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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过、跋涉过、反思过、热爱过 | 琼·狄迪恩逝世

2021-12-26 17:58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据多家媒体消息，当地时间12月23日，美国著名作家、小说家、编剧琼·狄迪恩（Joan Didion）因帕金森并发症在纽约曼哈顿家中去世，享年87岁。

20世纪60年代，狄迪恩步入文坛，其代表作有《向伯利恒跋涉》《白色相册》《萨尔瓦多》以及为悼念亡夫和女儿而作的《奇想之年》和《蓝夜》。她以杰出且独具个人风格的小说、散文、剧本和文学性新闻写作成为美国当代文学史上一颗不容许被忽视的星星。《华尔街日报》评价其“在作品中捕捉了动荡的年代，成为美国现代文学的创造之声。”

同时，作为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和一代美国女性的文化偶像，狄迪恩严厉睿智的“酷奶奶”身份也深受读者喜爱。不论是满头银发、戴着黑墨镜，还是广为流传、带着冷峻微笑的黑白照片，狄迪恩将最能代表她冷静、疏离气质的形象留在了人们的心中。

我们从《巴黎评论：女性作家访谈》中摘编了巴黎评论对狄迪恩的访谈实录。本次访谈前，狄迪恩的丈夫和女儿刚去世不久，在一间宽敞明亮的公寓里，她用超乎寻常的勇气和冷静完成了这场对话。从双方的交谈中，我们可以看到狄迪恩早期阅读喜好、创作方向的转变，以及对城市与故乡的反思。今天，我们摘录这篇访谈实录来纪念这位作家，并向她传达我们深深的敬意。

“没有人像海明威那样吸引我”

《巴黎评论》：因为你写的是你自己，采访者倾向于问你的私生活；我想问你关于写作和阅读的问题。你过去写过奈保尔、格林、诺曼·梅勒，还有海明威——都是一些强大的男性，一些充满争议的反叛者。这些是你成长过程中读到的、然后你想要模仿的作家吗？

狄迪恩：我真是很早就开始读海明威。我大概在十一二岁的时候就开始读了。他书里的句子对我来说有着磁铁一般的吸引力。因为它们很简单——或者说它们只是看上去很简单，但并非如此。

有天我在找我一直依稀记得的一项研究，是一个关于年轻女性的写作能力和阿尔茨海默症的关系的调查。研究对象碰巧都是修女，因为她们都在某个修道院修行受训。研究者发现那些在年轻的时候爱写简单句子的老修女更容易得阿尔茨海默症，而那些喜欢从句套从句的修女罹患阿尔茨海默症的机会更小。这个结论——我觉得可能是错的——可能是那些年轻时候写简单句子的修女没有很强的记忆力。

《巴黎评论》：但你是不会把海明威的句子归入简单一类的。

狄迪恩：不会，它们只是看上去简单的句子，他总是会给看似简单的句子注入变化。

《巴黎评论》：你觉得你能写那样的句子吗？你有想过去尝试吗？

狄迪恩：我不认为我可以写他那种简单的句子，但我觉得我可以学习——因为它们读起来非常自然。当我开始打出这些句子的时候，我能看到它们是如何运作的。这是我大概十五岁的时候发现的。我会把这些故事打出来。这是一个很好的让文章节奏进入你的头脑的做法。

《巴黎评论》：在读海明威之前你还读了谁？

狄迪恩：没有人像他那样吸引我。读他之前我读了很多戏剧剧本。我有个错觉是我可以去演戏。然而这个想法最后完成的方式并不是演戏，而是读剧本。萨克拉门托不是一个可以看到很多舞台剧的地方。我想我看的第一出戏是伦特夫妇巡回表演的《哦，我的姑娘》。我不认为这是能给我灵感的东西。以前同仁剧院会制作一些广播剧，我记得我听的时候特别激动。我记得我在战后那段时间会背《推销员之死》和《婚礼的成员》里的对白。

