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与文明》：追溯的不仅唐代青龙镇，更有史前上海与文明

上海博物馆去年主持召开的“城市与文明”学术研讨会，吸引了国内各主要的博物馆、考古所、大学的考古院系等文博单位的研究人员参加。文博界的宗师级人物张忠培、严文明和李伯谦等诸位先生也都亲至现场，或参与分组讨论，或做主旨发言，更提升了整个研讨会的档次。当然，与会学者所提交的论文以及围绕论文展开的热烈讨论是研讨会的最大亮点所在。《城市与文明》即是精选会议论文而结集出版的成果。《澎湃新闻·古代艺术》特选发此次研讨会的论文集摘要书评及何继英关于唐代青龙镇考古与功用的文章，以飱读者。

在著名的科幻小说《三体》中曾有这样一句名言：“给岁月以文明，而不是给文明以岁月。”文明，作为人类文化的特有成果，从一开始就将人类与其他一切生物区别开来。人类不是这颗蓝色生命之星最早的统治者，早在数亿年前，大腹便便的恐龙，就征服了这颗星球的陆地、天空和海洋，但身躯高大、种类繁多的恐龙家族却只是被动的适应环境，其存在的年限虽然远超现在的人类，但除了一幅幅震惊世人的骨骸，不曾留下什么。虽然人类的进化之路只有短短数百万年，但却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改造着这个世界。

城市，人类文明的集大成之地。早期的城市见证了文明演进，尤其是国家演进的重要历史；而今天的城市化，在中国乃至全球各地如火如荼的进行。探讨城市与文明，既有历史意义，又有现实意义。上海，中国近代最早开放的沿海城市之一，之后又演进为中国乃至亚洲地区的第一大城市。它见证了中国近代的苦难，也见证了中华民族的再次振兴。

契机——申城寻踪

众所周知，上海简称沪，沪字的来历大致可以追述到魏晋时期；又称申城，传上海曾为楚国春申君的封地故而，即便如此，上海的历史也只到战国时期，似乎并不久远。甚而有人说，上海是由一座海边的渔村发展而来。作为一座完全新兴的城市，说深圳如此是可以的，说上海则不能。因为据现在的考古发现，上海的文化历史不仅可以追述到遥远的史前时代，即便是到了历史时期，也曾有过不少辉煌时期，只是因为随着沿江港口的变迁兴废不定，给人以错觉罢了。

上海的最早历史可上溯至马家浜文化末期，距今约6000年，该文化辐射太湖东部的广大地区，当时的人们以种植水稻为生，兼营渔猎，其制陶术虽与中原不同，但并不落后。马家浜文化之后，上海出现了松泽文化，这是第一个以上海的地名命名的考古学文化。这个文化在上海的分布范围更大，留下的遗存更多。其代表的人群，拥有更高的技术、更复杂的文化，人口数量也更多。其后，上海又先后出现了良渚文化、广富林文化（松江区广富林村）、马桥（闵行区马桥镇）文化，后二者也均是以上海地名命名的考古学文化，可以说上海地区的史前文明连接不辍，并在良渚文化与广富林文化时期达到一个繁荣高峰。进入历史时期以后，唐宋时期的青龙镇也曾显赫一时，成为中国东部沿海的重要中转港口，宋朝时更是曾设市舶司与此。明清时期的老上海，也因连通南北的沙船贸易而兴旺发达。至于鸦片战争之后，英国选择上海作为第一批通商口岸，并非简单出于位置适中而已，而是其深谙中国近代经济地理和历史文化使然。上海之所以在众多的开放口岸中迅然崛起，并在改革开放后也能以傲然雄姿重新腾飞，其悠久的历史文化底蕴，传承不断的开放基因都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因而，在上海召开的这次“城市与文明”学术研讨会可谓正当其时、正当其地。

