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健身！

卡夫卡在《在流放地》里描写了一架构造精密的杀人机器：受刑者被固定住，机器在他身上刻上判决，十二个小时后，他踏上了黄泉之路。如果卡夫卡今天来写这部小说，他所说的机器一定是健身器械。机器在受害者身上纹的也不再是判决结果，而是一行行数字：多少卡路里，多少英里，多少瓦特，多少圈。

现代健身让你承认，你的身体里有一台机器在运作。除了现代健身房以外，没有什么能让人相信我们还怀念着工厂的工作。通过健身房，我们把工业时代残留下来的机械搬到了休闲生活当中。关键的一点是，机器必须简单。那些斜面、杠杆和滑轮是早期技术进展的缩影。我们通过观察和理解就能使用这些元素，它们对我们也不危险。它们已经远离了原来的位置，不再发挥原来的作用。它们只是过去的必需品留下的遗迹。

今天，我们已经预设我们的大脑就是一台计算机。一个机械人的形象，无论在笛卡尔的意义上，还是在拉美特里的意义上，都具有古老的、令人尊敬的品质，就像医务室墙壁上挂着的泛黄的海报。血压是水力学，力量是机械学，营养是内燃过程，四肢是杠杆，关节是滚珠和承窝。

健身界不会明确宣告我们是机械人这样的概念。科学认为，我们已然如此。健身界所要表达的是一种意志：对每一个个体来说，我们都要去发现并管理好自己身体里的机械性过程。

我们进行健身这样艰苦的劳动，完全是出于自由，不是为了任何立等可取的好处。健身器械给予我们一种更高的控制力，使我们能够测试自己的身体。我们不假思索地代入了这一新需要，而掩盖了进行这样的劳动的原因。健身是没有选择的。这关乎生命本身的责任，只有自我毁灭的人才会忽视这种责任。

健身房运动使生物性生命成为社会景观

在健身房里你能亲眼见到人们对基本生物过程的自我控制，而其他与此相关的一切活动都属于私人领域。于是，就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健身不留在私人领域？它本可以与别的类似过程一样，待在家里：吃饭，睡觉，拉屎，清洁，打扮，打飞机。

正在锻炼的人们，你们在健身房墙上的镜子里看到了什么？那是一张张写满了痛苦、泪水和高潮的脸庞。但你们丝毫不掩饰自己的表情。你们重复着残酷的劳动，呻吟，愤怒，呼喊。你们穿着不成形的莱卡紧身衣。这些衣服隐隐透着生殖器和乳房的形状，夺人眼球，但从不承认自己正在性诱什么人。

虽然“健身房”（gymnasium）这个词是从希腊人那里来的，我们现代的健身房却丝毫不具有他们的精神。古代制度下的体育运动是公开的，带有竞争性。其时运动场所与我们现在的拳击馆类似，唯一的不同是，那里也是成年男性聚集起来观赏最好看的男孩子的地方。在这个促进年轻人系统教育的高贵之所，成年人展开非正式辩论，塑造智识上的交际能力。区别于显性的政治，gymnasia成为了西方哲学的发源地。

在现代的健身房当中，苏格拉底与逍遥学派的方法都不会获得什么支持。现代的我们在健身房所做的，是无声的私事。希腊人会把他们真正隐私的活动放在家庭里。汉娜·阿伦特曾将希腊人这种家庭和公共世界之间明确的区分，看作一种普遍事实的象征：维持赤裸生命的活动，必须要在其他人的视野之外完成。

我们的健身房其实更应该叫做“健康俱乐部”，只是这个俱乐部并不是为了成员之间平等交流而设置的。这是一个原子化的空间：虽然人们在众目睽睽之下从事过去属于私人范围的活动，但寂寞孤独的身体还是按照它在私人空间中的样子行事。换言之，现代健身房运动将生物性置于陌生人的非社会性陪伴之中。你和其他人共处一室，但不应该去注视别人，就像坐电梯时，人们期待你目不斜视。