《巴黎评论》：你最喜欢的剧作家是谁？

狄迪恩：我记得有段时间看完了尤金·奥尼尔的所有剧作。我被他的剧本的戏剧张力震惊了。你可以看出它们是如何运作的。我在一个夏天读完了所有他的剧本。那时候我在流鼻血，因为某些原因我花了一整个夏天才把鼻子治好。所以我只是整天躺在门廊上读尤金·奥尼尔，这就是我干的事，我拿着一块冰杵在脸上读书。

《巴黎评论》：这些早年读到的东西对你的影响似乎和风格——声音和形式——有关。

狄迪恩：另一个高中时候令我惊艳的作家是西奥多·德莱塞。我一个周末就读完了《美国悲剧》，停不下来——我把自己锁在房间里。现在看来，这和我那时候读的所有书的方法论都是相悖的，因为德莱塞真的没有什么风格，但就是充满力量。

我第一次读的时候完全忽视的书是《白鲸》。昆妮塔读高中时学校布置了我才重读。那时候我们都明白如果我不在吃晚饭的时候小聊一下这本书，她是没法把书读完的。我在她的年纪读这本书的时候完全不得要领。我完全忽略了作者对文字狂野的控制。我当年觉得很绕的部分都是这些厉害的跳跃。这本书之前对我来说就是一团乱，我没有读出控制感来。

《巴黎评论》：高中以后你想去斯坦福。为什么？

狄迪恩：这是很自然而然的决定——我所有的朋友都要去斯坦福。

《巴黎评论》：但是你去了伯克利读了文学。你在那儿都读了些什么？

狄迪恩：我花了很多时间研究的人是亨利·詹姆斯和D.H.劳伦斯，我不太喜欢劳伦斯。他在每一个层面激怒了我。

《巴黎评论》：他一点也不懂女人。

狄迪恩：是的，什么都不知道。以及他的写作凝结成团又非常情绪化。这对我来说毫无作用。

《巴黎评论》：你提到读《白鲸》。你也会重读这本吗？

狄迪恩：我经常重读《胜利》，这也许是这个世界上我最喜欢的小说。

《巴黎评论》：康拉德？真的吗，为什么？

狄迪恩：这是个第三手的故事，都不算是一个叙述者从亲历者那里听来的故事。这个故事的叙述者仿佛讲的是从马六甲海峡的某个人那里听来的故事。所以叙事就有了美妙的距离感，而当你读进去以后，故事又变得很唾手可得。这种写法有着难以置信的技术感。我在写每一本小说之前——除了我第一本，当时我只是为了写小说而写小说——一定都会重看一遍《胜利》。这个过程打开了小说的可能性。这让写小说成为一件值得的事。同样的，我和约翰总会在写一个电影之前看《黑狱亡魂》。

《巴黎评论》：康拉德对奈保尔的启发也很大，你也很喜欢他的作品。你是怎样被奈保尔吸引的？

狄迪恩：我先读的非虚构的部分。但是真正吸引我的小说是《游击队员》，我现在依然会时不时读这本书的开头。开头的部分有一个铝土矿厂的故事，这故事让你对那个世界有了完整的感觉。对我来说这是一本令人激动的书。读伊丽莎白·哈德威克的非虚构作品也会对我有这样的作用——你会发现保持简单的生活，注意和写下你看到的东西是可行的，是值得做的。那些我们每天都会注意到的微不足道的东西其实是有意义、有深意的，它们能告诉我们很多东西。在你要开始写一个故事之前读奈保尔是很好的选择。还有埃德蒙·威尔逊，比如他在《美国地震》中收录的短文。这些文章带有一种平凡人日常体验世界的视角，完全没有那种权威的专断的口吻。

“私人化的写作给人设限”

《巴黎评论》：是在伯克利读书的时候意识到自己想当作家的吗？

狄迪恩：并没有。在伯克利的时候觉得几乎没有办法当作家，因为我们总有一种所有其他人早就做得更好的印象。这对我来说是很让人灰心的事。那时候我不认为自己可以写作。在离开伯克利几年之后，我才有胆量开始写作。那种学院派的思维方式——在我这里当然比较浅——才开始消退。然后我真的花了很长时间去写《河流奔涌》。在那之后我就觉得再写一本书也许是可以的了。