收获——厚重的论文集

由上海博物馆主持召开的“城市与文明”学术研讨会，吸引了国内各主要的博物馆、考古所、大学的考古院系等文博单位的研究人员参加。文博界的宗师级人物张忠培、严文明和李伯谦等诸位先生也都亲至现场，或参与分组讨论，或做主旨发言，更提升了整个研讨会的档次。当然，与会学者所提交的论文以及围绕论文展开的热烈讨论是研讨会的最大亮点所在。《城市与文明》即是精选会议论文而结集出版的成果。

张忠培先生指出，从历史的角度看，上海的发展呈现“马鞍形”的态势，两头高中间低，上海的史前文明和近代文明均获得了很高的成就，但二者又不一样，史前文明的原创性更强，近代文明则学习、模仿的因素更重，希望上海在文化创新方面取得更大的成绩。严文明先生对城市与文明的关系作了高度概括：城市的出现是文明起源的重要标志，城市的发展是文明发展阶段的重要标志，城市形态是区别不同文明形态的重要标志。李伯谦先生认为，文明或国家起源的研究应在理论方法上要有所突破，考古学研究要重视古代文献的使用。

谢维扬从历史性事实对考古学证据意义形成的角度，分析了历史性事实在国家起源研究中的重要作用；陈淳从聚落考古与城市起源研究关系的角度出发，回顾了国内外在城市起源研究中聚落考古方法的使用；裴安平用历时性的角度，观察了聚落群聚形态下的早期中国城址与城市发展、演变历程；此外，郭大顺、杨建华等学者结合国内外具体的城市（址），分析了不同文明传统或古今之间的城市发展特色。

史前时期是中国古代城市形成与文明演进的最重要阶段，论者颇多，如繁盛一时的鲁东南龙山文化、成都平原的龙山时代文化、环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等都有学者讨论，而其中的良渚文化又是讨论的重点，聚落形态、筑城理念、权力结构、意识形态等角度均有涉及；成都平原龙山时代城址的发现与研究，确立了西南地区在城址与文明起源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从夏朝到秦统一中国，城市与文明的发展进入成熟阶段。徐良高通过对宗庙和祭祀两个角度透视了夏商周都城的突出特征，或者说中国特色；方燕明论述了夏文化考古学研究的历程、存在的问题和对来研究的思考；赵化成和耿庆刚则从宏观角度概述了东周列国都城的建制问题；此外，很多学者还对某一城址或某一区域城址的考古发现与研究进行了总结概括，如江西新干牛城遗址、三星堆古城、曲阜鲁故城、先秦吴城等。

秦汉到隋唐是中国古代城市文明走向繁荣巅峰的阶段。此类的研究以往也较多，尤其是对长安和洛阳的研究更多。此次与会的学者则另辟蹊径，如张建锋从城市水利的角度论述城市文明，拓宽了城市考古研究的深度；魏存成、郑君雷和楼建龙从中原城市对周边城市的影响出发，探讨了城市化或汉化在地域文明中的重要作用；汪勃从历时性的角度出发，构建了不同时期扬州城的沿革发展。

上海博物馆是上海区域考古的主要承担者，多年来在考古发掘、文物保护、展览展示与综合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多成绩。在论文集中，宋建对比凌家滩和福泉山的资料，分析中国早期文明进程中的古国；陈杰通过特殊器物（玉器）、墓地的墓葬分布和聚落形态等分析良渚文化的权力结构；何继英与叶倩探讨了青龙镇及其遗址出土瓷器，对唐宋时期青龙镇的历史有所钩沉；李小萍、徐汝聪、王建文、孙慰祖等从金银货币、僧伽崇拜、南人士族及元明印章等角度论述了与上海相关的文化历史，丰富了上海的古代文化内涵。

从以上的介绍可以看出，论文集所覆盖的学术研究主题非常广泛，许多研究也很前卫，尤其是一些重大考古发现的介绍与研究更令人耳目一新。而且全书总计70余万字，图片300多幅，全彩色印刷，可谓又是一重“厚重”。会议虽然早已落幕，但会议中提出的研究方向、研究问题却一直在学术界激荡。希望能够借此次论文集的出版，对城市与文明的研究有所推动。

