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非虚构大赛｜扶霞、钱佳楠：在厨房、餐桌、街头捕捉世代

作为首届Sixth Tone英文非虚构写作大赛的衍生活动，2021年12月9日，第六声邀请了扶霞·邓洛普（Fuchsia Dunlop）和钱佳楠两位作家评委，以美食、家庭、“世代”为主题， 举办了一次涉猎广泛的英文对谈。

本次跨越三个时区的线上对话，共吸引了近300名来自美国、英国、加拿大、马来西亚、日本、新加坡等23个国家的观众实时观看、参与互动。不少观众表示，两位嘉宾的生动分享激发了他们的写作动力和灵感，他们也得以通过活动对写作大赛有了更好的了解。

扶霞·邓洛普：我受邀来讲一些关于中国代际变化的观察。我1992年第一次来中国，1994年去成都居住。我的书《鱼翅与花椒》的读者反馈里，让我又意外又感动的是，我所熟知的90年代的成都，那些老街巷和摊贩，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已然成为一种逝去的、怀旧的意象。

说到食物，过去三十年中国最显著、也最剧烈的变化是从稀缺到丰裕，甚至有了走向大量浪费的迹象，比如2型糖尿病之类与饮食紧密相关的健康问题——这在西方国家早已十分普遍。中国对这种浪费是警觉的，官方已经发起了反对铺张的号召。我记得特别清楚，有次在北京吃饭，餐馆餐桌上有张小卡片，画着一碗米饭和一位农民田间劳作，配上唐朝诗人李绅的《悯农》，我恰好有本书就用了这个标题（Every Grain of Rice）。

中国人的厨房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我去朋友家做客，比如我在大学里的老师，当时她的厨房十分简朴，没有装饰，只是个做饭的功能性的空间。现在，我一些朋友住进的新公寓里都会配备温馨华美的厨房。和朋友在厨房里闲聊也很舒服自然了。另外，过去没有烤箱，现在有些厨房已经有了，这样可选的食谱也更全球化，比如西式烘焙之类。我常在微信上和我的朋友兼翻译何雨珈互开玩笑，发我们做的食物照片，她会把她在成都用烤箱做的西式蛋糕和饼干拍照发给我。家庭烹饪的地位、特征都已经发生了巨大改变。

另外，现在中国的外来务工人员住在城市里，孩子们留在乡村。这完全改变了传统家庭饮食文化的语境，因为家里通常是爷爷奶奶给孙子们做菜，却没有把相关的技能和知识传给爸爸妈妈这一代人。

城市里其实也一样，经常是爷爷奶奶给小孩张罗饭菜，中间一代不会学习如何做饭。我很多朋友就是如此，他们没有从上一代学习和传承做菜技能和饮食传统。我发现，很遗憾，中国的年轻人在极大的学习和竞争压力下，没有时间休闲、娱乐，没有时间了解食材、烹饪的。

我觉得这里部分原因是，做菜烹饪的职业在中国不太被人看得起。自从我的书中文出版以来，在采访里我常被问到，作为剑桥大学的毕业生，我决定不再追求学术，而是写和食物相关的书，父母是怎么想的。

有位记者还问我，我是如何在心理上接受这种地位下降的。真的是挺奇怪。

扶霞·邓洛普。摄影：Anna Bergkvist。

另一饮食方面的代际变化，跟我上面谈到的也有关。刚来成都时，这里的食物新鲜又健康，我非常吃惊，尤其是这里人们吃的肉比英国和美国人少得多。通常的做法是，把一整块肉——只够一个美国人吃一顿的那种——切成小块，和蔬菜炒在一起，够好几个人吃。肉像是一种调料，而非主菜。人们会吃很多健康的谷类和蔬菜。但现在中国人吃肉、鱼和海鲜也越来越多，好吃是当然的，但对环境其实很不友好。像西方，美国人、英国人这种太多肉食的生活方式，是很不可持续的。

西方人问，我们怎么能少吃肉？ 怎样才能吃得既美味又健康，还不给环境带来压力呢？其实中国的传统里是有这方面答案的。讽刺的是，年轻一代可能已经忘记了，或者并不在乎把它传承下来。

我再说最后一点，关于川菜。论健康、美味，川菜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家对川菜的刻板印象是它们非常辣，但实际上在90年代的传统成都菜里，尤其是家常菜，是很注重膳食平衡的。要做麻婆豆腐，一般会配清淡的汤，炒一点蔬菜，非常健康。

钱佳楠：我必须得说，在我成长过程中，妈妈坚决不让我下厨房学做饭。也许就像扶霞所说，她想让我心思都放在学习上。这个决定其实还有一个很女性主义的面向，就是她担心如果我学会了做菜，以后可能就会顺着社会期待成为家庭主妇。

我第一次写小说是在爷爷去世之后。我非常敬爱他。尽管那时我已经是大学生了，中国的传统葬仪依然让我很困惑。

一位我从未见过的人冲到灵枢前，哭天抢地，仿佛是这个家的亲密一员。我当时不太理解这种表演性质的做法，就试着去弄清楚。幸运的是，这些小故事帮助我获得了母校的小说奖项。也就是那个时候，我知道我可以写作。