《巴黎评论》：你写电影的时候学到了什么关于写作的东西吗？

狄迪恩：是的。我学到了很多虚构的技巧。在写电影之前，我不会写大场面，还有很多不同讲话的人的场景——比如你让十二个人坐在晚餐桌边带着不同的目的交叉聊天。我一直对别人能这样做的能力印象深刻。说到这就想起了安东尼·鲍威尔。我想我第一本写了这样大场面的书是《祈祷书》。

《巴黎评论》：但是写剧本和散文叙事很不一样。

狄迪恩：那不是写作。你是在给导演写笔记——更多是给导演而不是演员。西德尼·波洛克因此告诉每个编剧都应该去演员的工作室，没有比这个更好的办法去了解演员的需求。我对从没考虑演员的需要有些负罪感。相反我只想导演要什么。

《巴黎评论》：在你写作光谱的另一头是《纽约书评》和你的编辑罗伯特·西尔维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你为他报道好莱坞的世界：伍迪·艾伦、奈保尔、帕蒂·赫斯特。从宽泛的意义上来说，这些文章其实都是书评。你是怎么转型专门为《纽约书评》供稿的？

狄迪恩：一九八二年，约翰和我要去圣萨尔瓦多旅行，鲍勃（罗伯特·西尔维斯）表示希望我们中间哪个人或者我们一起写写这趟旅行。我们到了那里几天后，就弄明白了要写这些文章的人是我而不是约翰，因为约翰当时在写一本小说。然后我开始写的时候，就写得很长。我把文章交给鲍勃，全文交出，我想的是他们肯定会删掉一些。然后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没有收到他的回复。所以我并没有期待很多，然后他打电话给我，说他要全文登出，分为三个部分。

《巴黎评论》：所以他是能找到这篇文章的主线的？

狄迪恩：《萨尔瓦多》这篇文章的主线很清晰：我去了某个地方，这是我看到的东西。非常简单，就像一篇游记。鲍勃编辑这篇文章的方法是持续鼓励我不断更新当地的情况，然后指出比较弱的部分进行修改补充。当我把文章给到他的时候，比方说，文章的结尾很弱，写的是我在回程飞机上碰到一个美国福音教派的学生。换句话说，这是一篇按游记的逻辑组织的文章，结尾不太有趣。鲍勃给我提的修改方式并不是建议我将这个部分删除（这部分依然保留），而是我接着这个部分写——以及绕过它——然后回到政治局势上去。

《巴黎评论》：你以前有花时间在南方待过吗？

狄迪恩：有的，在一九七〇年。我当时在给《生活》杂志写专栏，但无论对我还是《生活》杂志来说，那都不是一个愉快的合作。我们想要的不是一样的东西。我跟他们签了合同，所以如果我交了稿，他们就需要付钱给我。但如果交了稿又无法刊出就是心灵的煎熬。所以大概写了七篇专栏之后，我放弃了。之前杂志同意我写更长的文章。以及我说了我要开车在南部海岸转转，然后那个说法被理解成了“白人南方的思维方式”。我有一个理论就是，如果我能理解南方，我就会理解关于加州的一些东西，因为很多加州的定居者都是来自南方的边境。所以我想了解这个部分。最后我发现我真感兴趣的是南方作为通往加勒比海的通道的作用。我其实应该一早就搞清楚我的想法，因为我的最初计划是在墨西哥湾沿岸开一圈。

我们的旅行从新奥尔良开始，我们在那儿住了一周。新奥尔良是个美妙的地方。我们开过了密西西比沿岸，那也是极好的旅行，但是在新奥尔良，你会有一种很强的在加勒比海的感觉。我在《祈祷书》里用到了很多在新奥尔良的那一周的经历。在那周里，每个人对我说的话都令我震惊。

《巴黎评论》：三年之后你开始给《纽约书评》写稿。这是令人生畏的工作吗？在你的短文《我为什么写作》里，你表达了对关于知识分子或伪知识分子的世界的恐惧。是什么将你从这样的恐惧里解放出来为鲍勃工作的？

