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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电影诞生日|专治“不开心”的开心公司
20世纪20年代,电影逐渐在中国成为一种可供专门经营的事业,资本通过各种途径进入电影领域,电影公司纷纷建立。尤其在上海,《孤儿救祖记》(1923)为代表的影片让人看到了国产影片的获利可能性。开心影片公司正是在1925年成立的,他们的制片原则是只拍喜剧片,专治“不开心”。三年间,“开心”共生产长短片近三十部,给观众带去了许多欢乐,也构成了早期国产电影公司中一个独特的存在。
为“寻开心”办“开心”
“开心”的主要创始人汪优游、徐卓呆都是文明戏舞台上的风云人物。汪优游很早就成为职业新剧演员,曾与茅盾、欧阳予倩等人组织过戏剧社、创办戏剧刊物,出演过多部轰动一时的作品,并在报刊上撰文宣扬戏剧理念。徐卓呆的经历更是奇特,他早年留学日本学习体育,回国后曾创办体育学校,他又十分热衷于写小说、编剧本,并且亲身上台表演,用今天的话说,是位十足的“斜杠”文化人。徐卓呆一直活跃在电影界,保有持续的创作热情,“孤岛”时期他编写的“李阿毛”系列电影,虽然后世评价一直不高,却在当时十分卖座。
徐卓呆小影
汪优游小影
汪优游说过,“开心影片就是我们几个朋友的寻开心的结果”。开心公司的logo(标志)就是一只捧着钥匙“开心”的猪,了解他们的朋友说,“他们的意思,不独叫观众看了他们的影片,可以开开心,就是他们制这种片子,也无非是寻寻开心,并不完全想营利”。
开心公司的标志是一只“开心”的猪
这种“寻开心”的观念让“开心”最初的影片生产看似有些随意。徐卓呆一直号称自己秉持“拾香烟屁股主义”,比如前一天听说熟人的公司拍完戏有个厨房布景还没拆,他就立即拾起这个“香烟屁股”,连夜想出一个厨房的戏,因陋就简就在这个布景里拍摄,直到他们拍完,这个布景也被用残了。
不过,对这几位文化界名人来说,即便只是玩票,也必须玩得高档。精通日语的徐卓呆在1924年就改译了电影专业著作《影戏学》,还在开办“开心”前专门参观日本“松竹”“日活”等公司,总结学习他们的制片经验,有十足理论储备。而早期影戏无论剧作、表演、导演,都和新剧有很大的相似性,徐卓呆、汪优游等人不仅擅长写故事,还可以找来众多新剧演员参与演出,并利用在报刊行业的人脉为公司出品做宣传,甚至用自己在其他行业的收入来供养“开心”。
二十年代中国电影业不乏新剧转行的从业者,常常有人批评他们夸张的舞台式表演,不符合电影真实自然的风格。不过,“开心”所拍摄的喜剧片正需要这种夸张,做过舞台上的“言论老生”、著名的明星公司创始人郑正秋就认为,“做惯舞台剧的人,十人中有九个是一上来就乱动的,火气直冲,才成装腔作势,一点却不自然了”,“但是偏偏只有演滑稽影片,刚刚适用戏剧家动作,开心公司开手,就走一条滑稽路,所以恰到好处”。
汪优游和徐卓呆:时髦的24连拍
无意间拍了中国第一部“科幻”影片
开心公司的第一批出品是三部短片,分别为《临时公馆》《爱情之肥料》《隐身衣》,于1926年农历新年前上映。其中《隐身衣》来源于徐卓呆编写的“万能博士”故事。小说中的万能博士是一个古灵精怪的发明家,常常有奇思妙想,如研制可以生出咸蛋的板鸭或是可以孵出板鸭的咸鸭蛋、贴在脸上就可拍出照片的相纸、凝固成方砖能随时掰下一块来过过酒瘾的陈年花雕……凡此种种,大多不见得有什么科技含量,有些甚至就是作者顽皮的幻想。《隐身衣》的主角是万能博士的一位性格懦弱的朋友甲,一天他临时回家,发现妻子与某公馆仆役乙有私情,却胆小不敢伸张,于是万能博士将自己发明的隐身衣借给他,让他痛快地惩罚了悍妻和姘夫。根据目前留存的中华大戏院说明书,甲穿上隐身衣后洋洋得意露出头脚,偷吃了妻子给乙准备的酒肉,用洋铁皮畚箕换掉了乙头上的帽子,又跟随乙回到他供职的公馆一通捣乱,对其主人不敬,最后气得主人将乙送官法办,让乙得到了惩罚,是一出十足运用影像特技构成的戏法闹剧。这部短片离成熟的科幻片类型当然相去甚远,不过影片情节主要以镜子反光原理制成的隐身衣构成噱头,并运用电影拍摄和洗印特技,因此,从宽泛意义上说,“开心”拍出了中国第一部带有科幻元素的影片。
《隐身衣》剧照
