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从经学到理学》出版座谈会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何俊教授的新书《从经学到理学》近日出版，2021年11月21日，在上海虹桥凯悦嘉轩酒店召开了本书的座谈会，以下为座谈会发言记录：

《从经学到理学》，何俊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7月版，定价：88.00元

郭晓东教授：先恭喜何老师的新书出版，从《经学到理学》这本书我觉得对当前的宋明理学研究来讲是一部非常有意义的著作。这本书不仅是在发生史意义上讨论理学如何是从经学转出，更重要的是这本书讨论到了广义的理学与经学的问题。

广义地讨论理学与经学的问题，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讲，我觉得有何俊老师对理学的整体性思考在里面，特别是在讨论到宏观上的理学与经学的关系时，他特别点出在经学的时代，理学有它的不得已，同时理学的转出也有它的经学源头所在。所以我觉得他这本书的非常有意义之处就在于纠正了当前宋明理学研究中聚焦于流而忽略了源、聚焦于本体工夫框架而忽略了儒学整体性的问题。

所以在这个层面上，何老师的这本书看上去好像只是讨论理学怎么从经学转出以及经学、理学关系的问题，其实是代表着何老师对宋明理学的整体性思考。我看到这本书最后的序言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表述，因为我们传统上讲宋明理学的时候都是要么关注于理、要么关注于心，但是何老师在最后总结中认为宋明理学的主流精神是追求事理、挺立人心，同时他又加入另外一方面叫关注人间，我觉得这一点其实就是试图把我们曾经被窄化的宋明理学研究再重新恢复到它原本应该有的面目所在。在我看来，这一点就是这本书的最大意义所在。下面请何俊老师来介绍一下这本新书。

何俊教授：谢谢晓东老师，我的书出来以后，其实是不想开这个座谈会的，我觉得座谈会好像有点王婆卖瓜，但是因为同道们建议我还是要开一个座谈会来进行学术的分享。那么我就借这个机会来介绍一下这本书的由来。

我在2013年申请到了国家重大项目，在这个项目之前我又拿到了古委会的项目。我的研究重点一直是宋明理学，在做宋明理学研究的时候就注意到，大概在2000年左右宋明理学研究中的经学史研究方向开始发展起来，就是从解释学的传统来看中国哲学，我记得是汤一介先生推动这个事情的。后来大家就渐渐觉得中国的解释学就是经学，于是就开始关注于经学。那么以经学史的眼光来研究中国哲学就变成一个有意义的进路。

按照我的理解，在宋明理学中研究经学史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四书，那么这个工作怎么推进？四书的著作很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里面对四书类著作的评价又非常低。我学养、精力也不足以把这些书全部翻一遍，所以就不知道该怎么弄。后来很偶然的机会得到了一套《马一浮全集》，我就闲来无事翻看，我就注意到了马先生在复性书院的时候开具的关于宋明的经部著作书目，叫《群经统类》。我又再去了解他的思想，包括他的六艺论思想、他的生平以及他所有的论学书信我都看了，并且选了一部分的书信做了导读，这个书已经在四川出版了。

于是我就觉得《群经统类》的文献整理应该是有点意思。对于这套书标出的书目，我又再去看了全部的提要，同时我也选择了若干种翻看，我就发现这套书里面有很多是我们现在做中国哲学的人大多闻所未闻的作品。虽然这些人是宋明理学的一些重要人物，比如说清初的李光地。但是对于李光地，他选择的书是研究《诗经》的《诗所》，这些一般不在我们宋明理学的研究领域当中。还比如元代敖继公的《仪礼集说》，敖继公这个人恐怕大家都没怎么关注过。再比如说王宗传的《童溪易传》，大家可能也不太了解。还有关于啖助的新《春秋》学，虽然台湾也专门整理了他的著作，也开过啖助新《春秋》学的学术论坛，出过一个比较厚的论文集，但是在我们大陆学界还不是那么关注，所以我就觉得这里面有很多著作是值得整理的，能够对我们现在宋明理学研究的领域有所拓展。所以我当时就跟古委会申请了一个古籍整理的项目，现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在陆续出版，大概已经出了八种。应该说对于我们理学的研究是填补了一些资料上的空白，是有所拓宽的。

在文献整理的基础上，我们就希望能够进一步做一个更大的项目，就是基于这些经部著作来开展研究。因此我们申请到2013年的国家重大项目，但因为我那时候还在行政岗位上精力有限，到了2018年的时候我们只做了一半多一点，所以我2018年就辞去了职务到复旦大学。我非常感谢复旦大学给了我一个非常好的工作条件，于是我就加快进度，我们团队的工作也做得非常好，最后按照当时延期的要求就顺利完成了。

完成之后国家社科规划办专家组成员来进行评议，吴震老师也是评议组成员，陈来老师是组长，还有杨国荣老师、乐爱国老师、董平老师，专家组给了一个优秀的评价，但是专家组给的优秀不等于说就是优秀，国家社科基金委还有一个全国范围的评估程序，最后我们也是拿到了国家的优秀。

这个事情完了之后，天津人民出版社的编辑就来联系我，表示他们愿意给我们出版，但是我自己的书和我们团队的书略微有一点区别，我的书是一个总论性质的，可以单独出版。所以按照我自己的出书计划，我就放在上海人民出版社，他们收入著作集里来出版。其他几位同志的书会在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他们已经列入了国家出版重点领域，那时候我们争取再开一个会议，这是大致情况。

关于我的书我就简单讲几句，第一点就是我刚才说的，我们现在的研究范式、理论架构基本上很简单。我对这个问题是不太满意的，因为它既不符合朱子在《近思录》里所呈现的十四卷基本架构，跟整个宋明理学的实际展开也不一样，这是我不太满意的地方。

