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军祁观 | 败走阿富汗（二）: 未来是怎样输掉的？

沉迷于技术至上的军事转型，无法帮助美国取得在阿富汗（或伊拉克）的成功。这是过去十余年美国内部对其在阿军事行动最主要的检讨、批评意见之一。即便不上纲上线到技术决定论，美军在阿富汗的情报、火力、机动、后勤等各个作战环节都依循了冷战后期逐渐成型、海湾战争正式登场的信息化作战底色，迭代强化，不断演进。

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这种演进几乎造成一种对于军事转型的偏执，形成一种类似企业、商业管理中的风险回避状态。“轻足印”策略被认为虽然保证了美军“进得去”，却也直接导致其在阿富汗“待不住”。

回避风险所带来的，是依靠技术手段通过少而精的人员投入徒劳地追求控制，是进行龟缩守点妄图中心开花而非大范围地接敌、交友，是建立一支非驴非马的“皇协军”而非立足当地部族、人力资源、政治、官僚、管理等方面的实际条件改变军事条件。

享受偏执的人

一种批评观点认为，这种转型偏执的背后有着政治经济利益和文化链条或网络的影响。

在美军军官团与大型军工企业、防务咨询与游说部门、安全类智库之间，形成了一种以中高层人才循环为纽带的政策链条，个人职业路径与企业利益之间形成了相互加强的闭环——退役中高级军官进入防务部门供职，而后者则藉此“人脉”在高技术装备研发和采购上获取更高的利润率，这种合力进一步加强了美军作战方式的固化。

在这一链条或网络上，除了单纯的利益考量，当然也有根深蒂固的组织和文化因素的作用，对于单向技术优势的依赖历来是美国对外军事干涉的能力基础。短期内，高技术武器的确能够为美军带来速胜和低伤亡率，但是在治安战、“反叛乱”作战的环境下，这套模式是不合时宜的，却在这种链条或网络的影响下不断固化。

这种观点并不能简单归类为“军工复合体”假说，其实际政策影响也因为诸多因素无法完全验证，但是以人为链条和网络纽带所形成的作战理念、装备体系和政策偏好的集团其本身的确是存在的。

拉姆斯菲尔德曾是这些理念的主要代表和推手。在主持五角大楼期间，拉姆斯菲尔德制定了一个大规模的计划对美军进行“转型”，“网络中心战”之父塞布罗斯基被他任命为新成立的转型办公室主任。虽然美国军政高层不再像1990年代那样大张旗鼓地谈“革命”，但“转型”背后的野心一点也不小。从阿富汗到伊拉克，美军在战场上迅速和无可置疑的军事胜利几乎让执着于转型的人们看到了成功。

那时，五角大楼内外的声音均对以网络中心战为符号和图腾的转型欢呼雀跃。战场的成功促使彼时的美军计划在已开出的数十亿美元支票基础上，在未来继续投入千亿级别的军费用于加强信息化作战的硬、软件。领导了这两场军事入侵的弗兰克斯将军甚至在其2004年的回忆录中写道，军事转型和所有高新技术“为今天的指挥官提供了一种类似荷马赋予其作品中奥林匹斯神明那样的视角”。

对他们而言，很遗憾，胜利是迅速，却也是短暂的。弗兰克斯2003年离开了中央司令部司令的岗位，赛布罗斯基于2005年去世，拉姆斯菲尔德在今年6月30日去世。前两位在一定程度上是“幸运”的，他们没有在指挥官或学术领军人的位置上见证美军在初期成功之后的长久窘迫。而拉氏则在身前身后为其对美军所打下的烙印背负了很多的骂名。

转型并非一无是处

公允地说，对军事转型的批判并非完全站得住脚，判断其在阿富汗战场的作用，取决于军事手段所要达成的目标如何设置。首先要明确一点，转型不是“撒手锏”，军事转型无法在阿富汗这种战争局面下为美国的军事干涉提供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但同时，技术中心主义和军事转型对于塑造和改变战场态势仍然起到了一定作用。在阿富汗战场，特种作战与空中打击的结合使用便比较突出。