徐卓呆曾在早年的影评中提出,“中国人好奇,影片中的托里克(Trick)方法大可以用得,把他多用一定能够吸引顾客”。筹备“开心”时,他请来了一位日本友人——川谷庄平作为公司的摄影师。川谷庄平不仅给公司带来了重要的摄影设备,而且在提升“开心”影像技术方面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由于《隐身衣》的良好效果,公司第二次出品的《神仙棒》加大了特技的使用,表现能让人随心所欲、事事如愿的“神仙棒”的奇幻故事。用导演兼主演汪优游的话说,摄影师“有本领可以教我升天腾云、并能请我到月亮里去白相相”。此后“开心”更是拍摄了大受欢迎的四集系列影片《济公活佛》、两集武侠片《剑侠奇中奇》,都大规模采用电影特技达到笑闹效果,成为“开心”喜剧片的一大标志。这些影片并不专注于“科幻”,而主要是利用电影特技大变光影戏法,使中国早期奇幻影片与乔治·梅里爱(Georges Méliès)拍摄的影片,如《月球旅行记》等有了相通之处,也准确迎合了早期电影观众爱新奇、看“噱头”的兴趣点。
“开心”显然很皮,这是一张声明是“移花接木”的职员合照
拍喜剧不拍“滑稽”
擅写喜剧的徐卓呆一度有“中国卓别林”的称号,不过他本人倒并不见得很认可卓别林。他认为无论是卓别林还是另一位当时在中国很受欢迎的罗克(即哈罗德·劳埃德,Harold Lloyd),所演的都是“纯粹滑稽的材料”,而喜剧则与滑稽剧不同,是应当有真挚的态度、含着趣味的、有系统的谐谑之物。他显然是觉得喜剧比滑稽更高级,而“开心”要制作的正是喜剧而非滑稽。
“开心”首先不断尝试中国化的故事题材。徐卓呆曾写过一篇名为《反对易卜生》的文章,显然有些“标题党”,其实他的本意是反对一味接纳西方故事、西方类型,提倡更有民族特色的电影题材和表现方式。“开心”的短片中就有不少反映市井生活的小故事,如《临时公馆》讲述的是衣冠楚楚实则穷困潦倒的已婚男子周某人,借了朋友黄某的房子想讨好新结识的女郎,谁知黄某另有所图,借机约齐了自己的债主上门,周某为圆谎只好把刚典当得来的钱替黄某还债,二人的老婆闻风赶来,女郎也识破了真相,周某落得人财两空。而《爱情之肥料》中,王某去商店购物,看到妻子刚刚离去,而店主声称失窃,王某因此误会妻子偷窃,回家就要休妻,妻子不明就里回了娘家,王某借酒消愁,店主却跑来说失物找到了,王某大怒打跑了店主,这时老丈人找上门来,王某惊恐万分,谁知自己之前错将朋友的请帖当休书,一场误会消除后,妻子取出去商店所购之物,原来是孕育下一代的“种子丸”,而王某也取出同样的礼物,这场风波正做了二人“爱情之肥料”。“开心”还拍过一部名为《怪医生》的短片,张医生医术并不高明,却在家十分拿大,总是指责妻子这不好那不好,于是妻子提出要和他交换分工,张医生认为厨房工作没有什么了不得,于是同意,正巧有人来治疗腿疮,妻子阴差阳错把病人治好了,反观张医生却将厨房搞得一团糟,于是妻子获得了应有的家庭地位。无声片时代,电影字幕是观众理解影片十分重要的途径,“开心”作品说明及字幕设计就尤其别致,对于稍有文化水平的观众来说甚至可供品鉴玩味。如《假力士》中介绍三个骗子:“是三人,毕业于烟酒赌三专科,是谓毕三。”这种智慧的文字风格十分体现编剧用心。以我们今天的标准,“开心”的作品自然算不上有多高雅,不过在有趣的嬉笑玩闹之余,以情节上的误会巧合宣扬了夫妻平等,用结局的善恶有报讽刺和劝解那些不安好心、自作聪明的人,这已算得上早期电影中难得的良心之作了。
《怪医生》剧照
“开心”影片《假力士》剧照:假“大力士”的肌肉衫
《爱情之肥料》剧照
喜剧能引发笑声,笑能使人身心舒泰,而优质的喜剧片还能寓庄于谐,讽恶扬善,引人发笑之余给予观众一定的教育意义,使观众因此改恶而从善。因此,以喜剧带给观众快乐,并在可能的情况下施行浅显的教化,是徐卓呆、汪优游等推广喜剧片的目的。著名沪上报人周瘦鹃曾经为“开心特刊”撰文《不开心与开心》,高度赞扬“开心”:生来就不开心的“我”,进了影戏院“看见了那种使人开心的滑稽影片时”,也能获得短暂的开心,不过卓别林、罗克虽然都是一等一的良医可以医治不开心,可惜全是“西医”,而徐卓呆,汪优游则是“中医”,“他们本来是开心的人物,善做开心的文章,善演开心的戏剧”,于是“组织一个开心影戏公司,专搜开心的材料,制成开心的影片,顾名思义,一定是大有开心之道”,于是这个“不开心的我”,又上影戏院去寻开心了。
