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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新论︱商鞅的军事外交：统军伐魏、游说魏王

王政冬

2017-02-19 10:34

来源：澎湃新闻

商鞅（？－公元前338年），卫国宗室出身，所以他被称作“卫鞅”；他所属的支脉以公孙为氏，所以又叫“公孙鞅”。那“商鞅”的叫法怎么来的呢？秦孝公二十二年（前340年）公孙鞅因军功受封为彻侯（秦国的最高爵位，汉朝时避汉武帝刘彻讳，改名“列侯”），封地在邬（今陕西商洛市境内），为了表示对公孙鞅的尊崇，秦孝公特意将“邬”改名叫“商”。华夏族有一种由来已久的观念，那就是功成名就之后衣锦还乡，项羽曾说：“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所以把封君本人的家乡封给他，显示着一种特殊的恩宠。公孙鞅老家在卫国，当年周武王把商王朝的故都封给了卫国，也就是说公孙鞅老家是商朝故地，所以秦孝公将公孙鞅的封地改名叫“商”。此后，人们就称公孙鞅为“商鞅”了，或者尊称之为“商君”，《史记》才会有《商君列传》。

话剧《商鞅》中尹铸胜饰演的商鞅

追随公叔痤和由魏入秦

商鞅早年追随魏国重臣公叔痤，在公叔痤家担任中庶子（一说为“御庶子”）一职，相当于随从兼参谋。魏国在魏文侯时代经历了李悝的政治改革和吴起的军事整顿之后，国力蒸蒸日上。商鞅长期追随公叔痤，对于富国强兵等问题自然会有很深刻和独到的认识。

商鞅还从公叔痤那学到了很多军事知识和为人处世的道理。从时间和年龄推断，公叔痤应该和名将吴起共事过，甚至可能曾在吴起麾下任职，所以深得吴起治军之法。魏惠王八年（前362年），公叔痤带兵大破韩、赵联军于浍水（今山西浍河）之北，擒获联军主将乐祚。魏惠王要赏赐给他一百万步田地（战国时期百步为亩，一亩约合今0.31亩，一百万步约合今三千多亩），公叔痤推辞说：“士兵们能不避艰险、勇往直前且始终保持作战阵型而不溃散，这是当年吴起治军有方的结果；勘察地形，制定行军路线，合理安排攻守，这是巴宁、爨襄的功劳；让士兵和百姓知道战场上的赏罚一定会兑现，是大王法令严明的结果。而我所做的，只是在看见敌军后，指挥士兵发动进攻罢了，所以不敢受赏。”于是魏惠王赏赐给吴起的后人二十万步田，巴宁、爨襄各十万步田。同时进一步嘉奖公叔痤，在一百万步田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四十万步。追随公叔痤那些年所获得的学识，可以说是商鞅一生中最宝贵的财富。

电视剧《大秦帝国》中的商鞅和公叔痤

《商君列传》记载了一则关于公叔痤和商鞅的故事，说公叔痤病重之时：

魏惠王亲往问病，曰：“公叔病有如不可讳，将奈社稷何？（意在让公叔痤推荐继承人）”公叔曰：“座（通“痤”）之中庶子公孙鞅，年虽少，有奇才，原王举国而听之。”王嘿然（就是嘿嘿一笑）。王且去，座屏人（屏退左右侍从）言曰：“王即不听用鞅，必杀之，无令出境。”王许诺而去。公叔座召鞅谢（道歉）曰：“今者王问可以为相者，我言若（你），王色（从面色来看）不许我。我方先君后臣（先为君主着想，再考虑你商鞅），因谓王即弗用鞅，当杀之。王许我。汝可疾去（迅速离开魏国）矣，且见禽（通“擒”，逮捕）。”鞅曰：“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杀臣乎？”卒不去（最终也没走）。惠王既去，而谓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国听公孙鞅也，岂不悖哉！”

这则故事显然是后人追述，当时魏惠王尚未称王，应称之为“公”或“君”。故事情节也难免有夸张和渲染之处，但魏惠王确实没有任用商鞅，商鞅最终去了秦国。

多重角色的施展与拜相封侯

战国时期，君主选拔人才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臣下举荐，商鞅能够见到秦孝公是通过宠臣景监的举荐。这位景监可不是太监，是楚国贵族，昭、屈、景是战国时期楚国最强盛的三大家族，楚国贵族为何会在秦国当官？因为秦、楚两国世代联姻，直到秦始皇时，还有大批楚国贵族在秦国任职。通过结交景监，商鞅还抱上了楚国这棵大树，在出土文献中，秦家嘴楚简有“秦客公孙鞅聘于楚之岁”、天星观楚简有“秦客公孙鞅问王于戚郢之岁”这样的记载，说明商鞅可能不止一次造访楚国，商鞅最终的封地也选在了秦、楚交界的邬城，不得不说商鞅的这一做法颇具纵横家狡兔三窟的特点。

商鞅时代的形势图

秦国的变法其实在秦孝公之父秦献公时就已经开始了，秦献公元年（前384年），“止从死（禁止用活人殉葬）”；二年，迁都栎阳，削弱旧贵族的地域影响力；六年，开始在部分地区推行县制，打破旧有的宗族组织；七年，“初行为市”，进行经济改革；十年，“为户籍相伍”，也就是户籍改革，让国家直接掌控人口。秦孝公初年商鞅的改革也是陆续展开的，最初变法的阻力可能不太大，而且收效很显著，所以秦孝公十年（前352年）商鞅升任“大良造庶长”，相当于相国。也就在这一年，商鞅开始发挥他的军事才能。