【延伸阅读】

唐代青龙镇的功用

何继英（上海博物馆）

青龙镇遗址位于上海市青浦区白鹤镇，唐代华亭县境内。【华亭县是唐天宝十年新设立的县。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二五载：“华亭县，上。西至州（苏州）二百七十里。天宝十年，吴郡太守赵居贞奏割昆山、嘉兴、海盐三县置。”《新唐书》卷四一载：“华亭，上，天宝十载析嘉兴置。”它的设置，标志着上海市境内开始有了相对独立的行政区划。】在唐代时它据吴淞江下游沪渎口，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发达的航运条件使其迅速发展成为上海最早的重镇，唐宋时期东南沿海地区最重要的港口之一。本文拟从青龙镇的考古发现、地面古建筑、史料记载几方面，对唐代青龙镇的功用作一初步探讨研究，以求教于诸位专家学者。

一、海防要地

明正德《松江府志》记：“青龙镇在青龙江上，天宝五年（746年）置，按昆山、常熟、海盐、吴江唯有县镇，而华亭县外又有青龙者，旧为江海要害地也。”明嘉靖《上海县志》卷六记：“青龙镇，唐天宝五年建，有将有副职在防御。”《读史方舆纪要》“青浦旧县条”记：“故青龙镇也……唐置镇于此，为防御要地。”以上记载都说明，唐代设置青龙镇是为了防守，这同北魏到唐代，镇基本建在形胜之地，驻兵戍守相同。镇的主要含义为：古称一方的主山为镇。《尚书·舜典》“封十有二山”。孔传：“每州之名山殊大者，以为其州之镇。”《周礼·职方》：“东南曰扬州，其山镇曰会稽。”古代在边要形胜之地设镇，驻兵戍守。镇最早是设置于北魏时期的防守据点，地位与州等同，以镇都大将或镇将为长官，下设副将、监军及长史、司马、录事、参军等职。唐代以防人五百为上镇，防人三百为中镇，不足者为下镇，皆置镇将、镇副等。如《新唐书·兵志》云：“唐初，兵之戍边者，大曰军，小曰手捉，曰城、曰镇。”唐代中后期称“方镇”，多为节度使管辖。对照青龙镇，北宋元丰五年（1082年）陈林撰《隆平寺经藏纪略》（南宋绍熙《云间志》下）记：“是镇瞰吴淞江上，据沪渎之口……。”与《隆平寺经藏纪略》时间大体相同的《吴郡图经续记》里也谈到今沪渎旁有青龙镇（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卷下《往迹·沪渎》），清楚写明青龙镇在沪渎出海口段，吴淞江边。吴淞江，唐《元和郡县图志》记：“松江，在县（吴县）南五十里，经昆山入海。”（李吉甫： 《元和郡县图志》卷二五。）沪渎，东晋时多以海防要地出现。东晋咸和、咸康年间（326-342年），南北对峙，北方赵国军队时从海上袭扰，时任吴国太史的虞谭，任吴兴太守，“谭修沪渎垒，以防海抄，百姓赖之”（房玄龄等：《晋书》卷七六）。东晋隆安三年（399年），浙江爆发孙恩起义，时任吴郡太守的袁山松率众加强沿海防守工事，重修了沪渎垒。隆安五年（401年），孙恩从海上登陆，攻海盐，进军沪渎，山松统兵迎战，寡不敌众，全军战殁于沪渎，“山松守沪渎，城陷被害”（房玄龄等：《晋书》卷八三）。虞谭、袁山松防守所处的位置，大概在青龙镇附近。相传三国时期，吴王孙权代兄领兵割据江东，欲攻曹操，大造青龙战舰，命周瑜、程普各领万人与刘备军遇于赤壁，大破曹军，遂识武功因名。其地为青龙江，后为青龙镇。“青龙镇，一称龙江，孙权造青龙战舰于此，故名。”（崇祯《松江府志》卷三。）南宋建炎三年（1129年），抗金名将韩世忠为抗击过江南进的金兵，曾以前军驻青龙镇，中军驻江湾，后军驻海口，大破金兵于黄天荡（崇祯《松江府志》）。在青龙镇内的今白鹤镇陈岳村的酒瓶山遗址，呈一小土墩，原占地2700平方米，土墩内保存大量陶瓶，又称“韩瓶”。一说是韩世忠为抗击过江南进的金兵，“以酒犒军，瓶积成山，今遗址尚存”。