第二点，对于宋明儒学的研究，我自己是非常受两部学案的影响。两部学案是以人物为对象、以学派为归趣，而这样的路数又跟西方哲学史的编撰有高度吻合，所以在宋明儒学研究当中也就延续了以人物为对象来谈中国哲学的范式。第一线的人物做完之后就做二线人物，二线人物做完之后就做三线人物，现在大家都觉得硕士论文、博士论文不知道该做哪些，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局限。

从宋明理学的实际情况来看，儒学家都是通过对传统经典的解释来表达思想的，并且通过新经典系统的构造来完成思想的创造。也就是说，他们整体上是处在一个经学的时代，但是理学也确确实实在这个经学时代里面打开了它的知识面向。如果没有元朝、清朝，也许理学在南宋时就可能会催生出这样一种新的知识形态，也或者在明代就变成一种现代的学术样式。

但是不管怎样，历史发生了转弯停滞，这就导致清代的学问就对理学做出了全面的反拨。顾炎武讲理学离开了经学就无所谓理学，这个说法就表明理学已经成为一种独立的知识形态。同时，他更对这个知识形态提出了质疑，这都是两面性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为了更清楚地展现宋明理学的思想，我确立了这样一个从经学到理学的考察。

这本书的结构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我为这套整体分析确定了一个全面的基础。这个基础主要是讲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在中国传统的知识系统当中经学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它都有什么性质？第二个问题是我为什么要选这样的一些内容来进行讨论？这主要是来自马一浮先生的思想，马一浮先生就是从整个经典系统来思考，第一个部分主要是这两章。

中间部分是书的主体，因为我不想把整个研究变成泛泛而谈，所以我把它落实到具体的经典解释当中去，所以中间部分就分门别类地来谈五经和四书，也包括《孝经》。因为每种书的著作有很多，所以我就按照自己的理解来选择这个门类当中的代表性著作来谈，比如说《春秋》学是选择了啖助。之所以如此，我是有一个时间线的考虑，因为理学是从晚唐到清代展开的，这里有一个时间线索，所以我相应地就把这些经典与时间线结合起来考虑。

最后部分是专门分析顾炎武的思想，对顾炎武的思想我也同样不是泛泛而论。因为我看到了顾炎武的读书笔记，是关于宋明经部著作的读书笔记，有三卷本。它就反映了顾炎武对整个宋明理学思想的取舍，所以最后一章是讨论这个问题。那么在研究方法上也与以往有不同，现在人民出版社重印了我明代和宋代的两本书，大家如果看过可能会知道，我以往的研究方法是比较注重于哲学史研究中的思想史进路，虽然我是哲学的科班出身，但我不太喜欢概念抽象化的反复讨论，我还是希望能够有血有肉地展现思想的过程。这一次我有所改变，我着重是在经学史与学术史的意义上、从文本的处理层面来进行讨论，但是我也有意识地兼顾了思想史的进路。比如说关于胡瑗的胡学、关于宋代理学中从北宋对《周官》的重视到南宋对《仪礼》的重视的转变，做了思想史的一些分析。但总体上来讲，这本书还是以学术史、经学史为主的哲学分析，大概就是这个情况。

我最大的希望是通过这个书能够在宋明理学的研究范式上做一些新的探索，在文献资料上面有一些拓宽，能够把宋明理学的研究放在整个中国知识传统当中去理解，我就汇报这一点，请同志们批评。

郭晓东教授：何老师对这本书作了一个整体性的介绍。刚才何老师讲了这本书的写作的缘起、以及它的内容和基本观点。这些问题对当前的宋明理学研究来讲，应该说都是一些带有刺激性的问题。所以我想在座各位应该都有话说，我们先请议程安排上的几位老师先发言，然后其他的各位也畅所欲言。我们先请吴震老师发言。

吴震教授：大家早上好，首先是要表示祝贺，祝贺何俊老师的新书的出版，我很早就拿到这本书。实际上在这本书出版之前，何老师就经常拿给我看书中的一些文章，和我交流。所以我非常早就熟悉了何俊老师这本书写作的过程和思路。刚才何教授也详细介绍了研究的过程，这里就不多说了，我就直接切入主题。因为今天发言的老师还是比较多的，可能时间要有控制，所以我的发言要控制在一定的时间之内，不能够多说。我想分几点简单谈一下我的感想。

像刚才何老师他自己所说的，他总体的思路是比较清楚的，他首先是在方法路径方面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自觉的意识。因为研究进路的这种自觉意识对我们学者来说是相当重要的。但自觉意识这个问题用他自己的话概括，是对于以前的一种固定的范式有一种自我的反省，并且他突出了在宋明理学研究领域当中学术史、思想史等研究进路的重要性。

但事实上在我看来，可能何俊老师在研究过程当中，事实上是把思想史和学术史打通为一的，是结合起来的，这不是孤零零的、单独的，比如说这篇研究的是思想史，那篇研究的哲学史、学术史，不是这样。在我看来，他实际上是完全兼顾到了思想史和学术史，又有思想性又有学术性。虽然他说可能对于纯哲学的进路不大喜欢，但是哲学史和思想史怎么来分开？我觉得有时候是慢慢分开的。

