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电影诞生日｜从四马路到影戏园：早期上海的观影空间

走进电影院去看一场电影，是我们现在最常见的娱乐方式之一。3D、IMAX等视听技术手段，让我们沉浸于幽暗的环境中，享受一场感官盛宴。在上海这样的国际化大都市里，大大小小的电影节展层出不穷，各种新锐的、实验的、怀旧的、异国的影像，早已成为上海的文化名片。从上世纪屹立至今的国泰、美琪、大光明，也已是摩登上海、十里洋场的记忆符号。可以说，电影和上海有着不解之缘，电影的生产、传播和消费，将一种现代性的精神气质，注入到了上海的城市文化之中，被胶片，也被建筑封存起来。

现在的国泰电影院

在电影刚刚流传开来的时间里，没有人能够预见到，它会有如此长久的生命力。卢米埃尔和爱迪生这两位在发明电影的过程中居功甚伟的科学家和企业家，都不约而同地认为，电影只是流行一时的玩意儿，等到大众的新鲜感消退，就会退出历史舞台。既然如此，建造专门的观影场所，显然是有去无回的投资。而电影的遭遇，似乎也印证了大家的猜测。最开始，作为最先进技术的产物，电影总是在沙龙、剧院等高端消费场所放映。但很快，就像法国电影史家乔治·萨杜尔所调侃的，“1897年每天重复地放映《水浇园丁》八次之多的‘活动电影机’，在时髦的巴黎人的眼睛里已经像去年的帽子一样，成为过时的东西了。”慈善市场的一场火灾，更将电影推向了夭折的边缘。一年一度的“慈善市场”是巴黎最高雅的季节性集会之一，1897年5月在离香榭丽舍路不远的一块空地上特别建造的木棚里开幕，出身高贵的夫人们亲自开设商店、管理钱柜为穷人进行募捐，有公司在市场的一角设立了电影放映场地。由于操作不慎，放映用的醇精汽灯瞬间起火，多位名门贵妇葬身火海。人们把她们的死亡归罪于电影，从此上流社会对电影简直避之不及。电影一度沦落为露天市场的杂耍，直到几年之后，才慢慢恢复了元气。

而在上海，电影的遭际也十分相似。甫一从远洋轮船落地，电影就进入了礼查饭店和张园。礼查饭店（Richards' Hotel/Astor House Hotel）始建于1846年，是上海乃至全中国最早建成的西式豪华饭店之一，下榻于此的多是西方的社会名流，如美国前总统格兰特、好莱坞明星卓别林等等。张园最早为英商格农（Grone）所建的西式园林，被张叔和买下后进行了扩建并对外开放，开设了弹子房、抛球场、脚踏车等许多别处罕有的娱乐设施，还引入电灯、载人气球等最新的科技发明。由此，张园成了一个展示洋气的地方，寓居上海的文人雅士、富商巨贾、政界要人们出入其间，常有各类演说、雅集在张园举办。电影这样的神奇事物，哪怕票价高昂，也有许多人趋之若鹜，导致礼查饭店和张园一连几天都是客满为患。

张园早期的花园住宅

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电影的票价越发便宜，放映电影的场所也愈加大众化，到了1904年左右，四马路成了电影放映的中心。《游戏报》注意到，这里“各种影戏层现迭出，其设于四马路者自西面明玉楼起至东面西成照相馆，不下五六处，观者已数见不鲜”，彼此之间已经形成了竞争的局面，以至于某茶居新开演的影戏“欲有赢余恐不易”。四马路就是今天的福州路，并不宽阔，当时却聚集了大大小小的出版社和报馆，以及名目繁多的声色场所。两者形成了奇特的共生关系——文人们去“长三”“幺二”等高级交际花的寓所寻欢作乐，又在自家的报纸上刊登各种“花国”逸事为她们提振声势、招徕客源，于是各取所需，皆大欢喜。这里放映电影的地方，多被称为“茶园”。根据上海掌故专家郑逸梅的说法，乃是道光皇帝国丧期间，各家戏院为了维持营业而采取的变通之道——为了不违反平民不得娱乐的禁令，它们便以“卖茶”为幌子进行演出。逐渐地，“茶园”成为戏院的代称，演出号称免费，收取的费用则为“茶资”。茶资一般不高，哪怕是头等客座，也不过几角而已，因此吸引了各色人等，富家子弟、平民百姓，以及大量以招摇撞骗为职业的“白相人”皆厕身其间，称得上是鱼龙混杂。1910年代之后，由于运作方式过于传统，茶园难以为继，逐渐被游乐场取代。但两者之间有着显而易见的相似性，郑逸梅形容说，如果想去游乐场，“一个人往往可以从下午二时，买了一张票子进去，直玩到深夜回家。这十几个钟头中，有吃有看，竟令那些纨绔子弟流连忘返。”作为沪上游览指南的《上海向导》也提醒人们，“游艺场……门票低廉，游客中多下流人士，尤多歹人混迹其间，致单身者不可不慎。”