狄迪恩：他的信任。没别的了。我甚至没法想象如果他没回应会怎样。他意识到写这些东西对我来说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比如说国内政治，就几乎是我完全不知道的东西。而且我也没有兴趣。但是鲍勃坚持推动我朝那个方向去。他真的对你在任何时候会对什么东西感兴趣了如指掌，然后他就会给你一些相关或不相关的点子，让你写下去。

一九八八年我去参加那些政治集会的时候——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去政党党代会——他会给我传真当时的《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的头版。当然，你懂的，你在党代会上总是可以拿到报纸的。但是他就是要确认我看到了。

当你交稿后，他会很仔细地修改编辑，让你补充所有相关信息，以确保文章是周全的、站得住脚的，这样好面对之后的读者邮件。比方那篇关于特丽·夏沃案的报道，他花了很多精力确保我了解该案涉及的所有议题，因为这篇文章可能会激起很多反响。他是我最信任的人。

《巴黎评论》：你觉得他为什么会鼓励你去写政治？

狄迪恩：我觉得他大概认为我可以足够置身事外。

《巴黎评论》：不是那种内幕报道——你不认识任何人。

狄迪恩：我连他们的名字都不知道！

《巴黎评论》：但是现在你的政治文章也有很强的观点性——你会站队。这是你在报道或者写作的时候时常发生的事吗？

狄迪恩：如果我对一种政治局势有兴趣到想要写写看的话，我一般会有自己的判断，虽然我经常意识不到。我会被一些政治形势困扰，于是我就会写篇文章来看看是什么让我不安。

《巴黎评论》：你转向政治写作的时候，就远离了自己一直进行的更私人化的写作。这是你追求的转向吗？

狄迪恩：是的，原来的那种写作让我感觉无聊了。首先，这样的私人化写作给人设限。另一个原因是我从读者那里收到热烈的回应，这是令人郁闷的事，因为我不可能去找他们然后给予帮助。我不想成为“孤独之心”小姐。

《巴黎评论》：那几篇写萨尔瓦多的文章是你第一次以政治作为叙事动机的作品。

狄迪恩：事实上这是一本小说，《祈祷书》。我们去了卡塔赫纳的一个电影节，我在那儿病了，某种沙门氏菌感染。我们之后离开卡塔赫纳去了波哥大，然后我们回了洛杉矶，我一病就是四个月。我开始读很多关于南美洲的东西，我从没有去过南美洲。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有一本书《秃鹰和奶牛》，他在书里写过这么一段，他描述了自己抵达委内瑞拉时的感受，他很震惊地发现自己对这个地方竟然如此熟悉，就好像生下来就生活在那里一样。我对南美洲也有同样的感觉。之后不久我开始读很多关于中美洲的文章，因为那时候我意识到我的小说必须在一个小国里发生，我也从那时开始用更政治化的思维去思考。

《巴黎评论》：但这依然没有促使你对这些国家的国内政治产生兴趣。

狄迪恩：我对国内政治完全没感觉，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和这些国家的内政比起来，我更感兴趣的是美国的外交政策对这些国家的影响。所以我也不明白我为什么没有发现两者间的联系。

我在写萨尔瓦多的时候开始有点明白了，但是到了迈阿密才算完全懂了。我们对古巴和对流放者的态度完全是基于国内政治而定的。现在依然是这样。但对我来说，国内政治运作的程序是很难理解的。我可以明白总的图景是怎样，但是人们嘴里说出来的话我完全不能理解。

《巴黎评论》：到什么时候变得清晰了呢？

狄迪恩：我意识到他们说的话并没有任何实际的意义，他们更多的是在描述一场谈判，而非观点。但是你开始明白没有特殊性其本身就是一种特殊性，这是一种模糊的策略。

《巴黎评论》：你写萨尔瓦多和迈阿密的时候，采访那些政治人物对你的写作有帮助吗？

狄迪恩：在那样的情况下是有帮助的。虽然我并没有跟很多美国政客聊过。我和萨尔瓦多当时的总统聊过，这个人很令人惊讶。我们谈到新的土地改革法案，我解释说我其实并没有很明白这项改革的内容。我们讨论了其中一条——第二〇七条——这条规定在我看来似乎意味着，土地所有者们可以事先筹划，消除改革产生的影响。

