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曼：理性精神使得屠杀犹太人成为工业性的流水作业

在20世纪流亡的知识分子中，齐格蒙特·鲍曼毫无疑问尤为典型。1925年他出生于波兰波兹南的一个犹太家庭，2017年1月9日去世。91岁的生命里，他躲过了纳粹的屠杀，经历过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参加战争，对抗纳粹，战后又回到波兰，在社会主义建设期间被驱逐，期间他曾想迁入以色列或者澳大利亚，最终在英国利兹大学安顿下来，一直到去世。

鲍曼的一生经历了20世纪诸多灾难，那些我们隔着课本所读到的残酷现实正是他所经历的。正像他去世前接受半岛电视台采访所说，“像你们这样的年轻人，已经忘记了极权主义是什么。你们通过读课本了解它，但是你们没有经历过。我经历过两次这样的政权。”

面对鲍曼的一生，难免会有一种浪漫化的联想，将他关于大屠杀、暴力、伦理、社会主义、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等等的创见归诸于他个人的生命故事。特斯特（Tester）提醒我们，从细处看，鲍曼的生平当然非常独特，但换一个更为宏观的视角，他的经历也并不独特。鲍曼像是“讲故事的人”，通过他个人生命故事的讲述，传达出了“一代人”在20世纪所遭遇的暧昧纠结，个人的叙事成为一种结构性的命运。“人们并非出于自愿，被置于尴尬情景，那些自相矛盾但又往往自我挫败的现代性进程所孕育的人类境况的暧昧（ambivalence），其尖锐痛楚，其鲜活生机，在这情景中都展现得淋漓尽致。”

流亡是共同的体验

在鲍曼看来，人类境况的暧昧是众生男女共同面对的体验，体现在你我身上便是一种流亡心态，一种失位（displacement）的体验。“流亡的知识分子”（Kolakowski）是20世纪熟悉的心向，鲍曼进一步指出流亡并不独为知识分子所持有，在现代性的生存状态下，我们被流放于自我之外，流放于他人乃至环境之外，所有人都成了无根的漂泊者。与前现代的无家可归不同的地方在于，现代性的流亡者们有了更多的选择。

鲍曼区分了两种类型的流亡，一种带有宿命论（fate）的色彩，另一种则带有天职（vocation）的色彩。前者是盲目的，随意的，而后者则必须时时保持谨慎，我们所要面对的问题是如何把无能为力的宿命转换为属于我们义务和责任的天职。

鲍曼提倡的是做出抉择，接受挑战，在将宿命转变为天职的过程中体验到成熟的“流放”。宿命是局限，是社会结构、制度和安排创造的界限，而成为人意味着要超越这些界限。他为社会学所设置的任务便是研究这些界限，探索个人生命故事如何被结构性的社会因素所形塑、限制，看穿经验所设置的界限，用一种新颖而不同的视角去理解生活的熟悉，关注你我所真实体验到的世界，而不是抽象的人或人性，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关照那些因处在暧昧境况中而痛苦的人。

鲍曼的作品中大量描写了这类人的生存状态，大屠杀中的犹太人、从立法者变为阐释者的知识分子、家门口的陌生人、移民、新穷人与被废弃的生命，乃至恋爱关系中的男女。他们都由于失位（displacement）陷入一种共同的命运之中。在自由与安全之间，在接近与疏远之间，在爱与恨之间的纠结摇摆，自我也流入一种碎片化的状态。

秩序化与暧昧性

现代社会汲汲于制造一种理性的秩序，但个体却逐渐在秩序中消解，碎片化。当个体越来越执着于在碎片之中制造自我的小世界，小稳定，权力便越容易按照自己的意志建构自己的工程，一步步制造人类社会的僵化。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中，鲍曼对大屠杀所做的分析令人不寒而栗，大屠杀内在于现代文明社会，它本身正是后者的产物。没有现代工业的技术和官僚制的组织架构，大屠杀是无法想象的，甚至可以说，“它肇始于一种真正的理性关怀，并由一个忠实于它的形式和目的的官僚体系造就。”

现代社会的“园艺工程”痴迷于秩序，为了保证花园的完美就必须严格区分出害虫和杂草，并予以清除，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杀如同园丁对杂草的态度。科学技术和官僚体制的理性精神使得对犹太民族的清洗成为一种工业性的流水作业，最终完成了人类理性的设计。大屠杀作为一种理性的治理方式，意味着对暧昧与可能性的消除，异乡人必须隔离或放逐，所有的可能性被分类的暴力扼杀。生存开始由设计、操纵、管理、工程来影响和维持，以分类的方式赋予世界结构。它假定世界上各具特色、甚至互不相连的实体都有一组自己所归属的相似或相近的实体，然后将二者相连，以类属去控制个体的随机性，控制其或然性，使其朝向一个目的，朝向一个井然有序的世界。

在鲍曼看来，秩序的园艺工程无疑是失败的，分类并没有减少暧昧性的存在，无论秩序化的努力有多大、多么有闯劲，暧昧性始终不会绝迹。恰恰是分类本身制造了更多的暧昧，因为永远会存在不充分定义或过分定义的实体，意义的不充足或者过剩都会制造更多令人困惑的符号，而进一步的分类又会有更进一步的暧昧与之伴生。

