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书评︱艾俊川：周作人批阅过的新诗习作

周作人日记中常有批改学生作业的记录，想来几十年在大学教书，批改的作业无数，可惜一直未见只字片语留存。

2005年3月，我在北京报国寺的旧书摊上，买到一本民国女大学生的诗作稿本。诗写在红格本子上，封面左上角残破，正好损去书名上部，仅余下“诗稿二”三字，右下部写“十三年学于女高”七字。本子还有个封二，左上题“诗选笔记”，右下题“十三年十一月学于女高”，中下写“叔昭”。显然，这是一位名叫“叔昭”的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学生的笔记本，里面写的全是她的新诗作品，共有六十多首。

这些诗多有写作时间，集中作于民国十三年七月至十月。另有两组诗作于二十四年，一首诗作于二十六年。以上诗作抄写的笔迹和墨色相同。最后两首诗作于民国三十七年，字迹有所区别。从书法看，这本诗集应是作者利用民国十三年“诗选”课的笔记本，于民国二十六年或稍后誊抄的。封面“诗稿”下注“二”，想系还有第一本，可惜散佚了。

诗稿基本情况如此。当时我不知道“叔昭”是谁，就在布衣书局论坛发帖请教，幸得网友alin兄相助。他是“网搜学”高手，牛刀小试，轻松破解了诗稿的作者之谜。

据alin考证，叔昭是孙尧姑的字。她于1925年9月6日上午拜访过鲁迅，被鲁迅记入日记，《鲁迅全集》人物注释说：“孙尧姑，字叔贻，贵州贵阳人，1925年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毕业。” “叔贻”乃是“叔昭”之误。又据民国二十五年版《北平市市立师范学校同学职教员录》，该校国文教员孙尧姑字叔昭，年三十八岁，居住在西城辟才胡同高华里七号。这个住址恰与诗稿中民国二十四年诗作“两日的西风”跋语所记吻合，证明诗稿作者确为孙尧姑。根据封面题名，诗集或可拟名为《叔昭诗稿》。

孙尧姑是贵州第一位考上女高师的学生，其升学在贵州教育史上是一件大事。《贵阳市志》有文记“孙尧姑求学”，略云：

1921年秋，贵阳籍女生孙尧姑被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录取，入文科班，为鲁迅授业学生之一。此事非同小可，贵阳全城轰动。在那个时代，封建科举考试废除不久，考取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虽不是中状元，也相当于中进士。为此，省长公署下文通令全省知晓，并在孙尧姑启程之时，发给护照，赠送路费，好不荣耀。孙尧姑毕业后在北平中小学兼课……抗日战争开始，孙尧姑回贵阳任女中国文教师，在家乡一直从教，解放后仍在贵阳一中教书，于七十年代逝世。（《贵阳市志•社会志》350页，贵州人民出版社 , 2002年12月）

孙尧姑那一届的国文科，只有两个人，她们就跟随前后届的学生听课。当时正是新文学勃兴期，北高师又从北大聘请多位教师来此兼课，如胡适、周作人都是新诗开山之人，因此学生中多有写作新诗者，著名的有石评梅、陆晶清等。《叔昭诗稿》中那种简短清新的小诗，正是当时流行的风格。如民国十三年8月12日作《沉寂的夜里》：

沉寂的夜里，

清风送来几阵的花香，

月光照在我的床前，

这时——

我和平的心弦上，

奏出了细微的声音，

不禁嫣然一笑。

九月二十四日作《疯人》：

你心里想说的话，

都说了么？

疯人呀！

我深深的羡慕你呵！

同日又作《画工》：

画工呵！

你能描尽宇宙间百千万幅的图画么？

只这黄昏时的变幻，

尽够人们的欣赏领略了。

现在读来，这些诗难免稚嫩，却正是当时刚刚挣脱束缚的年轻女性或欣喜或惆怅的心声。

就在9月24日这两首诗的后面，有从另一个本子上剪裁黏贴过来的两行评语：“有几首颇佳，大抵自然而不平凡，美丽而不繁缛，便能成为好句。”评语书法纤秀，很像当时在女高师任教的周作人的笔迹。从周氏日记辑出若干字比对，字形笔顺全同，可以确定是他的亲笔（见下图）。

