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再出发｜对话樊纲：善用新型举国体制，打好科技创新“歼灭战”

“科技创新是这个时代的大事，也是这个时代的大势。”

日前，著名经济学家、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樊纲在首届湾区科创峰会上指出，国内外环境的深刻复杂变化，对加快我国科技创新和自立自强提出了更为迫切的要求。

著名经济学家、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樊纲。

在世界大变局中，大国博弈的背后其实是科技竞争，贸易战的本质则是科技战。科技实力关乎我国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也关乎我国能否在变局中开辟新局。

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注意到，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2020年10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决议再次强调“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

2021年11月，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又一次强调，“党坚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加强基础研究，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自主创新，强化知识产权创造、保护、运用，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

围绕着科技自立自强，一个关键词“新型举国体制”反复出现，有何深意? 樊纲近日接受包括澎湃新闻在内多家媒体采访时表示，“新型举国体制”涉及国家的统一调度，如何集中优势打“歼灭战”，集中稀缺资源攻克难关，这是国家在发挥机制优势的基础上，能够在科技创新当中真正做的事。

“新型举国体制”

问：“十四五”规划提出建设重大科技创新平台，以国家战略性需求为导向推进创新体系优化组合，加快构建以国家实验室为引领的战略科技力量。目前来看，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正在加速形成，您如何评价当前科技攻关新型举国体制？

樊纲：如果国家把一个实验室放在某个地方，那这个实验室应该代表国家的力量来调动全国各种稀缺资源。因为只有少数人有创新的能力，怎么把少数人集中起来，这就叫做“举国体制”，涉及国家的统一调度、稀缺资源的关系等。

当年我国研发“两弹一星”，把顶尖的人才集中一起才能实现，如果分散到各省去搞，则很难实现。因此，我们要关心这个体制，同时还要关注全国范围内大家在竞争这些稀缺资源的项目是什么，如何利用好举国体制优化调整组合。

现在主要的问题是怎么避免分散化、碎片化，避免出现“科技烂尾楼”，如何集中优势打歼灭战，集中稀缺资源攻克难关，这是国家在发挥机制优势的基础上，能够在科技创新当中真正做的事。

这不光是我们在做，美国也在做。例如，拜登曾是美国“癌症登月计划”的牵头人，调动关键性的科研机构和企业组成全国的力量来攻克难关。

问：您提到在举国体制之下，科技创新应该将稀缺资源集中利用，而科技创新最宝贵资源就是人才。应该如何吸引人才，发挥人才优势？

樊纲：政府想吸引人才，不是简单地号召，而是想着怎么解决他们切身面临的问题。最终的吸引力是，未来的生活是否有利于他们的计划安排，是否能够使他们的预期目标实现。人才政策应该着眼于年轻人，着眼于新一代的优秀毕业生等。

我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例。粤港澳大湾区吸引了很多人才，他们为什么而来？因为这里有更好的工作和创新创业的环境。这里的体制和市场经济的发达程度具有先进性，吸引了大量人才。今后怎么吸引更多人才？那就要解决城市成本太高等问题，这涉及到方方面面，包括怎么发展城市群、公共服务，并不是简单给予优惠政策，而是落实普惠性政策，使得科技人才所面临的问题得到解决。

一定要区分什么是市场能做的，由市场自己去解决。政府所能提供的是普惠性的公共服务、改善当地市场经济发展的条件等，这是政府要做的。

完善创新生态

问：“十四五”规划提出完善技术创新市场导向机制，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跟传统科研院所相比，企业创新的优势在哪里？

樊纲：通常企业的创新主要在技术领域，一方面是技术本身，另一方面是技术应用。但创新是大概念，既包含了技术创新又包含基础理论创新，如组织、管理、营销等都需要创新。

从浅层技术创新和应用来看，一家企业运用数字技术甚至工业互联网，需要改变的是整个生产过程和管理的组织结构，很多环节都需要创新改变的。这是第一层次的创新。

再深一层，企业如果有技术能力，特别是大企业应该更关注底层技术的创新，而不仅仅是怎么应用。只有底层技术发展了，应用、浅层技术才能进一步发展。这是第二层次的创新。

第三，有能力的企业可以在基础科研方面做出贡献，很多基础研究不一定马上能够应用到技术和生产上，但仍需发展。一般来说，这些基础科研主要由科学院、大学、学术机构来研究，由政府出资来推动，但大企业也能够有所作为。