青龙镇，自东晋至宋代，历代都在这里设戍，以防海抄，在唐代时应该已有镇将把守。

二、佛教胜地

在青龙镇南部至今尚保存着一座寺院———青龙寺，因位于青龙镇南边，俗称南寺，始建于唐天宝二年（743年），初名报德寺，宋代更名隆福寺，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皇帝南巡，途经青龙镇，亲书“精严寿相先”额，并赐寺名“吉云禅寺”。青龙寺内矗立着一座塔——青龙塔，始建于唐长庆年间（821-824年），原名隆福寺塔、吉云禅寺塔，俗称青龙塔，砖木结构，七级八面，残高29.50米。南宋《云间志》记，“隆福寺，在青龙镇，原报德寺，唐长庆元年造。”万历《青浦县志》卷三记：“龙福教寺，天宝间建，中有宝塔，长庆间建，前即升仙台。”

青龙寺、青龙塔先后于宋、元、明、清多次修缮和扩建，为青龙镇内最重要的寺宇。据光绪《青浦县志》载：青龙寺占地60亩，领寺田450亩，建筑宏伟，有大雄宝殿、地藏殿、韦驮殿、禅堂、斋堂、方丈室等。钟鼓之声不绝，梵呗之声达旦，有“佛教为天下之雄”之誉。清嘉庆三年（1798年）失火，咸丰十年（1860年）又遭兵焚，殿堂、寺屋废损大半。仅存青龙塔和清康熙六年（1667年）《重兴隆福寺碑记》、清道光十二年（1832年）《赐吉云禅寺重建大殿碑铭》。目前经过多年修葺和重建，青龙寺已恢复当年雄姿。

在青龙镇北，今旧青浦希望小学校址所在地，原是隆平寺废址，因在隆福寺北，故俗称北寺，唐长庆元年（821年）建，宋太平兴国（977-984年）中僧宝重修。《云间志》记，“隆平寺，在青龙镇市，原名国清院。寺有米元章所书《经藏记》”。又“隆平寺，在四十五保三区青龙镇隆福寺北，故俗称南寺、北寺”。北宋元丰五年（1082年）陈林《隆平寺藏经碑记》载：“青龙镇瞰松江，上据沪渎之口，岛陲蛮域交广之途所自出，风樯浪舶，朝夕上下。富商巨贾，豪宗右族之所会。其事佛尤谨，方其行者，蹈风涛万里之虞，怵生死一时之命，居者岁时祈禳吉凶，荐卫非佛无一自恃也。故其重楹复殿，观雉相望，鼓钟梵呗，声不绝顷。”（南宋绍熙《云间志》下。）陈林的藏经碑记虽然写于北宋，应该也反映了唐代青龙镇佛教的兴盛。

青龙镇与佛教的因缘可上溯到晋代，从敦煌莫高窟《西晋吴淞江石佛浮江壁画》和南朝梁简文帝（550-553年）萧纲撰写的《吴郡石像铭》可知：建信元年（313年），吴郡娄县界松江沪渎口发现2尊佛祖弟子石像的位置，可能就在青龙镇附近，自此，佛教由青龙镇传入今天的上海境内。