特种作战的优点有很多。首先，得益于训练方式和内容，特战单位能够在复杂、特殊的社会文化环境中执行多种任务。第二，由于行动低调隐秘，特种作战不会像大规模入侵那样在本地民众中引发普遍恶感，而小规模行动也较易避免战场附带伤害，降低本地民众反感的动机。第三，快速坚决的特种作战对于敌方中、高层人员可以造成有效杀伤和清除。

空中打击是特种作战的必要补充。常规空中力量为阿富汗政府军提供了必要的近距空中支援，延缓迟滞了塔利班在较大规模行动中的推进。

当然，针对“基地”组织的无人机大规模使用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在奥巴马任内无人机攻击大规模升级的初期，由于技术、指控、管理等方面的不完善，加之阿富汗地形复杂和“基地”行藏特点，造成了大量平民死伤，极大地破坏了美国军事行动背后的政治目标；但同时，由于阿富汗多山地形以及阿巴边界地区的鞭长莫及，无人机成为美军可以依赖的少数有效手段之一，既可作为察打一体平台提升美军对对手主要节点、重点人的杀伤，又可作为力量倍增器有效扩展了美军在大纵深、宽广农村山区的战场态势感知能力。特别是在阿富汗的特殊地缘、宗教、部族条件下，美军若通过传统方式，通过部署地面部队在阿巴边界地区保持持续威胁存在，成本将非常高，无人机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这一战术目的。

特种作战与空中力量的使用，虽然无法为美军带来常规战争中的决定性战役胜利，但其效果亦不能忽视。拉姆斯菲尔德也许是对军事转型最为偏执的那个人，但真正把特战作为战略手段的，是奥巴马政府的一系列“捕杀行动”，无人机同样在奥巴马时期开始扮演主角。美军在阿富汗的特种作战指挥部无论规模还是重要性均在奥巴马任内得到了显著的提升，在这之上，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本身就是军事转型思路的典型体现。

在组织架构上，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不同于传统的金字塔型指挥部门，而更趋于扁平化、网络化、去中心化，对各精英小队的信息和情报支持、行动指挥和协调，都更加迅捷。这种结构的存在，严重依赖信息技术设备与装备，近实时的传输、共享与联通，把包括文本、图像甚至生物特征信息全部纳入一体化情报与指控系统，以提高收集、分析和调配的效率。在此基础上，在重要目标的确定、抓捕或击杀上，联合特战司令部也有部分自裁权。

这种扁平化、网络化的结构，在阿富汗不仅起到了战术层面的作用，甚至具有一定战略潜能。在阿塔的指挥体系中，个人所掌握的涉密信息与地位、权威、个人对组织的价值以及组织安全等均有莫大关系。因此，上级对下级经常讳莫如深。这种权力、文化和安全上的保密要求使得每一个从较低级别向更高级别“晋升”的指挥人员都必须重建一整套信息网络，以替代前任。而节点的转移和过渡也是塔利班指挥网络相应部分最为脆弱，行动力最差的时候。特种作战与空中打击的组合对于这种节点的破坏经常是有效的。这直接导致一些中下层首领拒绝升职为更具价值的美军打击目标。当击杀目标为塔利班中层时，这种对网络的破坏尤其有效，因为它直接破坏了其行动链条。

但是，转型的成功到此为止。因为美军终究无法成为沃尔玛。

沃尔玛式的军队与战争

是的，沃尔玛。它是那些执着于转型的人心中为美军所设立的样板。庞大而充满官僚特征的组织，却依然可以在任何一件哪怕是最小的商品卖出之后实现自动补货。仓储、物流、销售、资金、供应均通过网络化进行管理。转型的旗手们相信，沃尔玛能够做到的，美军同样可以。

赛布罗斯基与同为“网络中心战之父”的合作者加斯特卡曾写道：“国家进行战争与其制造财富的方式是一样的。”他们和拉姆斯菲尔德，以及当时的许多军政高层都相信，高新技术手段的应用和倚重能够将美国的战争机器从过去的犀利战斧变为轻便、精巧却更加锋利的手术刀。

在转型的设计中，美军通过战场传感器网络快速识别目标，并进行迅速打击。成千上万的作战人员将像一个单一的、有自我意识的、自协调的有机体一样行动。更充分与更有效的信息互通与交流，能够让部队迅速行动，获取精确情报，并绕开传统、陈旧的军队等级和层级指挥。这种场景被认为会构成西方军事历史上自拿破仑时代以来前所未有的军事革命。更为关键的是，这一构想中并不需要数量庞大的部队，以量取胜将为信息管理所取代。正如沃尔玛改变了零售模式本身，转型将不仅仅是如同过去数百年间战争工具和技术进步对作战方式的影响，而甚至是对战争本身的改变。