另外，我们不应该用一种创新来否定另一种创新。现在有一种趋势，就是强调底层技术、硬技术的创新，觉得那才是创新，其他一些应用、管理的创新就不叫创新了？那也不对。那都是创新，都能够使生产、消费、社会的组织等产生变化。例如，健康码等应用的创新，对于我国的抗疫社会价值很高。

发展到今天，我们也希望更多企业在硬技术、底层技术、基础科研方面能够有更多的创造。

问：互联网龙头企业应该在科技创新中扮演什么角色？

樊纲：无论是中美贸易战，还是我国的产业格局，确实需要更多关注硬技术和底层技术。互联网龙头企业也能做很多事情，比如大数据、算法、算力等。

在一定意义上，我不是很赞赏所谓跨界发展，不同的企业有不同的专业，大家都应该实现更专业深入的发展，所以我并不提倡“软件企业都去搞硬技术”或者“硬技术企业搞软件”，大家应该分工，各自发挥强项。

从中国长期的发展来看，我们需要各式各样的新技术产生，解决各式各样的卡脖子问题，关键零部件、关键元器件、原材料等都是硬技术，我们希望看到更多独角兽、“隐形冠军”能够在硬技术上获得更大突破。但不能片面去强调硬技术，而忽视软技术的作用和价值。

目前来看，中国确实需要企业花更多力气、下更大功夫、投入更多资源去创造更多的硬技术。

问：从全球经验来看，您觉得一个相对完备的科创生态需要具备哪些关键因素？  

樊纲：经济学最重视的是“制度”，比如民营企业发展的“制度”，当年华为拿着一份红头文件，这份文件批准了华为建立科技合伙人的企业。制度允许企业把收益内部化，使得一大批企业发展起来了，这样的“制度”是最重要的。

现在有了市场机制以及知识产权保护机制，人们可以内部化创新所带来的各种收益，科创激励规则得到完善。一个相对完备的科创生态，是指一系列的经济制度在各种利益分配关系上更有利于科技创新。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不仅要关注政策，更要注重最基本的制度，如知识产权制度、市场机制等，这是生态最基本的东西。  

在另一层面上，当市场扩大之后，生态还包含城市的相互协调、社会保障机制和社会服务机制。例如现在年轻科研人员的生活成本，因大城市住房成本提高而相应提高。对于企业而言，雇人也要考虑这个问题，相当于提高了企业的成本。这也是一种生态。

政府应该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提供公共服务，使得创新人才能够安居乐业，让人才充分发挥作用。

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也有待解决。经常有这样的案例发生，企业好不容易研发出一项创新，两个月后市场全有了，企业的知识产权得不到保护，这对很多创新者造成很大打击。

建立一个更好的生态，基本的知识产权制度问题、公共服务问题、开放便利问题等都需要解决，应该站在更广阔的领域和范围来思考这些问题。  

大国科技竞争

问：您对未来中美之间科技竞争的趋势有何预判？

樊纲：至少未来五年趋势不会有扭转，还会恶化，恶化到什么程度，有待讨论。美国的根本利益就是遏制中国发展，大国崛起和发展不是自然而然的，而是必须得靠努力，我们终于走到了这一天，反过来讲这是我们发展的成果。

什么叫大变局？主要是我们变了，美国对我们的态度也变了。也是因为我们具备了跟他竞争的能力，他才变本加厉来遏制我们。这一阶段特殊性就是“大国博弈和大国竞争”。

之所以技术被卡住，还是因为我们科技创新能力不足。科技创新不仅仅是几家大企业的事情，关键在于千百万的小企业也拥有创新的环境，我国才能够走过“卡脖子”的阶段。

问：在参与全球科技竞争时，我国有哪些发展机遇？  

樊纲：第一，头部企业资金实力雄厚，有了科创能力，可以投入新的研发，这和十几年前很不一样。第二，市场机制得到发展，特别是在长三角地区、粤港澳大湾区等，千百万的民营企业在发展、在创新，抓住新机遇的能力比以前更强了。

只要有市场的环境，创新的条件仍然存在，仍有大量机遇。至于这个机遇是不是风口、风口来了是不是机遇，都需要好好思考。从政府、企业的角度来看，我们需要培养抓住机遇的能力。

这些年来，中美贸易战给我们带来正面的效应是，大家充分认识到自主创新的重要。以前想着自己创新不了，就花钱买技术解决问题，现在认识到要自己创新，大家现在对创新的意识比以前强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