唐代上海境内的佛教建筑还有，华亭县治（松江区）内的李塔，传为唐太宗子、曹王李明为苏州刺史时建，故以姓名塔。松江唐经幢，唐大中十三年（859年）建；青浦泖塔，唐乾符年间（874-879年）建；嘉定南翔的2座唐经幢，唐咸通八年（867年）和唐乾符二年（875年）建。佛教建筑是传统社会中人地关系的一种反映，唯其人地关系已经定型，寺院分布格局才会相对稳定。唐代青龙镇、上海境内佛寺的普遍兴建，反映出佛教已在上海地区广为流传，信教人数增多。这从松江唐经幢幢身上刻有150余捐钱、捐物者姓氏，及距离青龙镇以北约4公里的大盈乡寺前村出土的唐乾符四年（877年）蒋敬章墓志“释僧敬章……二十岁披缁，好游云水，参禅问道，金刚辨宗疏为业焉。……同超苦海，普愿西方”，松江唐开成二年（837年）沈仁儒墓志“中年悟道，深契玄门。虽处嚣尘，而嚣尘不染，可谓方外之士也”，嘉定方泰唐处士吴文昊妻施夫人墓志“原登仙道，罗汉同居”等，反映出上海唐代信教人数之多，佛教的兴盛。

三、贸易港口

沿海的地理优势，是到了航海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才逐步显示出来的。自唐代开始，海外贸易逐渐兴起，特别是交州（越南）、广州、明州、扬州四大港的设立，使“海外杂国贾舶交至”，也带动了青龙镇的贸易交流。青龙镇襟江带海，吴淞江密如蛛网的江南水道，成为长江三角洲对外贸易的枢纽。据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记，青龙镇因据吴淞江下游沪渎之口，镇东临海水面宽阔，具备良港条件。当时从海上入沪渎，溯吴淞江去苏州，或经顾会浦（通波塘）去华亭，沿大盈浦南行去嘉兴，都要经过这个水上交通路口。青龙镇将沿海与沿江联系起来，在唐代发展成为重要港口。

有关青龙镇的贸易交流，唐代及以前的文献资料中几乎不见记载，但青龙镇地下大量陶瓷器、建筑遗迹的发现和宋元明清对青龙镇的记载，使我们对唐代青龙镇的贸易交流有了初步认识。

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在今天的青龙村范围内，村民在挖河、挖井、挖鱼塘和平整土地时经常发现陶瓷器，如瓷碗、钵、盂、壶及陶盆等等，其中不乏唐代瓷器。特别是1988年，在发现清理的一口唐代水井中，出土了唐代长沙窑褐彩胡舞伎乐贴花壶等，引起了上海文物考古部门的关注。2010年到2012年，上海博物馆考古研究部按照大遗址调查发掘的要求，对青龙镇遗址进行了发掘、勘探，发掘面积1500多平方米，勘探面积近30000平方米，发现唐宋房屋基址、水井、灰坑、铸造作坊、砖砌炉灶等遗迹，出土铜、铁、木、陶瓷器等2000多件和大量陶瓷碎片及残砖碎瓦等。

特别是在1988年出土唐长沙窑胡舞乐技执壶的唐代水井附近、窑河南岸的考古发掘中，发现在不到100平方米范围内，分布着密集的唐代瓷片，局部堆积在一起，形成瓷片堆积，最厚处0.6米。数以万计的瓷器碎片和少量陶器残片杂乱无章的堆叠在一起。

经初步分类拼对，可修复瓷器、陶器1000多件。瓷器器类有碗、钵、罐、壶、盆等，以碗为大宗，次为钵、罐、壶。瓷器中80%以上为越窑瓷器，20%为长沙窑等窑口的瓷器。