坦白地说，我自己的研究进路也是比较贴近于思想的进路。很早以前，我实际上就是从思想史的进路来进行研究的，所以我对这个点是有切身的体会。但事实上思想史本身的内涵含义是非常宽泛的，也不能做过多窄化的理解。比方说你要研究宋明的一些重要人物的政治思想的时候，从政治史角度的研究来看不可能不涉及到一些思想史的重要内容。比如说政统、道统的问题，它跟政治的问题是非常密切的，但事实上放在理学的语境当中来看，它又是在思想史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虽然可能跟哲学史稍微有点距离，但是很显然这个问题跟思想史是非常密切的。你要从孟子开始谈起，谈到韩愈，一直要谈到朱熹《中庸章句序》等等，这样的思路不仅是一个政治史的问题，更是一个思想史的问题，它同时又是学术史的问题。

所以我有一个总体的感受，归纳的话，我觉得何俊老师这本书在方法上它有两个特点，第一个就是会通，还有一个就是突破性。汇通性是说它把思想史、学术史、哲学史等等都会通起来。那么突破性主要表现在什么地方？在我看来突破性就是指他抓住了一些重要的议题，在方法运用和问题意识等方面都有新的展现。比方说刚才何俊老师自己所介绍的，他为什么要选这么几部经典、几个人物来写，他如果没有问题意识的话就没有办法做成，他肯定有一个明确的问题意识，然后把它连贯起来，并且从中来找到一个突破点，这就是他的创新性、突破性的非常重要的表现。

那么我们再来谈第二点，我觉得第二点是何老师这个研究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专题性，就如他所说，他不大喜欢那种泛泛而谈的风格、抽象的概念等等。在这一点上我们两人也是比较接近的，非常注重问题性和专题性。专题性被抓住了就有可能达到许多新的成就，有许多创新的可能性。我们在研究过程当中，实际上有许多问题扑面而来，但是我们就不知道怎么来抓住重要的、核心的、在学界中未受到关注的问题而这个点又有重新研究的价值等等这样一些问题，怎么样来用你的眼光去审视，去把这个问题抓出来，这实际上是研究过程当中一个非常要紧的点。

再一个就是，他刚才说我们以前的研究对象就是人物，两部学案当中按照人物来排列，然后是学派，如果再大一点就是某个时代的思潮，是这样一种研究方法。那么现在就有一种新的经学思想研究方法，包括经学史、学术史研究。在抓住专题性的方面，何老师的书我觉得他有非常重要的突破，各章可以是独立的一个专题，同时各独立的专题互相之间又有关联，而不是孤立的。这个关联性就表现在他有一个一以贯之的经典诠释视野。这也就回到我们刚才第一点所讲的，他在方法上有一个突破的自觉。

第三个特点就是书中内容的丰富性问题。这一方面是指理学的精神的丰富性，另一方面是在审视理学整个思潮的时候，它也有一个整体性的展现，由于整体性的展现才能让我们认识到理学思想的丰富性。我刚才说到了专题性，孤立地看每一个专题都好像很偏，但如果把它们连贯起来看就会展现出丰富性，在这一点上何俊老师有相当高度的自觉意识。而要做到这一点就不仅仅是关注某一个小的人物或某一个单独的经典，而是要在关注经典的同时怎么能够把他们连贯起来，把它放在从经学到理学这样的一个脉络当中作为整体来审视，从而把宋明理学精神的丰富性提出来。要做到这一点，说起来容易，实际上是不简单。何俊教授这本书的出版在学界可以说开创了一个新的成功范例，这是我的第三点感受。

第四点，我觉得这本书还有一个当代的意识。这个话怎么说？这本书的内容与当代没有关系，这个当代意识是跟马一浮有关。马一浮先生不是当代人，应该说是近代的人物，但却是近现代中理学研究的一个典型人物，一个典范。我以前对马一浮的有关内容也不熟，因为我也是一直关注宋明领域，对近代没有涉及，《群经统类》我听说过但是也没有看过。但是通过这本书的第一章和第二章，我粗读之后有一个感受，就是马一浮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研究的人。他自己认为是要坚守程朱理学的传统，所以外界的印象认为他是在做比较保守的思想工作。但事实上，根据何俊老师的研究给我们揭示的一个面向，他绝不会是这样，他可以说是中西打通的。我特别感兴趣的一点是他在《群经统类》中关于“统类”的说法，这个说法放在今天来看是非常具有当代性的提法。我想怎么会在20世纪初的时候他已经能讲出来了，这让我觉得非常地惊讶。统是一统的统，类是分门别类的类，这个概念本身是比较重要的，但是马一浮更赋予了它新的含义，这就是多样的统一。我觉得多样的统一这句话放在马一浮的时代能够讲出来是不得了的一件事。现在的学界，包括我自己，是比较喜欢讲多元化。但如果你光讲多元化而不讲统一性，实际上是不对的，这样很可能导致一个严重后果，就是坠入到相对主义。因此讲多元的同时，还有必要强调统一。

从另外一方面，你光讲统一，但忽视了文化的多元和思想的多样化、丰富性也是不对。实际上，多样和统一两者之间是一个辩证的关系，是一个互动的关系，不能够只强调单方面的重要性。你光讲多元重要，不要统一，或者你只要统一的、抽象的但是多元性都不讲，这也是不对的。而这个问题在马一浮思考《群经统类》的时候就清楚地讲了出来。这个话放在今天来看仍然能立得住脚，仍然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且这个说法我觉得也能够为我们大家所接受。所以我看了这本书之后，就觉得马一浮先生的思想非常重要，这值得引起我们大家和学界后进将来做进一步的拓展，来加深马一浮先生的思想研究。

那么何俊老师的新书是集中在《群经统类》的经典范围之内，我觉得如果有可能做一步拓展的话，就是在《群经统类》之外对马一浮的理学思想进一步地深入拓展，应该会有更多的成果，这是我对何俊老师新书出版之后的一个小小期望。我希望他能够在今后再进一步地、更全面地来拓展马一浮思想的整体性研究，为我们学界再提供更丰富的篇章。