不屑炒作女明星
“开心”十分重视演员表演对达成喜剧效果的作用,很多新剧演员在参演“开心”电影后都感受到徐卓呆、汪优游的尊重。不过这两位导演却对炒作明星、尤其是女明星很是不屑。这种“直男”思维被当时的批评者认为是“开心”不同于一般公司的严肃认真态度,并且呼吁“专门以女明星来号召的诸公司,何不学学开心的样子,用心竭力的向求真艺术的正路上前进,何苦一定要走入邪路”。
在二十年代中期的上海,“女明星”并不见得是个十分光彩的职业,很多人将女明星与交际花、荡妇相提并论,认为只要有电影公司内部的人脉关系、能“胡调”就行。或许也因此,“开心”将捧“女明星”视为畏途。不过,女明星确实为很多影片带来了票房号召力,同时期的“明星”“天一”、上海影戏公司等,都以将王汉伦、张织云、宣景林、殷明珠等女演员包装为各自的当家花旦,而“开心”每次新片上映的宣传广告中,女演员的名字要么是出现在角落,要么被直接忽略。
不过,内行如徐卓呆、汪优游,还是很快感受到了女明星的价值。在1927年拍摄的《千里眼》一片即将上映期间,“开心”忽然在《申报》刊出消息:“开心影片公司摄制新片《千里眼》,煞费经营,业已告竣,第是片摄竣之日,其女主角吴媚红,忽告失踪,现其母惶急万状,登报悬赏招寻,杳无影迹,滑稽者谓,何不托开心公司千里眼先生,登高一望,必能知吴媚红藏匿何处也。”
这则消息看上去十分像是个玩笑,丝毫看不出女主角失踪给“业已告竣”的《千里眼》造成了什么影响。不过,这确实是“开心”首次在影片宣传中大肆宣传女主角姓名。事实上,这个“吴媚红”不过是新剧女演员吴美红的化名,在“开心”宣传“吴媚红”失踪的五月期间,吴美红在“大世界”均有正常演出,根本没有失踪,“开心”不过是借此炒作新片而已,而这种让女主角玩失踪的炒作手法似乎在电影历史上也并不鲜见。不久之后,《申报》又刊出消息,以五百元的重金“征求一貌似吴媚红之女演员、补摄数场、而完成此片”,“开心”为此还进行了一番“海选”,一时引得纷纷议论。
新剧女演员吴美红
不过,这场炒作并没有更多的后续,因为很快“开心”就进行了公司整体出让,将一切“生财之物”转给开心新记公司,“开心”就此结束。看似很成功的公司为什么存在了不到三年就很突然地结束了呢?
表面上看,最直接的原因是上文提到的这部《千里眼》经营上的失败。这部同样带有奇幻和特技元素的影片摄制于“天一”等公司掀起的古装片热潮中,却是一部时装片。影片拍摄成本也异乎寻常的高,仅外景摄制组就号称有南洋、奉天、天津、汉口等四个,后期制作又长达数月,对于惯打短平快的“开心”实在是个负累。不仅如此,“开心”在同一时间还有六部影片在上映或即将上映中,资金链告急是必然的。
更进一步考量,以徐卓呆、汪优游这样“玩票”性质办电影公司,没有雄厚的资本支持,拍摄上也无精细计划,公司发展中又逐渐从“拾香烟屁股主义”走向另一个极端——一味追求精益求精,没有成本控制意识,也很大程度上缺乏市场观念。公司基本依赖徐、汪两人的才华和影响力,而汪优游本人一直身体不佳,拍摄《济公活佛》期间直接累倒。体育达人徐卓呆虽然精力充沛,但又做导演又做编剧,还要不时充任演员和特刊写手,更有自己作为斜杠文化人的众多事务要忙,因此也难免在老友周瘦鹃的杂志上抱怨“开心谁说是开心,气坏东家卓弗林”。而1927年的电影业,早已是各大公司山头林立、互相竞争,不再能简单的“寻开心”了。反观“开心”,它完全不像一个现代影片公司,而更像“班主”与“角儿”搭档合作的戏班子。这样成败系于个人的组织方式,在“开心”发展中逐渐成为桎梏,而两位主理人既没有扩大资本的野心,也能在其他行业中轻松谋生,自然不愿再费这吃力不讨好的功夫。
“开心”的退场是中国电影业走向现代过程中的必然结果,但这并不妨碍它的特殊价值与贡献。“开心”创造性的使用光影特技制造电影戏法,大大拓展了中国电影与写实相对的“奇观”一路,甚至后世所谓的“古装片”,也是以“开心”中后期翻拍连台戏《凌波仙子》《红玫瑰》等片为开始的。更重要的是,它专拍使人欢悦的喜剧片,基于严肃的创作原则和教化意图对于喜剧电影进行了多样化探索,代表了早期中国电影的追求与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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