他说，第二〇七条只对一九七九年适用。这一点没人能理解。我问他如果只在一九七九年有效，是不是因为在第二〇七条实行之后，没有土地所有者会跟自己的利益对着干、让租户进驻他的土地。他回答说，是这样的，按第二〇七条的规定，没有人会愿意将自己的土地出租，要是他们这么做就是疯了。这其实非常直接。很少有政治家会这么坦白。

《巴黎评论》：和约翰讨论你在那儿的经历对你有帮助吗？

狄迪恩：和他谈论政治是有用的，因为他深刻地了解政治。他是在哈特福德的一个爱尔兰天主教家庭长大的，在那个地方，政治是你早餐的一部分。我的意思是说，他并没有花很长时间，就弄懂了台上的人其实什么都没说。

琼·狄迪恩与丈夫约翰·格里高利·邓恩

《巴黎评论》：《萨尔瓦多》之后，你完成了小说《民主》，这部小说似乎从你对美国对外关系的那些报道里获得了一些素材。

狄迪恩：“西贡沦陷”，虽然发生在我们的生活之外，但我满脑子想的都是这件事。一九七五年“西贡沦陷”时，我在伯克利教书，然后那些画面就深深印在我脑海里，这是我写《民主》这本小说的背后最强烈的驱动力。小说出版时，有些人好奇我为什么从太平洋的核弹测试开始写起，因为我觉得这些核弹测试直接导致了后来美军放弃西贡的时候，让救援难民的直升机从航空母舰上放出去。

这在我脑海里是个非常清晰的发展线索。总的来说，我想告诉你我可以在写“430事件”或者伊朗门事件的同时，写一个爱情故事。对我来说，如果一部小说里没有很私人的东西，我是写不下去的。

实际上，《民主》是《祈祷书》一个更完整的版本，基本上也是一样的结构。都有一个叙述者试图去理解写到的人物以及重构这个故事。我的脑海里有那两个女主人公很清晰的画面，但如果我不能和她们保持一些距离的话，就写不了这个故事。在《祈祷书》里，夏洛特出场时身上穿着那件很昂贵的衣服，有一节线头暴露在外。她身上有一种狂热的粗放气息。《民主》的开头是喜剧式的，这是一本喜剧小说。我想这本小说里对人生的看法更平衡一些。我写的时候很痛苦，不知道为什么，但就是写不顺写。

《巴黎评论》：你的非虚构报道和为此进行的旅行似乎对你的小说写作有很深的影响。你会为你的小说特意做一些研究吗？

狄迪恩：《祈祷书》是经过调研的。有一个人为我们工作，她叫蒂娜·摩尔，她是一个非常出色的研究员。她会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图书馆查资料，然后我会和她说，给我带回来所有关于中美洲种植园生活的书。回来后她会对我们说，这正是你在找的东西——你会喜欢这个的。但那些并非关于中美洲种植园的材料。她带回来的是锡兰茶叶，但这挺妙的。她对我要写的故事、我在找寻的东西有一种直觉的把握。我想要知道的是在热带生活的习惯。我当时吧，可没有意识到这点，是后来才发现的。在《民主》这本书里，我对各种地方的了解增加了。

《巴黎评论》：你最后的一本小说叫《他最后的愿望》，是一九九六年出版的，你花了很多时间写这本吗？

狄迪恩：没有很久。我在一九九五秋天或者夏末的时候开始写，然后在圣诞节的时候就写完了。我一直想写一本这样的小说。我想写一本关于伊朗门事件的小说，然后把那些残缺不全的东西都写进去。但基本上这是一本关于迈阿密的小说。我希望这本小说的情节足够复杂饱满。我注意到阴谋论是理解那个世界的关键；每个人或多或少都被按一定模式的设置好了。这本书的情节非常复杂，所以我必须很快写完，不然我脑海里记不住全部的情节。如果我忘记了某个小细节，这个故事就写不下去，而且一半的读者都不明白最后发生了什么。很多人觉得埃莱娜想要杀了特利特·莫里森。为什么她会想要杀了他？他们会这样问我。但是她没有。是另外的人干的，然后构陷了她。很显然我没有写清楚这点。