这像是对我们从必然性中解放的惩罚。一个将私人自由和休闲作为其主要的实质的社会，造成的结果竟是一系列身体的自我调控。这些调控，把我们生物性生命的最后残留，带到了聚光灯下，成为了一种社会景观。

健身房就像一家人们自愿前往的医院

现代健身中真正必不可少的装备是数字。我们计算着一个人能举起的重量，计算着跑步的距离，也计算着锻炼的总时间、心率提高的程度。要确认一项活动是不是现代健身，最简单的反证法便是：在没有计数或测量的情况下，这项活动还能不能有意义地完成？在健身当中，人们能够感受到，身体就是代表能力的数字的集合。

我们如何鼓起勇气作为一组数字存在？在健身房或者跑道上，你获得了一种令人焦虑的自由——你可以计算自己了。令我们庆幸的是，这些数字是我们能够改变的。只要有足够的意志力和充分的自制力，或者说，有能够让我们遵从规则的能力，我们就能改变自己。

健身房就像一家人们自愿前往的医院。这家医院的工作人员同时也是它的病人。自我测试成了我们的第二自然。你变成了这些数字的神奇组合，它们也成为了你自由的一方面。有的时候，它们成了你最重要的自由，甚至比你的思考和梦想占据更高的地位。你发现你竟然可以成为如此高的数字，如此不朽。你这个肆意挥霍的人啊，你将获得永生。你永远会保养得这么好。

即便身体没什么实际变化，健身也能让你“感受”健康

人们将健身的责任看作是绝对的。这样看的正当性在于，健身有利于健康。计数的习惯，又使得健康具有一种精确的经济特征。它决定了一个人所期望的生命长度。

今天，我们的确可以更持久地保养我们自己。保养自身的方法既廉价，又可靠。但是并没有人在我们死后会继承我们的健康。保养生命所花的时间随着身体的消失而消失了。

在我们当前的看法里，一个不健身的人就是在慢性自杀。他对自己的生命不负责任，因此我们开始觉得他的行为导致了他的死亡。不健身的人和那些身体不好的人，比如走得很慢、年纪很大、生活毫无希望和贫困的人，都归为一类。我们问道：“难道你们不想‘活’吗？”他们的任何回答都不能使我们满意。

让我们想象这样一个社会，其中的人们认为，感觉可以被耗尽。看多了鲜活的事物，视力就会恶化；听多了激烈的声音，听力也会恶化。那么，这个社会的成员会在最饱和的颜色、最迷人的声音上用光自己的感受力吗？还是他们会一动不动，闭上眼睛，封起耳朵，守着剩下的感受存量？同样地，我们也认为，我们的日常生活并不是过完的，而是被年龄不公正地吞噬掉了。我们把极端的健康经济学与享乐社会的极端物质主义满足结合在一起，通过将人生更好的一部分投入到生命保养之中，我们追逐跨度更长的、延迟了的舒适和幸福。

对一个统计学意义上的你来说，锻炼的确能让你在每个年龄段的死亡概率降低一些。但更重要的是，健康能给你带来非同寻常的感受。今天最狂热的一部分健身者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追求不同的感受和不同的状态。运动是必需品，你晃动身体，把躁动不安变成活力。你不断评估自己目前的健康程度，在满足和失望之间往复——这取决于你吃了什么，喝了什么，运动了多久，什么时候运动的，运动的时候感觉如何，以及，你做的这些与健康节目里最新推荐的生活方式的关系如何。即便身体没什么实际变化，你也可能觉得自己更健康了。但是，感受是不能持久的，它总是需要更多的投入。这就可能是心理上的“人的生命的医疗化”，这比任何医生给你做的身体检测都更重要。