偏执的人们甚至认为，在这种战争中，不仅己方消耗更小，着力更精确，作战本身也将更加人道化。因为以网络、人工智能等信息手段连接为整体的军事机器，能够更为精准、更为迅捷地消灭主要目标，同时避免或减少无畏的平民伤亡或财产损失。因而，这种意见相信，将美军建设成为一支沃尔玛式的力量，不仅能够在战术层面体现美军的优势，更可能在战略层面帮助美国以更小的政治成本摆脱“帝国主义”扩张与干涉的负担，从而更加自由、便利地行使其世界警察的权力。

可惜，他们错得离谱。

军事转型加重了美军“传统艺能”中对后勤、火力、信息等诸多方面绝对优势的严重依赖。发挥优势本无错，正如网友戏言，“穷则战术穿插，达则火力覆盖”，优势的背后同样是复杂、优秀的管理与组织能力。但是这种依赖却使美军在“错误的地点、错误的时间与错误的对手”对垒时犯了娇骄二症。

无论是战场情报、监视与侦察，还是火力支援，美军在一线的地面作战无一不依赖绝对的空中优势，美军所训练出的阿富汗政府军同样染上了这种“富贵病”。仅就反游击战或“反叛乱”作战中至关重要的战场态势而言，失去了空中力量的保障，美军的寻的、跟踪、修正、分析等能力都将严重削弱。由于对手小股武装分散、灵活并拥有政治基础，“轻足印”的美军基本没有任何可靠的替代方案。

转型所带来的当然并非仅仅是空中依赖的强化，而是全任务谱系、多作战领域的战术重心偏移，从广义网络中心的信息作战布局，到强调全域集成的能力融合，从空中、远程火力打击，到特种、无人作战力量的强化等等。对于单向优势的绝对依赖，是不愿离开舒适区的风险逃避。

美军不是沃尔玛。

意在棋外

一支小规模的军队，虽然通过信息技术彼此相连，虽然能够获得陆海空火力支援，但前线将军们在这一力量网络上所掌握的节点终究还是太少了。通过这样的力量，美军成功地完成了“打进去”和“赶出去”的任务，但无法实现“消灭对手”和“待下去”的目的，或从美国的角度而言，说来好听且政治正确的“确保和平”。

前线指挥官始终没有足够人手去寻找和安排当地线人，没有充足的力量去建立路障等安全设施，没有能力去完成污水处理厂等至关重要的生活设施重建，也没有力量对市场等公共场所保持足够的巡逻和警戒。

除了增兵期和彼得雷乌斯做出战略调整之后的伊拉克，无论是在喀布尔还是大部分时间的巴格达，美军的主要状态都是龟缩守点，把训练不足、力量体系不完备的当地部队打发出去作战，并通过无人机等平台与网络进行战场和作战情报信息的收集与反馈。

不止一名前线指挥官有过类似的抱怨：我的部队可以消灭敌人，只要能够清楚地知道他们何时出现在何地，但我的部队与当地居民没有联系，没有可靠的信息网络。2020年的疫情，引发了全球范围的远程办公转型。而美军的转型早在十余年前便已主动将一线作战变成了“远程办公”，就像笔者过去的一些无人机操作员同学，只是坐在美国本土基地空调房中对炎热沙漠或山地进行侦察与打击。

包括阿富汗在内，美国过去二十年余年的军事入侵与干涉，是首拨利用转型成果并促成转型加速的美国军事实践。将战场、战区甚至全球军事战略布局变为一盘电子棋局，是这一转型的终极方向。陆海空天电磁网各个作战域的信息与火力节点，以及超越线性、线式作战的后勤、指挥和控制能力，都被着力打造成为一个有机作战体系而实现“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叱咤变化，无有留难”。

这些实践曾被认为是未来战争的操演。在一定程度上，这种认识也许并没有错。但在阿富汗，未来已被美国人自己输掉。对于这场转型背景下的电子棋局而言，意在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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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祁昊天，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