我已经谈了超过十五分钟了，时间不能太长，我就简单讲这么几点来抛砖引玉，谢谢大家。

郭晓东教授：谢谢吴老师的分享，刚才吴老师把何老师这本书的一些主要特点都做了介绍，比如方法上的汇通性和突破性以及内容上的整体性和丰富性，还包括专题性和当代意识等都做了比较详细的分析，非常感谢。我们请下一位发言人，华东师范大学的方旭东教授。

方旭东教授：我尽量简短一些。这次收到何俊教授的《从经学到理学》，同时也收到他新印的早期两本书（《南宋儒学建构》《西学与晚明思想的裂变》），所以实际上上海人民出版社是出了三卷本的“何俊著作集”。我想把三本书连起来，谈一些自己的感想。前两本书在最初出版的时候，我都在第一时间自己买了。现在是得到了作者的签名本，所以我又重新看了一次。将三本书连在一起，相对来讲是一个长时段，就可以看得出一些特点。

首先，从三本书的出版时间上来说，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何俊教授他整个的学术历程。第一本书是他的博士论文，它出版于1998年。第二本书是他从哈佛访学归来之后，是2004年出版的。这本书我觉得对他个人来说，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一本书。一般来讲，博士论文是一个人进入学术界的敲门砖。第二本书，2004年出版的《南宋儒学建构》，可以说是作为一个成熟学者标志的一本书。眼前的这本书——《从经学到理学》，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应该是一本姗姗来迟的书。当然，这不是说这中间何俊教授没有出版其他的著作。从何俊教授自己高要求的角度来讲，他经常跟我讲“要出大书、要出硬书”。他自己现在“何俊著作集”是收这三本书。第三本《从经学到理学》，是符合他自己讲的“大书、硬书”这样一个标准的。

以何俊教授的学术素养来说，他第一本书《西学与晚明思想的裂变》实际上远远超出了作为博士论文的这样一个普通的水准。虽然在那个时代可能还没有什么全国优秀博士论文的评选，但是这本书直到今天仍然是这个领域里面的一个必读书。按照何俊教授本来的势头，1998年出第一本书，2004年出第二本书，这中间是6年。今天2021年出第三本书，这中间的跨度是17年。当然，何俊教授在书的后记中也讲到了人生因缘是不可预料的，他自己觉得有一个归去来的过程。这个书可以讲是何教授重归学术的一本书。因为我自己这些年跟何俊教授交往也很多，我也见证了他是怎么在一个非常密集的时间把这个书推出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觉得这个非常难得。大家都知道何俊教授这中间做了很长时间的行政工作，实际上这种行政工作是足以将一个学者废掉武功的一个过程。但他在做了这么多年的行政之后，居然能够“起死回生”，能够又把武功找回来，我认为这本身是一个奇迹。这当然一方面是何俊教授天赋异禀，另外，我觉得也是跟他以前深厚的功底有关系。这是第一点，三本书拿到后我有这样一个整体的感受。

第二点，刚才何教授在自己的引言，还有吴震教授在前面的评论当中已经提到了，就是何教授他是有一个非常清醒的方法论的自觉。他不是走哲学的、概念分析的路径。这就是所谓的思想史的路径。实话说来，何老师这样的研究路数，在哲学系是一个孤独的路数。长期以来，何教授是以一个孤军奋战的这样一个形象出现在中国哲学的研究领域。实际上由于某种因缘，他可能跟史学、跟思想史领域的同仁可能交往更多一些，而跟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哲学的交往反而少一些。这当然是因为他出身的原因，他大学时就因家庭世交而受教于著名的宋史专家徐规。所以这样一种孤独，他又何以能够立身呢？这跟何教授非常善于学习、转益多师有关。从他的老师来看，博士论文的导师陈村富先生，是做西学的。之前是跟沈善洪先生，是做宋明理学的。同时又跟陈植锷先生，是做宋史的。他到美国之后，因缘际会，跟余英时先生。实际上，我认为在他《西学与晚明思想的裂变》的书里面体现出陈村富先生的影响，因为当时这本书是作为外国哲学方向的博士论文提交的。在《南宋儒学建构》这本书里面可以看到余英时先生的路数的影响。而最近这本书《从经学到理学》，正如刚才何教授所说的，他是从马一浮先生那里获得了自己的灵感。这本书其实已经不是余英时先生的研究范式所能承载。这当然是跟何教授自己不断地学习、不断地吸收有关系。

《明儒学案》中，黄宗羲喜欢讲“宗旨”。何老师的三本书，晚明、南宋、经学各一本，看起来好像没有一个“宗旨”。但实际上，在这种所谓的多变之中，还是有一个不变的东西。这个不变的东西是什么？何教授他其实一直是在关注儒学的真精神的。这在他第二本书的前言中有一个交代。这种对儒学真精神的把握，他觉得是在一个更广泛文化、社会，乃至实践的领域当中得到体现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觉得何俊教授他对儒学真精神的把握，某种意义上跟他浙江人的特点是有关系的，即有一种经世的意识在里面。我这样讲是有比较的。比如说，我自己的两位老师——杨国荣老师、陈来老师。我觉得在他们两位老师那里，显然没有像何俊教授这样一种对经世之心的关注。这是我自己粗浅的一些体会。

我就讲这些，谢谢大家！

郭晓东教授：好，感谢旭东兄。旭东兄把何老师的三部大作合在一起做了一个系统性的研究，并且非常深入地解读了何老师多变中的不变的宗旨，可以让我们有更多的讨论的余地。我们再请下一位发言人——杭州师范大学的范立舟教授。