我那时候开始对传统的写法失去兴趣。首先是对描写失去兴趣：无论是小说还是非虚构的报道，我对那些冗长的描写失去了兴趣。当然，我这样说并不是指那种能让你看到整个场景的那些细节，我说的是那些被用来代替思考的描述。你可以看出，早在我写《民主》的时候，我就已经对此失去了耐心。那就是这本书为什么那么难写的原因。

《巴黎评论》：在《民主》《迈阿密》这两本和《他最后的愿望》之间，你完成了一本非虚构文集《亨利之后》，这本书给我的印象很深，在这本书里，你试图在搬回纽约后来理解这座城市。

狄迪恩：这本书里有篇长文章《感性之旅》，写的是中央公园慢跑者案[109]，我的写作冲动是因这起案子而起的。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已经搬到纽约一两年了，我发现自己和这个城市之间没有任何牵绊。我完全可以住到另一个城市去，因为我不理解纽约，不明白它。所以我意识到我需要写一些关于纽约的报道。鲍勃和我决定我要写一组关于纽约的短报道，第一篇就是写中央公园慢跑者案。但严格的说我们也不算是报道，是从不同的角度抵达事件的情境。我对这个报道相当投入，完稿的时候，文章变得特别长。我把文章交给鲍勃，然后他写了一些评语——很多很多评语和修改意见，就把文章变得更长了，因为他觉得文章需要很多额外的材料，他是对的。后来我把那些材料都加进文章里，之后又另外加了大概六千到八千字。最终完稿的时候，我想这是我对纽约可以做的一切。

《巴黎评论》：虽然《感性之旅》写的是纽约，但其实这篇文章是关于种族、阶层和金钱的。

狄迪恩：在我看来办案的人是带着极大的轻蔑的。

《巴黎评论》：在你关于加州的一些文章中，文章的主题和你的写作方式一样特别。然而在最近一二十年里，与其说是你的故事，不如说是你讲述故事的方式让你的文章变得独特。

狄迪恩：这是因为我对自己的方式是有价值的这一点更自信了。我不想写任何别人在写的故事。随着时间的变化，我更适应这样的写作原则。比如说，在这篇中央公园慢跑者案的文章里，因为没有警务通行证，我不能进入法庭。这就逼我使用了另一个方法，最后变成了一个更有意思的方法。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

《巴黎评论》：你能够总结一下你作为记者的方法论吗？

狄迪恩：我问不出什么问题。时不时地，我会被强迫去做一个采访，但也只是形式而已，只是要让我有资格在那待上一段时间。对我来说，人们在采访时对我说什么并不重要，因为我不相信他们说的。有时候采访中你会问出来很多东西，但是你从公众人物那里得不到这些。

当我为雷克伍德的那篇文章进行采访时，采访是必须做的，因为这就是这篇文章的关键所在。但这些人不是公众人物。一方面，我们在讨论我表面上在调查的故事的主题，也就是“马刺帮”，一群本地高中男生因为若干犯罪行径被逮捕；另一方面，我们也一直在谈论加州的国防工业在走下坡路，因为这是所有人最关注的事情，是这个城市面对的问题。在报道那个案子的过程中，我既做了很多采访，又努力聆听别人。

“离开家乡似乎是人生的应尽之责”

《巴黎评论》：你想念加州的什么呢，你在纽约得不到什么呢？

狄迪恩：想念的是河流。我住在曼哈顿东边，周末的时候我会往西走到哈德逊河然后再走回东河。我总在想：“好吧，这些也是河，但是它们不是加州的河。”我真的很想念加州的河，还有西部的太阳下山时候的样子。那是哥伦比亚长老会医院的优势——你能看到日落。对我来说，在东岸的时候日落时分总是缺点东西。在西岸的时候，日落时分的天空总能呈现很多精彩的东西。在这里只是天色变暗罢了。