但其实我写非虚构更早，起源也更有趣。第一篇叫《打鼾》。没错，标题就叫这个。那时我才10岁，当然也没有发表，纯粹为了好玩。那个夏天我去了外婆家，有天早上我醒来，突然想描绘一下这个家里每个人是怎么打鼾的。

故事带给我们情绪的起伏，这些情绪最后凝结成亲情的纽带。也让我更好更深入地去体察家人。我直到二十多岁，都还是我妈妈帮我洗头。她并没有溺爱孩子的习惯，但这件事她做了很久。那时我不明白这有什么不寻常，因为我们住在上海一间一居室的公寓里，没有淋浴房，洗头都用厨房的水槽解决。热水器又老又坏，水温也不稳，妈妈帮忙摸摸温度是很自然的。后来我才知道，其实外公直到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都还在给我妈妈洗头发。我也这才发现洗头发其实是妈妈表达爱的方式。我自然就更懂得珍惜了。由此我也意识到，故事可以让逝去家人的记忆更恒久。

钱佳楠。

我20多岁开始发表小说，非虚构则成为我拓展生活和观察的边界的方式。我的父母曾深受90年代国企下岗的影响，我曾经在数年间断断续续采访了一些下岗职工。

由下岗潮引发的背井离乡打工淘金，让我从那时起，就开始格外关注迁移的人。无论在中国还是美国，我都像个局外人。如果不是在美国生活过，我对家乡的观察就很难有新的参考系。在美国，当地人认为稀松平常的事，却可能会让我觉得很值得探究。

我对世界和人性仍然充满着好奇。每一天都真的会有惊喜。仅仅在街上闲逛、与人交谈，你就能捕捉到无尽的趣味。同时也按捺不住与读者分享的冲动。

第六声：你们各自选了哪三个与“世代”相关的词？

扶霞·邓洛普：烹饪、传承和餐馆。

烹饪自不消说。餐馆，很多西方人认为最初出现在18世纪的巴黎，但其实早在中国宋朝的杭州和开封就有了，文化根源上是非常中国的。

传承，不仅仅是指菜谱或是做菜技艺的传承，还包括比如老字号，像晚清成都出现的陈麻婆豆腐，经历了国有化，再私有化，传承至今。

钱佳楠：我的三个关键词是：家、纽带和夙愿。

前两个其实还是延续前面提到的。比如每到重要的时候，妈妈都会做一桌喜庆的菜。上海有道很有名的菜，我也很想念，叫四喜烤麸，其实大概就是四道面筋，寓意祝福。逢年过节，或是每逢大考，她一定会做这个。而且绝不能由黄鱼，因为俗话讲“黄鱼脑袋”，意思是脑子不好使。

夙愿也是关键词，尤其是最近几十年。我爷爷那一代经历过战乱，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每个人都能安然无恙，当时能实现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对我父母来说，他们的夙愿是去上大学，但他们都没能实现。所以他们才坚定地要我考学。这应该能够代表很多我这一代和我们父母辈的共同心声。

第六声：可否再分享一些有关跨文化写作的经验？

扶霞·邓洛普：佳楠刚刚谈到了局外人视角，这个我很有共鸣。我的文字本来是面向西方读者的，但现在许多中国读者说，我的作品让他们了解或注意到中国饮食和文化的一些东西，很多他们已经淡忘了。

20多年以来，我大部分时候都是所在场合唯一的外国人，说的也不是母语。直到现在实际上还是挺困难的。而且，混在厨师里，我还经常是唯一的女性。很有趣，也很有挑战性。

比如说，中国有很多与食物和烹饪有关的词汇是无法翻译的，英文中没有对应。真的没有。举例来说，中文里的“口感”这个词。《鱼翅与花椒》里就有一章叫“嚼劲”。中国人在意口感的细腻丝滑，而西方人一般认为这种比较恶心。所以英文中用黏滑、油腻、油滑来形容，听起来就不舒服。

对我来说，写中国菜肴的难点，是要从爱和情感出发，写得俏皮有趣，用“嚼劲”这类词开西方读者的玩笑。同时也让他们了解到，食物还可以从新的视角来品鉴。不妨尝试着去接触。

钱佳楠：六年前，我对写作产生了疲倦感。我那时在一所国际高中教书，工作稳定但生活其实十分干瘪。我觉得似乎开始重复自己了，一切都索然无趣。我尝试了一些办法，比如去上海不同的街区探索，最终也没有起到想象中的效果。

所以我决定做个实验，搬去美国，用英文写作，看看能走多远。

有时候，爱荷华写作工作室的同学会说，“我们为什么要关心你作品里的文化背景和历史？ 不要按着我学那么多历史。”但如果我不解释文化背景，读者是无法真正理解其中妙处的，对吧？这方面我还在学习，如何讲写得有趣，把重点更多倾斜给故事本身、人物本身。

我在爱荷华认识的一位很厉害的朋友曾说：“写作，要写到一个让读者不得不在乎的境界，一个让读者发自内心觉得，我应该在乎的境界。”

自那以后，这句话就像一句秘诀。我要用我的文字打动读者，让他们在乎。

Sixth Tone英文非虚构写作大赛详情：https://interaction.sixthtone.com/feature/2021/Writing-Contest/index.html#/submission

翻译：Simon Tang

编辑：智煜