范立舟教授：谢谢主持人。我写了发言稿，在这里念一下。

顾炎武之所以提出“经学即理学”的口号，乃是有感于后世理学逐渐有摆脱经典、空谈义理的倾向。他曾说：“《论语》，圣人之语录也。舍圣人之语录而从事于后儒，此之谓不知本也。”理学作为一种学术思想形态，不应该间隔在经典之外。顾炎武不承认宋明理学的独立学术形态的地位，未免显得偏颇。而钱穆先生则声辩道顾炎武所说的理学并非宋代理学而是指明代，尤其是晚明阳明学，也显得乏力。“经学即理学”这句口号，我们今天的理解可以是如果得不到经学的养分，义理之学是不可能茁壮成长的。

何俊老师《从经学到理学》一书共10章，大都是从宋代理学家对经典的诠释入手，具体细致地分析了以经学为载道之器而求经世致用的为学路径与为学工夫。对理学史上重要的思想概念与典范人物作了新的解读，而这种解读又完全依据他们的经典诠释而展开，就思想史或哲学史研究的方式看，有着鲜明的特点，也显现出独创性之所在。中国思想史上的人物、学派，无论有怎样深刻的社会经济根源，也无论是否进入权力世界的视阈，甚至一时成为政治与文化领域的执牛耳者，在思想的理论形式上，它们终归是要以以往的思想资料作为出发点。无论是在野的新思潮，还是官方统治意志的统治思想，其主张无论有怎样的创新，形式上总要依傍经典，从中找出立论的根据，并标榜为儒家正宗。

理学史的蕤生、成长与发展成熟也充分证明了这种判断。一般来讲，理学史比较重视“宋初三先生”对理学蕤生所作的贡献，也关注到范仲淹、欧阳修等人对士大夫人格的模铸作用。《从经学到理学》则注意到晚唐啖助的《春秋》学与理学开启之间的关联性。关于这种关联的研究，从前周予同等学者不是没有注意到，而是语焉不详，根本没有从学理层面展开相关的研究。而此书的第三章就遵循了周予同“要把经学与哲学合起来研究”的号召，探究理学之从经学中转出。两宋理学的形成、发展以及理学群体对儒家经典文本的诠释之间的密切关系，从啖助及其著作为起点，讨论了经典诠释领域的诸多细节性问题及其与理学互动关系的揭示，是对理学生成历史研究的深化，也是理学思想研究的深化。今人惯常认为，啖助等人对《春秋》的解释的一个特点是“舍传求经”，而作者则指出啖助的新《春秋》学从此前关于《春秋》的撕裂的解读与繁琐的注疏中抽离出了具有普遍性的人的问题，那就是历史中的理与情，还有明白问题的具体方法——因事明义。尤其是对历史表象背后的“理”“义”的思考，不仅从方法与内容两方面开启了宋明理学，而且也把张力带入了理学的建构。

我们还可以举一个研究的范例，那就是第四章关于胡瑗的研究。犹如田浩说的那样，理学涉及三个层面的内容创发：哲学思辨、价值关怀和现实政论。理学自称“明体达用”，就意味着个体道德意志的弘扬与对现实社会生活的关切应该是等量齐观的价值追求。《明体达用与思想盛衰》一章既讲隐含于胡瑗主要著作《洪范口义》里的政治哲学以及此种思想与现实的作用，更进一步揭示隐含于苏湖教法之中的理学精神。这种理学精神又是怎样通过胡瑗在教育上的成功，将一种代表地方性经验的教学方法升格到中央，并将它塑造成国家的普遍理念与行动的呢？作者指出胡瑗的成功根本上是因为胡瑗针对时代问题，使传统的知识借助教育的形式作出了创新性的转化。对苏湖教法的理解，折射出胡瑗的思想乃至整个理学不仅仅是一个知识问题，它具有更深的内涵，它指向广阔的生活世界，它对之后政治世界的风云变幻也起到了潜移默化的运作之功。

何俊教授的专著，有他自己的特点。一般来说，专著总要有许多铺陈，在通往论点的途中需要构筑大量的知识暗堡，总希望读者可以逐次攻克这些知识暗堡而领悟其论点或著作的宗旨。何老师的著作却大多采取专题深入的形式，不作过多的知识本身枝节上的纠缠，直奔主题和问题，而各个章节之间的关系并不显得突兀、孤立，暗中体察，自有其内在的逻辑关联性。这是应该注意到的一个方面。我的发言结束了，谢谢各位！

郭晓东教授：好，谢谢范教授的发言。范老师主要是从何老师这部著作中理学怎么从经学中转出，他特别举了几个例子，像啖助、像胡瑗等等，都是分析得比较具体和深入。我们再请第四位发言人——南昌大学的杨柱才教授。大家欢迎！

杨柱才教授：谢谢主持人，谢谢何俊教授，给我一个机会来参加这次新书的座谈会。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学习机会。《从经学到理学》这本书，我应该是大概一周前接到。何俊教授之前的两部书《西学与晚明思想的裂变》、《南宋儒学建构》，以前也出了，现在是重印，也都陆续收到了。现在就《从经学到理学》这本书，谈谈个人较突出的三点印象或者说想法。