另一样我想念的东西是地平线。我也想念西岸的地平线，如果我们不是住在海边的话，我注意到我买的所有画和照片都有地平线。因为它看着舒服。

《巴黎评论》：你为什么决定在一九八八年搬回东岸？

狄迪恩：部分是因为昆妮塔要在东岸上大学，在这里的巴纳德学院，另一部分原因是约翰陷入一本书已完成而下一本书还没开始的阶段，他的新书进展很不顺利。他觉得如果他在一个地方待太长时间，他就会厌倦得写不出东西。我们那个时候在布伦特伍德住了差不多十年了，比我们在其他任何地方住的时间都长。我想他只是觉得该搬家了。我并没有特别想搬家，但是我们离开了。哪怕在我们搬家之前，我们一直在纽约有一间小公寓。为了证明留着它的合理性，约翰觉得我们时不时会在纽约住一些时间，但这对我来说非常不方便。那个纽约的公寓不是很舒服的，每次回去的时候你总要安排清洗窗户、购买食物……那时候住在卡莱尔酒店还要便宜一些。

琼·狄迪恩与女儿昆妮塔

《巴黎评论》：但是你最后还是搬到了纽约，这是一个糟糕的决定吗？

狄迪恩：不，这是一个还不错的决定。只不过花了我整年或者两年的时间搬完。找公寓，把加州的房子卖掉，以及实际的搬家，完成工作，在开箱的时候记起来我把东西放到什么地方了——这些可能占了我两年有效工作的时间。虽然我觉得在约翰死后搬到纽约是对的，但是我不想在他死后一个人住在布伦特伍德那套房子里。

《巴黎评论》：为什么？

狄迪恩：都是实际的原因。在纽约我不需要开车去吃晚饭。在纽约也不会有杂草里的野火。我也不会看到蛇在游泳池里。

《巴黎评论》：你觉得你还可以重新写关于纽约的短文吗？

狄迪恩：我不知道。这也有可能，但是我对纽约根本的问题已经得到了解答：这是一个犯罪的城市。

《巴黎评论》：那就是你的问题？

狄迪恩：是的，这是个充满罪行的城市。

《巴黎评论》：你觉得在纽约生活有没有令人激动的地方？

狄迪恩：我觉得住在纽约确实很舒服。我们住在加州的二十四年，除了搬去的第一年，我没有想念纽约，但第二年开始每次想到纽约都会让我感伤。有段时间我根本不去纽约。有一次我发现在我上一次去纽约之后，我都去过香港两回了。然后我们开始在纽约待更长的时间。约翰和我都非常欣慰“9·11”那天我们在纽约，我想不到那天我愿意待在任何别的地方。

《巴黎评论》：你可以在萨克拉门托待一辈子，当个小说家，但是你后来进入了好莱坞和政治的世界。

狄迪恩：我从来不太喜欢那些不离开家乡的人。我不懂为什么。离开家乡似乎是人生的应尽之责。

琼·狄迪恩与丈夫、女儿在一起

《巴黎评论》：我想起《祈祷书》里的夏洛特，她对外部世界没有概念，但是她想要成为其中的一分子。

狄迪恩：虽然一本小说是在一个更广阔的世界里发生的，但是写作的某些动机完全是私人的——哪怕你在写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写完《祈祷书》的若干年后，我发现这本书是在写我在等待昆妮塔长大成人离开我。我是在一九七五年左右创作这部小说的，那时候她九岁，但是我已经预见到我们的分离并且提前处理这种情感了。所以小说也是写的关于你害怕自己无法承受的事。

《巴黎评论》：你现在在写小说吗？

狄迪恩：没有。我还没有做好准备进入一段那样高强度的劳作。

《巴黎评论》：你想在外部世界里再待会儿。

狄迪恩：是的，待一会儿。

（原载于《巴黎评论》第一百七十六期，二〇〇六年春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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