越窑瓷器中，以大圜底碗、玉璧底碗、瓜棱执壶及罐、钵多见。釉色多为青釉，部分青中泛黄。

少数碗、盘、罐的碎片和法门寺地宫秘色瓷釉色相近。

湖南长沙窑瓷器，有壶、罐、钵、碗、烛台等。罐、壶及部分碗上有模印贴花或彩绘，花纹可见人物、禽鸟、狮子、椰枣、几何纹等等。

特别是发现了至少3件唐代褐釉瓷腰鼓残件，1件绿釉变形莲瓣纹碗等具有鲜明域外特色的瓷器。

绿釉变形莲瓣纹碗，在国内唐代瓷器中几乎不见，而在1998年于印度尼西亚海域打捞的“黑石号”沉船中多有发现。

陶器主要为灰陶盆、甑等。这些陶瓷器有几点值得注意，一是绝大部分为残件，但表面光洁，没有使用过的痕迹，显然是在运输中因颠簸破碎而被丢弃的；二是相同器物数量较多，如越窑大圜底碗有几百件之多，越窑玉璧底碗也超过百件；三是这批瓷器同宁波唐代明州港和义路码头（林士民：《再现昔日的文明——东方大港宁波考古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江苏扬州港出土的唐代外销瓷器的器形、纹饰相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南京博物院、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扬州城——1987-1998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0年），有的器物与日本、菲律宾等地出土的越窑、长沙窑瓷器相同；四是同上海境内的闵行马桥遗址、浦东严桥唐代村落遗址以及上海市市区中山北路、共和新路和唐代墓葬中发现的浙江越窑、湖南长沙窑等窑口的唐代瓷器基本相同。比较合理的解释是，这批瓷器经湘江、长江、吴淞江进入青龙镇，以青龙镇为集散地，一部分销往上海境内，但绝大部分作为外销瓷运往日本、非洲等国家，而破碎的被当场丢弃。大量越窑、长沙窑瓷器的发现，证明了青龙镇作为上海最早的对外贸易港口的兴盛。木官泰彦的《日中文化交流史》记，中唐时期，日本遣使来中国，新开辟了南路海上交通线，从日本九州直趋长江口。日本圣武朝遣唐使多治比之成一行，在中国完成使命后，于玄宗开元二十年（732年）十月从苏州返棹回国，其后遣唐使也多取此道返航。当时苏州附近的港口，只有常熟福山和华亭青龙二港，日本使者极有可能是从青龙港返航的。如果说，唐开元年间日本使者从青龙镇返航只是推测的话，那么，100多年以后的唐大中年间（847-859年），日本的船只已到达青龙镇，这在日本僧人圆仁写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有明确的记载。该书记述了他于唐大中元年（847年）五月回国，从苏州松江海口（青龙镇）上船起航的情况。北宋迪功郎应熙有一篇《青龙赋》说：“粤有巨镇，控江而浙淮辐辏，连海闽楚交通……”这篇《青龙赋》虽然是北宋的作品，也概括了唐代。

四、手工业铸造场所

2012年在老通波塘西、窑河南岸发掘区域Gf区T2560、T2660、T2760探方内，在南北长14、东西宽约3米的区域内，清理出4个火炉，呈南北直线排列，编号从北到南为L1、L2、L3、L4。火炉上部已被破坏，平面呈圆形，口径30-40、深10-20厘米，从内到外依次为红褐色、紫褐色、青灰色。

L1位于T2760北部，平面为圆形，圜底。口径40、深20厘米，表面光滑，近口部有数道弦纹。炉膛填土为灰褐土，夹较多的红烧土颗粒。L3位于T2660北部，平面为圆形，略呈袋状，圜底。口径40、深14、壁厚10厘米。炉壁内外为红烧土，中间夹层为黄灰色硬土。炉膛填土为灰褐土，夹较多的红烧土颗粒。火炉周围堆积着大量的陶范碎块、红烧土块、耐火砖、炉渣、灰烬等，厚约30-50厘米，面积500余平方米。