第一，我联想到了20世纪初以来，关于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学科的方法问题。中国哲学史刚刚兴起的时候，冯友兰先生把中国哲学史分为两个时代：子学时代、经学时代。整个中国哲学史就这两个时代，清末廖平标志着经学时代的结束。那么，中国哲学在20世纪就面临一个问题，中国哲学史究竟该怎么建立？20世纪初或者上半叶，确乎有一个怎么突破传统的经学，也包括子学的学术分科，走向一种现代的中国哲学学科的建立的问题。到了今天，中国哲学学科也有100多年的建设和发展，哲学史、思想史的研究方法、表述系统也呈现出多样化的形态，但总体来说仍然延续了胡适、冯友兰以来参照西方哲学来建立中国哲学研究和表述范式的路子。只是所参照的西方哲学的具体哲学体系或流派有所不同。因此又出现了新的反思，提出了新的问题，比如关于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中国哲学如何突出自己的主体性问题，中国哲学如何建构自己的话语体系问题等等。归结起来，也可以说是如何在引进和吸纳西方哲学的同时，又不完全依傍于西方哲学的问题。那么，还是要回到传统本身，从传统本身寻求内在的学理和方法。在这个意义上，经学的研究又凸显出来了。朱伯崑先生《易学哲学史》可以说是改革开放后经学哲学研究的一个典范，之后经学思想史的研究日渐增长。最近这几年，经学研究成为了一个新的聚焦领域，甚至新出的书的名称也有一定的相似性。比如，何老师的《从经学到理学》、许家星教授的《经学与实理》。这反映的不是个别的现象，而是学术发展到今天，有一种共性的时代性的要求。这是我要说的第一点。

第二，何老师这本书，我认为是有方法上的自觉的反思，即他要如何做这本书的一个方法系统。因为他提出了知识的问题或者说知识论的问题。他所说的知识论跟逻辑学还说的不一样。他特别强调三点：知识的经验性、真实性、可信性。这三点对于知识的建立和我们如何获得知识是很重要的。因为按照逻辑学的知识论，就必然要讲到归纳和演绎这一类的问题。何老师的书提出理学的知识本身就是一个系统，不应该割裂而应该要呈现它自身的完整性，所以他又同时强调知识的完整性和过程性。从完整性上讲，这本书中，五经的研究可以说都顾及到了，而且有意识地保持经本身的完整性，还加上了称之为“小经”的《孝经》。这就是经典的完整性一个表现。从过程性来讲，选定的注本跨度从晚唐到清初，在这么长的历史里面，贯穿了何老师所说的一个意思，即理学随着经典诠释的演进而愈加丰富，呈现出知识和义理发展的一种过程性。这个过程是延续的，通过过程的延续性，我们也可以看出理学的义理和知识在丰富和发展。该书第二章，专门讨论马一浮的“六艺论”与《群经统类》，明确表示这本书所选经注的书目来自《群经同类》，但对于经注及其研究的知识上的完整性和过程性的强调，则是何老师的自觉思考和定位。这是从方法上，我读这本书的一点体会。

第三，这本书名为《从经学到理学》，最终还是要落实到理学。正是由于落实到理学，这本书的主旨便呈现出来了。在这本书中，至少有两部经典，是有意识地去体现理学的主题的。一部是程颐的《周易程氏传》，还有一部就是朱熹的《论孟精义》。《周易程氏传》是较纯粹的理学书，一直声名显著，大家都读过或接触过，就不多讲了。《论孟精义》则比较独特。因为我们平时读得多的是《论孟集注》，但是何老师特别属意的是《论孟精义》。这不仅是因为《论孟精义》本身所具有的重要性，而且其中应该也蕴含了何老师的研究意图。《论孟精义》中所选的注释条目几乎全是程氏和程门之说，而程氏和程门之说就是朱熹心目中理学的核心所在。这也在某种意义上体现了理学的宗旨。总之，何老师选这些著作，是有他的思考在里面的，并非偶然地这么做。我就说这么一些。谢谢！

郭晓东教授：感谢柱才教授。杨柱才教授刚才从三个角度来讨论这本书，首先，他从经学与中国哲学史这个学科本身来切入讨论这个问题。其次，讲到何老师这本书的方法上的自觉是特别强调经典，尤其提到五经的完整性和注本选择时间上的过程性的问题。最后，他还强调落实到理学上，特别标识何老师这本书里面的两个案例，一个是《程氏易传》，一个是《论孟精义》，应该说也把这本书的内容上的一些比较细节的问题给我们呈现了出来，非常感谢。

好，那么我们这里的四位引言人的发言都结束了，下面就请大家自由发言。我想这本书还是给我们很多讨论的空间的，所以请大家畅所欲言。

郭美华教授：谢谢何老师，谢谢晓东。我想接着刚才杨柱才教授的话来说。我们知道，宋明理学作为中国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且在相当多学者那里这还成为一个主要的研究方面。宋明理学的研究，一到细致深微之处，总是离不开心、性、情、才等概念的繁冗辨析，特别地令人目不暇接。我看宋明理学的书，这些书本身我就看得很头疼了；然后看一些研究者的研究，我就更头疼了。所以我对宋明理学有一种天然的拒斥心理，但何老师这本书给了我另一种感觉，首先是不头疼而能读下去的感觉。

