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锋：中国劳动力市场与就业复苏尚不充分

就业是民生之首。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金光经济学讲席教授卢锋认为，在过去两年中，中国劳动力市场和就业在经济波动中恢复尚不够充分，对居民收入和消费增长产生制约和拖累作用。中国经济运行目前面临明显下行压力，过去两年的宏观经济总需求结构，凸显内需尤其消费相对不足特点，加上明年大学生毕业生人数前所未有增长，2022年就业形势不容乐观。

因此，卢锋建议，应该切实总结疫情期经济政策实践经验，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宏观经济稳增长方针，在贴近潜在经济增速前提下实现高质量发展目标，有关部门在实施必要加强管制政策时也需统筹兼顾优先就业与更高水平充分就业方针。另外要加大积极促进就业和民生政策的实施力度。继续实施减税降费等政策激发企业活力以促进就业创造，针对2022年特殊形势考虑用数字人民币方式对低收入居民和失业人口一次（或若干次）发放较大规模收入补贴，降低领取失业救济金程序性门槛以加强失业救济的民生托底作用。 

卢锋是12月19日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举行的第六届国家发展论坛的宏观经济形势展望暨第59次经济观察报告会上作出上述表述。以下是澎湃新闻记者整理的卢锋发言的全文，经本人审订。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金光经济学讲席教授卢锋

这里讨论劳动力市场与宏观经济关系有两方面考虑。一是中国决策层一直对就业问题非常关注，将就业视为民生之首。针对目前经济形势，日前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报指出，“六保”其中最重要的三保是保就业、保民生、保市场主体。二是我们十多年前专门对这个问题做过相应研究，针对传统教科书奥肯定律在解释中国劳动力市场与宏观经济经验数据表现的“水土不服”现象，提出广义奥肯定律的新解释。过去两年宏观经济经历罕见波动，为我们观察这个问题提供新机会。

下面先观察去年以来（疫情期间）中国就业恢复不够充分的形势，接着分析就业不充分对居民收入增长和消费增长的制约作用，最后结合相关情况讨论几点政策启示和选择。首先看失业率。从登记失业率和调查失业率这两个官方公布的失业率指标看，这两年波动起伏与宏观经济波动关系与一般经济逻辑具有一致性：经济下跌最严重时该指标显著上升，今年经济反弹复苏背景下相应回落，这些都是合乎经济逻辑和规律的反应。

不过进一步失业率对宏观波动的反应，从量的维度看仍不够灵敏和充分。以登记失业率而言，虽然去年宏观经济的相对衰退是改革开放时期所罕见甚至仅见，然而失业率水平比新世纪以来的两次较高峰值甚至还要略低一点。后面会看到，中国失业率指标在响应宏观经济涨落方面存在局限性不是偶然的，而是有深刻的经济体制和发展阶段方面的原因。

失业率统计数据显示，不同省份的登记失业率不同，然而全国平均失业率跟中位数相差太远。背后的原因可能挺复杂。登记失业率指标是一个政策控制指标，各地在报失业率数据的时候可能有一些特殊考虑。相关主管部门从全国平衡层面看，数字取舍与各地立场有所不同。这里显然有需进一步完善之处。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疫情期失业率高企背景下，失业金领取金额大幅上升是正常合理的，然而失业金领取人数占登记失业人数比率甚至还略有下降，提示失业救济金的领取仍有一些不尽合理的门槛或程序，或者存在其它方面因素制约，妨碍登记失业人员现实享有失业救济金合理权益。这方面问题显然也亟待改进完善。社科院有关专家去年强调过这个问题，无疑是正确的。

关注中国宏观经济波动与劳动力市场关系的研究人员都了解，中国GDP增长率作为宏观波动指标与劳动力失业率指标之间并不存在系统显著的反向关系，标准教科书奥肯模型与中国相关经验不一致。这不等于说宏观波动与劳动力市场没有显著联系，而是说传统分析模型在中国“水土不服”。十余年前我们提出，分析二元经济转型期的劳动力市场与宏观涨落联系，需结合现实引入农业劳动力转移增量这个结构因素形成广义奥肯定律的分析框架，标准教科书奥肯定理模型其实是适用于发达国家的特例情形。

从改革开放时代长期数据看，显著反映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劳动力市场变量是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年度增量变化。数据呈现用农民工衡量的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规模在总量上呈现持续增长趋势，但是该指标年度增量波动挺大，并且与宏观经济涨落存在显著的反向关系：宏观经济好时农民工转移较多，反之也然。可见中国转型期的宏观经济对劳动力市场冲击，主要是通过农民工增量伸缩变动来吸收或者消化，这是中国二元结构和发展阶段转型在奥肯关系方面的最为突出表现。

与广义奥肯定理视角相一致，去年疫情冲击下经济增长罕见下降，伴随农民工转移增量前所未有回落，绝对减少数量约为520万人，是改革时期这个指标最大收缩值。今年宏观经济反弹复苏，农民工增量也相应大幅回升，从前三季度数据看，全年增量也可能在500万上下。这说明目前农业劳动力转移仍是吸收宏观经济波动的主要管道。