每天健身还有一个不那么体面，但更加有力的理由：变瘦。女人将身上的脂肪层去掉，为了变成极其纤细的样子。社会审美认为，女演员就要是皮包骨头。男人也想让自己瘦下来，但更重要的是练出一些肌肉：二头肌、胸肌、大腿。他们需要唤醒这些没有其他世俗工作能够激发的肌肉组织。这是一项关于扩张和发现的任务。

减肥和增肌的逻辑，运作在一个残酷的加速消耗的体系之中。每个人都会死，但是没人在一生中必须塑造出好身材。于是身材一旦开始走样，就比死亡更难以接受。每个健身者都知道，身体增重的趋势是道德沦丧的物理表现，身体变软的趋势是缺乏自制的体现。在这个丰裕的时代，我们发现，营养让人变胖，而不是变充沛，开心的事情让人变松弛，而不是变满足，只有厌食症患者才有停止进食、迎接死亡的意志力。

一些年轻女性认为，性吸引力是值得维护的真理。她们要求成年人在外表上呈现出少年的样子，使青春常驻。身体本身——而非衣着、才智或魅力——成了性感的所在。然而，我们的社会未必会这么认为，于是，她们便想象出了一群不存在的观众。最可悲的是，她们还相信一个更好的身体会使一个没人爱的人获得幸福。

刚过了上大学年纪的女性是现代健身的先锋部队。作为健身模范的二十二岁女生，处在矛盾之中：她还没有变得不值钱，但是她知道自己的命运。她立即开始在保持身材的竞赛中力争上游——这种身材绝不能有一点点多余的肉。年轻女性吸烟比例的上升与去健身房健身比例的上升构成了一种巧合，而公共卫生部门只担心前者，不担心后者。二者都能令人愉快——在色情的意义上，而它们的目的都不是为了健康或延年益寿。

瘦的教条导致了一种激进的幻想：拼命健身。当健身者不再考虑健康，对瘦的追求会让他或她不顾一切地牺牲自己，产生趋向死亡的健身视角。有意思的是，健康最终作为对这样的行为的制约而回归，否则这种行为会变成对自己身体赤裸裸的攻击。

即便有了健康的制约，这样的攻击可能还会在心理上继续。它对人体发动一股仇恨的暗流，因为人体不断让你投入的劳动付之东流。一个人一百二十磅（约一百十斤）的体重变成了西西弗斯的石块。可恶的身体如果是一个战场的话，那么这种战斗在减肥阶段还能产生永不停息的乐趣，只是很快人们不得不面对重新变重的挫折。

去健身房的人是唯一的福音传播者

健身的一个神秘之处是，有一种劝服他人的冲动伴随着它。健身者总是热忱地希望其他人能共享他们的经历。为什么一个人健身，其他人就必须健身呢？

不会有打棒球或打冰球的人要求其他人都来打。去健身房的人是唯一的福音传播者，他一直在敲你的门，让你意识到那个让他不得安宁的力量。你也必须健身。尽管他在担心你能不能得到拯救，但是他已经在你前面，散发着领先者的光辉，他是被上帝选中的人。

跑步是最狡猾的，因为这种方式把催促人们健身的力量带出了健身房。健身房里默认的契约是，所有人都同意各自活动，互不关注。而跑步者的速度及其自恋的强度污染了走路、思考、交谈和日常交流的空间。他可以通过公开对人们挥汗来反对社交和孤独。

毫无疑问，健身是不能被分享的，这刺激出一种独特的孤独感。当健身真的被分享，且互相可见，它总是接近于体育或艺术，开始走向自己的反面。而当健身在自己家中进行，它会恢复一些属于自我私人技巧的、偏离常态的自由。于是，纯粹的现代健身范畴既不关乎创造性的再生产过程（像在一般活动里那样），也不关乎纯粹的孤独的发现（像在私人怪癖里那样）。它追求的是一种重复的理念。健身中的重复让你用自己的身体复制别人的身材和能力，没有任何新的发明，没有与他人的交流。