何老师说他这本书不想从哲学的概念辨析来论述，我觉得他说的不是通常所说的论证意义上的哲学、逻辑演绎意义上的哲学。因为，他一开始说非常注重逻辑和论证，这恰好是哲学的方式。何老师所说的不注重概念辨析，大概是说传统的宋明理学研究繁冗累赘的概念分析那种表现形式。传统宋明理学的研究形式，把一个气、一个心、一个性、一个理等等，诸如此类字、词进行细密的分梳。我有时候觉得，宋明理学那么多人，说了那么气、理、心、性、情、才等等的话头，根本就没法搞清楚他们说的有什么不同。尤其朱熹之后，朱子后学那些说法，我就不知道怎么能辨别他们各自所说有什么不同，各自有什么新意。所以，何老师这本书给我的感觉，首先我觉得这本书我能看下去，我能领会到一种哲学与知识的关注。关键在哪里呢？何老师一开始有一个说法，叫“知识现象学”。知识现象学有一个非常好的视野。何老师在这个分析过程中所提出的一些最基本的方面，我理解的就是两个东西：一个是所谓知识的实证性和实用性的统一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关于在整个中国传统知识体系的形成过程中，开放性本身的丧失问题。对于传统知识系统开放性丧失问题，何老师有着非常自觉而清晰的意识。何老师强调，对于自然事物关注的欠缺和对于公理系统的不在意，这两者构成了整个中国传统知识形态的或者说经学传统知识形态的一个主要特征。这种特征使得传统经学知识形态从最初拒斥宗教，最后却又走向了信仰，从而走了一条自相悖谬的道路。本来，按照传统中国知识形态，从一开始的时候，它是注重实用性的，关注人间生活，它拒斥宗教信仰。可是，慢慢的，在其展开过程中，经学本身慢慢就有了一个成为信仰的趋势，最终走向宗教神秘主义。我个人的体会，恰好是这个自相悖谬的过程，使得我们能够思考这整本书的问题意识。当何老师要求把宋明理学回置到经学的整个漫长历史过程中去的时候，其中的问题意识就展现出来了。刚才，何老师在发言的时候说，假如没有蒙元入侵，没有满人入关，可能宋明时期，中国传统知识形态就能够内在地开出今天意义上的所谓知识系统。对此，我恰好有一个反过来的理解：一个外来民族对传统政教的生存状态的打破，它反过来促成了什么？在我看来，蒙元与满清的外族入侵，反而促成了传统文化与知识在自己的封闭系统之内的扭曲的连续性，而非是一种中断。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当我们说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为主的时候，其实是有一些问题的，它似乎将扭曲的连续性当作了一种优长处。历史学内部有相当一部分人非常拒斥这种儒学为主流的说法。我记得某次会议上，一位北师大的历史学教授发言提到，整个宋明理学史的书写，把王安石、范仲淹、欧阳修等人及其影响有意地加以忽略，朱熹在整个过程中起到了根基性作用。朱熹诚然开辟了新的义理思考，但是以朱熹为主的宋明理学，也掩盖了他自己产生问题的更广阔的政治社会生活背景。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有一个历史意识的话，运用知识现象学或者知识考古学的方法，可以把儒学为主流的论断进行一个更新性的知识系统考察。比如说，在北美的印第安人有个部落，他的首领最后倡导积极地拥抱欧洲文明。当时，他面临的种族生死存亡的处境，逼迫他提出了一种radical hope（激进的希望）。为什么呢？他说假如我们现在不拥抱以欧洲人为主的这种文化，我们印第安民族连物种意义上的生命都没法维持。他说如果生命都没法维持的时候，我们还说什么印第安文化？因此，种族自身生命的延续远远高过了所谓文化的守成。我想以此表明，我们习惯上引以为荣的儒学文化或儒家知识系统的连续性，可能遮蔽并扼杀了我们整个更为广阔而深邃的文化系统的丰富性生机与差异性可能。

我注意到，何老师这本书的最后关注点是人间生存。何老师说他通过本书的思考，要为中国近现代学术知识转型寻到生机和源头活水。这样一部深刻的学术著作，其中饱含着对于传统文化的深切情感。这个情感弥漫在字里行间，在这本书里面表现得非常得充分。有时候，我觉得哲学的学习与研究，有一个最简单的潜意识，这个潜意识就是对自己研究的东西，总想找它的缺点。事实上，当我们在找缺点的时候，其实就是在安顿某种情感、安顿某种希望。我们的希望当然根源于我们自己生活其中的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但我们处于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之中时，我们总在想这个过程之中它缺失了什么。所以，何老师一方面非常明显地指出我们传统知识系统的缺陷，同时他又在不断地表达着自己那种不竭的、昂扬的那种对于传统文化的承担、抱负、责任与使命感。

就宋明理学的展开历程而言，其实何老师关注什么呢？我觉得何老师关注从理向心的转化。由理向心的转化，不管其在宋明理学史中的内在脉络何在，我认为，以阳明学为表征的心学从理向心的转化及其完成，它是在权威主义和独断论倾向下的知识系统里面，力图张扬个体而失败了的一个挣扎。阳明心学是想树立起个体，但阳明心学所谓的个体，其实际的内容完全是朱熹意义上的理所规定了的东西。所以，当我们说传统知识信仰系统在明代以来有着个体性觉醒与知识形态转型，尤其晚明表现得非常充分，但是如此觉醒与转型，在满清入关之后被打断了——这样的说法，其中有着很多似是而非的东西；实际上，我觉得，满清入关反而是将心学与理学的那种基于权威主义与独断论的普遍主义内在连续性，更加稳固地实现出来。在此意义上，今天我们说回到传统，到底是积极意义还是消极意义，尽管情绪上答案似乎很简单，但在学理上，其实很难遽下定论。在今天的视野下，在经学到理学互动的过程之中，个体怎样呈现出来，我觉得还是一个问题。

谢谢，我就说到这里。

郭晓东教授：因为还有下一场讨论会，我们时间还有十分钟。大家有想发言的，请抓紧时间。

何益鑫：我从昨天拿到书到现在看的主要是两篇，刚才杨柱才老师也提到了，就是关于周易的研究和《论孟精义》的研究方法。我看完之后有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在周易研究的过程当中，实际上何老师对于《周易》这样一个特定的文本跟理学的发生做出了一种非常有意义的新的解释方式。就是从四维的展开过程当中，他引入了一种解释方式，就是赋值和聚合。这种方式是用于解释《周易》何以是能够范围天地大化的基础性的认识。我觉得这种四维的展开，无论在易学研究当中，还是在特定的视域当中，都是非常有意义的。这是第一点。