进一步看，虽然今年农民工增量大幅反弹，总量规模大约恢复到2019年水平，然而未能补偿这两年本来应该发生的转移增量。以疫情前五年增量均值作为衡量，今年农民工总量与假定没有发生疫情的趋势值，可能仍存在600多万的差距或缺口。

这个缺口从一个角度体现中国就业恢复并不充分。农民工转移受宏观经济波动冲击发生变化，通过总量收缩和结构变化，对收入增长带来双重不利影响。一是通过农业和非农业预期收入差抑制收入增长，考虑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民收入差距，两年几百万农民工相对减少对收入影响可能达千亿元。二是2020年外出务工农民工比例下降0.5个百分点，由于外出农民工收入较高，农民工结构变化抑制收入增长，可能会导致约百亿元收入损失。

另外，作为就业政策两大控制目标之一，中国城镇新增就业去年受疫情冲击大幅回落，从2019年1352万降到1186万，降幅12.3%。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045万人，去年四季度新增就业288万人。比较月度新增就业，今年2季度后逐月回落，10月新增就业降速加快，比2020年10月低23万。考虑年底11月和12月新增就业相对降幅可能有增无减，今年四季度比去年同期可能会减少近80万人。由此推测，全年新增城镇就业可能达到1255万，比去年增长将近6%，然而仍低于疫情前的水平，恢复也不够充分。

宏观经济与就业之间存在相互制约关系，就业恢复不充分势必影响收入和消费，从而拖累经济增长。观察这两年的总需求增长构成，突出特点是进出口外需改变疫情前多年平均负贡献格局，基于对12月数据估计，这两年对GDP增长贡献可能超过20%。在疫情期外需增长特别给力背景下，中国经济面临新的下行压力，内需特别是消费增长低于预期显然是主要原因。

消费增长相对疲弱的关键原因是收入增长不及预期，这又与就业恢复不充分密切相关。就业制约的收入和消费恢复不充分数据，因为时间原因就不展开讲了。今年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快速修复去年大幅下跌的亏空，然而数据显示，城乡收入和消费二到三季度都先后掉头向下，从数据动态看，有的指标甚至出现二次探底的可能，从一个侧面诠释了目前“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的形势特点。

几点小结。第一，这两年疫情期中国失业率指标先升后降，呈现与经济收缩-恢复反向变动关系。然而失业率对宏观波动反应强度与灵敏度仍较有限，劳动市场吸收宏观冲击仍较大程度通过农民工转移等增量指标实现。可见中国劳动市场的宏观表现仍被“广义奥肯定理”解释，未来有望逐步收敛到接近标准奥肯定理所揭示的关系。

第二，2022年就业形势可能不容乐观。一是近年大学生毕业生是大概1500万的潜在新增就业量的主要构成，今年预计大学毕业生人数为1076万人，增量167万人，远远超过2021年35万人增量和该指标值此前十年约30万人的均值。二是叠加了新的经济下行压力，2022年宏观经济稳增长任务重，因而实现充分就业目标困难较大。

第三，应对就业困难形势，要努力实现充分就业目标，需要从宏观经济政策和促进就业政策两方面入手。面对经济下行压力，无疑需要采取积极取向的货币、财政、结构政策，着力稳定宏观经济大盘，同时也需要探讨厘清经济政策实践提出的一些新问题。

宏观经济政策需把握好坚持高质量发展与实现潜在增长目标之间的关系，需在保证实际经济增速、贴近潜在经济增速前提下实现高质量发展目标。今年经济增速大幅反弹，然而两年平均下来与潜在增速仍有一定差距。在经济增长低于潜在增速时，需避免采用实际偏紧的宏观经济政策。

又如高质量发展要求对一些行业和部门加强管控和管制，有关部门在推出力度较大的管制政策时，也应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要求，统筹兼顾优先就业与更高水平充分就业方针，避免对经济运行和增长造成局部过大冲击，减少就业损失。

再如跨周期调节或调控是宏观政策部门提出的一个新方针，意在对疫情期宏观经济较大起伏特殊形势进行跨周期调控实现经济运行较为平稳合理目标。跨周期调控以对下个周期阶段预期出现的经济形势特点为前提，如果预测偏差较大，本来合理的调控意图就难以实现，甚至不能排除出现事与愿违的效果。因而，需总结经验提升预期准确性和跨周期调控科学性水平。

最后，要加大积极促进就业和民生政策的实施力度。充分发挥企业吸纳就业主体作用。通过改善营商环境、稳定企业预期、减税降费等方式激发企业活力并促进就业岗位创造。针对明年高校毕业生超过千万的特殊形势，适度扩大某些专业的研究生招生规模，充实医疗健康、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等朝阳行业未来人力资源。

对低收入家庭和失业人群，扩大发放消费券和抵扣券等补贴政策规模，还可以针对2022年特殊形势，考虑用数字人民币方式对低收入居民和失业人口一次（或若干次）发放较大规模收入补贴。针对失业救济金领取比例过低问题，降低领取失业救济金的程序性限制门槛，扩大失业救济的民生托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