“大良造庶长”商鞅督造的兵器部件（故宫博物院藏）

当时，魏军主力正在东方对阵赵、齐、宋、卫等国，商鞅决定抓住时机，给魏国一记猛拳。公元前352年，商鞅率军直指魏国旧都安邑（今山西运城市境内）。魏军胶着于东方战场，无力西顾，安邑守军最终投降。要知道，魏惠王把都城从安邑迁到大梁才十年（公元前361年迁都）而已，安邑依然是魏国政治、经济名城，人口和财富聚集之处，还是魏国历代先君陵寝之所在，战略地位极其重要。旧都沦陷，这对魏国军民士气的巨大打击可想而知。《史记·魏世家》记载这一年魏国“筑长城，塞固阳（未详在今何地，但肯定是战略要地）”，加强防守。结果，第二年（前351年），商鞅又带兵包围了固阳，固阳守军投降。局势似乎一片大好，然而，就在这一年，魏国开始了绝地反击。

魏国毕竟是老牌强国，家底丰厚。魏惠王和韩国结盟，迅速解决了东方问题，把齐国打得“筑防以为长城”（《竹书纪年》）；随后，挥师西向，不仅收复了失地，还包围了定阳（今陕西延安东南）。《战国策》说这时的秦孝公“寝不安席，食不甘味，令于境内，尽堞中为战具，竟为守备，为死士置将，以待魏氏”。

危难之际，商鞅自告奋勇前往游说魏惠王，对魏惠王说：“现在听命于您的，都是宋、卫、邹、鲁等小国，您若想成就王业，一定要让齐、楚、赵、秦、韩、燕这六个大国听命。有秦国的支持您一定能够成就王业，您不如先穿上王服再去讨伐齐、楚。”商鞅的这套说辞让魏惠王很受用，当时只有楚国在几百年前就称王了，齐、赵、魏、韩都是侯爵，秦、燕是伯爵，“王”这个称号对中原各国来说是个巨大的诱惑。而且在魏惠王看来，韩、赵已经和魏国结盟，若是再有秦国的支持，魏国似乎真的离王业不远了。公元前350年，秦孝公和魏惠王在彤（今陕西华县南）会盟，双方罢兵。商鞅凭借三寸不烂之舌成功将“祸水东引”，《竹书纪年》记载此后魏国曾联合赵国北伐燕国，南联韩国攻取楚国上蔡（今河南上蔡县西南）。魏惠王还扩建宫室，车架仪仗全部和周天子等同，摆足了要称王的架势。秦国则积极配合魏国，魏惠王召开逢泽之会，率诸侯朝天子，秦国都主动参加。

电影《战国》中的魏惠王

在为秦国争取到了较为宽松的外部环境后，商鞅的角色又从纵横家转换成法家，公元前350年，商鞅开始大规模的变法改革，将全国规划为三十一县，“为田开阡陌封疆”，重新分配田地，统一度量衡一系列措施同时展开。但是这次改革触及到太多人的利益，反对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太子甚至直接触犯新法，商鞅采用雷霆手段，“刑其（指太子）傅公子虔，黥（在脸上刺字）其师公孙贾”；几年后，公子虔又一次以身试法，商鞅果断将其处以劓刑（割掉鼻子）。数以千计的秦国人议论新政的得失，商鞅说这些都是“乱化之民”，全部发配边城，一时舆论肃然。商鞅的做法不一定都妥当，但他的法令确实得到了深入贯彻和执行，并对秦国产生了深刻而久远的影响。

当年商鞅“祸水东引”的策略在公元前342年取得了意想不到的巨大成功，这一年，魏国十万大军在马陵之战中全军覆没，元气大伤。《竹书纪年》记载第二年“五月，齐田朌伐我（指魏国）东鄙；九月，秦卫鞅伐我西鄙；十月，邯郸（指赵国）伐我北鄙；王攻卫鞅，我师败绩”，年近花甲的魏惠王惨败在了对他俯首听命了十年的秦国手中，真不知心中是何滋味。

公元前340年，商鞅继续统军伐魏，魏惠王派遣公子卬迎战。商鞅当年在魏国时和公子卬关系很好，于是心生一计，派人送信给公子卬，说你我关系这么好，就不要打仗了，你劝魏君罢兵，我劝秦君罢兵。然后秦军真的就拔营起寨开始撤退，商鞅可能还弄来了秦君撤军的诏令，公子卬也就信了。商鞅又说临走前老朋友叙叙旧吧，公子卬天真地来赴会，结果被商鞅设伏兵给擒获了。随后，商鞅趁着魏军主帅被俘、人心浮动之机一举将之击溃。正所谓“兵以诈立”，商鞅的军事才能也得到了后世的认可，《荀子·议兵》说：“故齐之田单，楚之庄蹻，秦之卫鞅，燕之缪虮，是皆世俗所谓善用兵者也。”商鞅也因为这场胜利受封为彻侯，达到了他人生的巅峰。

由商鞅来重新认识先秦诸子

以往，人们对商鞅的认识可能止于法家的代表人物，其实这是汉代以来学界的一种误导。流传至今的先秦文献，绝大多数都是汉代人编订整理的，司马谈、司马迁父子的《论六家要旨》对“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思想进行了概括，刘向、刘歆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九流十家”，即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农、杂、小说，《汉书·艺文志》延续了这种划分方法，这种对先秦学术体系的建构有其合理之处，但也产生了很大的副作用，其中一点就是对先秦人物认知的刻板化。由上文不难看出，商鞅兼具法家、兵家与纵横家的素质，再如屈原，不仅能写出优美的辞赋，还通晓法令、善于外交。所以，我们需要打破刻板印象，重新认知这些多能多艺的鲜活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