事实上，在健身中，“你”和“你的身体”是不是一回事，是个令人困惑的问题。一方面，健身似乎通过共享劳动使健身者等同于其身体，但另一方面，它似乎又让健身者与他们必须照顾、管理的身体变得疏远。时尚史家指出，女性虽然脱掉了中世纪的紧身胸衣，外在地释放了自己，但却在不断调节胸腹肌肉、节食和健身的过程中，穿上了一件内在的紧身胸衣。尽管健身者对他的自我下手，但这个自我始终等同于可见的表面。尽管他锻炼自己的身体，但重复使这个身体始终变成任何人的身体。

健身者的盲从是一种最坏的盲从实践。但健身本身则将医药和性诱的准则进一步推向极致。只有在健身房文化当中，超重才成为“第二大死因”，而不是一个与心脏病、癌症、器官衰竭共变的、相对的指标——过去，这些疾病才是我们的杀手。只有在健身房文化当中，过去被认为是令人厌恶的身体特征，才成了性感的标志。今天，健康和性是我们求索真理的地方，所以社会新造的理想，必须冠以“医学发现”或“永久的、‘进化的’人类欲望的揭示”的名义。健身房运动的技术能力驱动着社会理想和社会需求。

生物过程的社会化使人们对未经形塑的身体感到羞耻

上述批判是不是意味着对身体的憎恨？恰恰相反。

健身房运动的风气湮灭了人类与他们自己身体之间的安全边际。相较于前健身房的过去，在现下这个生物暴露的环境中，男男女女似乎对自己实际的身体愈加感到羞耻。在健身时代，走火入魔和自憎自恨不降反增。

女性主义者一度将在他人面前展示生物性的转换过程视为其目标，因为父权制诋毁自然身体，使生物过程成为耻辱和自卑之源。但近来兴起的种种暴露形式并不等同于女性主义关于无条件身体的解放。父权制使生物性成为一个负面的奇观、一种必须隐匿的污秽。健身的风气则使它成为一个正面的奇观、一种必须显露出来的竞争性魅力。于是，“爱身体”的修辞便可能被误用。如今，人们愈发难以抵抗这样的前景：在新的既非公开又非私人的规训状态下，人实际的身体和生物性过程可能在每个时刻都昭然若揭。想要抵抗暴露，或者想把健康、身体、性兴奋和自我调节从社会场景中撤出，则成了倒退和道德缺陷。

一旦身体受制于这种生物过程的社会化，身体蒙受的屈辱就不再根植于显和隐、自然的和羞耻的、性理想和身体现实的区分，而是根植于这种更深的罪恶之中：即仅仅作为未受调控、未经形塑、不性感、不健康的人存在着。

健身对公共性的危害

我们的实践使我们的内部成为外部。我们隐匿的肉身成了公开的招牌。私人的关于身体健康的医疗真理，成了精神上的自我关注。甚者，在陌生人和熟人面前的公开行动，失去了其在公民的活经验中的重心，它被公开的健身活动取代，就像演讲让位于生物性奇观。

健身使你在两场比赛中获得优势地位：一场是关于长寿的比赛，一场是关于性的比赛。面对必死的命运，去健身房的人相信他是健康的代理人——事实上，他让自己变成了一个更完美的病人。面对性的斗争，去健身房的人辛苦地谋求着有利条件，但这只会使后续竞争愈演愈烈。

去健身房导致了以下这些后果：首先，某种意识泛滥成灾——这种意识拥有一个写满数字、经过调节的身体；其次，因为对生命无穷无尽的保养，人们从生活中分心；最后，也最关键的是，一种公共/公开感被抹除了，那些人们可以集体公开去做的事，连带着私隐的最后一块处女地被抹除了，以致于在所有的地方，总会看到生物性的生命——不论好坏。

我们孜孜以求的“瘦”成了精神的。这不是我们想要的未来。一位健身者走下跑步机，他皮肤下面感到的刺痛只是他新的自我、他化约了的实存，这痛从内到外地刺破了关于他现在是谁的真理。

（原文载2004年N+1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