在这个区域西南约40米的另一个发掘区域也发现炉渣、陶范密集堆积区，东西长约20、南北宽约10米，最厚处0.8米。两个区域加起来面积近千平方米，由此可见这个作坊规模还是比较大的，使用时间也比较长。

出土的大量陶范残块，尺寸不一，多为铸造圆形容器的范，内壁呈青灰色，细腻光滑，外壁红褐色。

巧合的是在L1火炉西1米处的Gf区T2759中部发现1口唐代水井J21，井中出土了1件铁釜，1件铁提梁鼎等。

铁釜，侈口，宽折沿，深腹，圜底。合范浇铸。口径34.6厘米，高17.8厘米。

铁提梁鼎，侈口，沿外折，上端立两个云纹耳，两耳之间有一提梁，腹部圆鼓，圜底，三足。鼎身合范浇铸，耳、足焊接而成。口径22厘米，高22.3厘米。类似这两件铁器的口沿，在陶范残块中多有发现，尺寸也差不多，而此类铁器在考古发掘出土的唐代铁容器中几乎不见，极有可能就是在这处作坊中熔铸的。

同2件铁容器同时出土的还有3面唐代鹦鹉衔绶带铜镜、1双铜筷和数件铜钩、铜钗及2件木雕残件等。

3面铜镜，形制、尺寸基本相同。直径约28厘米，镜背上一对鹦鹉首尾相对，拖着细长的尾羽，各衔一结满花叶的长绶带，造型生动，工艺精湛。联想到与之相似的唐代铜镜1979年在距青龙寺4公里的青浦香花公社庞泾大队开挖金汇河北段时也出土过3面，再考虑到井的深度和精湛的建筑工艺，J21为上海已考古发现的数百口井中深度最深、做工最为精致的一口。井深4.5米，平面为圆形，井身上下笔直，直径70厘米。井壁用小青砖斗砖错缝竖砌，磨砖对缝，对接处又榫卯套合。砖面向外凸出有细微的弧度，砖面上有拍印的手印纹。井底平整，底部原有一层竹片，已腐烂。出土的铜镜、铜钗、铜筷等铜器是否也为此作坊铸造呢？值得重视。

青龙镇发现的4个火炉同1975年扬州唐城T113探方东北角发现的2个圆筒形炉相似。扬州唐城的简报说，“两炉相距25厘米，炉口径23、深35厘米，外壁的泥土被烧成红色，约厚10厘米，烧土越往底越薄。在炉壁上有一层约2厘米厚的结晶物，比较坚硬，上有气泡。炉中有坩埚残片，残片上有铜锈，说明这炉可能是为熔铜用的”。又记，扬州发现的手工业作坊遗址分布范围初步估计至少在2000平方米左右，从他们的内涵分析，可以看到有金属熔铸和制骨两种手工业作坊。手工业有分工，可能和唐代长安洛阳一样，在城市布局中已有专门的坊市存在（南京博物院：《扬州唐城手工业作坊遗址第二、三次发掘简报》，《文物》1980年第3期）。青龙镇的铸造作坊和扬州发现的金属熔铸手工业作坊相似，说明青龙镇已有较为发达的手工业生产。手工业发达，必然促使商业随之兴盛。

青龙镇形成于唐代，鼎盛却在宋代。据《宋会要辑稿》记载，熙宁十年（1077年）青龙镇的税收为15879贯400文，几乎占华亭县商业收入的一半。大观元年（1107年）设监镇理财官，治水利，兼领市舶。当时商业贸易繁盛，海商贾人密至，当时国内的船舶已云集此港，“自福建、漳、泉、明、越、温、台等州，岁两至；广南、日本、新罗（朝鲜）岁或一至”。青龙镇已是“据沪渎之口，岛夷闽粤交广之途所自出，富商巨贾豪宗右姓之所会”的繁盛之地，成为东南地区最大的贸易港口，出现了“人乐斯土，地无空闲”的繁华景象，有三亭七塔十三寺二十二桥三十六坊，享有“小杭州”之美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