接着这个问题，从这样一种四维的展开的过程当中，何老师尤其强调《程氏易传》是在辞的向度上发展得特别得充分。由辞然后讲理，在讲理的过程当中，其实也蕴含了新格式。所以，以这样的视域，又可以统摄后续宋明理学关于易学的解释活动。我觉得这个解释也非常得有意义。它的意义就在于在这样一个易学的视域当中，他把理和事、和心的一个原初的关系给交代出来。而这种原初的关系在二程以及二程之前理学的发生过程当中，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理学具体性的体现。对于理的一个理解，它是非常得具体的。这种具体性是与心、与事，与其他的很多东西都是关联在一起的。至于后来渐渐发展之后，理的概念越来越坚实、越来越形而上学化、越来越固定，这样一个意思的话，我觉得是有区别的。

我认为这样的工作，对理的概念就像松土：本来一个板结的概念被松了土，松了土之后很多东西都可以重新讲出来。我觉得何老师的这个解释还是很有启发的，有助于我们对于理学发生有一个新的理解。我就简单讲这几句。

郭晓东教授：我们还有哪位老师呢？好，张老师。

张天杰教授：我就补充一点。我跟着何俊老师做《群经统类》的项目，我是兼子课题负责人、兼小秘，那么多年学习的一个体会。我觉得何老师的著作，对于我来说都是一种方法论指引。比如说，《西学与晚明思想的裂变》，我们大家都感觉他的每一章都可以单独作为一个研究的方向，非常好的学术的指引。在某种功能意义上与李泽厚先生的《己卯五说》类似。何老师这个是“七说”，其中的内容都是可以单独做专题研究的，有几个点已经有单独的著作出版。何老师的《南宋儒学建构》可以说是和余英时先生、田浩先生的著作构成三位一体的、紧密相连的著作。因为其中都有余先生的序，在方法论上能很好地指引我们如何研究朱子学以及南宋儒学建构的过程。第三本书，就是最近的《从经学到理学》。

《从经学到理学》这本书，正好就是传授我们现在怎么研究宋明理学。传统的经学研究，大量的是偏向文献研究。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从文献和义理的关系出发去研究，比如说我比较熟悉的是清代，从顾炎武开始，一直到惠栋、戴震，再到今文学派的这些学者，像宋翔凤、康有为，再到章太炎、马一浮。你会发现他们每一个学者真正关心的其实是义理，但是他们又都是从某一个经典出发的。像马一浮先生，我涉及较多的是《孝经》和《论语》，显然有一个非常系统化的诠释理路，这个诠释其实是现在关注得比较少的。我们现在跟着何老师学习，不断地在考虑怎么样把这一类的东西把它呈现出来，需要做的工作还有许多，所以说本书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论的指引。我们继续努力，谢谢！

郭晓东教授：我们再请一位发言人发言。

韩书安：在阅读何老师《从经学到理学》一书时，让我想起了汉学家艾尔曼的《从理学到朴学》。艾尔曼那本书是从晚明清初一直讲到乾嘉考据学，这一个时段学术思想的发展变迁。何老师这本书则是从中晚唐一直讲到清初李光地、顾炎武，是一个更长时段知识史的考古发掘。两本书看起来也有一定的衔接性。但何老师更为集中地探讨了经学与理学的关系问题。他以马一浮《群经统类》为线索指引，揭示出中国近世思想史的主脉是从经学中转出理学，并且对理学的根本精神也做出了深度诠释，这在研究范式上具有重要的突破意义。

就我个人的阅读所及，钱穆、唐文治等先生，他们对于经学与理学关系的看法，其实和马一浮的观点立场也大致相同。在他们这批民国学者的思维世界中，儒学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经史之学，另一方面是性理之学。它们是一体两面，不可分离的。钱穆先生曾形象地比喻说，经学是人的血肉，理学是人的灵魂。也就是说，他们并有把经学与理学看成两个截然独立的学术传统。返观宋明理学，无论是朱子、还是王船山，包括很多人，他们都有大量的经学著作，也有大量的理学著作，两者水乳交融在一起。在他们的知识世界中，经学与理学是一体的，不是二分的。

所以，何老师的新书基于经学与理学的互动诠释，立体而全面地还原和展示出了古代儒者的知识图谱和精神镜像。由于我们所接受的是现代学科教育，文、史、哲等分开以后，每个人虽然都具有某一方面的专长，但不免与旧有的传统存在着隔膜感。我们只有以兼通并包的博大心胸，回到古人的知识世界与思想世界中，才能更好地研究中国古典哲学。古人远比我们现代人聪明睿智。以一种谦卑的同理心去真实地理解古人，我们可能会在学术上做得更为极致和卓越。这是我的一点浅见，谢谢大家！

郭晓东教授：因为时间的原因，在座的还有很多的同仁不能发表他们对何老师新作的各种看法。但是非常遗憾。这一场如果拖久的话，下一场宋明理学的座谈会就要延迟了。因此，今天我们就到这里。刚才各位老师都从不同的角度分享了他们阅读大作的心得体会。对这本新书，它的特色、它的内涵、它的方法论以及背后的关怀都做个全方位的谈论。我想对相关问题的研究，如果进一步推展的话，应该说是富有极大的意义的。我相信由何俊老师开出的由经学到理学的这个议题，对于我们未来宋明理学的研究来说是开出了一个新的视域。我也相信以后在这方面会有更多的成果出来。那么我们这场就在这里，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