这样混乱、杂糅的观影空间，不期然间与早期电影形成奇特的互文关系。早期电影以短片为主，故事长片要到1910年代之后才成为主流。在世界范围内有着较大影响的意大利“史诗巨片”《你往何处去》（Quo Vadis/暴君焚城录，1913）《卡比利亚》（Cabiria，1914），美国导演格里菲斯的《一个国家的诞生》（Birth of a Nation，1915）等的公映，标志着电影形态的彻底转变。而早期电影短片的主要目的，也不在于讲述完整而曲折的故事，更在于拍摄下种种奇观场面，让观众看到目瞪口呆的程度。彼时的电影制作者为此可谓挖空心思，魔术师出身的法国导演乔治·梅里爱便是个中翘楚。他采用停机再拍、多重曝光等手段，让人物凭空消失，摘下来的脑袋成为五线谱上的乐符。不仅如此，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电影的娱乐作用以吸引更多观众，放映者还会对电影的放映顺序进行灵活编排，甚至直接加以剪辑、拼贴，并根据现场氛围和观众的情绪状态进行讲解和配乐。如此一来，不仅颠覆了制作者的本意，也对既定的物理和社会规则构成了挑战，让早期电影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巴赫金所说的“狂欢”性质，和茶园、游乐场这样打破了等级秩序的大众娱乐场所，算得上是相得益彰。

1928年上海福州路（原四马路）

但是，茶园和游乐场兼营各种娱乐项目，电影并非其营收的重头。大约从1906年之后，以电影为主业的场所才逐渐多了起来。正规和不正规的，不一而足。如《申报》一则消息显示，1906年7月6日这一天“烈风雷雨为害甚烈，跑马厅内所搭芦席篷皆遭吹倒，跑马厅对面空地之日本影戏场亦已倒塌于地，其旁之招贴帋木板皆作片片飞。”可见，此处的“影戏场”由一名（或多名）日本人经营。建于一片空地之上，又被一场暴风雨夷为平地，可能连像样的地基都没有，只是临时搭建而已。几个月后，又有一名（或多名）法国商人又在此修建新的影戏院，孰料出现了工程纠纷，于是控告包工头“造泥城桥西影戏竹棚房屋，工料不坚以致坍塌，压伤各物。”可见即使变换了经营者，建筑却同样粗疏，即便日后建成，质量恐怕依然不容乐观。

除了外在建筑，此类“影戏场”的内部环境也很难令人满意。1909年，《图画日报》上的一则报道以“五更调”的韵语形式和讽刺口吻，描绘了某个放映场所的经营方式：这个放映场所只在晚上营业，开场之后大鼓号筒不绝于耳，“吹得头胀”。好奇的围观者聚集在门口，拼命向里张望却“无啥影踪”；买票进去的看客也是看得稀里糊涂，出来只道是“真拥挤，好热闹呀，吵得希奇。”流行杂志《礼拜六》的主编王钝根形容道，他所去的一家影戏场破败不堪，挂着旧布帘，摆着破木椅，里面充塞着男女观众，“秽气薰蒸，香烟刺鼻”。电影放映的时候更是“万声齐作，有机器声，有军乐声，有涕吐声，有谈话声，有喝采声，有小儿哭声，有托盘小贩买杂物声，有妇女买糖食水果声，有嚼甘蔗声，有香烟误触人衣彼此争詈声，有妇女手中小孩被陌生人调弄声，有少年游语妇女佯骂声，”令人难以忍受的噪声不绝于耳，再加上性别秩序松动之后弥漫的欲望气息，让王钝根忍不住夺门而出并感叹，看一次电影简直“不啻游地狱归也。”当然，为了押韵合辙，或增加趣味性，这两则小文或许都有些失真。但这些带有文学性和戏谑性的印象记足以证明，草率搭建的影戏场，很可能做的就是“一锤子买卖”，为囊中羞涩又要求不高的观看者提供廉价而低质的消遣。来此的人们，或许也并不在乎是否能从头到尾看完和看懂银幕上的光影律动，更多是想在这样一个游走于监管边缘的环境，享受到打破禁忌带来的快感。

