博爱，而去掉这三者中起协调作用的条件，那么自由最有可能产生不平等，实质上就是产生了分隔，使人们互相为敌，产生了混乱，而不是统一与团结。只有完整的三个元素才能产生一个和平而欣欣向荣的社会，互相合作的精神才会良好地融入社会。

这样的立场通过或明或暗的方式与之后两个世纪的“古典”自由主义密切结合起来。这种自由主义认为，人类只有在学会使用自己的自由的条件下，才能真正获得自由。只有当人们获得自由和手足情谊这两种品质的时候，才有真正的博爱。约翰·斯图尔特·密尔从他彻底的自由主义信念中得出的是社会主义的结论，而贝弗里奇勋爵，那位在英国推动普遍的福利国家的精神领袖（也是推动其他欧洲国家追随他们的榜样的人），在思考并呈现他的想法的时候，将福利国家制度看作是实施确切的自由主义思想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作为“建制”的新自由主义

但是，长话短说：新自由主义现在是一种霸权哲学，几乎整个政治光谱上的人都认同它——这也肯定是特朗普和他的追随者们认为是“建制”的所有部分，这正是他们要用公众的愤怒和反叛彻底摧毁的部分，而这种哲学却与过去的自由主义渐行渐远。新自由主义通过做古典自由主义勇敢奋斗去阻止、去抵消的事情，使之实质上成为了古典自由主义显而易见的反面。这种事情就是从启蒙运动的三个不可分割的原则和假定中，为了实践上的企图和目的，忽略掉平等这一前提——常常平等只流于口头上的表述了。

在一个具有远大理想的国家，同时——感谢它的新自由主义领导人——也是一个不乏失望的国家中，新自由主义哲学已经持续了三四十年，期间没有分裂或者遇到严重的挑战。三四十年之后，特朗普的当选就几乎变成是一件预定的事情了。在这样的环境下，引导舆论的人们正积极地寻找、理解、激烈地辩论着那些错误和畸形，而这些人最多只能成为烤熟的（烤焦的？）蛋糕上的点缀。

那些自封的远大理想的承载者和失望情绪的征服者，各式各样精于政治煽动性演说的人——或者简单来说，就是自封的，且受到公认的强人，他们的力量是由他们破坏“建制”强加并竭力维持的游戏规则的能力来度量的，而不是他们遵守这些规则的能力。“建制”是他们共同的敌人。而现在这样的环境对他们来说就是一场狂欢。我们（我指的是那些不仅担心他们的行为，更担心他们还未实现的潜力的人们）却被建议，要对于快速修复和一键去除麻烦的选项表示怀疑。我们在这样的环境下所面对的选项，或是来自一个恶魔，或是来自一片深不可测的蓝色海洋，因此我们更应该保持怀疑了。

在伟大的翁贝托·艾柯死前不久，他在他充满智慧的文章《制造一个敌人》中，通过他对这件事的许多研究，得出了如下这个悲伤的结论：“拥有一个敌人的重要性不仅在于我们能够定义自己的身份，还在于能够设置一个障碍，相对于这个障碍我们能够测量自己的价值体系，并且在试图克服它的过程中，展现自身的价值。”换句话说，我们需要一个敌人来知道我们是什么，我们不是什么。这一知识对于我们的自我认可和自尊是不可或缺的。他又补充解释道：“敌人与我们不同，他们的风俗不是我们的风俗。外国人带来的是最典型的区别。”

外国人的麻烦是，常常这个人的确是外国的——不仅是说，他们的习惯非常不同，而最重要的是，他们居住在我们的主权领域之外，我们无法到达，也不能控制他们的居住地。能不能把他们作为敌人，并实践我们的敌意，这并不完全是我们能决定的（当然，除非他们跨过边界并意图在我们中间定居）。如果说主权是“决断论”中统治者自我意愿的能力中的一部分，那么许多外国人都不能成为合格的艾柯意义上的敌人。许多情况下（或许是所有情况下？），在家的附近，尤其是在家门里搜索、寻找或者发明一个敌人是更好的。视线范围内可以触及的敌人，基于很多原因，都比很少见识、听闻的想象更容易理解（尤其是更容易控制、操纵）。在中世纪已经有这样的情况。基督教国家的敌人这一功能，完美地由异教徒、萨拉森人和犹太人执行，他们都居住在任用他们的朝廷和教堂的范围之内。今天，在这个相对于包容更偏爱排斥的时代里，在排斥的手段正在快速成为一种近乎机械般理所当然的时代里，选择内部的敌人更加容易，又具有更高的吸引力。

在已经成为或者正在追求成为强人的人里，对敌人最受欢迎的选择就是“建制”。这是真正的、完全的“元选择”，即通过这一选择，可以由关联和衍生决定其他的选择。“建制”作为一个烟雾缭绕的、定义不完全的集合，很容易就能剖开。而其中都是已经比他们的时代活得还久的过气的人，他们基本上都是早就应该作为自私、虚伪的人和无能的失败者这一类人，记录在历史的年鉴当中了。简要一点来说：“建制”代表的就是令人恶心、厌恶、缺乏吸引力的过去，而那些准备好将这些东西送到它们理应归属的垃圾山中去的强人们，则代表了新的开始的向导。过去他们谁都不是，在此之后，他们就是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