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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媒体走转改|北京控烟执法者许亮的套路:检查时先闻闻味
“记得带上控烟标志”。
每天上午九点半开始,许亮总是一遍又一遍地“唠叨”所里的监督员。
2015年6月《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实施,北京市公共场所禁止吸烟。北京市昌平区卫生监督所回龙观分所的所长许亮这位“80后”,已在近两年的执法过程中,成为首都基层控烟执法的一员“老将”。
烟霾危害大于雾霾。中国疾控中心环境所所长施小明曾说,如果在面积近二十平方米的房间内吸一支烟,室内PM2.5浓度将超过500微克/立方米。
依法履职,禁止公共场所中吸烟,以保障公众免受二手烟的危害,这是许亮的职责所在。
“许多人不理解我们做的事儿,” 身为道地北京人,许亮一口“京片子”讲得很溜,他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有一次他穿着制服去执法检查,“(吸烟者)骂我,说我多管闲事。但我们还是要依法教育和劝阻。”
戴着眼镜的许亮,即便穿着制服也有一股“文人”气质。执法过程中,他的询问总是有条不紊,喜欢慢慢跟商家讲道理。在同事眼中,许亮几乎没有急躁的时候。
让许亮欣慰的是,通过近两年的宣传教育、执法检查,从总体上看,他所在的北京市昌平区公共场所控烟工作较《条例》实施前已经有了很大改观。“这也是我作为一个卫生执法人员感到欣慰的,对北京控烟工作我也是充满信心的。控烟工作是一项长期性工作,不是一朝一夕都能够实现的。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自觉抑制不良生活习惯,营造良好、健康的学习、工作和生活环境。”
许亮向洗浴中心负责人了解控烟条例执行情况。 澎湃新闻实习记者 李蕊 图2017年1月10日上午十点,许亮带着两名监督员赶到一家被投诉不控烟的洗浴中心检查。
还未到洗浴高峰,店内只有零星几位客人,投诉人所说的“烟味”也难觅踪迹。
中心经理一边陪着监督员做控烟检查,一边忙着解释店里控烟条例的落实工作。许亮默默听着经理介绍,时不时问些问题,就在大家以为检查要结束的时候,“这里有烟头。”许亮指了指二楼角落的一个小垃圾桶告诉中心经理。
“回马枪”让中心经理措不及防,但这样的场景,许亮的同事早就习以为常了,在他们看来许亮的眼睛总是很“刁”。
许亮有自己的执法“套路”,到一个公共场所,一定要先看看“墙上贴的标识”、“闻闻味”,还要注意桌上有没有烟具,不一定只看烟灰缸,有时候可乐瓶子、卷纸筒也要去翻一翻。“执法一年多,哪里严重哪里不严重,我心里差不多都有谱了。”许亮对澎湃新闻说。
这个“谱”来之不易。许亮记得控烟条例刚出台时,他去一家餐馆执法,劝阻一位吸烟者不要在公共场合抽烟,当时那位吸烟者喝了酒,不肯掐烟也不肯交罚款,双方僵持了近半个小时,许亮只能对他说再不配合就报警解决,吸烟者这才交了罚款。
“罚款别人肯定不乐意,有的甚至瞪你两眼,说多管闲事。”许亮回忆刚开始执法的一些难处。
但是转变也在悄悄发生。许亮说2016年节假期间和朋友去餐馆吃饭,其中有几个“老烟枪”想抽烟,但在公共场所都有意识要自控,最后忍不住了也是组团到室外抽。
2016年5月,北京市卫计委控烟暗访综合调查评估结果显示,昌平区得评分为85分以上,比16个区的平均分79.12高了6分左右。
“昌平区一年半的控烟执法,效果还是挺明显的。”但许亮也坦言现在仍存在“物业难管”、“管理本末倒置”等问题。
他认为控烟不是一年两年就能见效的,可能需要10年、20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去推动。
【对话许亮】
“还是靠人去推,靠人去”
澎湃新闻:你所在的昌平区控烟的“难点”在哪?