鲍曼正是在这一点看到了从权力手中拯救暧昧性的可能，并为之奋斗，“我们必须像真正的诗人那样，尽可能贴近迄今仍然掩盖的人的可能性。因此我们需要穿透那些不言自明的壁垒。壁垒之内，盛行着当下的意识形态时尚，以其常见性本身来证明其意义。”

可能性的复原及创造

在秩序化与暧昧性的争斗中，鲍曼认为只有暧昧性才能保证人类的可能性，也正是这一点使他相信社会学与文学有着共同的目的。实际上，鲍曼的社会学更多受益于文学，他自己也说文学家对他的影响远大于社会学家。在他卷帙浩繁的作品中，我们看到更多的名字是昆德拉（Kundera）、卡夫卡（Kafka）、博尔赫斯（Borges）、穆齐尔（Robert Musil）、佩里克（Georges Perec）、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等。

特斯特在对他的访谈中问，“如果有一天你流落荒岛，你会选择带哪一本书陪着你？”鲍曼给出的答案是博尔赫斯的《小径交叉的花园》。这些作家在重新解释人类无法触及到的世界的过程中开创了一个难以想象的世界，充满意义与可能，他们化腐朽为神奇，开启了一个个无限可能的世界，鲍曼希望自己的社会学与这些作品一样，都指向无限的可能。

社会学与文学在鲍曼这里面对的问题是一样的，即人类社会的僵化，或说卢卡奇的 “物化”（reification）。它们处理的是同样的问题：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社会生活结构的主要变化，社会学与文学都要从“内心—个体—客体—社会”层面讨论如何处置这些“变化”，思考如何去面对在一个客体世界出现背景下“个人消解”的问题，或者说去表现结构事实如何限制了人类的可能性。

在拯救暧昧与可能性的道路上，鲍曼与昆德拉站在了一起，事实上昆德拉也经常出现在鲍曼的作品中。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描述一种“模糊的世界”，它是堂吉诃德走出家门时所面对的世界，“塞万提斯使我们把世界理解为一种模糊，人面临的不是一个绝对真理，而是一堆相对的互为对立的真理，因而唯一具备的把握便是无把握的智慧，这同样是一种伟大的力量。”

小说的精神在于它没有绝对单一的真理，它塑造了一个模棱两可的世界，正因为它的模棱两可才给予了我们从必然性中重新获得可能性的机会。对于昆德拉来说，“没有发现过去始终未知的一部分存在的小说是不道德的，”而对于鲍曼来说，“不去发现可能性的社会学是不符合伦理要求的。”

社会学抵抗异化

因此，我们可以将鲍曼的社会学类比于昆德拉的小说，用反思的艺术与对可能性的维护直面现代性的技术科学文化，对抗一种秩序的激情、齐整的分格与紧绷的规训文化，通过解释社会文化范畴存在的形式，打破现实不证自明的迷思，进而促成形式之间的转化，让看似不证自明之事呈现出暧昧。这是对可能性的回复和创造，它不单单是希望复原过去，从而让被隐藏的声音发声，而是希望通过省察过去，发现在以后追寻可能性的过程中存在的障碍或者帮助，因为“只有往回看，才能理解生活，但要想生活得好，必须向前看”。

社会学对可能性的关注不仅仅意味着复原，更意味着一种创造。它不是回顾性的，而是关注可能性的创造。正是这部分任务使得鲍曼的社会学带有强烈的批判色彩。可能性表示尚未发生的事情，并且它在未来的发生并不是建立在事实的数据之上，而是要超越事实的界限，并在超越之中将人类的意志赋予其上，拒绝存在阈限的限制。

鲍曼认为传统的社会科学中人的形象是机械的，只是外界刺激的反应器，而非一个真正的行动者。他引用穆齐尔的小说《没有个性的人》，暗示这样的科学与理性并不能抓住人类的本质，科学与其说反映了人类的境况，不如说关闭了人类的可能性，从而产生了一个没有个性的世界，一个无经历者的世界。穆齐尔希望通过自己的小说去拯救在遗忘过程中的人，这也正是鲍曼不断坚持的人的特殊性，必须要记得人类是自由而自主的，同时也面临着伦理的选择。社会学要跳出这样一种认知模式，就要将自身转化为可能性的实践，成为实践的一种形式，唯有实践才能恢复人的行动与尊严。

这样一种社会学的理念颇具理想主义，列文（Levine）认为，鲍曼代表了社会学中的人文主义传统，他坚持批判的社会学与科学的社会学之间的区别，后者代表了工具理性的统治，而前者则在实践解放理性。其次，鲍曼的社会学概念组中如“流动的现代性”、“后现代性”等应归功于一种艺术家式的敏感，更多得益于细腻微妙的体验和对当下人类境况的解释，而不是建构自己的理论。对他来说，任何将智慧与灵感转化为程序性的工作都是值得怀疑的，它将会收缩我们的经验领域。社会学应该拒绝这样一种空洞的抽象，关注真实具体的人，“社会学要领会人类世界，要么给无力者以力量，要么允许自己保持无力，以领会自身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