当然，此类场所是不能满足更高收入、更注重舒适优雅的人群的观影需求的。大约1907年底，一个叫乔治·孟德尔（George Mendel）的外国人在吴淞路昆山路转角处建成了一家Cinematograph Parlant（法语：有声电影院）。从其头等1美元、二等80美分的票价来看，环境和服务应属上流。但几次广告之后就不见踪影，有可能依然是临时性质。礼查饭店则从1908年夏天开始，在自家花园里开设了the Parisian Cinematograph。虽是季节性的露天放映场所，但想来应和饭店顾客的尊贵身份相称。之后，American Cinematograph Company（中文名称为“美国影戏公司”）、Victoria Cinematograph、Apollo Theatre、Bijou theatre等陆续开张，通过《字林西报》等外文报纸介绍电影的放映情况。每部电影及其伴奏和解说，观众的反应和评价，现场的氛围和情调，都会得到详细的回顾记录。但除了美国影戏公司之外，这些场所既没有中文名称，也很少在中文报纸上发布广告，很显然目标客户是中上阶层的在沪西人。

这样的情况，大约从1913年左右开始发生改变。Victoria Cinematograph和Apollo Theatre分别以“维多利亚外国戏园”、“爱普庐活动影戏院”等中文名称在《申报》等中文报纸上发布放映信息；东京活动影戏园（1913年6月3日）、爱伦活动影戏园、大陆活动影戏园、夏令配克影戏园（1914年9月8日）、东和活动影戏园、万国影戏园（1914年11月）、共和活动影戏园（1915年8月30日）等逐一开张，并成为各中文报纸的长期广告主。从其广告内容来看，这些“影戏园”主要突出将自身两个方面的卖点。首先是软硬件设施。如，东京活动影戏园的广告称本园“房屋宽畅、座位清洁、应酬周到”，共和活动影戏园的广告则夸耀本园为“不惜巨资在方板桥自建西式高大戏园”。虽然广告的说辞不可照单全收，但说明这些场所注意从通风、清洁、座椅的舒适程度和服务的殷勤程度等方面保证观影体验。其次，这些广告开始详细地列出放映片目及其类型，并极尽所能地给电影冠以富含刺激性的中文译名。举例而言，东京活动影戏园开幕当天的片目为：《日本明治天皇御葬之实情》、日本新派喜剧《饮酒有益》、《小侦探捉拿大流氓》、《法国加利诺古迹》、著名笑剧《蠢愚侦探捕盗反被盗捉》、著名情剧《发恹受累》、《私约遇险》、意国新剧《捕捉鲛鱼》、喜剧《家廷欢乐》、《玛利司在非洲术恶兽》、《大催眠遇格利司博士幻家》。仅从名称就可以看到，这些影片的人物有着非凡身份（明治天皇、“格利司博士幻家”），其情节离奇曲折（“捕盗反被盗捉”、“术恶兽”），观众会带着期待和好奇购票进场。而且，几乎所有的影戏园都承诺，每周会定期更换新片，保证以前所未见的影片让观众每一次来都能一饱眼福。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转变，有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随着电影在上海拥有了越来越庞大的观众群体，许多电影公司在上海设立了分支机构，电影拷贝的供应变得稳定和充足，电影院也就可以常态化运行起来了。其中，法国百代公司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一战之前，这家国际巨头在世界各地都拥有制片厂或发行机构，通过它的渠道，时新的影片很快就能到达上海。其次，随着电影形态的变化，对于观影环境的要求也发生了变化。观众越来越习惯于置身黑暗的环境，忘我地沉浸在扣人心悬的情节之中，将自己全部的情感和欲望投射到银幕上的人物身上，随着这些美丽或帅气的角色一起，做一个悠长而满足的白日梦，这样，就能够暂时逃离现实生活中的烦恼，获得身心的愉悦。想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封闭、安静的空间必不可少；面向银幕的、单独的座椅，最有利于全情投入；而静默、专注，则成为最基本的行为礼仪。

从这样的角度来说，影院空间就成了都市中“孤独的人群”的隐喻——每一个原子化的个人，和周围的陌生人之间，都是彼此独立乃至缺乏链接的，他/她要完全凭借自己的身心条件，追求自我的实现和圆满。因此，当电影融入上海的城市记忆，这片植根于乡土社会的江南一隅，成为“洋派”开化的代名词，从精神内核到街道外观，都深深地卷入了现代化浪潮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