许亮:一些全市共性的地方,写字楼和饭馆。实际上像快餐类的饭馆问题并不大,问题主要集中在中餐类饭馆。有些人习惯一边抽烟一边喝酒,让服务员去管,他们确实也劝,但一般不管用,劝得太深就会起冲突,有时店家也很为难。有一回我去执法检查,我穿着制服他(吸烟者)都骂我,说我多管闲事,我们还要依法办事,也只是教育和劝阻。对当事人的处罚(如果遇到)基本不予配合,我们也没有强制手段。
澎湃新闻:餐馆有服务员管,写字楼谁来监督呢?
许亮:写字楼的控烟工作一般归物业管,同时各经营单位也是控烟责任主体。
但现在有的方法,说实在的都有点“土”。还是靠人去推,靠人去。如果是开发商自己出租出去的,物业还好管点。如果开发商把房子卖出去的,被房东买了然后转租给小公司,物业只管收物业费,在管理上就很难。
我们真碰到过这种情况,物业没辙了找我们。物业跟我说他们有抽烟,还照了照片,我们拿着照片去找,但是发现人家已经不干了。因为大多都是出租给小公司,这种小公司其实很难管,特别是卖保险的,卖股票的等等,它们的人员流动特别大。
但是总的来说,控烟跟物业管理还是有关系的。物业要是管得紧,整体情况就会好一些,物业管得不紧,情况就会差很多。
控烟治理不能“单打独斗”
澎湃新闻:现在基层控烟执法的难点是什么?
许亮:难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条例定的太宽泛了,有些细节没有明确地解释。比如控烟巡查记录,条例规定是各级单位必须有,但是控烟巡查记录应该怎么记?它没有解释,所以现在就是有着记录,哪怕是一笔都算有。我们办过一个案子,那个单位只在2015年记了两页纸,它2016年根本没记,我们2016年去检查。因为它是有记录,所以是否属于违法行为不能明确判定,只能是教育和建议。
第二个确实是执法人员少。像我们分所管回龙观地区将近50万人口,但我们只有5个人,而且是算人多的一个所了。昌平区大约有200万人口,但是一线的卫生监督所监督员一共才50来个。而且我们卫生监督所还管别的工作,例如饮用水、公共场所、医疗机构等,所以压力特别大。
澎湃新闻:那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
许亮:按照《北京市条例》规定,控烟工作是一项多部门、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系统工程,单在监管方面,条例明确规定政府和相关部门的职责。所以,各部门都要切实履行好职责。同时,加强和加大对社会公众的宣传教育,教育公众自觉遵守规定。
按照《条例》规定,我们的职责是执法检查,查处违法行为。但是还是有些误解。如有一位老人就说我们家门口有人抽烟,你们就得过来给我盯着不让他抽。大家想一想,50人要盯200万人、1300多平方公里怎么可能,而且也不是这种方法。
从“身边人”开始劝
澎湃新闻:你身边有人抽烟吗?
许亮:我们单位以前也有不少人抽烟,原来我们所长、副所长、所长助理都抽烟,现在基本上都戒了。我们单位规定办公场所和工作场所不允许抽烟、执法的过程中不允许抽烟。我们那个副所长说戒烟真难受,夜里还发微信说难受到睡不着觉。但其实想戒还是能戒,就是看你想不想。
澎湃新闻:私底下遇到这种情况您如何劝阻?
许亮:我爸爸也抽烟,抽了40年了。你看我一直不抽烟,就是因为我爸一直抽导致我打小就特别烦抽烟。但是小时候我也管不了,也是上班之后才开始管。后来条例出了以后,以前我们朋友一块吃饭我也顶多说少抽两根这样劝他们,现在不一样了有法规了。
在我们家我都管,我爸早期就在屋里抽,慢慢的到阳台抽,后来我们“规定他”必须在抽油烟机底下抽。他开始也是不接受的,但后来我们不停地说,尤其是有了小孩以后,他自己也就注意了。
我孩子是我们家控烟监督员,以前我爸一抽烟,我就拉着小孩去劝我爸,后来就不用我去了,她一看到我爸抽烟,跟着去了说爷爷别抽烟。我觉得首先应该让大家先劝自己家里人,家家都做到了,全社会也就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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