批语与周作人日记笔迹对比

周作人1920年9月就开始在女高师兼课，后因病中辍，病愈后于1922年9月再次受聘，直到1927年，其间经历了女高师改为女师大以及那场有名的风潮。孙尧姑1921年入学，1925年毕业，正好赶上听周作人的课，由他来批改习作也就顺理成章了。

在女高师，周作人每周讲授两小时欧洲文学史，似并未直接教授诗歌写作，但那段时间正是他新诗创作的高峰期，同时他也在倡导小诗，发表了《日本的小诗》《希腊的小诗》等多篇文章，无疑会带动学生的写诗热情。他还在女高师做过几次以诗歌和文学为主题的演讲：1922年5月30日，到女高师自治会演讲，题目为《女子与文学》，提出“今后的女子应当利用自由的文艺，表现自己的真实的情思，解除几千年来的误会与疑惑”；1923年3月11日，到女高师为诗学研究会演讲；5月11日，又到女高师文艺会演讲，这个文艺会就是国文系组织的。女高师学生中多有诗人，与她们有周作人这样的老师是分不开的。

翻检《周作人日记》，常有“看习作本”、“改习作”的记录，如1923年1月17日下午，就曾 “阅女高师学生诗文四件”，不知其中是否有孙尧姑一件。从《诗稿》这条批语黏贴的位置看，批阅时间当在9月底，但日记未记，想必批改作业是日常工作，并非每次都要记下来。

《周作人日记》中也没有与孙尧姑交往的记录。与那些风云一时的同学相比，孙尧姑默默无名，人们知道她主要因为鲁迅。除了无意中进入《鲁迅日记》外，她还写过一篇纪念鲁迅的文章——《回忆北京时期的鲁迅先生——三十四年前的印象》（《山花》，1957年第一期），偶尔会有研究者引用。实际上在校期间，孙尧姑也是活跃的学生，在女师大风潮中，属于冲锋陷阵人群中的一位。

1925年春天风潮初起时，担任学生自治会文书的孙尧姑，就起草、抄写了要求罢免校长杨荫榆的呈文，并赴部递交（《回忆北京时期的鲁迅先生——三十四年前的印象》）。8月22日，发生了校方强拉学生出校的事件，第二天，即“本月二十三日下午四时余，北京教育会现有女师大学生假该会址招待各团体代表在彼开会……主席人名孙尧姑，系女师大学女生，由伊登台报告日昨该校同学被教育当局驱逐始末情形，请求援助” （《有关女师大风潮史料续补》，《北京档案史料》，1997年第5期），足见她也是一位“干练坚决”的“勇毅”女子。

学生时代的孙尧姑勤于写作，除了《叔昭诗稿》，出版于1924年的《北京女子高等师范文艺会刊》第六期，发表了她多种题材的多篇作品，如“论说”中的《说党》，“讨论”中的《婚姻问题的我见》，“杂著”中的《本校十五周年纪念会颂并序》，“诗词”中的《赏雪》，“语体诗”中的《雨》等。涉猎广而思索深，恰能展现出这位早期女诗人在文心诗思之外的创作风貌。

不过，毕业后的孙尧姑境遇不佳，她先后在北平和贵阳做中学国文教师，工作不稳定，生活寄人篱下，诗风也由沉重取代了轻松。1938年2月一次搬家后的感怀之作，就显得低徊悲凉：

仰视高阔明朗的天空，

俯怯坎坷不平的道路，

这正是我过去的希望，

未来的前途！

《叔昭诗稿》最后两首诗，写于1948年。第一首诗有长序，说：

卅七年二月四日，二哥令谢名溢来向我说，要我移出另住。经我亲自去问他是否有其事，他握紧拳头怒目而对我说："三妹！我告诉你！就是父亲母亲在，我都不能要住在一起！“我说：“那么从前叫我来就是错了罢？”于是不言而退。从此每夜悲伤，写了下面三句诗。题目是：五宵伤心泪——铸成三句诗：

将我满腔的悲愤泪，

化作燎原的火，

烧尽人间的不平！

语云“愤怒出诗人”，这三句诗，则爆发出诗人的愤怒。

再后来，孙尧姑的道路依然坎坷，从能找到的零碎资料看，解放后她在贵阳一中做语文老师，独身一人，又被划为右派，最后于上世纪七十年代辞世，留下的除了读书时发表的几篇文章，就只有这半本诗稿了。1936年她三十八岁，按旧法算来，应出生于1899年（清光绪二十五年），那么她去世在哪一年呢？七十年代去今不远，但愿还会有人记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